13，四郎
台北的剧院演出“四郎探母”，我特别带了槐生去听——那时，他已经八十岁。
不是因为我懂这出戏，而是，这一辈子我只听槐生唱过一首曲子。在留声机和黑胶唱片旋转的时代里，美君听周璇的“月圆花好”、“夜上海”，槐生只听“四郎探母”。在破旧的警官宿舍里，他坐在脱了线的藤椅中，天气闷热，蚊虫四处飞舞，但是那丝竹之声一起，他就开唱了：
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我好比浅水龙，困在了沙滩……
他根本五音不全，而且满口湖南腔，跟京剧的发音实在相去太远，但是他嘴里认真唱着，手认真地打着拍子，连过门的锣鼓声，他都可以“空锵空锵”跟着哼。
遥远的十世纪，宋朝汉人和辽国胡人在荒凉的战场上连年交战。杨四郎家人一个一个阵亡，自己也在战役中被敌人俘虏，后来却在异域娶了敌人的公主，苟活 十五年。铁镜公主聪慧而善良，儿女在异乡成长，异乡其实是第二代的故乡，但四郎对母亲的思念无法遏止。有一天，四郎深夜潜回宋营探望十五年不见的母亲。
卡在“汉贼不两立”的政治斗争之间，在爱情和亲情无法两全之间，在个人处境和国家利益严重冲突之间，已是中年的四郎乍然看见母亲，跪倒在地，崩溃失声，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就是，
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
我突然觉得身边的槐生有点异样，侧头看他，发现他已老泪纵横，哽咽出声。
是想起十五岁那年，一根扁担两个竹篓不告而别的那一刻吗？是想起大雪纷飞，打碎了一碗饭的那一天吗？是想起那双颜色愈来愈模糊的手纳的布鞋底吗？是 想到，槐生自己，和一千年前的四郎一样，在战争的炮火声中辗转流离，在敌我的对峙中仓皇度日，七十年岁月如江水漂月，一生再也见不到那来不及道别的母亲？
一整出戏，他的眼泪一直流，一直流。我也只能紧握着他的手，不断地递过纸巾。
然后我意识到，流泪的不只他。斜出去前一两排一位理着平头、须发皆白的老人也在拭泪，他身旁的中年儿子递过手帕后，用一只手从后面轻拍他的肩膀。
谢幕的掌声中，人们纷纷从座位上站起来，我才发现，啊，四周多得是中年儿女陪伴而来的老人，有的拄着拐杖，有的坐着轮椅，有的被人搀扶。他们不说话，因为眼里还噙着泪。
中年的儿女们彼此不识，但在眼光接触的时候，沉默中彷佛交换了一组密码。散场的时候，人们往出口走去，但是走得特别慢，特别慢。
第二部 江流有声，断岸千尺
14，夏天等我回来
那天，在香港机场送你回欧洲，飞力普，你说，嘿，你知不知道，香港机场是全世界最大的什么？
最大的什么？机场面积？载客运量？每分钟起降频率？香港机场是我最喜欢的机场，但是，它是最大的什么？
“它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张屋顶。”你说。
真的喔？没这样想过。于是我马上停下脚来，仰脸往天花板看，还真想干脆在那干净明亮的地板上躺下来看，就像晚上躺在篮球场的平地上看星星一样。
我的儿时记忆中，也有一个大屋顶。那是一个直通通的大仓库，在我七岁小女孩的眼光里，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屋顶了。
里面住着数不清的人家，每一家用薄薄的木板分隔，有的，甚至只是一条肮脏的白被单挂在一条绳子上，就是隔间。两排房间，中间是长长的通道，男人穿着 磨得快要破的汗衫，手里抱着一个印着大朵红花的搪瓷脸盆，趿着木屐，叭搭叭搭走向仓库后面空地上的公用水龙头。女人在你一低头就看得见的床铺上奶孩子，床 铺下面塞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大一点的孩子一旁打架、互相扭成一团，小一点的在地上爬。
下雨的时候，整个仓库噪声大作，雨水打在一定是全世界最大张的铁皮上，如千军万马狂杀过来；屋子里头，到处是碗、盆、锅、桶、瓮，接着从屋顶各处滴 下来的水，于是上面雨声奔腾，下面漏水叮咚，婴儿的哭声、女人的骂声、老人的咳嗽声，还有南腔北调的地方戏曲，嗯嗯唉唉婉约而缠绵，像夏夜的蚊子一样，缭 绕在铁皮顶和隔间里的蚊帐之间。
一个头发全白、黑衫黑裤的老婆婆，坐在小隔间门口一张矮凳子上，一动也不动。经过她前面，才发现她眼睛看着很遥远的一个点，不知在看哪里，你感觉她整个人，不在那儿。
那是高雄码头，一九五九年。
我知道他们是“外省人”，和我家一样，但是，我都已经上一年级了，我们已经住在一个房子里了，虽然只是个破旧的公家宿舍，而且动不动就得搬走，但总是个房子，四周还有竹篱笆围出一个院子来，院子里还有一株童话书里头才会有的圆圆满满大榕树。
这些用脸盆到处接漏雨的人，他们是哪里来的呢？为什么这么多人、这么多家，会挤到一个码头上、一下雨就到处漏水的大屋顶下面？他们原来一定有家——原来的家，怎么了？
然后我们又搬家了，从高雄的三号码头搬到一个海边的偏僻渔村。我们住在村子的中心，但是村子边缘有个“新村”，一片低矮的水泥房子，里头的人，更 “怪”了。他们说的话，没人听得懂；他们穿的衣服，和当地人不一样；他们吃的东西，看起来很奇怪；他们好像初来乍到，马上要走，但是他们一年一年住了下 来，就在那最荒凉、最偏远的海滩边。他们叫做“大陈义胞”。
到了德国之后，你知道吗，我有个发现。常常在我问一个德国人他来自哪里时，他就说出一个波兰、捷克、苏联的地名。问他来到德国的时间，他们说的，多 半在一九四五到五零年之间，喔，我想，原来德国有这么多从远方迁徙过来的人，而且，他们大移动的时间，不正是中国人大流离、大迁徙的同时吗？
你对这问题，并不那么陌生。记得我的好朋友英格丽特吗？
就像华人会分散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美国或拉丁美洲一样，德人几世纪来也分散在苏联、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一九四五年一个冰冷的冬天，十岁 的英格丽特，看着爸妈把珠宝缝进腰袋内侧、把地契藏在小提琴肚子里，用棉衣裹着几个祖传的瓷器，一个大铜锅用棉被包着，装满了一辆马车，一家七口上路，离 开了世代居住的波兰。沿着一条泥土路，车队和扶老携幼徒步的人流，远看像一列蜿蜒的蚁群。
快出村子时，看到熟悉的老教堂了，英格丽特说，包着黑色头巾的祖母无论如何要下车，而且固执得不得了，不准人陪。祖母很胖，全家人看着她下车，蹒跚推开教堂花园的篱笆门，走进旁边的墓园，艰难地在爷爷的坟前跪了下来。
祖母怎么就知道，出了村子就是永别呢？英格丽特说，我们都以为，暂时离开一阵子，很快就回来——那块土地和森林，我们住了三百年啊。就在我爸催促着 大家出门的时候，我找到了一张卡片，写了几个字，然后从后门死命地跑到米夏的家——到他家要穿过一片布满沼泽和小溪的草原，把卡片塞进他家门缝里，再冲回 来，跑得我上气不接下气，我爸看到我直骂。
我给米夏写的就几个字，说，“夏天等我回来”。
事后回想，好像只有祖母一个人知道：这世界上所有的暂别，如果碰到乱世，就是永别。
战胜者惩罚战败的德国，方式之一就是驱逐德人。一九四五年，总共有两千万德人在政治局势的逼迫下收拾了家当，抱起了孩子、哄着死也不肯走的老人，关了家门，永远地离开了他们一辈子以为是“故乡”和“祖国”的地方，很多人死在跋涉的半路上。
一九四六年十月，终战后短短一年半里，九百五十万个难民涌进了德国，到了一九四九年，已经有一千两百万，难民几乎占了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也就是说，街上走过来的每第五个人，就是一个“外省人”。
英格丽特跟我谈童年回忆时，我总有点时光错乱的惊异：带着“奇怪”德语口音的“外省人”从东欧流亡到西德，怎么住进大杂院、怎么被在地的同学们取 笑、怎么老是从一个阁楼换到另一个阁楼、从一个学校换到另一个学校、父母总是跟一撮波兰来的潦倒同乡们在便宜的酒馆饮酒、用家乡话整晚整晚扯过去的事，说 来说去都是“老家如何如何”……
英格丽特的祖母，到了西德的第二个冬天就死了。英格丽特自己，一生没和波兰的米夏重逢过。
15，端午节这一天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日，解放军已经包围青岛，国军撤离行动开始。十万大军，衔枚噤声疾走，方向：码头。几十艘运输舰，候在青岛外海。风在吹，云在走，海水在涌动。
英国驻青岛总领事习惯写日记。他记载这一天，不带情感，像一个隐藏在码头上空的录像机：
刘将军大约在九点四十五分启航，留下了两千人的部队在码头上，无法上船。爆发大规模骚动。
10:30 共产党进入四方区。
12:00 共产党抵达码头，占领海关，骚动立即终止。
13:30 更多共产党穿过高尔夫球场……
14:00 得报告，两千被遗弃之国军强迫一挪威籍运煤船载送国军离港，本领事馆居中协调，与该国军指挥官谈判，拖延谈判时间，以便共产党有足够时间进城，问题自然解决。
16:00 共产党占领中国银行与中央银行。
16:30 共产党从四面八方涌入青岛。
18:15 共产党占领政府大楼，但尚未将国旗降下……显然他们没想到占领青岛如此迅速，他们人还不是太多。
这是不可思议的安静、和平的占领。
在刘安琪将军的指挥下，青岛撤出了十万国军和眷属。六十年后，到高雄小港机场搭飞机的人，如果有时间在附近走一走，他会发现，机场附近有青岛里、山东里、济南里……
国军第二被服厂从青岛撤到高雄，马上在高雄小港重新设厂。山东逃难来的妇女，不识字的母亲们和还裹着小脚的奶奶们，只要你背得动一包十件军服的重 量，就可以去领上一包，在工厂边上席地而坐，然后在一件一件军服上，用手工钉上一颗又一颗的钮扣。天真烂漫的孩子在母亲和奶奶们脚边戏耍，也在他们一针一 线的穿梭中，不知忧愁地随着岁月长大。这样的巷子里，从巷头走到巷尾，听见的都是山东的乡音。今天你在那附近走一趟，还会看见很多老婆婆的手指关节都是粗 肿弯曲的，你知道她们走过的路。
以“苋桥英烈传”和“路客与刀客”两部影片得过金马奖、拍过两百多部纪录片的导演张曾泽，这年才十七岁，刚刚加入了青年军陆军独立步兵第六团，就上 了青岛前线。跟部队行军到青岛郊外，发现青岛郊外四周密密麻麻全是防御工事，铁丝麻袋遮盖着大大小小的军事掩体，坟，都被挖空，变成伪装的洞穴和壕沟。
枪声从四方传来，像冬夜的鞭炮。他知道，部队要“转进”了。
少年曾泽匆匆赶回青岛市中心的家，去拜别父母。一路上街道空荡荡的，像个鬼城废墟，不见行人，所有的建筑门窗紧闭。到了自家门口，父母亲从楼上下来为他开门，就这样站在门口，生离死别，反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后来拍片的故事里，常有无言的镜头。
我看看父亲，他一向是个很严肃的人，他，站在那里看着我一直没说话，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我只注意到，父亲的嘴唇都起泡了。站在父亲后 面的母亲频频拭泪，站在母亲身旁的弟弟则楞楞地看着我。就这样，我与家人没说一句话就分手了——这一离开就是四十年，这也是我见到父亲的最后一面。
一九四九年六月一日，穿着一身戎装的国军张曾泽，匆匆辞别父母，然后全速奔向码头，跟他的部队搭上“台北轮”。张曾泽清清楚楚记得，上船那天，正是一九四九年的端午节。
那也是诗人管管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日子，一九四九年的端午节。十九岁，他在青岛。管管有首诗，很多台湾的中学生都会背：
荷
那里曾经一湖一湖的泥土
你是指这一地一地的荷花
现在又是一间一间的沼泽了
你是指这一池一池的楼房
是一池一池的楼房吗
非也，却是一屋一屋的荷花了
很多高中教师，试图解析这诗，总是说，这诗啊，写的是“沧海变桑田”的感慨。
那当然是的，但是，如果你知道什么叫做一九四九，如果你知道，一九四九端午节那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读这首诗的时候，大概会猜到，管管这个用心写诗、用身体演戏、用手画画的现代文人，在“荷”里头，藏着很深、很痛的东西。
那一天，十九岁的、乡下种田的管管，发生了什么事？
我约了管管，说，“来，来跟我说那一天的事。”
