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爆出一条新闻，"中国电信电力两年违法收费50亿元，其中电力违法收费27.4亿，这一数字还仅仅是专项检查核实的数字"。那么这高额的违法收入是如何获取的呢？

日常生活中，人们如果稍加留意就会发现，一旦你和几家共用一块电表，你就会发现总表与分表的误差会远远超过合理的表损。如果你找到有关部门欲问个究竟，有关人员就会信誓旦旦地告诉你："你们当中有偷电的！"接下来，你经明察暗访确信你们中的确没有偷电者而再要问个为什么或提出把电表校对一下之类的要求后，那结果会令你更加疑惑和无奈：总表与分表的误差依然如故，而且是越校误差越大。

针对人们极为关注的供电计量上的"缺斤短两"问题，国家技术监督局组织力量对全国17个省的企业生产的34种电表进行了抽检，结果发现，75％的电表都出现了正误差，即人们所说的"走的快"。对家庭正在使用的电表检测的结果更令人感到吃惊：偏差最大的要快28％，大多数快10％左右，也就是说居民要无端地多掏10％-28％的电费。

电表误差在正负2％以内均属合格产品，因为技术原因造成计量器具出现偏差是可以理解的；可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些电表生产企业最终道出了实情：目前企业生产的电表大都是由电力公司统一购买后安装给用户的，一些电力公司为了获取不正当的利益，私下要求企业在生产电表过程中将电表调快，而且是越快越好，否则，就会以你的产品"不合格"而拒绝收购，企业为了经营和效益只好从命。


博主评论：中央直属企业违法经营的例子，这不是第一次。如中国电讯、中移动，通过欺骗偷扣硬扣用户电话费的事情，已经讲过无数次了。每次查处的都是运营商，中国电讯从来没有事。其实不管运营商如何欺诈用户，实际上他们的收入都是来自中国电讯和中移动来扣取的。而且拿大头的永远都是中国电讯和移动。
但是为什么每次查处的都是运营商？而真正为他们提供欺骗手段的中央直属企业却从来不受波及？因为他们是中央直属企业，公检法查他们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况且那些“中央直属企业”里面可以称藏龙卧虎的，多少北京的高干子弟在里面？查他们的话，说不定把自己的官都查没有了。

这次不过是另一个中央直属企业胡作非为的另一次发生而已。但这次没有替罪羊了吗？假如真的查处，也只能查电表的制造者，估计中国电力是打死不承认调快电表是他们自己建立的潜规则的。也许根本就不会有任何机构来查处，抢钱有什么关系呢？抢草民的钱，不是我党我政府的一贯作风吗？

这就是当代的中国，不但官员可以胡作非为，连他们的企业都可以胡作非为。抢了几十亿，不会有人因为事件接受调查，更不会有任何人遭受处分。法律责任？这执法、立法、司法哪一项不是咱党干的事情？当然不会运用到自己家人了。于是电表厂依然调快甚至更快，中国电力继续违法收款。

这就是现在的中国，无法无天，没有公平正义。我实在不明白是不是真的有人真心地跟着唱红歌，傻b,我们中央直属企业就是唱着那些红歌公然抢劫你们的。你们还跟着唱？拍马屁者跟唱应该，被掠夺者也跟着唱？你们有受虐狂？

《羊城晚报》爆出一条新闻，"中国电信电力两年违法收费50亿元，其中电力违法收费27.4亿，这一数字还仅仅是专项检查核实的数字"。那么这高额的违法收入是如何获取的呢？

日常生活中，人们如果稍加留意就会发现，一旦你和几家共用一块电表，你就会发现总表与分表的误差会远远超过合理的表损。如果你找到有关部门欲问个究竟，有关人员就会信誓旦旦地告诉你："你们当中有偷电的！"接下来，你经明察暗访确信你们中的确没有偷电者而再要问个为什么或提出把电表校对一下之类的要求后，那结果会令你更加疑惑和无奈：总表与分表的误差依然如故，而且是越校误差越大。

针对人们极为关注的供电计量上的"缺斤短两"问题，国家技术监督局组织力量对全国17个省的企业生产的34种电表进行了抽检，结果发现，75％的电表都出现了正误差，即人们所说的"走的快"。对家庭正在使用的电表检测的结果更令人感到吃惊：偏差最大的要快28％，大多数快10％左右，也就是说居民要无端地多掏10％-28％的电费。

电表误差在正负2％以内均属合格产品，因为技术原因造成计量器具出现偏差是可以理解的；可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些电表生产企业最终道出了实情：目前企业生产的电表大都是由电力公司统一购买后安装给用户的，一些电力公司为了获取不正当的利益，私下要求企业在生产电表过程中将电表调快，而且是越快越好，否则，就会以你的产品"不合格"而拒绝收购，企业为了经营和效益只好从命。


博主评论：中央直属企业违法经营的例子，这不是第一次。如中国电讯、中移动，通过欺骗偷扣硬扣用户电话费的事情，已经讲过无数次了。每次查处的都是运营商，中国电讯从来没有事。其实不管运营商如何欺诈用户，实际上他们的收入都是来自中国电讯和中移动来扣取的。而且拿大头的永远都是中国电讯和移动。
但是为什么每次查处的都是运营商？而真正为他们提供欺骗手段的中央直属企业却从来不受波及？因为他们是中央直属企业，公检法查他们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况且那些“中央直属企业”里面可以称藏龙卧虎的，多少北京的高干子弟在里面？查他们的话，说不定把自己的官都查没有了。

这次不过是另一个中央直属企业胡作非为的另一次发生而已。但这次没有替罪羊了吗？假如真的查处，也只能查电表的制造者，估计中国电力是打死不承认调快电表是他们自己建立的潜规则的。也许根本就不会有任何机构来查处，抢钱有什么关系呢？抢草民的钱，不是我党我政府的一贯作风吗？

这就是当代的中国，不但官员可以胡作非为，连他们的企业都可以胡作非为。抢了几十亿，不会有人因为事件接受调查，更不会有任何人遭受处分。法律责任？这执法、立法、司法哪一项不是咱党干的事情？当然不会运用到自己家人了。于是电表厂依然调快甚至更快，中国电力继续违法收款。

这就是现在的中国，无法无天，没有公平正义。我实在不明白是不是真的有人真心地跟着唱红歌，傻b,我们中央直属企业就是唱着那些红歌公然抢劫你们的。你们还跟着唱？拍马屁者跟唱应该，被掠夺者也跟着唱？你们有受虐狂？