我们在台北贵阳街的军史馆见了面。他还是那个样子：八十岁的高大男子，长发扎着马尾，背着一个学生的书包，讲话声音宏亮，手势和脸上表情的真切、用语遣字的生动，不管他在说什么，都会使你聚精会神地盯着他看，认真地听，就怕错过了一个字。
我们坐在军史馆里八二三炮战的一个交互式的模拟战场上，他靠在一管模拟山炮旁，我盘腿坐在一堆防御沙包上，我们面对面。他说得激动时，身体就动，一 动，那管山炮就“碰”的一声，开炮了，把我们都吓一跳。他就把身体稍稍挪开，继续说，但是过一会儿，又“碰”的一声炮响——他又激动了。
我们的谈话，就在那“炮声”中进行。
16，管管你不要哭
龙：管管你山东青岛的家里本来是做什么的？
管：父亲是卖馒头的，对，卖馒头……那时豆腐已经不卖了。
龙：说说被抓兵的经过。
管：我们那个村落叫田家村，在青岛的东边，现在已经变成青岛市的一部分了。有一天，突然有人叫“抓兵来了！”
我妈叫我快跑。她给我做好了一个饼子，就贴到那个大铁锅的那个饼子，就是豌豆面、玉米面等等和起来，加上一点弄黏稠的饼，还是热的咧。我包在一个洗脸的毛巾里面，束在腰里，就跑了。
那天跑出去二十多个人。村的东北角就是山，我经常出去砍柴最常去那个山。
我这一生十九岁离开家，替我父亲母亲效劳报恩哪，最后两年就是去砍柴。
龙：家里很穷？
管：穷得没粮食吃。逃到山上去以后，年轻的我就把那个饼给吃了，突然“砰”一枪打过来，大家都四窜而逃。这一跑我们就四个人躲在一块麦地了，也不敢起来。
我肚子饿了不敢进村去啊，所以我们就从中午躲在麦地里边一直躲到晚上。为了决定在哪个麦地里面睡，我们还发生争执。我说不能在很深的麦地里面睡，因为晚上他们要搜，一定会搜深的麦地。我们就睡到小路边隙。乡间小路下过雨都是窄窄的不是平坦的，推车两边踩着这样走动啊。
后来肚子饿，就去找什么豌豆蒂，吃不过两三口吧，山上“砰”又一枪，这一枪打的话我们又跑，这次我们跑到很深很深的一个麦地里去。并排地躺下来，一、二、三、四，并排躺，距离有个三四步吧。我就在搓麦子吃，不知道吃了几口吧，我就看到一个大脚丫，来了。
我想，“完了。”我记得这个人，一口大白牙，是个游击队出身。
我们四个人都抓到了。然后就被带到一个村庄叫蛤蟆市。住在一个农家的天井里边，我就对他们说，你们把我们抓来让我们给你们挑东西——其实我心里知道，被抓来做挑夫是不可能再把我们放出去了，但我说，可不可以派个人回家给我爸爸妈妈讲。
不准，就是不准。
到下午四点多钟了，突然看隔壁有个小女孩，我说，“哎呀，她老娘不是我田家村的吗？”他们一看说是，我说那我们写个条子叫她去送，去跟我们爸爸妈妈通知一下。结果通知了四家，统统都通知到了。
龙：你妈来了？
管：四家来了两个妈妈。这两个妈妈统统眼睛不好，几乎瞎掉，而且都是缠足的。
大概是在四点多钟太阳还没下来，这时就看着有两个老太太——因为我们住的那个村庄对面是有梯田的，干的梯田——我看这两个老太太不能走路了，从梯田那边用屁股往下滑，碰在那个堑子，碰了以后往下滑。我一看就知道是我母亲，我就大喊说，“我娘来了，我要去。”
那个门口站卫兵的马上用枪一挡，我说那个是我母亲，我说我得跑过去接她。他说不成。我说，那是我母亲，她不能走路，她眼睛看不见啊……
龙：管管——你不要哭……
管：……我母亲就一路跌、一路爬、一路哭到了眼前。我对母亲说，我跟他们讲好了，就是给他们挑东西、挑行李，挑完行李就回家，你放心好了。我很快就回家。
我就拚命骗我母亲。
我母亲就给我一个小手帕，我一抓那个小手帕，就知道里面包了一个大头，就一块大头。这一块大头对我们家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父亲那时候穷得只有两块大头。那一块大头给了我以后，家里就只剩一块大头。
我就把这个手帕推给我母亲，说，“你拿去，不成，这个不成。”她当然是哭哭啼啼，一直要我拿钱，说，“你拿钱可以买。”我心里清清楚楚，这一路都是阿兵哥，阿兵哥会把你的钱拿走，而且你不可能回家了嘛，对不对。但是你给这个老太太这样讲，她根本不听。她还是把手帕——
龙：管管，你不要哭……
管：我一直在骗我妈，说我给他们挑了东西就回家——
龙：管管你不要哭……
管：……马上就要出发了，我想我完蛋了。
龙：有多少人跟你一起被抓？
管：应该有一个排，二十多、三十个左右，统统都是被抓来的。两三点钟吧，就说叫我们起来刷牙走了。我心里怕死了，可能要去打仗了。我被抓的单位是八二炮连，每一人挑四发炮弹。
龙：一个炮弹有多重？
管：一个炮弹，我算算有七斤十二两。行军的时候，他们是两个阿兵哥中间夹着一个被抓来的挑夫，他们讲“你跑我就开枪”，其实后来我们知道，他们根本不会开枪，因为撤退是悄悄地撤退，不准许出声的。我们完全可以逃走，可是那时候谁也不敢冒险哪。
龙：管管那时你是一个人肩挑两边炮弹呢，还是前后两个人挑中间的炮弹？
管：不是，我一个人挑四发，一边各绑两发。
龙：然后呢？
管：然后就走，天亮的时候，从郊区走到了青岛。我当时穿双鞋，是回力鞋，跟我现在这球鞋差不多。要过一条桥的时候，挑着炮弹，突然滑倒了。
龙：慢点啊，管管，你家里怎么买得起回力鞋给你？
管：我打工，譬如美军第六舰队在青岛的时候，我就到军营附近卖花生，还卖一些假骨董，譬如说女生那个三寸金莲的鞋啊，还有卖日本旗，到总部里面去找日本旗来卖。
龙：挑着四发炮？
管：我挑了四发炮弹，然后就在海泊桥过桥时“砰”摔了一跤。我那时候以为炮弹会爆炸啊，吓死我了。这时长官过来，啪啪给我两个耳光。后来我才知道这炮弹不会爆炸，但我吓死了，你看压力有多大。就这样到了青岛码头。就这样……到了台湾。
17，栖风渡一别
粤汉铁路是条有历史的老铁路了，一八九八年动工，一九三六年才全线完成，也就是说，在戊戌政变的时候开工，到抗战快要爆发的时候完工，花了三十八年，总长一零九六公里。
从武昌南下广州，在湖南接近广东交界的地方，粤汉铁路上有个很小的车站，叫栖风渡。中央研究院院士、历史学家张玉法，记得这个小站。
十四岁的张玉法和八千多个中学生，全部来自山东各个中学，组成联合中学，跟着校长和老师们，离开山东的家乡，已经走了一千多公里的路。搭火车时，车 厢里塞满了人，车顶上趴满了人，孩子们用绳子把自己的身体想方设法固定在车顶上，还是不免在车的震动中被摔下来。火车每经过山洞，大家都紧张地趴下，出了 山洞，就少了几个人。慌乱的时候，从车顶掉下来摔死的人，尸体夹在车门口，争相上车的人，就会把尸体当作踏板上下。
八千多个青少年，背着行囊。所谓行囊，就是一只小板凳，上面迭条薄被、一两件衣服，整个用绳子绑起来，夹两支筷子。到了没有战争的地方，停下来，放 下板凳，就上课。通常在寺庙或是祠堂里驻点，夜里睡在寺庙的地上，铺点稻草；白天，每个人带着一个方块土板，坐在庙埕的空地或土墙上，把老师围在中心，就 开始听讲。用石灰，或甚至石块，都可以在土板上写字。
我听着听着不免发呆：这是什么样的文明啊，会使你在如此极度的艰难困顿中却弦歌不辍？
饿了，有时候到田里挖芋头吃，带着土都吃；没得吃的时候，三三两两就组成一个小队伍，给彼此壮胆，到村子里的人家去讨食。有点害羞，但是村人开门看到是逃难来的少年，即使是家徒四壁的老爷爷，也会拿出一碗粥来，用怜惜的眼光看着饥饿的孩子们。
湖南人对外省人最好，张玉法说，因为湖南人几乎家家都有自己的儿子在外面当兵——可能是国军，也可能是解放军，所以他们常常一边给饭，一边自言自语说，唉，希望我的儿子在外面，也有人会给他饭吃。
一九四九年端午节，大军海上撤退，管管在青岛被抓夫的当天，八千多个山东少年到了栖风渡。长沙也快要开战了，他们只好继续往南，计划到广州。到了广州然后呢？没有人知道。
栖风渡是个很小的站，看起来还有点荒凉，可是南来北往的火车，在这里交错。少年们坐在地上等车，一等就是大半天，小小年纪，就要决定人生的未来。搭 南下的车，离家乡的父母就更遥不可及了，而且广州只是一个空洞的概念，一个举目无亲的地方。搭北上的车，马上就回到父母身旁，但是一路上都是炮火燃烧的战 场，一定会被抓去当兵，直接送到前线，不管是国军还是解放军。战死或被俘，总归到不了父母的面前。
很多少年少女，就在那荒凉的车站里，蹲下来痛哭失声。
玉法的二哥，十七岁，把弟弟拉到一旁，说，我们两个不要都南下，同一命运，万一两个人都完了的话，父母亲就“没指望了”，所以把命运分两边投注；我北上，你南下。
二哥决定北上到长沙报考，到处都是孙立人招考青年军的布告。
北上的火车先到，缓缓驶进了栖风渡；张玉法看着亲爱的哥哥上车，凝视着他的背影，心里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孤独。
五十年以后，自己的头发都白了，玉法才知道，二哥这一伙学生，没抵达长沙；他们才到衡阳，就被国军李弥的第八军抓走了。跟着第八军到了云南，跟龙云 的部队打仗，二哥被龙云俘虏，变成龙云的兵，跟解放军打仗，又变成解放军的俘虏，最后加入了解放军。但是解放军很快地调查发现他是地主的儿子，马上遣送回 家，从此当了一辈子农民。
在栖风渡南下北上交错的铁轨旁，深思熟虑的二哥刻意地把兄弟两人的命运错开，十四岁的小弟张玉法，确实因此有了截然不同的命运，但是，那纯是偶然。
八所山东中学的八千个学生，从一九四八年济南战役、徐蚌会战时就开始翻山越岭、风雨苦行，一九四九年到达广州时，大概只剩下五千多人。广州，也已经 风声鹤唳，有钱也买不到一张船票了。为了让五千个学生能够离开广州到安全的台湾，校长们和军方达成协议：学生准予上船，送到澎湖，但是十七岁以上的学生， 必须接受“军训”。
七月四日，几千个学生聚集在广州码头上，再度有一批少年，上了船又走下来，走了下来又回头上船；于是危难中命运再度分开“投注”：如果姊姊上了船，那么妹妹就留在码头上。
巨舰缓缓转身时，那倚在甲板上的和那立在码头上的，两边隔空对望，心如刀割。军舰驶向茫茫大海，码头上的人转身，却不知要走向哪里。
上了船的少年，不过一个礼拜之后，就面临了人生第一次惨烈的撞击。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三日，澎湖。
年龄稍长但也不满二十岁的学生，以耳语通知所有的同学，“他们”要强迫我们当兵，我们今天要“走出司令部”。同学们很有默契地开始收拾行囊，背着背包走出来，却发现，四面都是机关枪，对准了他们。
所有的男生，不管你几岁，都在机关枪的包围下集中到操场中心。司令官李振清站在司令台上，全体鸦雀无声，孩子们没见过这种阵仗。张玉法说，这时，有 一个勇敢的同学，在队伍中大声说，“报告司令官我们有话说！”然后就往司令台走去，李振清对一旁的卫兵使了个眼色，卫兵一步上前，举起刺刀对着这个学生刺 下，学生的血喷出来，当场倒在地上。
张玉法个子矮，站在前排，看得清清楚楚刺刀如何刺进同学的身体。看见流血，中学生吓得哭出了声。
不管你满不满十七岁，只要够一个高度，全部当兵去。士兵拿着一根竹竿，站到学生队伍里，手一伸，竹竿放下，就是高矮分界线。张玉法才十四岁，也不懂得躲，还是一个堂哥在那关键时刻，用力把他推到后面去，这懵懵懂懂的张玉法才没变成少年兵。
个子实在太小、不能当兵的少年和女生，在一九五三年春天被送到台湾南部的员林，组成了“员林实验中学”。喜欢读书深思的张玉法，后来成为民国史的专家，一九九二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
为这五千个孩子到处奔波、抗议、陈情的，是一路苦难相携的山东师长们。他们极力地申辩，当初这五千个孩子的父母把孩子托付给他们，他们所承诺的是给孩子们教育的机会，不是送孩子们去当兵。作为教育者，他们不能对不起家乡的父老。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台湾，《新生报》。
七月十三日操场上的血，滴进了黄沙。五个月以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星期一，上班上课的日子，所有的人一打开报纸，就看见醒目的大标题：
台湾岂容奸党潜匿，七匪谍昨伏法！
你们逃不掉的，昨续枪决匪谍七名。
以烟台中学校长张敏之为头，为山东流亡少年们奔走疾呼的七位师长，全部被当作匪谍枪决。
去年此时，徐州的战场上，五十五万国军在“错误”的指挥下被包围、被歼灭、被牺牲。所谓“错误”的指挥，后来才知道，关键的原因之一就是，共产党的间谍系统深深渗透国军最高、最机密的作战决策，蒋介石痛定思痛之后，决定最后一个堡垒台湾的治理，防谍是第一优先。
很多残酷，来自不安。
为了能够平平顺顺长大、安安静静读书而万里辗转的五千个师生，哪里知道，他们闯进了一个如何不安、如何残酷的历史铁闸门里呢？

纪委做了举报网站了，国民可以网上举报了。这件事情，在网络、在电视上一顿暴炒，好象小共真的诚心诚意地接受国民的舆论监督了。叫好的人很多，质疑的声音也不绝于耳。那么，小共是真的有诚意地接受监督、接受举报了吗？这还需要质疑？从来就不曾有过，纯粹扯淡，我就亲身经历过。这才叫做真正的政治欺骗，国人但凡有头脑的人，都不会相信小共的诚意。小共无非就是一个虚伪到极至的政治黑手，从来就是玩弄权术的一把好手。

纪委举报网站是新举措吗？狗屁，这网站早就有了，有了八百年了。这次无非就是换了一个网址，不知道为什么，又拿出来炒炒而已。本身拿出来炒作，这手法就令人不信任，要是真心实意做事，你炒什么？根本就没有这必要嘛。

我就曾经用实名举报过，我将一切信息都公开了，包括地址、电话、照片、邮编等等一切个人信息都包括在内。不但只纪委，而且还包括北京的数十个党、政部委的网站，数百家新闻媒体，我全部都发了，可是就是没有任何反应。可见他们的虚伪面目。

不说别的了，就讲美国的几家大公司，在美国接受美国政府调查的时候，承认他们在华商业活动中，向中国国企有关人员进行贿赂以换取商业利益。这事就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的，可是相关的企业一概予以否认。纪委介入了吗？没有。事实是明摆着的，那些美国公司接受的是美国政府的调查，而美国政府的动机是为了防止美国公司在国外的非法行为伤害了美国利益，根本就不是针对中国的，因为同一事件很多其他美国公司承认了在美国以外的很多国家的商业贿赂。

可是中国企业失口否认了，他们当然否认了，因为承认了就有人要坐牢了。那么假如纪委或者说小共是真心实意反腐的话，面对如此真确的信息，他们为什么不介入？为什么不开展调查？唯一能解释的合理原因，是对他们来说，反腐败更加是一种整人的手段而非维护国法党纪的手段。假如违纪犯法的人不是他们要整的人或者更高层要整的人，贪污贿赂都是被默许的。

只要他们觉得是自家人的，要犯法违纪是受到庇护的，站错了位才是真正的危机。只要政治山头不倒，贪点钱算什么？要是真心反腐败，岂不是要把大半个政府和政党关进监狱？更何况抓人的人，查人的人，整人的人，本身就没有几个身上是没有点污秽的，没有几个是真正干净的，要他们怎么反腐？如何肃贪？更何谈倡廉？

白天在会堂上大说反腐的人，晚上都躺在二奶、三奶乃至八奶身上收钱，这才是小共数千万成员的真实面目。搞个举报网站？你去报吧，只不过他们不理会你罢了，本来就是一场戏，谁要你真相信了？谁要你真的相信当今中国还有天理人伦了？婊子立块牌坊就成了贞妇了？谁真心相信的？你二呀。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二）