第四部 脱下了军衣，是一个良善的国民
29，那样不可言喻的温柔，列宁格勒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几张照片的背面，埃德沃的笔迹，褪色的蓝色钢笔水，草草写着一个城市的名字、一个日期：
列宁格勒，一九四二
他参加了列宁格勒的战役？那个世纪大围城发生时，他在历史现场，是围城的德军之一？照片上两个带着钢盔的德国士兵——我相信他们刚刚把墓碑上的花圈摆好……
这又是什么呢？一包信？埃德沃从列宁格勒战场写给玛丽亚的信？是从阁楼里拿下来的吗？
我曾经上去过那个阁楼，木梯收起来时，就是天花板的一块，一拉，放下来就是楼梯，梯子很陡，几乎垂直。爬上去之后踩上地板——其实就是天花板，地板随着你小心的脚步咿咿作响。光线黯淡的阁楼里有好几只厚重的木头箱子，有的还上了铜锁，布满灰尘，不知在那儿放了几代人。
他参加了列宁格勒战役！他在历史现场？
有一只木箱，漆成海盗蓝，我打开过，里面全是你爸爸和汉兹儿时的玩具、小衣服。当然，都是玛丽亚打包的。我当时还楞楞地在想，这日耳曼民族和美国人真不一样，倒挺像中国人的“老灵魂”，讲究薪火传承。
但是，怎么我从没听任何人提起过埃德沃有这么多战场家书？
列宁格勒围城。
德军在一九四一年八月就已经大军兵临城下，九月八日彻底切断了列宁格勒的对外交通，城内的各种粮食只够维持一到两个月。谁都没想到，围城竟然持续了 几乎三年，九百天。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七日德军撤退，原来两百六十万居民的繁华大城只剩下一百五十万人。三年里消失掉了的人口，有些是逃离了，但是在德军 的炮火封锁下活活饿死的，最保守的估计，有六十四万人。
列宁格勒，现在的圣彼得堡，位置是北纬59°93’，冬天的气温可以降到零下三十五度。围城不仅只切断了面包和牛奶，也断绝了燃料和原料。仅有的食 物和燃料，要优先供给部队和工厂。平民，在不能点灯、没有暖气的暗夜里，很难熬过俄罗斯的冬天。九月八日围城开始，最先被人拿去宰杀的是城里的猫和狗，然 后是老鼠。开始有人饿死、冻死了，用马拖着平板车送到郊外去埋葬。逐渐地，马，也被杀来吃了。死人的尸体，有时候被家人藏在地窖里，因为只要不让人知道他 死了，分配的口粮就可以照领。被送到郊外的尸体，往往半夜里被人挖出来吃。
列宁格勒城破以后，人们发现了坦妮雅的日记。坦妮雅是一个十一岁的小女孩，看着家人一个一个死去，她无比诚实地写着自己如何瞪着还没死的妈妈，心中 想的是：多么希望妈妈快点死掉，她就可以吃他们的配粮。从妈妈沉默地看着她的眼中，她心里知道——妈妈完全明白女儿在渴望什么。
坦妮雅的亲人一个一个死了。每一人死，她就在日记上写下名字、倒下的日期和时辰。最后一张，写着，“只剩下坦妮雅”。
但是坦妮雅自己也没活多久，留下的日记，在后来的纽伦堡大审中被拿出来，当作围城的德军“反人类罪”的证据。
希特勒以为占领列宁格勒是探囊取物，连庆功宴的请帖都准备好了，没想到俄罗斯人可以那样地强悍坚毅，硬是挺着，一个冬天又一个冬天。城内尸横遍野不说，德军自己的士兵，也躲不过同样的零下三十五度，在城外冰雪覆盖的壕沟里，病的病，死的死。十二万五千德军士兵丧生。
埃德沃的家书，是在列宁格勒城外的壕沟里写的吗？
1942-2-10
亲爱的玛丽亚，今天特别晴朗，黑色的松树在白雪的映照下显得如此丰美。我们距离列宁格勒大概不到一百公里了。炮车的轮子在雪地里辗出一条花 纹的印子。经过一片开阔的原野时，我还很担心部队的位置太暴露，但是我同时看见无边无际的白色平原，远程浓密的松树像白色桌巾的绣花滚边一样，令我想到： 这美丽的土地啊，什么时候才会有和平和幸福？
弟兄们都背着沉重的武器装备，在雪地里艰难地行走。行军中有人越过我，又回头对我说，“你是三师的吗？有没有看见刚刚的夕阳？”
我知道他在说什么。今天的夕阳是一轮火球，把黄金带蓝紫的光，照在黑松尖顶，简直像教堂的屋顶一样圣洁。
我不可遏止地怀念你和孩子。
1942-04-02
亲爱的玛丽亚，今天，我们和约翰道别了。他是前天被苏军的手榴弹击中的，当场倒下。载着火药的战车就成为他临时的“灵车”，上面放了弟兄们用松枝为他编织的“花圈”。“灵车”缓缓驶向坟穴，大家向约翰立正、致敬。
去年约翰曾经和我在一次炮火射击中同一个战壕。他很年轻，才十九岁，不太会分辨机关枪和炮弹的声音，吓得脸色发白，手抖得厉害。现在，他可以把重担放下，永远地休息了。
1942-08-11
亲爱的玛丽亚，八月的暖天，你们应该在忙着收割麦子吧？我倒是情不自禁地想起夏日的麦田歌。歌，总是使我强烈地想家。昨天又看到夕阳从山头下去，那样不可言喻的温柔，总算使我在这可悲可怕的地方得到一点点心灵深处的安慰。
这一把信，纸的颜色那样苍老，可是用一条玫瑰色的丝巾层层包着。看起来很熟悉；玛丽亚，常常系着一条玫瑰色的丝巾，在她八十多岁满脸都是皱纹的时候，仍旧系着。
30，人民大街
决定去一趟长春，因为长春藏着一个我不太明白的秘密。
从南京飞长春，飞行航程是一千五百公里，两个半小时。如果是从法兰克福起飞的话，同样的时间，北边就到了丹麦，往南就会到马德里，往东已经到了匈牙利。在中国，你却只是到了另一个省分的城市。
最晚的班机，到达长春已经是五月十三日凌晨一时。即使是深夜，即使昏暗的街灯照在空旷无人的广场上，看起来有点辽阔、冷落，你还是看得出长春与众不 同。宽阔的大道从市中心四面八方辐射出去，广场特别多，公园特别大；如果你曾经走过莫斯科，走过柏林，走过布达佩斯，长春给你的第一印象就会是，嗯，这个 城市有首都的架势、京城的气派。
长春曾经是东北的政经中心，一九三一年被满州国定为首都“新京”之后，更成为日本人费心经营的花园城市。都市规划以欧洲的大都会为范本，六线大道条 条笔直，宽大的公园处处葱绿。火车站前的中央道路宽六十米，以花岗岩镶嵌，两旁的百货公司都是钢筋水泥的大楼，美丽的马车踩街发出达达的声音。长春很早就 有抽水马桶，很早就全面铺设煤气管道，很早就规划了环城地铁、有轨电车和高速公路，很早就把主干电线埋入了地下。
长春的五月，风还带着点凉意，抱着孩子的母亲，把围巾绕在孩子脖子上，孩子迎风露出来的小脸，像北方的苹果。我站在人民广场的边边，仰头看着广场中心那个高耸的碑。
二十七米半高的花岗岩石碑伸向天空，顶端，是一架战斗机，俯视着整个城市。碑的底部中俄文并列，中文写的是“苏军烈士永垂不朽”，落款是“长春市各 界人士”。俄文刻着二十三个名字，是苏军在进攻东北的行动中牺牲的飞行员。苏联红军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进军东北，占领城市之后最早动手的第一件事情，就 是在哈尔滨、长春、沈阳等等城市的要冲，兴建“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
矗立在现代城市的交通心脏、让万众仰视的，是一架战斗机，真的有点奇怪。苏联人同时兴建在沈阳市中心的纪念碑，顶端放的是个十三公吨重的铜制坦克车。因为建地铁，“坦克碑”几年前才被迁走。
人民广场在人民大街上，人民大街宽阔大气，车水马龙，两旁还有很多有如上海外滩一样的宏伟欧式古典建筑。走在树影摇曳的人行道上，你不得不想到，这 条大街的名字换过多少次，每一次换名，都发生了些什么事？为什么那些事，很少人知道，或者，会不会是，很多人知道，只是不去提它？
日本人在一九零五年的日俄战争中打赢了俄国，取得南满铁路的经营权，就在这里兴建火车站、筑路，叫它“长春大街”。
真正开始经营长春之后，日本人把这条大街命名为“中央通”——这种街名，台北人很熟悉的。
溥仪的满州国成立了，长春变成“新京”，这条街就以满州国的国号命名，叫“大同大街”。
日本战败，苏联红军进城了，就在大同广场中心建个红军纪念碑。
紧接着国军接收了长春，于是“大同大街”北段改叫“中山大街”，南段名之为“中正大街”，大同广场嘛，就叫“中正广场”。这个，台湾人也很熟悉。
三年以后，国军又溃败而走，解放军进城，北京和莫斯科老大哥密切合作，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山大街”又有了新的名字：“斯大林大街”。
长春人就在这“斯大林大街”上行走了将近半个世纪。
一九九六年，“斯大林大街”才改称“人民大街”。
我现在就走在这条人民大街上，一路往南，正要去见熟悉长春史的于祺元老先生，想从他口里听一听，一九四八年，长春的“人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穿过人民广场，刚好踩过红军纪念碑在地面上的投影时，我心里想到的是，长春人，或说，东北人，记忆里藏着多少没真正打开过的抽屉啊？