6，追火车的女人
美君紧紧抱着婴儿离开淳安，在杭州上车时，火车站已经人山人海；车顶上绑着人、车门边悬着人、车窗里塞着人、座位底下趴着人、走道上贴着人。火车往广州走，但是在中途哪一个荒凉的小镇，煤烧光了，火车不动了。于是有军官出来当场跟乘客募款，搜集买煤的钱。
火车又动了，然后没多久又会停，因为前面的一截铁轨被撬起来了，要等。等的时候，美君说，旁边有个妈妈跟一路抱在怀里的四、五岁大的孩子说，“宝宝，你等一下哦，不要动。”
女人爬过众人的身体，下了车，就在离铁轨几步之遥的灌木后头蹲下来小解，起身要走回来时，车子突然开了。
“我们就眼睁睁看着那个女人在追火车，一路追一路喊一路哭一路跌倒，她的孩子在车厢里头也大哭，找妈妈，但是谁都没办法让火车停下……”
“你记得她的脸吗？”我问。
“我记得她追火车的时候披头散发的样子……”
美君半……不说话，然后说，“我常在想：那孩子后来怎么了？”
火车到了湖南衡山站，美君跟两个传令兵抱着孩子挤下了车。
想到那个追火车的女人，她决定把怀里的婴儿交给衡山乡下的奶奶。这样的兵荒马乱，孩子恐怕挤也会被挤死，更别说在密不通风的车厢里得传染病而暴毙。一路上，死了好几个孩子和老人。
应扬，让奶奶抱着，在衡山火车站，看着美君的火车开走。他太小，连挥手都还不会。
美君继续南下，到了广州。丈夫，带着宪兵队，驻守着广州天河机场。
7，不能不遇见你
我到了广州。
问广州人，“听过天河机场吗？”
摇头。没有人知道。
问到最后，有个人说，“没听过天河机场，但是有个天河体育中心。”
到了天河体育中心。庞大的体育馆，四边的道路车水马龙，哪里还有一点点军用机场的影子？可是一转身，大马路对面有一片孤伶伶的老墙，旁边是个空旷的 巴士转运站，而这堵老墙上写的字，让我吃了一惊。“空军后勤广州办事处”，好端端写在那里，竟然是一九四九年之后不再使用的正体字。
好了，那真的是这里了。
美君的丈夫龙槐生，带着他的宪兵队严密防守天河机场。不多久，他认为是自己一生最光荣的任务来了：“一九四九年五月，先总统搭中美一号莅天河机场，时有副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阎锡山等高级首长在机场相迎，在此期间夜以继日督促所属提高警觉，以防不测。”
我翻着槐生手写的自传，心想，爸爸，一九四九年五月，蒋介石已经下野，不是总统了，而且，五月的时间你也记错了吧？那时首都南京已经易帜，上海即将 失守，蒋介石搭着太康舰和静江轮来回于浙江沿海和台湾各岛之间，到处考察形势，思索将来反攻的据点要如何布置，五月他没去广州啊。你看，一九四九年五月十 八日，蒋的日记写的是他对澎湖的考察：
昨晡在宾馆附近沿海滨游览，瞭望对岸之渔翁岛，面积虽大但其标高不过五十公尺，亦一沙滩树木极少，植物难产。闻动物除印牛种较壮大外，余亦 不易饲畜，以其地咸质甚大，无论动植皆不易生长，而且台风甚多。惟其地位重要，实为台湾、福州、厦门、汕头之中心点，不惟台湾之屏障而已。初到忽热甚闷， 入浴晚课，听取夏功权厦门情形报告，后十时就寝。
三十岁的宪兵连长龙槐生在认真驻守天河机场的时候，自然不会知道，那巨大的历史棋盘，已经定局，他也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但是他看到人潮，逃难的人 潮，流过天河机场前面的大马路，往黄埔码头涌过去。他并不知道，在他眼前涌过去的人潮里，有来自山东的五千个中学生，流亡了几千里，他们的校长们正在和国 军的将领协商，孩子们要怎样才能搭上前往台湾的船。那个“其地咸质甚大，无论动植皆不易生长，而且台风甚多”的澎湖岛，正张口等着他们到来。
这年，物理学家朱经武才七岁，喜欢玩泥巴、抓泥鳅、把破铜烂铁乱凑在一起发热发电。
这年，香港科技大学的校长、创下高温超导世界新纪录而著名的物理学家朱经武，才七岁，喜欢玩泥巴、抓泥鳅、把破铜烂铁乱凑在一起发热发电。他跟着父 母兄弟姊妹一家八口，加上一个老祖母，从武汉坐船搭车，一路南下，临出门前还把一只小黄狗抱在身上，带着走天涯。没想到狗一上火车，从窗口一跃而出，不见 踪影，小小经武差点哭了出来。
朱爸爸是美国华侨，上波特兰的航空学校，学习飞机驾驶。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二十六岁意气风发的朱甘亭热血奔腾、日夜难安，于是决定人生大急 转：他把自己心爱的哈雷重型机车送给一个好友——好友被他的“壮士断腕”吓了一跳；朱甘亭转身就离开了旧金山，飞到南京，报名加入了中国空军。
一九四九年五月的这个时候，朱家到了广州；朱甘亭上尉让家人先到黄埔码头，直接在船上等候，因为他负责剩余物资的处理，必须押一箱空军后勤的黄金上船。他说，我随后就赶到，船上相会。
“可是，”经武说，“我们在船上一直等一直等，等到半夜，爸爸一直不来。码头上满满是上不了船、露宿的难民，而船马上要开了，爸爸还不见。我妈又急 又怕，祖母也满脸忧愁。到最后，清晨两点，爸爸终于出现了，气急败坏的，赶得满头大汗。原来，爸爸的吉普车，经过天河机场时，不知怎么装黄金的箱子掉了下 来，散了一地，被驻守天河机场的宪兵队给拦住，不管怎样就是不让他带走，他交涉到半夜，还是不放行，最后只好空手赶了过来。”
“什么？”我问，“你是说，天河机场的宪兵队？”
“对啊，”经武答说，“那一箱黄金就被宪兵队拿走了。他自己也差点脱不了身。他如果没赶上船，我们大概从此就拆散了，一家人以后的命运——包括我自己，很可能就两样。”
“慢点慢点朱经武，”我说，“你是在讲，我爸爸抢了你爸爸一箱黄金？”
他笑了，有点得意，“可以这么说。”
“不要笑，我记得龙爸爸的自传好像有提到黄金。你等等。”
在港大柏立基学院的写作室里，我从书架上把父亲的自传重新拿下来，找到了天河机场那一页：
一九四九年五月，在广州停留待命，负责天河机场警戒。并在机场到香港的沿路加派双哨，以确保机场安全。时有一走私集团刘姓首脑，拿出黄金五百两私下贿赂，要我放行二十辆卡车私货，我虽未负缉私任务，但立即严词拒绝，并报请上级处理。
我指着这一段，一字一句念给朱经武听，然后反问他，“怎样？朱爸爸那时不姓刘吧？”
8，追火车的小孩
在夜车里，从广州东站驶往衡阳站。晚上十一点发车，清晨五点钟可到。
总路程五百二十一公里。这个里程数，我开过。一九八七年，第一次去柏林，就是开车去的，从法兰克福开到仍在围墙中的柏林，是五百六十公里。
一进入东德区，所谓公路其实就是一条被铁丝网、探照灯和监视塔所围起来的一条出不去的隧道。接近关卡检查哨时，看到穿着制服的边境守卫，有一种恐怖的感觉。
都是回乡的人吧？广州东站的候车室里，起码有上千的人，聚在一个大堂里，听见的全是熟悉的湖南话。很多民工，带着鼓鼓的麻袋——都是那种红蓝白三色条子的大口麻袋，大包小包的，全身披挂。出来打工的人，这很可能是两三年才一次的回乡。家里的孩子，可能都认不得自己了。
人们安静地上车，一入厢房，放好行李，爬上自己的铺位，就把灯灭了。灯灭掉的那一刻，整个世界就没入铁轮轰轰隆隆的节奏里。行驶中的夜行火车永远是 浪漫的，车厢像个秘密的、无人打扰的摇篮，晃着你疲倦的身体；韵律匀匀的机械声，像一顶温柔的蚊帐，把你密密实实地罩在摇篮里。
美君从广州站上车，李佛生，那两位淳安一同出来的庄稼少年之一，陪着她走。广州半年，美君看见了更多的生死离散；她决心回到衡山，无论如何把孩子带出来，系在身边。可是，她还没想到，分隔半年，孩子也不认得她了。
我在二零零九年走的这五百二十一公里铁路，就是一九四九年九月美君走过的铁路。
美君的火车在清晨到了衡阳，不走了。前面到衡山的铁轨被爆破，断了。火车里的人，心急如焚，面临抉择：是坐在车里等，还是下车走路？
那个时代，每一个小小的、看起来毫不重要的片刻的决定，都可能是一辈子命运的转折点。
清晨五点，我跨出衡阳火车站，冰凉的空气袭来，像猛烈的薄荷，一下子激醒了我。大雾锁城，一片白茫茫。天色犹暗，车站前广场上已经站了很多人，这时纷纷凑上前来，口里低低呼着地名：
攸县！攸县！
祁阳！祁阳！
长宁！长宁！
永州！永州！
每次火车从衡山站里开出来，我老远就从屋子里冲出去，拚命往铁轨那边跑，往火车跑过去，我去追火车，一路追一路喊妈妈妈妈……
永州？我赶快看那个呼喊“永州”的人，迷雾里站着一个驼着背的老先生。
怔怔地站在那里，我看着他：如果现在跟着他走，没多久我就会到了永州，那是柳宗元写“永州八记”、“捕蛇者说”的地方啊。为了柳宗元，我特别跟着这老先生走了一小段路，在广场边那个写着“永州”的牌子前，深深看一眼。
应扬来接我。车子驶出了有路灯的衡阳市区，进入乡间公路，车灯照出去，像在湿漉漉的云里游泳一样，上下前后远近，只有茫茫雾气，路都看不见。如果突然有个大坑，车子会直冲进去。
美君很快地做了决断：下车走路。
她带着佛生，下了火车，开始沿着铁轨往北走。从衡阳到衡山，沿着铁轨走，大约是四十公里。美君和佛生一直走、一直走，在路上看见，铁轨断成一截一截 的，枕木烧得焦黑。美君走得脚起泡，佛生就把臂膀伸出来，让她扶着走。走到第二天，远远看见了衡山车站，她心里一松懈，腿就软了下来，摔在铁轨上。
我没有想到，二零零九年的衡山火车站，和美君所描述的一九四九年的衡山火车站，几乎一样。木头窗子一格一格的，玻璃上一层多年累积陈旧的灰，从外面 望进去，朦胧朦胧的，有一个老人拿着扫把畚箕专心地扫地。冬日淡淡的阳光，从窗格子里射入，把那人的影子拉得好长好长，一直长到剪票口。剪票口，也不过是 两条木头扶手。
这时南下北上都没车。候车室里一个人也没有，静悄悄的，墙上一个大壁钟，我想，我几乎可以听见那分针绕圈游走的声音，也看得见那阳光在地面上移动的速度。
我穿过空空的剪票口，像旅客一样，走到月台上，立在铁轨边，看那铁轨往前伸展，伸展到转弯的地方。这就是美君和应扬分手的月台。
我有一种冲动。
我想跳下月台，站到那铁轨上，趴下来，耳朵贴着铁轨，听六十年前那列火车从时光隧道里渐渐行驶过来、愈来愈近的声音。
然后它愈走愈远。
美君和佛生离开了铁轨，沿着泥土小路到了山凹里的龙家院。那儿满山遍野是油桐树，开满了花苞，还没有绽放。水田现在已干，稻子半高，但是荒芜的不 少。走在田埂上，迎面而来几个乡亲，美君不认得他们，他们却认得这是槐生的杭州媳妇，咧开嘴来笑着和她打招呼。一个肩上用一根扁担扛着两只水桶的族兄，还 把水桶搁下来，就在那狭小的田埂上，问槐生族弟是否平安，也问她战争打到了哪里。
我站在龙家院的田埂上，应扬跟挑水过来的大婶介绍：“这是我妹妹。”
他说“妹妹”的时候，第二个“妹”字也用四声，说的很重，听起来就是“这是我妹魅”。不一会儿，就围了一圈龙家院的族人，都姓龙。应扬一个一个介绍给我：
这一位，是你的哥哥。
这一位，你应该叫表姊。
这一位，是你的叔叔……
围了一圈人，各种亲属的称谓，全用上了。
“我记得你妈妈，杭州小姐，烫了头发的。”一个老婆婆说。
“对，我也记得，她还从城里带了一个收音机来。”一个叔叔说。
“她很好，穿旗袍，来这里住破房子，一点也不嫌。”
我站在那栋门窗都空了的红砖房子前面，看了很久，已经没有人住，茂盛的野草长在屋顶上，也长在屋前和屋后的野地里。就是这一栋颓败的红砖房，美君来接她的孩子龙应扬。
可是孩子躲在奶奶的后面，死命抓住奶奶的手，满面惊恐地瞪着眼前这个要带他走的女人。他又哭又闹，又踢又打，怎么也不肯接近她。
第二天，又回到衡山火车站。铁轨延伸到转弯的地方，剪票口这边南下的月台上，火车已经进站了，又是人山人海，弧形的车顶皮上，爬满了人。在门边，有人用一只手紧紧抓着门上的铁杆，身体吊在车外。每一个车窗，都被人体堵塞。
美君心乱如麻，伸手要接过孩子，孩子就像触电一样大哭。奶奶本来就舍不得，眼看着火车要开了，老人家趁机说，“那……那孩子还是留下来比较好吧？”
向来果敢的美君，看看孩子哭得发涨的红脸，看看火车里大难临头的拥挤，这时犹疑了。她把手伸出去，又缩了回来，缩了回来，又伸出去。
哨声响起，火车要动了，千钧之重，都在一瞬间。
美君松开了手。
她对佛生说，“那，我们上车吧。”
然后转身拉起奶奶的手，说，“我们——很快就回来。”
佛生把她，像货物一样，从车窗塞进去。
龙家院的族人一会儿重新挑起扁担干活去了，我和应扬走在田埂上，边吃橘子边谈天，我问应扬，“后来，你对妈妈有任何记忆吗？”
应扬一下子就红了眼眶，六十岁的人了，一说到衡山火车站，还要哽咽。
“只有一个印象留下来，就是——妈妈在火车里，头发卷卷的。后来，长大一点，看到别人都有妈妈，只有我没有，很难过。开始的时候，奶奶还骗我说，我就是你的妈妈，后来当然骗不住了。”
应扬的眼睛深凹，特别明亮。一九八五年第一次找到他的时候，我从美国特地飞到广州去“认”这个失落的哥哥。在满满的人群中，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 道：“是他，这就是他。”应扬皮肤黝黑，穿着农民的粗布，带着底层人民的谦抑神情，过了一辈子挑扁担、耕土地的生活，但是他脸上有美君的一双深凹、明亮的 眼睛，在洪水般涌动的人潮中，我一眼就认得。
应扬抑制着情绪，停了一下，然后继续说，“小时候，每次在外面受了委屈，譬如讲，老师跟同学指着你的鼻子说，‘你爸是国民党！’那就像拿刀砍你一 样，我总是想，如果妈妈在，多好，随时可以回家对妈妈痛哭一场，可是一想到这里，就更难过。每次火车从衡山站里开出来，经过龙家院速度都还很慢，我老远就 从屋子里冲出去，拚命往铁轨那边跑，往火车跑过去，我去追火车，一路追一路喊妈妈妈妈妈妈……我看到任何一个短头发烫得卷卷的女人，都以为那是我妈——可 是我妈永远在一辆开动的火车里，我永远追不上……”
9，最普通的一年
和应扬走在田埂上，几株桃树，枯枝桠上冒出了一粒粒嫩色的苞，衬着后面灰色的天空和黛色的山峦起伏，像一个超大的美丽画布，前景还有一只水牛坐在空 地里，悠悠晃着尾巴赶果蝇，一派恬静悠闲的农村风光。槐生，一个中国农村的孩子，非常具体的，就在现在我踩着田埂的龙家院的土地上长大。
一个出生在一九一九年的湖南小孩，他的这片土地，是怎样的一片土地呢？
我翻开《衡山县志》。
槐生出生的前一年，民国七年，等着他到来的世界是这样的：“四月，北洋军阀吴佩孚部队与南军在湘江、水沿岸混战，奸淫掳掠。青壮男女进山躲兵，成片稻田荒芜。七月，苦雨、兵灾、水灾交加，农民苦不堪言，拖儿带女，外出逃难”。
槐生两岁那一年，衡山“五十多天不雨，田土俱涸”，“饥民成群外出乞食，或以野草充饥”。
五岁那年，大水滚滚从天上来，“湘江、洣河沿岸民房未倒塌者寥寥无几，灾民露宿两三个月之久”。
十二岁那年，“大雨兼旬，山洪骤发”。
十五岁那年，“久晴不雨，大旱成灾……饥民采野草、剥树皮、挖观音土充饥。秋，旱灾惨重，近百所小学停办”。
十七岁那年，山洪爆发，“农民外出成群乞讨”。
十八岁那年，丝虫病流行，湘江、洣水暴涨，衡山重灾。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那一年，大旱，加上兵燹，大部分田土失收。秋天，疟疾流行，衡山死亡两千多人。国共战争全面爆发、烽火焦土的一九四六年，县志是这么写的：
衡东境内发生严重饥荒……饥民觅食草根、树皮、观音土，霞流乡饿死一百八十九人，沿粤汉铁路一线有数以万计的人外出逃荒。
六月，天花、霍乱流行。秋，患病率达百分之二十四，死亡率逾百分之五，边远、偏僻山区缺医少药，情况更为严重。莫井乡八三五五人，患疟疾的达四二一一人。
唉，我再往前翻翻，看看比槐生早生十几年的湖南孩子怎么长大，县志说的简直就一模一样：
民国三年，军阀作战，衡山境内初等小学由一百六十所减至十八所。
宣统元年（一九零九），水旱虫灾交加，农民靠树皮、野草充饥，成群结队出外乞讨，卖儿鬻女，死于沟壑者比比皆是。
光绪三十二年（一九零六），连降暴雨，湘江、洣水横流，发生“光绪丙五”大水灾。
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大旱灾。灾情惨重。
沈从文这个湖南孩子就比槐生大十七岁，一九零二年出生在湘西凤凰镇。
九岁那一年，也就是一九一一辛亥革命的时候，野孩子沈从文看见的家乡是“一大堆肮脏血污的人头，还有衙门口鹿角上，辕门上，也无处不是人头”。
革命失败了，官府到处杀造反的人。刑场就挑在沈从文常逃学玩水的河滩上。每天杀一百个人左右，看热闹的大概有三十个。抓来杀头的，基本上都是无辜农 民，后来杀的实在太多了，就把犯人赶到天王庙大殿前，掷筊。顺筊开释，阴筊杀头。该死的农民，自动走向左边去排队，该活的，走向右边。没有人抱怨。
调皮的孩子每天到河滩上去看砍头，一二三四屈指数尸体，要不然就兴高采烈地跟着犯人到庙前看掷筊。人头砍下之后，地上一滩血，那看热闹的大人们，欣赏杀头之后，品头论足一番，还要前去用脚踢踢那尸体，踹踹他肚子，最后觉得玩够了，无聊了，便散开去。
一九一八年，十六岁的沈从文已经从军，跟着地方部队去“清乡”。“清乡”就是去乡下搜索所谓的各路“土匪”。一到，成群的农民就被绳子捆了来，先打一顿皮开肉绽的板子，再加一顿呻吟惨叫的夹棍；酷刑之下，超过半数的人画了供，第二天利落地推出去砍头。
沈从文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看了七百个人头喷血落地。前两年，地方道尹已经杀了两千多人，一九一七年的黔军司令，又杀了三千人。现在轮到沈从文的卫队，“前后不过杀一千人罢了”！
水灾、旱灾、大饥荒，加上连年的兵灾，人民成群外出逃难。中国广阔的大地上，路在山与山间回转，路上，全是移动的难民，倒在路旁的尸体，绵延数里。
这回来衡山之前，我以为，一九四九年是如何惨烈、如何特殊的年代，翻开县志，灯下夜读，每一个字都在呼喊，我才知道，啊，一九四九年，多么普通的一年啊！
我和应扬坐在湘江的一叶小船上，老船夫把篙放下来，让船在湘江的水上自由漫荡。
10，扛着锄头听演讲
来到湘江畔一个寂寥的渡口。
刚好是黄昏，江面上开始起雾，薄薄的阳光融进雾气，一种朦胧的温柔色调使对岸的民居映在水色天色里，一片空灵。
一千年前，大学者朱熹和张栻就是在这条大江的一个渡口上岸，“朱张会讲”的消息轰动士林，使得湘江畔“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
也是在这条大江的一个渡口，二十三岁的长沙师范学生毛泽东，在一九一六年的夏天，和好友萧瑜用一把雨伞挑着一个小包袱，故意不带钱，用“叫化子”的 方式步行千里去认识自己的土地，去锻炼自己。想想，这不就是民国初年版的“嘻皮”（hitchhiking）走天下吗？两人又哄骗又耍赖地让船夫渡他们过 江。
徒步到了益阳，家乡的农民情状，萧瑜记录下来：
毛泽东和我上了船，但觉河水暴涨高与天齐。整个景色全然改观，无数房屋、树木给淹没了，在汹涌的洪水中仅能见到树梢和屋顶。船上挤满了人，哭声震天，母亲呼叫儿女，儿女哭叫父母。
毛泽东对农民的苦难，是不陌生的。
步行千里之后，两人的衣服和草鞋都破烂不堪了，分手时，毛泽东急着回家，因为父母“给我做了两双鞋子，他们一定在等着我哩。”
三十二岁那一年，一九二五年，毛泽东对着湘江的烟波浩渺，一挥而写“沁园春·长沙”：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一九二六年二月，国民党领袖汪精卫支持毛泽东出任新成立的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的委员，还兼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所长；在毛的主导下，讲习所开始 到各个乡村去鼓动农民，成立“农民协会”，教导穷人起来斗争地主和富人，随着国民党的北伐军占领湖南，湖南的农民运动如野火腾空，一下燃烧开来。
长沙的孩子在巷子里玩的时候，稚嫩的童音唱的歌是“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这首歌，六十年后的孩子也会哼，只是歌词不同，他们唱的是“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
我和应扬坐在湘江的一叶小船上，老船夫把篙放下来，让船在湘江的水上自由漫荡。
“爸爸的自传说，”我问应扬，“他七、八岁的时候，常常跟着他妈到处跑，去听演讲、参加群众聚会什么的，还说，他妈到过上海纱厂做工。”
脱下鞋袜，把脚伸进湘江水中，凉凉的，我想跟应扬求证的事很多。“祖母那么一个湖南的农村妇女，又不识字，怎么会去听演讲？怎么有能力在一九二七年从衡山这种乡下跑到上海纱厂去做工呢？”
应扬回说，“因为奶奶参加了农民协会，她是共产党员啊。”
我吓一跳，“奶奶在二零年代就加入了共产党？”
“对，”应扬很稀松平常的样子，“她跟我说过，她去听毛泽东演讲，还带着七、八岁的爸爸。”
“啊？”我听呆了。
“毛泽东到衡山来对农民演讲，鼓动革命。祖母扛着锄头去听演讲，而且加入农民协会，跟群众闯进地主家里，打地主，她都做了。后来闹得太凶了，人家地主回头要来抓这些农民，党才协助祖母这些贫农逃亡到上海。”
我明白了。
一九二七年初，毛泽东到衡山一带实地考察了三十二天，结束以后提出了经典之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湖南农民的打砸杀烧所作所为，是这么描述的：
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
然后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这些农民做的，“好得很”，因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绝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
扛着锄头的农村妇女，带着身边六、七岁的孩子，到广场上听毛泽东演讲。槐生，原来你也在那里。
但是没多久，七岁的槐生，开始上学了。他没鞋子穿，打着赤脚走山路，只有在下雪的时候，妈妈给他纳好的粗布鞋，穿在脚上保暖。他每天要走好几个小时的山路，到湘江支流河畔的城南小学去上学。
槐生开始识字，没多久就和一班极度贫穷但是天真烂漫的孩子们，一同读《古文观止》，清朗的幼童读书声，款款的湘楚之音，当农民荷锄走过河畔时，远远都能听见。