譬如说，一九四五年八月，在接受日本人统治十四年之后，当苏联红军以“解放者”的姿态进城，并且在长春和沈阳中心建起那些高大的战机、坦克纪念碑 时，长春和沈阳的人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在那纪念碑上落款，说“长春各界人士”共同纪念？事实上，在纪念碑落成、“长春各界人士”在向红军致敬的同时，红军 正在城里头烧杀掳掠。
那一年冬天，二十一岁的台北人许长卿到沈阳火车站送别朋友，一转身就看到了这一幕：
沈阳车站前一个很大的广场，和我们现在的（台北）总统府前面的广场差不多。我要回去时，看见广场上有一个妇女，手牵两个孩子，背上再背一 个，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拿一件草席，共五个人。有七、八个苏联兵把他们围起来，不顾众目睽睽之下，先将母亲强暴，然后再对小孩施暴。那妇女背上的小孩被解 下来，正在嚎啕大哭。苏联兵把他们欺负完后，叫他们躺整列，用机关枪扫射打死他们。
许长卿所碰见的，很可能是当时在东北的日本妇孺的遭遇，但是中国人自己，同样生活在恐惧中。一九四五年的冬天，于衡也在长春，他看见的是，“凡是苏 军所到之处，妇女被强奸，东西被搬走，房屋被放火烧毁”，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的妇女，都把头发剪掉，身穿男装，否则不敢上街。所谓“解放者”，其实是一群 恐怖的乌合之众，但是，人民不敢说，人民还要到广场上他的纪念碑前，排队、脱帽，致敬。
你听说过索忍尼辛这个人吗？
没听过？没关系，他是一九七零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透过他，这个世界比较清楚地了解了苏联劳改营的内幕。可是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岁的索忍尼 辛是苏联红军一个炮兵连上尉，跟着部队进军攻打德军控制的东普鲁士。红军一路对德国平民的暴行，他写在一首一千四百行的“普鲁士之夜”里：
小小女孩儿躺在床上，
多少人上过她
——一个排？一个连？
小小女孩突然变成女人，
然后女人变成尸体……
这首诗其实写得满烂的，但是，它的价值在于，索忍尼辛是个现场目击者。可是你说，你从来就没听说过苏联红军对战败德国的“暴行”；学校里不教，媒体上不谈。
你做出很“老江湖”的样子，说，还是要回到德国人的“集体赎罪心理学”来理解啊，因为施暴者自认没权利谈自己的被施暴。
我到长春，其实是想搞懂一件事。
31，兵不血刃
我在想，玛丽亚的丈夫——他的家书透露出他是那么一个感情纤细的人，当他在包围列宁格勒的时候，他知不知道被围的城里头的人，发生什么事？
我联想到另一个小规模的围城。河北有个地方叫永年，就在古城邯郸上去一点点。这个小城，从一九四五年八月到一九四七年十月，被共军足足围困了两年。
三万个居民的小城，“解放”后剩下三千人。解放军进城时，看见还活着的居民一个个显得“胖乎乎的”，尤其是脸和腿，觉得特别惊奇：树皮都被剥光了、 能下咽的草也拔光了，门板窗框都被拆下来当燃料烧光了，怎么人还“胖乎乎的”？那个时候，距离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引起的大饥荒还有十年的光阴，围城的共军本 身都还不清楚严重的“饥饿”长什么样子。
持久的营养不良症状是这样的：你会变得很瘦，但是也可能“胖乎乎”全身浮肿。你的皮肤逐渐出现尸体般的苍白色，感觉皮质变厚，肤面很干燥，轻轻碰到 什么就会乌青一块。浮肿了以后，皮肤像湿的面团一样，若是用一个指头按下去，就出现一个凹洞，半天弹不回来，凹洞就一直留在那个地方。
你的头发，变得很细，还稍微有点卷，轻轻一扯，头发就会整片地连根脱落。你的每个手脚关节都痛，不痛的时候，很酸。
你的牙龈，开始流血。如果你有一面镜子，对着镜子伸出你的舌头，你会看见自己的舌头可能已经肿起来，或者，也可能收缩了，而且干燥到裂开。你的嘴唇开始皲裂，像粉一样地脱皮。
夜盲，开始了；黄昏一到，你就像瞎子一样，摸着墙壁走路，什么都看不见了；白天，对光异样地敏感，一点点光都让你的眼睛觉得刺痛，受不了。
你会贫血，站立着就头晕，蹲下就站不起来。你会泻肚子，泻到虚脱晕眩。
你脖子上的甲状腺开始肿大，你的肌肉不可控制地抽搐，你的四肢开始失去整合能力，无法平衡，你的意识开始混乱不清、目光混浊、涣散……
长春围城，应该从一九四八年四平街被解放军攻下因而切断了长春外援的三月十五日算起。到五月二十三日，连小飞机都无法在长春降落，一直被封锁到十月十九日。这个半年中，长春饿死了多少人？
围城开始时，长春市的市民人口说是有五十万，但是城里头有无数外地涌进来的难民乡亲，总人数也可能是八十到一百二十万。围城结束时，共军的统计说，剩下十七万人。
你说那么多“蒸发”的人，怎么了？
饿死的人数，从十万到六十五万，取其中，就是三十万人，刚好是南京大屠杀被引用的数字。
亲爱的，我百思不解的是，这么大规模的战争暴力，为什么长春围城不像南京大屠杀一样有无数发表的学术报告、广为流传的口述历史、一年一度的媒体报 导、大大小小纪念碑的竖立、庞大宏伟的纪念馆的落成，以及各方政治领袖的不断献花、小学生列队的敬礼、镁光灯下的市民默哀或纪念钟声的年年敲响？
为什么长春这个城市不像列宁格勒一样，成为国际知名的历史城市，不断地被写成小说、不断地被改编为剧本、被好莱坞拍成电影、被独立导演拍成纪录片， 在各国的公共频道上播映，以至于纽约、莫斯科、墨尔本的小学生都知道长春的地名和历史？三十万人以战争之名被活活饿死，为什么长春在外，不像列宁格勒那么 有名，在内，不像南京一样受到重视？
于是我开始做身边的“民意调查”，发现，这个活活饿死了三十万到六十万人的长春围城史，我的台湾朋友们多半没听说过，我的大陆朋友们摇摇头，说不太清楚。然后，我以为，外人不知道，长春人总知道吧；或者，在长春，不管多么不显眼，总有个纪念碑吧？
可是到了长春，只看到“解放”的纪念碑，只看到苏联红军的飞机、坦克车纪念碑。
我这才知道，喔，长春人自己都不知道这段历史了。
这，又是为了什么？
帮我开车的司机小王，一个三十多岁的长春人，像听天方夜谭似地鼓起眼睛听我说起围城，礼貌而谨慎地问：“真有这回事吗？”然后掩不住地惊讶，“我在这儿生、这儿长，怎么从来就没听说过？”
但是他突然想起来，“我有个大伯，以前是解放军，好像听他说过当年在东北打国民党。不过他谈往事的时候，我们小孩子都马上跑开了，没人要听。说不定他知道一点？”
“那你马上跟大伯通电话吧，”我说，“当年包围长春的东北解放军，很多人其实就是东北的子弟，问问你大伯他有没有参与包围长春？”
在晚餐桌上，小王果真拨了电话，而且一拨就通了。
电话筒里大伯声音很大，大到我坐在一旁也能听得清楚。他果真是东北联军的一名士兵，他果真参与了围城。
“你问他守在哪个卡子上？”
小王问，“大伯你守在哪个卡子上？”
年轻的于祺元，在长春。
“洪熙街，”大伯用东北口音说，“就是现在的红旗街，那儿人死得最多。”
大伯显然没想到突然有人对他的过去有了兴趣，兴奋起来，在电话里滔滔不绝，一讲就是四十分钟，司机小王一手挟菜，一手把听筒贴在耳朵上。
一百多公里的封锁线，每五十米就有一个卫士拿枪守着，不让难民出关卡。被国军放出城的大批难民啊，卡在国军守城线和解放军的围城线之间的腰带地段上，进退不得。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野地里，一望过去好几千具。
骨瘦如柴、气若游丝的难民，有的抱着婴儿，爬到卫士面前跪下，哀求放行。“看那样子我也哭了，”电话里头的大伯说，“可是我不能抗命放他们走。有一 天我奉命到二道河去找些木板，看到一个空房子，从窗子往里头探探，一看不得了，一家老小大概有十个人，全死了，躺在床上的、趴在地上的、坐在墙跟的，软绵 绵扑在门坎上的，老老小小，一家人全饿死在那里。看得我眼泪直流。”
林彪在五月中旬就成立了围城指挥所，五月三十日，决定了封锁长春的部署：
（一）堵塞一切大小通道，主阵地上构筑工事，主力部队切实控制城外机场。
（二）以远射程火力，控制城内自由马路及新皇宫机场。
（三）严禁粮食、燃料进敌区。
（四）严禁城内百姓出城。
（五）控制适当预备队，沟通各站联络网，以便及时击退和消灭出击我分散围困部队之敌……