11，百叶小学
家里常常没饭吃，正在发育的槐生，有时饿得晕眩，但是他不敢说——他知道在家里等着他的母亲，比他还饿。贫穷的孩子，太早学会体恤。
后来，他常跟我们说，有一次，他放学回家，下大雪，冷得手发紫、脚抽筋，饿得发昏，跑了几里的结冰的山路回到家，一踏进门——我们，槐生在海岛长大的儿女们，就用混声合唱，充满嘲讽，回说——“你妈就拿出一碗热腾腾的白米饭……”
我们的意思是，天哪，这故事你已经讲一万遍了，跟你求饶吧！
但是槐生浑然不觉儿女的嘲讽，继续说，而且还站起来，用身体和动作来具体化当天的情景：
“我进门，妈妈站在那里，高兴地看着我，手里拿着那碗白饭，我心里想，平常连稀饭都不见得吃得到，今天怎么竟然有白米干饭。我就伸手去接，可是，因为眼睛被白雪刺花了，才接过来要放桌上就掉在地上了，哗一声打碎在地上……”
我们像希腊悲剧合唱团一样插入旁白，“然后你妈就哭啦——”
槐生沉浸在他紧密的记忆隧道里，接着说，“对啊，她误会我了，以为我生气，因为只有白饭没有菜，而且她自己一天都没吃，就为我省这一碗饭……”
我们还要继续混声合唱，槐生已经泪流满面。他从西装裤袋里拿出他那一辈人会用的手帕——迭成四方块，印着格子的棉手帕。
见父亲泣不成声，我们才住手，不吭声。
反正，也不是第一次看他哭。
他每次从抽屉里拿出那双布鞋底来的时候，也哭。
在客厅里，爸爸把我们叫到他跟前，手里拿着那双布鞋底，走过大江大海大离乱，布的颜色，已经是一种苍凉的黄色。
槐生这个独子，十五岁离家。那是一九三四年，正是《衡山县志》上说“饥民采野草、剥树皮、挖观音土充饥。秋，旱灾惨重，近百所小学停办”的那一年。 一根扁担挑着两个竹篓到市场去买菜，槐生看到火车站前面宪兵在招“学生队”，这半大不小、发育不良的十五岁的少年，不知道心里怎么想的，把扁担和菜篓交给 龙家院同来的少年叫“冬秀”的，就两手空空地跟着宪兵走了。冬秀回来说，槐生冒充十八岁。
六十年后，当我读到前辈作家王鼎钧的自传《关山夺路》时，我才能想象，喔，那一天，在衡山火车站，槐生大概看见了听见了什么。
一九四五年，那时槐生已经是宪兵排长了，十九岁的中学生王鼎钧也聆听了一个宪兵连长的“招生”演讲。连长说，“宪兵是‘法治之兵种’，地位崇高，见官大一级。宪兵服役三年以后，由司令部保送去读大学。（连长）很懂群众心里和演讲技巧，引得我们一次又一次热烈鼓掌。”
入伍之后，才知道，完全不是这么回事。王鼎钧说，这是“以国家之名行骗”；以后的几十年中，他都无法原谅这场庞大“骗局”的制造者——国家。
槐生脱离了民不聊生的家乡，没想到，在宪兵队里却同样吃不饱。每天饿着肚子上课、出操、打野外，地位“崇高”的国家“法治之兵种”满地找花生地瓜、偷野菜来充饥。有一次打野外回来，一半的人口吐白沫，晕倒在地上。
槐生最后一次看见自己的母亲，就是一九四九年，乘着一辆火车，路过衡山，匆匆要母亲来车站一会。十五岁离家的儿子，这时已经是宪兵连长，带着整个宪兵队，经过衡山但无法下车回家。
槐生的农民母亲从山沟里的龙家院走到衡山火车站，一看满车官兵，蓄势待发，慌忙中，她从怀里掏出个东西来，是一双白色的布鞋底。槐生要路过的消息来得太晚，她来不及做好整只鞋，只好把鞋底带来。一针一线缝出来的，粗粗的线，扎得非常密实。
在客厅里，爸爸把我们叫到他跟前，手里拿着那双布鞋底，走过大江大海大离乱，布的颜色，已经是一种苍凉的黄色。槐生说，我要你们记住，这双鞋底，是你们的奶奶亲手缝给我的……
我们无所谓地站着，哎，这是哪里啊？这是一九六四年的台湾苗栗县苑里镇耶，谁见过布鞋，谁管它是谁做的、谁给谁的什么啊？
槐生从裤袋里掏出那方格子手帕，开始擦眼泪。
等兄弟们都被允许“解散”了，我这唯一的女生又单独被留下来。
槐生坐进他那张矮矮的圆形破藤椅，虽然有个破电扇开着，他还是搧着一把扇子，说，“来，陈情表。”
十二岁的龙应台，站在她父亲面前，两手抄在背后，开始背那篇一千七百年前的文章第一段：
臣密言：臣以险衅，夙遭闵凶。生孩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舅夺母志。祖母刘，愍臣孤弱，躬亲抚养。臣少多疾病，九岁不行。零丁孤苦……
城南小学早已拆了，听说，就迁到了龙家院的山坡上，现在叫做“百叶小学”。我说，应扬，那陪我去看看。
百叶小学，一班四十个孩子，坐在墙壁斑驳的教室里，清清朗朗地念出“陈情表”。
到了山坡上的百叶小学，老师听说我是为了十五岁就离家的槐生而来的，年轻的老师把“陈情表”第一段工整地用粉笔抄在黑板上，一班四十个孩子，坐在墙壁斑驳的教室里，清清朗朗地念出来：
臣密言，臣以险衅，夙遭闵凶。生孩六月，慈父见背……
这是第一次，我听见“陈情表”用湘楚之音朗诵；童声的混合音，从校门口田埂走过的农民也听见了。那阴阳顿挫之处，跟槐生当年念给我听的，竟是一模一样。
12，潮打空城
槐生真正满十八岁的时候，是一九三七年，中国决定全面抗战的那一年。
十八岁的槐生，长得特别英挺帅气，碰上的，正好是整个中日战争中最可怕、最激烈、规模最大的战争：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爆发的淞沪战役，日本动员二十五万人，中国动员七十五万人，日夜不停的绵密战火，打了三个月以后，中国军队死伤几近二十万人，是日军伤亡的四倍半。前敌总指挥陈诚给蒋介石的报告中说，国军三十六团第二连，守卫火药库，“死守不退，致全部轰埋土中。”
当日军继续从淞沪战场往南京挺进的时候，槐生已经是驻守第一线雨花台的宪兵团的一员。
我们固守南京雨花台一线，杀敌无数，无奈守将唐生智无能，使保卫首都数十万大军，在撤退时互相践踏，加上日人海空扫射，真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自传的这一段，也是槐生说过的“桥段”之一。我们稍大一点了，高高矮矮穿着初中高中的卡其布制服，这时会略带轻蔑地反驳他说，“爸爸，宪兵不是只会到电影院门口检查军人看戏买不买票的吗？你们宪兵哪里会上战场打仗？”
他就好脾气地看着我们，本来要说下去的下一个“桥段”，被我们冷水一泼，也就不往下说了。
他本来要继续说的是，“退到一江门，城门竟然是关的，宋希濂的部队在城墙上架起机关枪，不让我们出城，因为混乱到一个地步，守城门的部队竟然没得到 通知说要撤退！我拚死爬过一江门，逃到长江边，没有船可以乘，日军的炮声已经很近，结果几万人堵在河滩上。在几乎要绝望的时候，我突生一计，就和几个离散 的士兵扛起两根大木头，放在水里，然后用手做桨，慢慢、慢慢往对岸浦口划过去。”
讲到这里，他往往会再追加一句，“想知道我们划了多久才划过长江吗？”
我们四个不大不小的子女，做功课的做功课，看漫画的看漫画，通常没人答腔；我也许会装出一点兴趣，用鼻音回复，“嗯？”
“我们划了整整一天半，才到浦口，”他自说自话地，“死的人，好多啊。”
沉静了好一会儿，看看实在没人理他，他大概也觉得无趣，就拿起警帽，干脆去办公室了。
我听见他出去后，纱门自动弹回来轻轻“砰”一声关上。
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二日，我来到南京，想走一趟父亲走过的路。
站在一江门的城门前，仰头一看，看到三个大字，才知道，啊，这叫“挹江门”。
城门高大雄伟，正中央挂着横幅，写着巨大的字，纪念的，倒是另一件事：一九四九年解放军渡江后直击南京，是从挹江门打进来的！“挹江门”，代表胜利。
在城门前美丽的法国梧桐树下，我展开手上关于宪兵参与南京保卫战的折页：
……宪兵部队到江边时，已过午夜时分……我军尚有万余人壅塞江边，这时日军已追踪而来，成半圆形包抄开火。我军在溃退中大部分已手无寸铁， 枪炮声中纷纷倒下……宪兵部队就地抵抗……历五个小时激战，宪兵部队已伤亡殆尽……宪兵副司令萧山令不愿被俘受辱，射出最后几颗子弹后，举枪自尽，杀身殉 国，年仅四十六岁。
在退到江边之前，英勇作战到最后一刻的萧山令宪兵副司令，守的就是槐生说的雨花台。翻开另一份史料：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九日，日军进逼南京，我宪兵动员官兵六千四百五十二人捍卫南京，由副司令萧山令中将指挥所属部队，与日军血战四昼夜，最后因弹尽援绝，壮烈殉国者一千两百一十人，受伤五十六人，生死不明两千五百八十四人。
史料看多了，现在我已经明白，“受伤”的兵通常不治，“生死不明”通常是“死”，因此六千多宪兵在南京的保卫战中，其实牺牲了五分之三。从挹江门到长江畔的下关码头，只有两公里路，当年万人杂沓的逃命路线，现在是郁郁苍苍的梧桐树林荫大道。
史料拿在手上，梧桐树从车窗外映入，在我的史料纸张上忽明忽暗，我有点不能自已——在父亲过世了五年之后，我才知道，他真的是从那血肉横飞的枪林弹雨中九死一生走出来的，他才十八岁；满脸惊惶、一身血污逃到长江边时，后面城里头，紧接着就发生了“南京大屠杀”。
我想起来，初中时，槐生喜欢跟我念诗，他常吟的两句，是刘禹锡写南京的“石头城”：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如今站在下关长江边上，长江逝水滚滚，我更明白了一件事：我们有缘跟这衡山龙家院的少年成为父子父女，那么多年的岁月里，他多少次啊，试着告诉我们他有一个看不见但是隐隐作痛的伤口，但是我们一次机会都没有给过他，彻底地，一次都没有给过。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龙应台
他们曾经意气风发、年华正茂；
有的人被国家感动、被理想激励，
有的人被贫穷所迫、被境遇所压，
他们被带往战场，冻馁于荒野，曝尸于沟壑。
时代的铁轮，辗过他们的身躯。
那烽火幸存的，一生动荡，万里飘零。
也正因为，他们那一代承受了，
战争的重压，忍下了离乱的内伤；
正因为，他们在跌倒流血的地方，
重新低头播种，
我们这一代，得以在和平中，
天真而开阔地长大。
如果，有人说，他们是战争的“失败者”，
那么，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都是。
正是他们，以“失败”教导了我们，
什么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价值。
请凝视我的眼睛，诚实地告诉我：
战争，有“胜利者”吗？
我，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
所有的颠沛流离，最后都由大江走向大海……
找到我
我开始思索：历史走到了二零零九年，
对一个出生在一九八九年的人，
一个生命经验才刚刚要开始，
那么青春那么无邪的人，
我要怎么对他叙述一个时代呢？
行道树不会把一生的灰尘回倒在你身上，
但是他们会以石头般的沉默和冷淡的失忆来对付你。
行道树
我真的没有想到，飞力普，你是认真的。
你把录音机架好，小心地把迷你麦克风夹在我白色的衣领上，“这样，收音效果最好。”你说，然后把笔记本摊开，等着我开讲。
我注意到，你还记下了录音机上显示的秒数，方便回头做索引。
这都是历史课教的吗？
我实在受宠若惊。这世界上怎么会有十九岁的人对自己的父母感兴趣呢？
我自己十九岁的时候，父母之于我，大概就像城市里的行道树一样吧？这些树，种在道路两旁，疾驶过去的车轮溅出的脏水喷在树干上，天空漂浮着的蒙蒙细灰，静悄悄地下来，蒙住每一片向上张开的叶。
行道树用脚，往下守着道路，却用脸，朝上接住整个城市的落尘。
如果这些树还长果子，他们的果子要不就被风刮落、在马路上被车轮辗过，要不就在扫街人的咒骂声中被拨进垃圾桶。谁，会停下脚步来问他们是什么树？
等到我惊醒过来，想去追问我的父母究竟是什么来历的时候，对不起，父亲，已经走了；母亲，眼睛看着你，似曾相识的眼神彷佛还带着你熟悉的温情，但是，你错了，她的记忆，像失事飞机的黑盒子沉入深海一样，纵入茫然——她连最亲爱的你，都不认得了。
行道树不会把一生的灰尘回倒在你身上，但是他们会以石头般的沉默和冷淡的失忆来对付你。
你没把我当行道树；你想知道我的来历。这是多么令人惊异的事啊！
休息的时候，你靠到窗边去了，坐在地板上，舒展长长瘦瘦穿着牛仔裤的腿，然后把耳机塞进耳朵，闭起了眼睛，我看见阳光照亮了你浓密的头发。
因为你认真，所以我打算以认真回报你。
我开始思索：历史走到了二零零九年，对一个出生在一九八九年的人，一个虽然和我关系密切，但是对于我的身世非常陌生，对于我身世后面那个愈来愈朦胧不清的记忆隧道几乎一无所知的人，一个生命经验才刚刚要开始、那么青春那么无邪的人，我要怎么对他叙述一个时代呢？那个记忆里，有那么多的痛苦、那么多的悖论，痛苦和痛苦纠缠，悖论和悖论抵触，我又如何找到一条前后连贯的线索，我该从哪里开始？
更让我为难的是，当我思索如何跟你“讲故事”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以及我的同代人，对那个“历史网络”其实知道得那么支离破碎，而当我想回身对亲身走过那个时代的人去叩门发问的时候，门，已经无声无息永远地关上了。
所以说，我其实是没有能力去对你叙述的，只是既然承担了对你叙述的、我称之为“爱的责任”，我就边做功课边交“报告”。夜里独对史料时，山风徐徐穿过长廊，吹进室内，我感觉一种莫名的涌动；千军万马继续奔腾、受伤的魂魄殷殷期盼，所有温柔无助的心灵仍旧悬空在寻寻觅觅……
我能够叙说的，是多么的微小啊，再怎么努力也只能给你半截山水，不是全幅写真。但是从浓墨淡染和放手凌空之间，聪慧如你，或许能够感觉到一点点那个时代的蒙住的心跳？
行道树不会把一生的灰尘回倒在你身上，但是他们会以石头般的沉默和冷淡的失忆来对付你。
第一部 在这里，我松开了你的手
1，美君离家
美君是在一九四九年一月离开淳安古城的，大概就在“太平轮”沉没之后没有多久。
她才二十四岁，烫着短短的、时髦俏皮的鬈发，穿着好走路的平底鞋，一个肉肉的婴儿抱在臂弯里，两个传令兵要护送母子到江苏常州去，美君的丈夫是驻常州的宪兵队长。
已经是兵荒马乱的时候，美君仓促上路，临别前对母亲也就是平常地说一句：“很快回来啦。”跨出家门，头都不曾回过一次，虽然知道那瘦弱的母亲，裹着小脚，就站在那老屋门边看着她走。
美君也没有对淳安城多看两眼。
庭院深深的老宅，马蹄达达的石街，还有老宅后边那一弯清净见底的新安江水，对美君而言，都和月亮星星一样是永恒不变、理所当然的东西，时代再乱，你也没必要和月亮星星作别吧？人会死，家会散，朝代会覆灭，但是一个城，总不会消失吧？更何况这淳安城，已经有一千五百年的历史。美君向来不是个多愁善感的人，她聪明、果决、坚强。城里的人都知道，应家这个女儿厉害，十七岁就会独自押着一条船的货，从淳安沿水路送到杭州城里去做买卖。
有一回，买卖做完，回程上，一个家族长辈装了满船的盐，从杭城运回淳安；半路上突然出现缉私队的士兵，拦下船准备检查。船上的人紧张得就想跳水，长辈脸色发青，美君才知道，这一船的盐，大部分是私盐。
她看长辈完全乱了方寸，揣度了一下形势，便作主指挥，说，“速度放慢。”
她要工人立即把两袋合法的官盐拖到船板的最前端，然后要工人那年轻丰满的媳妇，坐到存放私盐的船舱入口的门坎上，脱掉外衣，只留身上的小胸兜。美君像导演一样告诉她坐在哪里，怎么坐，然后盯着她看看，又说，“把簪子拿掉，头发放下来。”
船缓缓停下，缉私船靠近来，抱着枪的士兵一跃而上。美君先请他们检查船板上的两袋官盐。士兵打开袋子，检查标签，抓一把盐在手心里闻闻看看，然后转身要进舱房，可是一转身，就看见那年轻的江南女子坐在船舱入口，好像正要穿衣服，她大半个牛奶色、光滑的背，是裸的，士兵登时吓了一跳，美君就说，“对不起对不起，嫂子刚刚在给孩子喂奶 ……”
缉私队长忙不迭地说，“那就不要打扰了。你们快开船吧。”
淳安的长辈们在对我叙述这故事时，美君就坐在旁边咯咯地笑。
最后一次离开淳安时，后来美君跟我说，她确实回头看了一眼那城门两边的石狮子，一边一只，已经在那里好多、好多朝代。她走的那一天，石狮子就蹲在那里，不让你有任何的怀疑或动摇，他们会在那里天长地久。
淳安，是三国时吴国的大将贺齐所开垦设置，当时的淳安人被称为“山越”，在土地上刀耕火种，逐渐发展成吴国的文明小城，明朝著名的清官海瑞，在这里做县令，淳安人为他建了个“海公祠”，是美君小时候每天经过的地方。
美君会描述她家里的家具：柏树做的八仙桌，有一种扑鼻的清香味；母亲的床，木头上全是雕花；天井里头的黑陶大水缸，一大缸一大缸养着高高挺挺的粉红色风荷。家的大堂正中挂着三代的祖宗画像，谁是谁她不知道，但是她很骄傲地说，“最下面那一排穿着清朝的官服，是高祖，他是同治年间乡试的武举，后来还是衢州府的留守呢，官很大的。”
我问她，“‘留守’是什么官？”她歪着头想想，说，“不知道，大概是……嗯，警察局长吧？”
2，躲躲雨
离离开淳安之后就是一路的狼狈迁徙，从火车站到火车站，过江过河过大山。一年半以后，自己都弄不清是怎么回事，美君发现自己已经站在海南岛一个混乱骚动的码头上，汹涌的人潮拚命地要挤上大船，丈夫在另一个港口，失去了联系。
海南岛的正式大撤退，是一九五零年的五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在半年前成立，但是在沿海、在西南，还有战事。很多的国军部队，是在解放军的炮火一路追击下被逼到了码头边。奉命负责掩护撤退的部队，边打边退，好不容易最后到达了码头，却只能在岸上看着军舰迅速起锚逃离。炮火直接射到了船舷，船上的人，不得不泪眼汪汪看着掩护自己上船的袍泽被抛弃。码头上的伤兵绝望地倒在地上放声痛哭，没负伤的兵，像是到了地球的边缘，后面是家乡阻隔在万里烽火之外，前面是完全背弃了你的汪洋大海。
上了船的国军部队，这时也傻了。徐蚌会战中牺牲惨重的六十四军，三月间在海南岛紧急上了船，七千官兵中还有一千多个是一路“抓”来的青壮少年。
急难中，船要开往台湾了，可是，台湾在哪里？开军舰的人都不知道。
在炮火射程外的安全海面上，海军拿出地图来找台湾的位置。
士兵问长官，“什么时候才到那个地方啊？”
军官说，“我也不清楚，反正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到的那个地方叫‘台湾’，我没去过，你也没去过，听说那地方不错。”
六十四军的军官简步城安慰惶惑的士兵，但是心里慌得厉害。他自己都不知道台湾是在东西南北哪个方位。从冰天雪地如苏武牧羊的绝境中一路打到海南岛，心力和体力的透支，已经到了人的极限。安慰了士兵，他再来安慰自己：人生的路，太累了，反正去那个叫“台湾”的地方，只是暂时“躲躲雨”吧，也好。
他作梦都没想到的是，这一场“雨”啊，一下就是六十年。
脸色苍白的美君在码头上，才从产房出来没几天，怀里抱着熟睡的婴儿，但是，别搞错，从淳安抱出来的那个孩子，已经带到湖南的老家，让奶奶保护，此刻在怀里安然闭着眼睛的，是在海南岛出生的应达。
叫他“应达”，是想，只有在这样的乱世里，方才明白，要“到达”自己想去的地方，是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就让这婴儿带来“到达”的希望吧。
大船无法靠岸，无数的接驳小船挤在港内碰来撞去，乱哄哄地来回把码头上的部队和眷属接到大船边，然后人们攀着船舷边的绳梯大网像蜘蛛一样拚命往上爬。很多人爬不动，抓不住，直直掉下海，“惨叫啊，一个一个噗通噗通像下饺子一样”，美君说。
炮声听起来就在咫尺之处，人潮狂乱推挤，接驳小船有的翻覆了，有的，快到大船边了，却眼睁睁看着大船开动，赶不上了。港内的海面，到处是挣扎着喊救命但是没人理会的人头，码头上一片惊惶，哭声震天。
如果你站在码头上望向海面，用想象力变魔术“咻”地一声倒退一百米，彷佛电影默片，你看见那水面上，全是挣扎的人头，忽沈忽浮，浮起时你看见每一双眼睛都充满惊怖，每一张嘴都张得很大，但是你听不见那发自肺腑的、垂死的呼喊。历史往往没有声音。



皮箱，无数的皮箱，在满布油渍的黑色海面上沉浮。
3，码头上
高雄，一个从前没听说过的都市，那儿的人皮肤晒得比较黑，说一种像外国话的方言。丈夫在动乱中失去联系，却有两个兵跟着她，臂弯里是吃了就睡，醒了就吃的应达。
美君打量一下周遭：满街挤着面孔凄惶、不知何去何从的难民。五月天，这里热得出奇，但是很多难民身上还穿着破烂的棉衣，脱下来，里面是光光的身体，不好看；留在身上，又湿热难熬。一场急雨打下来，码头上的人群一阵狼狈乱窜，其实没有一片屋檐可以逗留，于是干脆就坐在地上，大雨倾盆。
部队散了，丈夫走失，美君不再有“军眷”的身分，一下码头就没有人管她了；两个传令兵，也是家乡的庄稼子弟，没有兵籍。美君，其实不明白什么叫历史的大变局，但是她很快地察觉到事态的严重，此时此刻，除了自己，别无依靠了。
美君掏出身上藏着的五两黄金，找到一个叫苓雅市场的地方，顶下一个八台尺见方——也就是二米四乘二米四——的菜摊子，开始独立生存。晚上，两个庄稼少年睡在地上，她就搂着婴儿躺在摊子上，共盖一条薄被。
早上天还没亮就起来，她指挥着两个少年去买了几个大西瓜回来，切成薄片，放在一片木板上，要少年到码头上去叫卖。码头上，撤退的部队和难民像溃堤的大水般从一艘一艘的大船流向码头；她计算的是，在码头上热天卖西瓜，一方面可以挣钱，一方面可以寻人——丈夫如果还活着，大概迟早会在码头上出现。
美君的小摊扩张得很快。这个淳安绸缎庄的女儿冷眼旁观，很快就发现，难民在建筑自己的克难之家。他们需要竹片、钉子、铁锤、绳子等等“建材”，于是她的摊子就多了五金。她也发现，山东人特别多，于是她的摊子上马上有一袋一袋的面粉。南腔北调的难民进到市场，知道来美君这个摊子不但什么都可能找到，而且这个摊子的女主人能说国语，活泼大方，能言善道。
美君脱下了细腰身的旗袍，开始穿宽松的连衣裙，给孩子喂奶，也做肩挑手提的粗活。
但是能言善道的美君也有沉默的时候。她常一个人骑着那辆送货的男用脚踏车，来到码头。把车停在一个巨大的仓库大门前，她就倚着脚踏车望向码头和海港。军舰缓缓进港，军舰缓缓出港；人潮汇入码头，人潮一会儿散尽。汽笛声回旋在海港上头，缭绕不去。
一九五三年，摊子已成小店，美君抱着一岁的女儿，女儿叫“应台”。
穿着制服的港警，巡逻时经过仓库大门，看到这个体型纤弱的年轻外省女人，不免多看一眼。
4，美君回家
美君从此不能见河，一见河，她就要说：“这哪里能和我们老家的河比……”我从小就听她说：“新安江的水啊，”她总是絮絮叨叨地说，“是透明的！”第一层是细细的白沙，第二层是鹅卵石，然后是碧绿碧绿的水。抓鱼的时候，长裤脱下来，站进水里，把两个裤脚扎紧，这么往水里一捞，裤腿里满满是鱼 ……美君说完，总还要往我看看，确定我是不是还听着，然后无可奈何地叹一声气：“唉！对游弹琴啦，讲给你听，你也不会相信，你根本就没见过那么清的水嘛！”
牛，她总说“游”，所以“牛奶”，就是“游来”。
她沉默一会儿，又说：“有一天，有一天要带你回去看看，你就知道了。”声音很小，好像在说给她自己听。
我这个高雄出生的女儿，对长江、黄河都无从想象，但是自小就知道有那么一条新安江——江在哪里其实也毫无概念，连浙江在江苏的上面还是下面，左边还是右边都不十分清楚——但我知道，新安江水是世界上最干凈的水。
这个女儿长大以后，带着美君去看阿尔卑斯山里的冰湖，去看莱茵河的源头，去看多瑙河的蓝色风光，美君很满意地发出赞美：“欧洲实在太漂亮了！”然而还没走出几步，她就要轻轻叹一口气。我故意不回头，等着，果然，她说：“可是这水啊，跟我们新安江不能比……”
美君在台湾一住就是六十年，学会了当地的语言，也爱上了亚热带的生活，异乡已经变成了故乡。那新安江畔的故乡嘛，一九五九年建水坝，整个古城沉入千岛湖底。她这才相信，原来朝代可以起灭、家国可以兴亡，连城，都可以从地球上抹掉，不留一点痕迹。
一九八七年，台湾政府终于允许人们回乡探看以后，乡亲们纷纷结伴还乡；也许人事全非，但故乡，总归是故乡吧，可是淳安来的美君却冷冷地说：“回去？回去看什么呢？”
“看不到城，”美君的女儿，我，说，“看人总可以吧？”
距离美君离开淳安半个世纪之后，一九九五年九月，七十岁的美君，第一次回到了淳安，不，现在叫千岛湖镇了，而且是个新兴的小镇，“树小、墙新、画不古”的新兴的小镇，在一个小岛上。
“岛？千岛？”美君不悦地纠正我，“以前都是山，千山啦，什么千岛。”
当然，水淹上来，老城沉进水底，山顶突出成岛，千岛湖曾是千山乡，美君确实没想到五十年的“沧海桑田”竟是如此具体！
“这次回来，我一定要找到我父亲的坟，”美君说，“做了水坝，坟迁走了，迁去了哪里？好几年，我都梦见他，他从坟里出来，脸是绿的，水草的颜色，他说，女儿啊，我冷啊，你一定要想办法把我迁走……”
一圈围坐着的亲戚突然安静下来，我从一张脸望向另一张脸：这真是极复杂的安静；美君的话，在他们耳中简直“迷信”得骇人，却又不好伤老人家的感情。
“湖很大，一千多个岛，”他们犹豫地说，“我们只记得一个大概的范围，坟怕不好找……”
“可以试试看。”美君说。
一个亲戚说，“我们这儿是可以遥祭的，就是对着那个方向祭拜，大姊你遥祭也可以吧？”
我看看美君，她也正瞧着我。啊，我知道这个彪悍的女生要发作了。
“我在台湾遥祭了五十年，”美君顿了一下，脸色很不好看，然后一口气说出来：“我遥祭了五十年，你们觉得，我今天人千里迢迢到了淳安，是来这里遥祭的吗？”
又是一阵安静。
“……火烧船事件以后，”亲戚面有难色，“租船管制很严……”
“我是淳安的女儿，”美君还是寒着脸孔，说，“找父亲的坟是天经地义的。”
第二天，终于找来了一艘汽艇，还雇来了一位熟识水路的船夫，船夫带着老城的记忆，彷佛心中有一个隐藏的导航系统，看穿湖水，将每一座岛回复成山，认出哪座山在哪座山的什么方位。
汽艇在六百平方公里的水面上穿梭，掠过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岛，烟波浩渺，千岛湖看起来素朴纯凈，原始自然，但是我们的眼睛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那无数个耸立水面的荒岛，其实既非岛，也不荒，那曾是山，母亲年幼时攀爬过、野餐过的地方。水面下，曾经是一片又一片的果园，母亲曾经让大人牵着手去收租的地方。这一片荒野素朴，曾经是沃土富饶，水面上看起来洪荒初始，水面下曾有绵延千年的人文繁华。
我们看起来像游客，我们不是游客。
水花喷溅，滴在手上觉得润凉。猴岛，很多猴子，想上去看看吗？不想。
蛇岛，很多蛇，想看看吗？不想。
我们只想看一个岛，寻找一个岛，在这一千个岛中。
船噗突噗突慢下来，船夫认为应该在附近了，亲戚们三三两两站在船头眺望水面，前面有一个不起眼的小岛；美君的表妹皱着眉注视，犹疑了一会儿，然后说，“这里，”她指着那个岛，“就是这里。”
她指的这个小岛还没一个房顶大，杂草丛生，近水处是一片秃秃的黄土。我们跳上泥泞的滩。参与了当年迁坟的表妹边回忆边说，“那个时候，是小表哥挑上来埋在这里的，原来以为已经迁得够高了，没想到……”
没想到水漫淹到山的顶尖，现在美君看见的是两块破砖头泡在水里，就在水面接触黄土的那条波在线。风很大，吹得人睁不开眼，美君的白发凌空飞扬，我紧紧扶着美君，满耳呼呼的风声，还有美君模糊的、破碎的语音，“……爸爸——我来了，我就知道，你明明跟我说你很冷……”
湖浪挟着些许水草，打着若隐若现的砖块。那砖浸泡已久，土红的表面已有绿苔。一炷香烧了起来，青色的烟像柔弱无骨、有所祈求的手臂，随风没入天水无色之中。
离开淳安，我们经由山路往建德，这是那年缉私船检查私盐的地方。小汽车在石子路上颠簸，爬上一个陡坡，又急急盘旋而下，车后一团灰尘，路边的树木也蒙着一层灰白，但千岛湖的水光不断地透过树影闪烁。或许累了，美君一路上不太说话，我推推她：“喂，你看，这也是新安江水啊，水多清啊！”
她望向车窗外，疲倦地把头靠在玻璃上，轻轻地说，“是吗？”
我伸出手去环着她瘦弱的肩膀。
5，上直街九十六号
这几年，美君不认得我了。
我陪她散步，她很礼貌地说，“谢谢你。有空再来玩。”
每隔几分钟，跟她说一遍我是谁，她看看我，闪过一丝困惑，然后做出很有教养的样子，矜持地说，“你好。”
奇怪的是，连自己的独生女儿都不记得了，她却没忘记淳安。
开车带她到屏东的山里去，她一路无言，看着窗外的山景，突然说，“这条路一直下去就会到海公祠，转一个弯，往江边去，会经过我家。”
从后视镜里看她，她的面容，即使八十四岁了，还是秀丽姣好的。
我问她，“你是应美君吗？”
她高兴地答，“是啊。”
“你是淳安人吗？”
她一脸惊喜，说，“对啊，淳安人。你怎么知道？”
天黑了，带她上床，帮她盖好被子，她怯怯地问，“我爸爸在哪里？我妈妈呢？”
我决定去一趟淳安，找余年春。
美君此生看不见的故乡，我去帮她看一眼。
余年春，是美君的同村同龄人。几年前三峡建水坝，中国政府为百万人的迁移大费周章，建新村、发偿金，还有老居民死守乡土不退。余年春看得热泪盈眶，看不下去了。
他回想起一九五八、五九年，淳安人是在什么情况之下被迫离开祖辈已经生活了一千多年的故乡的。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提出“赶英超美”的口号，在共产党八大预备会议中，他热切地说，共产党要“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被人家看不起的、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这是一种责任。否则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在这种思维的推动下，开发新安江成了急切的重大项目。三十万淳安人，为了“国家”整体的进步，必须迁走。一个个村子化整为零，一个个大家族被拆开，从薪传千年的家乡土壤发配到百里千里以外分散各省的穷乡僻壤。
结果就是，到了任何一个陌生的村子，淳安人在当地人眼中，都是一群语言不通、形容憔悴、贫无立锥之地的“难民”了。家里没有一张八仙桌可以带得出来，也无法跟当地冷眼瞧着你的人解释：“嘿，我家喂狗的碗，都是宋朝的瓷器！”一向以“诗书传家”为荣的淳安人，如今一身孑然，满腹辛酸，沦为困顿褴褛的新移民，又从刀耕火种开始。