（七）……要使长春成为死城。
解放军激励士气的口号是：“不给敌人一粒粮食一根草，把长春蒋匪军困死在城里。”十万个解放军围于城外，十万个国军守于城内，近百万的长春市民困在 家中。不愿意坐以待毙的人，就往外走，可是外面的封锁在线，除了炮火器械和密集的兵力之外，是深挖的壕沟、绵密的铁丝网、危险的高压电网。
伊通河贯穿长春市区，草木葱茏，游鱼如梭，是一代又一代长春人心目中最温柔的母亲河，现在每座桥上守着国民党的兵，可出不可入。下了桥，在两军对峙的中间，形成一条三、四公里宽的中空地带，中空地带上尸体一望无际。
到了炎热的七月，城内街上已经有弃尸。眼睛发出血红的凶光、瘦骨嶙峋的成群野狗围过来撕烂了尸体，然后这些野狗再被饥饿的人吃掉。
于祺元是《长春地方志》的编撰委员，围城的时候只有十六岁，每天走路穿过地质宫的一片野地到学校去。野地上长了很高的杂草。夏天了，他开始闻到气 味。忍不住跟着气味走进草堆里，拨开一看，很多尸体，正在腐烂中。有一天，也是在这片市中心的野地里，远远看见有什么东西在地上动。走近了，他所看见的， 令他此生难忘。
那是被丢弃的赤裸裸的婴儿，因为饥饿，婴儿的直肠从肛门拖拉在体外，一大块；还没死，婴儿像虫一样在地上微弱地蠕动，已经不会哭了。
“什么母爱呀，”他说，“人到了极限的时候，是没这种东西的。眼泪都没有了。”
国军先是空运粮食，共军打下了机场之后，飞机不能降落，于是开始空投，用降落伞绑着成袋的大米，可是降落伞给风一吹，就吹到共军那边去了。
“后来，国军就开始不用伞了，因为解放军用高射炮射他们，飞机就从很高的地方，直接把东西丢下来，还丢过一整条杀好的猪！可是丢下来的东西，砸烂房子，也砸死人。”
“你也捡过东西吗？”我问他。
“有啊，捡过一大袋豆子。赶快拖回家，”他说，“那时，守长春的国军部队与部队之间，都会为了抢空投下来的粮食真枪真火对拚起来呢。后来规定说，空 投物资要先上缴，然后分配，于是就有部队，知道要空投了，先把柴都烧好了、大锅水都煮开了，空投一下来，立即下锅煮饭。等到人家来检查了，他两手一摊， 说，看吧，米都成饭了，要怎样啊？”
于祺元出生那年，满州国建国，父亲做了溥仪的大臣，少年时期过着不知愁苦的生活，围城的悲惨，在他记忆中因而特别难以磨灭。
“围城开始时，大家都还有些存粮，但是谁也没想到要存那么久啊，没想到要半年，所以原来的存粮很快就吃光了。城里的人，杀了猫狗老鼠之后，杀马来 吃。马吃光了，把柏油路的沥青给刨掉，设法种地，八月种下去，也来不及等收成啊。吃树皮、吃草，我是吃过酒……的，造酒用的……，一块一块就像砖似的。 酒……也没了，就吃酒糟，干酱似的，红红的。”
“酒糟怎么吃？”
“你把酒糟拿来，用水反复冲洗，把黏乎乎那些东西都冲洗掉，就剩一点干物质，到太阳底晒，晒干了以后，就像荞麦皮似的，然后把它磨碎了，加点水，就这么吃。”
有一片黄昏的阳光照射进来，使房间突然笼罩在一种暖色里，于老先生不管说什么，都有一个平静的语调，好像，这世界，真的看得多了。
我问他，“那么——人，吃人吗？”
他说，那还用说吗？
他记得，一个房子里，人都死光了，最后一个上吊自尽。当时也听见过人说，老婆婆，把死了的丈夫的腿割下一块来煮。
一九四八年九月九日，林彪等人给毛泽东发了一个长春的现场报告：
……饥饿情况愈来愈严重，饥民便乘夜或与（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
……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的。饥民们对我会表不满，怨言特多说，“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
十月十七日，长春城内守军六十军的两万六千人缴械。
十月十九日，在抗战中赢得“天下第一军”美名的新三十八师、新七军及其它部队，总共三万九千名国军官兵，成为俘虏；所有的美式装备和美援物资，全部转给解放军。
守城的国军，是滇军六十军，曾经在台儿庄浴血抗日、奋不顾身；是第七军，曾经在印缅的枪林弹雨中与英美盟军并肩作战蜚声国际，全都在长春围城中覆灭。
东北战役的五十二天之中，四十七万国军在东北“全歼”。
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发出对共军前线官兵的贺电：
……热烈庆祝你们解放沈阳，全歼守敌……在三年的奋战中歼灭敌人一百余万，终于解放了东北九省的全部地区……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与关内人民和各地人民解放军亲密合作，并肩前进，为完全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驱逐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解放全中国而战！
在这场战役“伟大胜利”的叙述中，长春围城的惨烈死难，完全不被提及。“胜利”走进新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代代传授，被称为“兵不血刃”的光荣解放。
32，死也甘心情愿地等你
十月十九日城破以后，解放军在凌乱中找到一袋又一袋国军官兵在围城期间写好了、贴了邮票，但是没法寄出的信。里头有很多很多诀别书，很多很多做最后纪念的照片。
林彪围城指挥部决定了“使长春成为死城”的所有部署规划，是在五月三十日，我读到的这封信，写在两天后。“耕”，写给在家乡等候他的深情女子：
芳：
……生活是这样地压迫着人们，穷人将树叶吃光了，街头上的乞丐日益增多……我因为国难时艰，人的生死是不能预算的，但在我个人是抱着必死的 信念，所以环境驱使着我，我不得不将我剩下的几张照片寄给你，给你做为一个永远的纪念……我很感谢你对我用心的真诚，你说死也甘心情愿地等着我，这话将我 的平日不灵的心竟感动了，我太惭愧，甚至感动得为你而流泪……我不敢随便的将你抛弃，我的心永远的印上了你对我的赤诚的烙印痕，至死也不会忘记你……
我已感到的是我还能够为社会国家服务，一直让我咽下最后一口气方罢。这是我最后的希望……我的人生观里绝对没有苛刻的要求，是淡泊的，是平静而正直的。脱下了军衣，是一个良善的国民，尽我做国民的义务。
耕手启
六月一日九时第五十二号
这应该是“耕”在战场上写的第五十二封信了。端庄的文体，使我猜想，“耕”会不会是一九四四年底毅然放下了学业、加入“十万青年十万军”去抗日的年轻人之一呢？
那个“芳”，终其一生都没有收到这封信。
离开于老先生的家，我又回到人民广场；那顶着苏联战机的纪念塔，在中午的时分显得特别高大，因为阳光直射，使你抬头也看不见塔的顶尖。我手上抓着几份旧报纸，报导的都是同一件新闻。二零零六年六月四日的报导——围城五十多年之后的事了：
新文化报（本报讯）
“每一锹下去，都会挖出泛黄的尸骨。挖了四天，怎么也有几千具！”二日清晨，很多市民围在长春市绿园区青龙路附近一处正在挖掘下水管道工地，亲眼目睹大量尸骨被挖出……
成百成千的白骨，在长春热闹的马路和新建的高楼下面。人们围起来观看，老人跟老人窃窃私语，说，是的是的，一九四八年围城的时候……
那个年轻的“耕”——他的尸骨，是否也埋在这满城新楼的下水道下面呢？
解放军在十一月一日下午攻入沈阳。“大批大批徒手的国军，像一群绵羊似的，被赶入车站前剿匪总部军法处大厦内集中”。马路上到处是断了手脚、头上缠着肮脏渗血的绷带、皮肉绽开的伤口灌脓生蛆的国军伤兵。
二十八岁的少校政治教官郭衣洞，后来的柏杨，也在沈阳，正准备开办《大东日报》。他看着大批的解放军兴高采烈地进城，穿着灰色棉军服，有的还是很年轻的女性，挤在卡车里，打开胸前的钮扣给怀里的婴儿喂奶。
头几天，解放军对“蒋匪”采宽大政策，准许国军士兵“还乡生产”。于是柏杨穿上国军的军服，逃出沈阳。在山海关附近，看见一个国军，清澈的眼睛大大 的，是新六军的少尉军官，断了一条腿，鲜血不断地往下流，双肩架在拐杖上，走一步，跌一步，跌了再挣扎撑起来走。是一个湖南人，对年轻的柏杨说，“我爬也 要爬回家，家里还有我妈妈和妻子”。
他，会不会是“耕”呢？
33，卖给八路军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解放军的士兵踩着大步进入沈阳。三年前苏军当众奸杀妇人的沈阳火车站前，几乎是同一个地点，现在地上有一个草席盖着的尸体，尸体旁地面上草草写着一片白色粉笔字：
我是军校十七期毕业生，祖籍湖南，姓王，这次战役，我没有看见一个高级将领殉职，我相信杜聿明一直在东北，局面不会搞得如此糟。陈诚在沈阳，也不会弃城逃走。所以现在我要自杀，给沈阳市民看，给共产党看，国军中仍有忠烈之士。
国军中，当然有“忠烈之士”。譬如说，抗日战争中几乎没有一场重大战役没有打过的“王牌将军”张灵甫，一九四七年被围困在山东临沂的孟良崮——是 的，台北有临沂街，它跟济南路交叉。整编七十四师深陷于荒凉的石头山洞中，粮食断绝，滴水不存。美式的火炮钢管发烫，需水冷却，才能发射，士兵试图以自己 的尿水来浇，但是严重脱水，人已经无尿。伤亡殆尽，在最后的时刻里，张灵甫给妻子写下诀别书，然后举枪自尽。
十余万之匪向我猛扑，今日战况更趋恶化，弹尽援绝，水粮俱无。我与仁杰决战至最后，以一弹饮诀成仁，上报国家与领袖，下答人民与部属。老父来京未见，痛极！望善待之。幼子望养育之。玉玲吾妻，今永诀矣！
三天三夜，国军三万两千人被歼灭，胜利的解放军也牺牲了一万两千人。炸烂的尸体残块黏乎乎散落在岩石上，土狼在山沟里等候。山东临沂孟良崮，又是一个尸横遍野、血流满谷的中国地名。
最高统帅蒋介石是从战场上出身的，不是不知道士兵的艰苦。一九四八年一月他在日记中写着：
入冬以来，每思念穷民之冻饿与前方官兵在冰天雪地中之苦斗恶战、耐冻忍痛、流血牺牲之惨状，殊为之寝食不安。若不努力精进，为期雪耻图强以报答受苦受难、为国为我之军民，其情何以慰先烈在天之灵而无忝此生耶。
然后他习惯性地对自己鞭策：
注意一，如何防止将士被俘而使之决心战死以为荣归也；二，匪之攻略中小城市、围困大都市，以达到其各个歼灭之要求的妄想，如何将之粉碎……
我仍然坐在加州胡佛研究院的档案室里，看蒋介石日记。看着看着就忍不住叹息：何其矛盾的逻辑啊。为了“慰烈士在天之灵”的实践方式，竟然是要将士立 志“战死”，争作“烈士”。这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相较之下，影响欧洲人的是罗马传下来的概念：战争，是为了制敌，当情势悬殊、敌不可制时，保全性命和实 力，不是羞耻的事。太平洋战争在一九四一年爆发时，有多少盟军是整批投降的？新加坡只抵抗了一个礼拜，英澳联军司令官就带领着近十万官兵向日军缴械了。
在沈阳火车站前自杀的军官，如此悲愤，难道不是因为，他看见得愈多，对自己的处境愈觉得无望？战场上的胜负，向来都仅只是战争胜败的一小部分而已， 战场的背后，是整个国家和政府的结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法治的、教育的……这个绝望自杀的军官，一定也见到一九四八年的国军是卡在怎样的一个动弹 不了、无可奈何的大结构里吧？
看见苏联红军暴行的台湾人许长卿，从沈阳到天津去卖茶，有个姓孙的同学认为他有钱，就来跟他商量做一笔生意：许长卿出钱，孙同学靠关系去跟国防部申 请成立一个三万人的兵团。拿国防部三万人的粮饷，事实上只要凑足一万人就可以，其它两万人的空额，国防部来检查时，到街上、火车站去招人头充当临时“兵” 点点名就可以。这笔生意，可以净赚两万人的粮饷和军火。至于军火，可以拿去卖。
“军火卖给谁？”许长卿问。
孙同学想都不用想，就说，“卖给八路军。”
34，盛猪肉的碗
十一月，在东北，在华北，都是下雪的天气了。徐州城外一片白气茫茫，城与城之间铺过的路面，被坦克辎重压得爆裂，凹凸不平；炮弹落下之处就是一个大 坑洞，一辆吉普车可以整个没入。乡与乡之间的土路，千百万辆马车、牛车、独轮车轧过，路面被木轮犁出一道又一道的深沟；突起的泥块，迅速结冻以后变成尖峭 的剃刀片，行军的人，穿着的鞋子被割破，脚肉被切开。
沈阳被攻下之后四天，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徐蚌会战，解放军称为“淮海战役”，全面爆发。八十万国军，六十万解放军，在祖国的土地上，以炮火相轰，以刺刀肉搏。
“徐州战场，”我问林精武，“你最记得什么？”
林精武住在台北市的温州街，那一带，全是浙江的地名：永康街、丽水街、龙泉街、瑞安街、青田街。八十三岁的林精武有时候会走到巷口摊子去买水果，即使只是出去买个水果，他也会穿得整整齐齐，走路时，腰杆挺得很直。
温州街的巷子小小的，有些大树，给巷子添上一种绿荫家园的感觉，林精武走在小巷里，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人家，从他身边走过的人，不会特别看他。
除非你知道他走过什么样的岁月。
林精武，是一个大时代的典型。十八岁，就自作主张离开了福建惠安的家，从军抗日去了，没想到日本人半年后就宣布战败，此后就是来自大江南北各省分的中国人自己的厮杀。讲到那尘封已久的过去，林精武有点激动，然后你看着他一点、一点地调整自己的情绪。
印象最深？他说，哪个印象不深？说是援军马上要到，要你坚守，然后你战到全连死光，援军还是没来，印象深不深？明知往东走是个口袋，全军会被围、被 歼，结果最高指令下来，就是要你往东去，印象深不深？粮食断绝，弹药尽空，补给不来，连马的骨头都吃光了，然后空军来空投，稻草包着子弹，一包一千发，直 接投下，每天砸死十几个自己的官兵，你说印象深不深？伤兵成千上万的倒在雪地里，没有任何掩护体，然后机关枪像突发暴雨一样叭咑叭咑射过来，血浆喷得满头 满脸，糊住了你的眼睛，印象深不深？
如果说哪个事情像恶梦一样在往后的六十年里常常午夜浮现，也许就是那晚没吃的猪肉吧，林精武说。在几天几夜、不眠不休的战斗之后，嘴里都是泥土、眼球涨得通红，跟弟兄们坐下来在雪地上开饭——好不容易炊事班煮了一
锅猪肉。正要开动，一颗炮弹打下来，在锅上炸开，耳朵顿时失聪。再回过神来，睁开眼，同伴的头、腿、手和脚，被炸成碎块，模糊的血肉，就掉进盛猪肉的碗里。
另一个难以放下的，是黄石的死。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一枪毙命倒在路旁。林精武背着全身装备就跪在尸体边大哭，却没有时间埋葬他。和很多当年从军的 爱国青年一样，黄石报名时也改了名，只知他是广东大埔人，却无法通知他的家人；满地士兵的尸体，部队破碎，林精武知道，也没有什么系统会来登记他的阵亡、 通知他的家属、抚恤他的孤儿。黄石已战死，但是“黄石”究竟是何姓、何名、谁家的孩子？没有人知道。
为什么，林精武过了六十年后还觉得伤心，他说，日本人会尽竟其所能把他每一个牺牲战士的指甲骨灰送到他家人的手上，美国人会在战场上设法收回每一个阵亡者的兵籍名牌，为什么我的战友，却必须死于路旁像一条野狗？
离开林精武的家，带着一串他一定要我带着吃的紫色葡萄。晚上，整条街都静下来了，我说的是我夜间写作的金华街——金华也是个城市的名字，在浙江。写 作室里，桌上沙发上地上堆满了数据，但是我找到了此刻想看的东西：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七日解放军对被包围的国军发布的“劝降书”：
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师长团长们：
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你们的飞机坦克也没有用，我们的飞机坦克比你们多，这就是大炮 和炸药，人们做这些土飞机、土坦克，难道不是比你们的洋飞机、洋坦克要厉害十倍吗？……十几天来，在我们的层层包围和重重打击之下……你们只有那么一点地 方，横直不过十几华里，这样多人挤在一起，我们一颗炮弹，就能打死你们一堆人……
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只有这样，才是你们的唯一生路，你们想一想吧，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好，就这样办。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
中原人民解放军司令部
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
这语言，像不像两个村子的少年拿竹竿、球棒打群架叫阵的口气？两军对峙，只隔几码之遥。安静时，听得到对方的咳嗽声。林精武有个小勤务兵，饥饿难 忍，摸黑到共军的阵地里和解放军一起吃了顿饱饭，还装了一包面条摸回国军阵营；他个子矮小，又没带枪，黑夜笼罩的雪地里，共军以为他是自己弟兄。
像少年骑马打仗玩游戏，不可思议的是，这里叫的“阵”、打的“仗”，是血流成河的。