如果美君在一九四九年没离开淳安，她就会和她今天仍旧思念的爸爸妈妈，还有她自己的孩子，经历被迫迁徙的这一幕：
谏村是淳安远近闻名的大村，全村二一四户，八八三人，也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地方，村庄临溪而筑，依山而建，黛青瓦，雕梁画栋。一九五九年三月，通知我们移民，一只雕花大衣柜收购只给一元二角八分钱。一张柏树古式八仙桌只卖六角四分……到了四月三日，搬迁的那天，拆房队已进了村，邵百年的母亲坐在椅子上呼天嚎地哭叫着不肯走，拆房队绳子捆上他家房子的栋梁，几位拆房队的人把这位老人连人带椅子一起抬出门外，房子也就顷刻倒下了。
带着一点不甘心和不服气，八十几岁的余年春费了五年的时间，把千岛湖水底的淳安城一笔一笔画出来。故乡的每一个祠堂、寺庙、学校、政府建筑，每一块空地、每一条沟渠、每一条街和巷弄，以及街上的每一户人家和店铺——哪一家比邻哪一家，哪一家的主人姓谁名谁、店铺什么名号，巨细靡遗，一点不漏。余年春找出零落四方的乡亲老人，一个一个询问，一件一件比对，然后用工笔，像市政府工务部门的官方街道图一样，细细地还原了被夺走的故乡风貌。
打开在我眼前的，是一幅滚动条，淳安古城的“清明上河图”，我第一次，看见属于美君的新安江画像。
面对着这张不可思议的图，我问，“您知道美君的家在哪里吗？”
“知道，”余年春说，“上直街九十六号。”
他弯腰，把上直街九十六号指给我看；真的，如美君所说，就在新安江畔。
“不会错吧？”我问。
“绝不会错，”老人十分笃定地说，“你看，美君的父亲叫‘应芳苟’，这图上写着喽。”
弯下腰细看，上直街九十六号的那一格，果真写着“应芳苟”三个字。
“那么，”我沉思着，“美君在一九四九年离开的城门，有两个石狮子守着的那座城门，走向杭州，然后从此回不了头的，会是哪一个城门呢？”
“在这里。”老人用手指在画上标出城门的位置。
三米长的滚动条，张开在一张狭窄的木床上，窗外的光，因为窗子老旧，也只能透进来一点点。在这局促而简陋的房间里，连一张书桌都没有，他显然得跪在地上作画。余年春一笔、一笔，画出了全世界没有人在乎，只有他和美君这一代人魂萦梦系的水底故乡。
回到千岛湖畔的饭店，我开始看那水底淳安的录像带。
当地政府为了观光的需要，派了摄影队潜入几十公尺深的湖底，在古城沉没四十年之后，去看看水草中闭着历史的眼、沉睡的淳安。
湖底深处，一片地心的漆黑；摄影队的灯，在无边无际的幽暗中，像一只太小的手电筒，只能照亮小小一圈。郁郁的水藻微颤，一座老屋的一角隐约浮现，精琢的雕花，厚重的实木——这，会是美君当年天涯漂泊、如今至死不渝的雕梁画栋吗？
缓慢的光，没照到城门口那对石头狮子，但是我总算知道了：他们仍在原来的位置，美君一九四九年冬天回头一瞥的地方。

最近几天，博讯网 的主页经常无法正常打开了。今天上去，boxun.com这个主页被连接到博讯博客上去了， peasehall这个网页也无法打开，于是博讯被间接关闭了。

据博讯网自己的报道，他们是长期受到网络攻击的，基本上都是通过DDOS这个手段，实际上就是造出大量的虚假登陆信息，超出服务器能够承受的极限，于是就造成了服务器的瘫痪。于是普通网友就无法登陆页面阅读了。

技术并不是什么很特殊的东西，不过往往能够奏效。但是，大家都知道，这样做是违法的黑客手段，也就是说这是网络犯罪。其实常上去的朋友都知道，这个网站长期遭受同样的攻击，服务器经常受到瘫痪。多维以前也时时受到同样的攻击，还有牛博也曾经是这样。

是谁有动机有技术有资源对这一类的网站进行常态性的攻击呢？大家都很清楚，只有中共及其政府符合，也只有他们符合这样的要求，就是他们做的。这是犯罪行为，尽管没有人能够拿出证据来证明犯罪的是中共，但除了中共，没有任何机构有动机的同时，又拥有技术、资金、人力资源来做这件事情。

难道他们不知道这是网络犯罪吗？当然是不可能的，他们在国内就处理过很多的类似的案子。这样说是不是显得非常精神分裂的样子？在国内，假如有人从事这样的行为，他们会调查、抓捕、判决相关人士。而他们自己却在同样的行为，当他们面对他们不希望为国内人士接触的信息、新闻的时候，他们会使用违法手段处理，也就是说他们在处罚相似的违法行为的同时，自己却在犯同样的罪行。

相当地吊诡，一个国家、一个执政党、一个政府在犯罪，而且是明目张胆地。他们在国内不断地立法、普法的同时，自己却在不断地从事违法的行为。而实际上，他们在国内的行政行为几乎无时无刻不在违法，无时无刻不在滥权。当他们面对“民主人士”的时候，面对访民的时候，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时时刻刻都在从事违法犯罪行为。这个党、这个政府从来就不惮于从事违法行为。那么他们还反什么黑社会？还打击什么违法犯罪分子？那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