与民主国家纪念柏林墙倒塌20周年的隆重相反，这个划时代的事件在中国却是禁忌，是不能面对的话题，这一天被中共列为“敏感日子”，制止网民联系柏林墙讨论中国民主，媒体严格以新华社的文章为准，严禁提及柏林墙倒塌导致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解体，更不能有相关的庆祝活动，满耳充斥的仍是所谓经济发展，柏林墙被变成了遥远模糊的东西。

显然，1989年是让中共恐惧的一年，6月4日天安门广场的血腥镇压，并不能熄灭国人对自由民主的渴望，反而让人看清共产政权的残暴，而11月9日柏林墙的倒塌，以及东欧社会主义一个接一个垮台，更使中南海内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独裁者坐卧不安。为了避免同样的下场，在六四和柏林墙事件之后，中共开始从“阶级斗争”转向发展经济，权力与资本狼狈为奸，在中国重新竖起了柏林墙。

德国人毕竟是幸运的，在他们冲破象征着共产极权铁幕的柏林墙时，世界见证和关注了他们的痛苦。然而同样是共产专制铁墙下的中国人的苦难，今天的世界却是静默的。这堵依然矗立的柏林墙，残酷无情的将中国民众的抗议消灭在萌芽中，疯狂的钳制任何不和谐的思想和言论，将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隔阻在民主自由的世界外。

所幸的是，大墙内的人们从来没有停止过抗争；风起云涌的民众抗暴，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令统治者焦虑。更有幸的是，因为大纪元《九评》的发表，因其对中共本质全面深刻的揭露、对邪恶的震慑清除促发的民族精神觉醒，形成的一场摆脱中共思想钳制、敢于唾弃中共的浩浩荡荡的退党运动，已经成为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力量。

二十年前，共产极权在东德所制造的恐惧，奇迹般地一夜间被冲破了，渴望自由的勇气，瓦解了令东德人民恐惧的精神之墙。今天，无论中共表面如何不可一世，相信这个奇迹一定会在中国再次出现，因为已超过六千万的三退人数，正是这种精神勇气的体现。勇气和良知在中国复苏之日，就是中共大限到来之时。

柏林墙被推倒前夕，东德中央政治局委员沙博夫斯基宣读了一份新闻稿，宣布东德边境检查站全部开放，每个公民都有权拥有护照，沙博夫斯基被人们称为“开墙者”。在中华民族走向未来的历史关头，每一位退出中共的勇士，都是摧毁中国柏林墙的“开墙者”，他们将创造新的纪元，他们的选择将结束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的最后对抗，将使共产政权在这个星球彻底覆灭

追求自由是人类的天性，是任何铜墙铁壁无法禁锢的。每一颗仁爱之心，每一个爱好和平自由的人，请声援中国人民抛弃中共的义举，请为摧毁中国柏林墙的开墙者们喝采。

博主评论：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也算全世界的唯一一道奇怪的风景了吧？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的纪念日中，全世界都在举行各种活动以纪念这个日子。可是惟独在中国，在几乎任何公开的信息工具-报纸、电视、网络，你看不到任何提及这个事件的。仿佛在中国不存在这个日子，难道我们还在过阴历吗？我们还在隔绝世界吗？我们还在封闭国门吗？否则为什么惟独在我们国家，我们对这个日子提都没有勇气提呢？

很简单，这是一个象征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幻灭的日子，这是一个象征人类追求自由、民主、人权地标性胜利的纪念日，一个象征马克思、共产主义这一个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妖孽被斩首的日子。对于中国共产党这个世纪余孽来说，是一个让他们心惊胆战的日子，他们必然感到害怕的。

尽管如同许多在网络上用嘴皮子为他们壮阳五毛同志说的那样，他们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武库之一，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财库，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独裁维持力量-最多人数的军队、警察、武警等等。他们的心情似乎应该是很笃定的，无所畏惧的，试问全世界哪里还有一个政党有如许资源？

那为什么他们却如此害怕这个日子？为什么如此害怕网络？为什么如此害怕言论？因为他们害怕对他们来说是这世界最可怕的东西，这就是人心，这就是民意。所以他们建立了全世界最大的网络柏林墙-The great firewall，或者说是北京墙。所以他们也很明白，光靠穷兵黩武是不够的，还要掌握人心，用封锁、用政治欺骗来掌握人心。

他们明白，一旦失去人心，即便世界上最大的武库也不能给予他们以安全，独裁专制的安全。如同清朝末年，清廷拥有独一无二的军队，他们能够镇压长毛、捻匪和拳民，却在最后输给了手上只有一只听诊器的孙文。一个看起来强大无匹的政权，一旦气数已尽，倒起来便如汤泼雪，势不可挡。当年的苏联不也曾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武库吗？

如今，却只见：可怜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18，永州之野产异蛇
一九四八年五月，河南也是一片烟硝。中原野战军刘邓兵团在五月二十日发动宛东战役，国军空军出动战斗机，在南阳城外从空中俯冲扫射，滚滚黑烟遮住了天空。
第二天，南阳的中学生们回到学校时，发现学校已经变成一片地狱景象：从校门到走廊、教室、礼堂，挤满了“头破血流的伤员，脑浆外露、断腿缺胳臂、肚 破肠流、颜面残缺、遍体鳞伤、无不哀嚎痛哭”。南阳城外，国共双方伤亡一万多人，曝尸田野之上。五月天热，尸体很快腐烂，烂在田里，夏季的麦子无法收割。
这时诗人痖弦才十七岁，是南阳的中学生。
十一月，南阳的十六所中学五千多个师生，整装待发，他们将步行千里，撤到还没有开战的湖南。
开拔的那一天，十一月四日，场面壮观：五千个青少年，像大规模的远足一样，每人背着一个小包，准备出发。成千的父母兄弟，从各个角落赶过来找自己的 孩子，想在最后一刻，见上一面。还有很多人，明明早就把银元缝进了孩子的裤腰，明明已经在三天内和姑姑嫂嫂合力赶工，用针线纳好了一双布鞋塞进孩子的行囊 里，这时仍旧赶过来，为的是再塞给他两个滚热的烧饼。
一九四八年冬天的中国，灌木丛的小枝细叶，已经被白霜裹肥，很多池塘沼泽开始结冰，冷一点的地方，大雪覆盖了整个平原和森林。可是霜地、冰川、雪原上，风卷云滚的大江大海上，是人类的大移动：
葫芦岛的码头，停泊着四十四艘运输舰，十四万国军官兵正在登舰，撤出东北。
八千多个山东的中学生，正在不同的火车站里等车、上车，在奔驰的火车里赶向南方，在很多大大小小的码头上焦急地等船。
当南阳这五千多个中学的孩子在雪地里跋涉、涉冰水过河的时候，徐州战场上，几十万国军在雪地里被包围，弹尽援绝，连战马的骨头都重新挖出来吃。
一九四八年冬天，进攻的部队在急行军、在追赶、在抄包、在冲锋；撤退的部队在急行军、在绕路、在对抗、在奔跑。大战场上，几十万人对几十万人；小战场上，几万人对几万人。战场的外围，城市到城市之间的路上，拥挤的车队和汹涌的难民，壅塞于道。
河南这五千多个学生，每走到一个有车站的点，就会失去一部分学生。
南下北上。一上车就是一辈子。
一个叫马淑玲的女生，穿过了整个湖北省，到了湖南的津市，却下定决心不走了，她要回家。脱离大队时，留下一直带在身上的《古文观止》，给赵连发做纪念。
跋涉到了衡阳，十六所中学联合起来，和衡阳的学校合并成立“豫衡联中”，继续读书继续走。
一九四九年三月八日，终于在湖南西南的零陵安顿下来。零陵，就是古时的永州。
柳宗元被流放永州是公元八零五年秋天；一九四九年秋天，自河南历尽艰辛流亡到这里的四、五千个孩子，一部分，就被安顿在柳子庙里头。柳子庙是北宋仁宗在一零五六年，为了纪念柳宗元而建的。
和山东的孩子们一样，背包一放下，学生就开始升旗、唱国歌、读书、听课。马淑玲留下的《古文观止》，变成颠沛流离中的珍贵教材。卷九“唐宋文”第一位作者，就是柳宗元。学生在有风吹来的长廊下朗读柳司马的“捕蛇者说”：
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皆死。
然后老师一句一句解释：永州乡间以捕捉毒蛇为生的人，宁可死于毒蛇而不愿死于国家的错误政策，柳宗元用寓言来演绎孔子的“苛政猛于虎”。
十七岁的痖弦也坐在廊下跟着老师念书，柳宗元告诉他，公元八百年时，人民过的日子就是颠沛流离、十室九空的：
……号呼而转徙，饿渴而顿踣，触风雨，犯寒暑，呼嘘毒疠，往往而死者，相藉也。
六十年之后，当痖弦跟我细说这段苍茫少年事的时候，他的眼泪簌簌流个不停。
永州，也是个命运转弯的车站。痖弦在这里，脱队了，走上另一条轨道。
19，向前三步走
我们就在城里面像丧家之犬在城边上逛，忽然看到城墙上贴了一个招帖上写“有志气、有血性的青年到台湾去！”
龙：流亡学生究竟是怎么回事？
痖：其实流亡学生的设计远在抗战的时候就有了，当时教育部有一个计划，几个中学编在一起就叫联中，大学就叫联大，所以联大不只一个西南联大，只是西 南联大最有名。在抗战的时候，联大、联中是很成功的，很有韧性的，它让自己的民族在战争中教育不终止照常运作，相当成功。很多联合高中非常优秀，孩子们一 边流亡一边念书，培养了很多人。
龙：内战就不同了吧？谁愿意自己的孩子离乡背井啊？
痖：对，内战以后，政府还想用抗战这个办法让学生离开，但响应的就不多，因为那时候大家认为贪污腐败的中央政府快完了，新兴的政治势力开始了，小孩 子不懂事，你们跑到南方去干什么，太可笑了。所以只有河南豫衡联中跟山东的一个联中出来；我们到湖南的时候，湖南人也说，你们瞎跑什么，往哪里跑？
龙：河南人愿意离开，是因为那时已经知道共产党的土改厉害？
痖：我们河南人，特别是豫西这一带的人对共产党没什么好印象。那时候已经开始清算斗争，把富人抓了以后放在火上烤，冬天的时候放在池塘里冰。
龙：那时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是左倾的，因为国民党腐败，为什么南阳中学的老师们不呢？
痖：豫衡中学很多老师比较老派，北大清华出身的，思想比较成熟，不跟新潮流起舞的那种。共产党在那时代是很时髦的、很新颖的、很有魅力的，但是在南阳教育界有些老先生不相信这个事情。
龙：五千个学生跟着校长老师亡命千里。现在说起来不可思议。到阳明山远足都得要家长签书面同意呢，还要做意外保险。学生跟老师关系特别紧密是吗？
痖：对。老师带着学生母鸡带小鸡一路跑，都没有跑散，因为师生之间的感情非常深厚。跟着老师走，家长很放心。孩子很多本来就是住校，老师晚上拿着灯笼去查铺，一个一个小娃都睡在那里，老师才去睡觉，那真的是像父兄一样。
龙：说说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四日那一天。我猜，你没有悲伤，觉得要去远足了还挺高兴的，对吗？
一九五四年的痖弦。
痖：那一天，我永远不会忘记。孩子什么都不懂，就觉得好玩、高兴，觉得不用做功课了。出南阳城时，我妈妈烙了一些油饼，跟着我们到城墙边上，我们马上就要开拔了嘛，乡下的孩子最不好意思的就是爸爸妈妈让同学看到。觉得爸爸妈妈好土，同学看到不好意思。
龙：现在也一样啊，我儿子都不愿意我被看到，他觉得丢脸。
痖：我母亲拿个油饼塞我背包上，背包里主要是个棉被，棉被卷啊卷，然后背包的下面放一双鞋子，鞋子挨底，背包也不会太湿掉或是太脏。我妈妈就把油饼放在我的背包上面，然后我们就开拔了。
龙：没有回头看她？
痖：……就走了，没有回头。
龙：你妈到街头找你，街上五千个孩子，还有撤退的部队、伤兵，一团乱，你妈竟然找到你……
痖：对啊，找到了，还拿着油饼。
龙：那时还没学“诀别”二字吧？
痖：我不知道离别的意义是什么，不知道诀别的意义是什么，不回头、摇摇晃晃一个小蹦豆就跟学校的队伍出城走了，我爹也在，我也没跟他打招呼。
龙：你是独生子？
痖：对。后来走到了襄樊，爸爸还托人来送了一双袜子给我。你知道那时候北方乡下都不穿线袜的，线袜我们叫洋袜子，都是布缝的袜子。以后我没有再接到他们任何消息，我再回去已经是四十二年以后了。
龙：爸妈什么时候过世？
痖：音讯全无啊。我上月就是到青海去找我父亲的墓，没有找到，他死在青海劳改营。我妈妈是死在家乡，我妈妈在儿子生死不明、丈夫生死不明的情况下熬了好几年，连病带饿死在我家乡。
龙：一直都没通过信？
痖：没有通过信，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说，如果你写一封信会为家人带来大祸害。当时我也没有香港关系，就是小兵嘛，军中也不希望你通信，保防人员会以为你是匪谍。
龙：父亲为什么去了青海？你什么时候知道他的下落？
痖：我是前两个月才知道真相的。父亲做过副乡长，所以就被弄到青海劳改营，算反革命，他们告诉我，当时有三十万人被运去青海。没有食物、没有衣服和医药，很惨。
龙：那妈妈的处境呢？
痖：我妈妈就在村子里，好像也有个臂章，就是有罪的那种。我妈妈死前告诉她一起做针线活的四娘说，“我是想我儿子想死的，我儿子回来你告诉他，我是想他想死的！”
龙：……别难过，弦，我们回到逃难图吧。你们从河南走到了湖南，冬天，起码一千公里。
痖：你看过电影“齐瓦哥医生”没有？大雪原上人群一直走到天边就是那种感觉。
龙：有没有孩子在半途受不了死掉的？
痖：有，有死在路上的，有的是走失了没有跟上大队就没再看到他了。有人也许是老师把他带回去了，不知道。但是到了零陵的时候，我们还有好几千人。然后老师就开始上课了，门廊下风很大，真的是“风檐展书读”。
龙：你怎么会离开呢？
痖：我们一起玩的这群同学中，有一个人说他看过一篇文章讲台湾的，说台湾是东方瑞士，说那边的甘蔗就像碗口那么粗，他说台湾的渔民不用结网，也不需钓具，只要把船开到海上去，在船上放盏灯，鱼就自己蹦到船上，渔民就在旁边喝酒拉胡琴，等到船上蹦得差不多了，载满船鱼回去。
有一次我们已经半饥饿状态很久了，根本没有吃饱过，然后学校风雨飘摇还说要到广西去。还没有开拔之前，我们就在城里面像丧家之犬在城边上逛，忽然看 到城墙上贴了一个招帖上写“有志气、有血性的青年到台湾去”，孙立人搞的，下面还接三个惊叹号。说是什么军官班要招生，训练三个月少尉任用，其实我们也走 投无路了，我们就去了。
报名的时候出来一个说河南话的老乡，我们乡下孩子听到他说河南话，心想这个人一定不是坏人。那个人说，“吃饭了吃饭了”，煮了一大锅猪肉给我们吃。我们总有大半年没有吃过肉了。吃完肉后大家我看你、你看我，就说那就报名吧！一个礼拜就走了。
龙：你痖弦就为了一锅肉去当了兵，不是为了爱国啊？报了名，有没有跟老师商量？
痖：老师说的不听了。我还想着吃肉的时候，他们说台湾有多好。说台湾那个地方四季如春，腊月天还可以吃到西瓜，每个人到那儿以后发一床美国军毯，美 国的喔，到了假日的时候可以把美国军毯铺在草地上野餐，他说还发一件软玻璃的雨衣，穿上以后里边的衣服还看得见，天晴了还可以折好放在背包了。想到这些， 去台湾的心就更坚决了。
一个星期后我们就已经到了广州。那是一九四九年八月。
龙：八月，那几千个河南出来的同学，马上就要走上另一条路，你却半途“下车”了。好，到了广州。
痖：在广州第一次看电影，片子叫“中国之抗战”，觉得很不习惯，怎么一个人头一下子很大，一下子很小。
龙：也在广州黄埔码头上的船？
痖：对。船上没床铺，所有的兵都坐在舱面上，太阳就那么一直晒着，我们喝水就在船机旁边用茶缸接机器漏下来的滴水喝。坐着坐着，就晕睡过去了，忽然听到有人大喊“台湾到了”，一阵骚动，远远看到高雄的山，还有灯，愈来愈清晰。
下了地，看到有很多卖香蕉的小贩，有同学有钱要买，人家给他黄的他不要，他说绿色的比较新鲜。然后就看到有些人在吃一种很烫的东西，放在嘴巴里又拿出来，冒烟，叫做棒冰，冒着烟，觉得很奇怪，怎么回事，这么大热天吃这么烫的东西。
龙：北方土包子。这时还没自觉已经当“兵”了？
痖：接下来，带我们的那些人，态度就不太对了，“站好站好！”“排队排队！”已经到台湾了，那种笑面的就不太对劲儿了，到了凤山五块厝以后，有一个 通信连的连长，也说河南话，说“你们如果认为自己说话还清楚，打电话人家听得懂的人，请向前三步走”，他要为通信连选兵，通信连的兵讲电话要说得清楚。而 实际上他是想找一批河南青年，因为他是河南人，要找同乡到他连上去，他又不能讲“河南人向前三步走”嘛。
龙：那你有没有“向前三步走”呢？
痖：我和几位河南同学一起向前三步走，于是我们就被带开，换了军装，每人发一支没子弹的步枪，从这天起，我就成了通信连的“上等兵”了。
龙：那“软玻璃”雨衣究竟发了没？
痖：发了，但是我们很快就发现，那鱼市场里杀鱼的也都穿着啊，就塑料雨衣嘛。
20，十万大山
长沙的国军将领程潜和陈明仁决定不再和解放军继续战斗的时候，黄杰接下第一兵团的指挥权，是临危授命。接到命令时，涌上心头的是少年时读诸葛亮“出 师表”的两句话：“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为难之间”。那是一九四九年八月初，林彪所辖的两个军，已经打到衡阳附近，到八月下旬，整个华中战场，解放军集 结了十九个军，五十五万人，分三路向西南进攻。
西南，就是永州所在。在那里，风檐下读书的孩子们也愈来愈不安。
黄杰的国军以寡敌众，一路惨烈应战，一路溃败后撤，牺牲惨重；十月十一日，黄杰得到白崇禧的电令，多个据点被解放军占领，国军兵力需重新部署，同一天，豫衡中学则接到教育部的急电，立即迁校。
永州滂沱大雨，满地泥泞，又是寒冬，孩子们拎起了背包，和去年离开南阳城的情景一样，只是这回，既没有哽咽不舍的父母，也不再有远足的天真。
学生分两批，冒着风雨步行到湖南和广西的交界，第一批通过了黄沙河，第二批要通过时，黄沙河已经被解放军占领。
五千多个孩子，到达广西的，剩下一半。这一半，坐火车、爬车顶、过山洞，又失去一些人；到一个城镇，碰到土共烧杀，四处奔逃，再少掉几百；重新整队 出发时，又失散几个学校；惊恐不已到达一个叫金城江的小车站，五千多人的联中已经像一串摔断在地上的珠炼，珠子滚落不见。枪声中还手牵手在一起的孩子与老 师，夹杂在逃难的人潮、无人照顾的伤兵群、抛锚的卡车战车、沿路丢弃的军用物资行列中，不知道何去何从。
这时，在金城江这个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车站，学生的命运就和国军士兵的命运汇合成一股了。九十七军二四六团刚好路过，愿意护着学生往前走。
士兵和学生，还有成千上万的难民，到了迁江，后面追兵炮声隆隆，前面急湍江水滚滚。工兵抢建浮桥——用空的汽油桶绑在一起，上面放木板。先让军队的骡马辎重过河，再让军队和学生过桥。桥的两端，满坑满谷的人。
等候过江的军用汽车，排起来十公里长，分批渡河，一小时只能通过四辆，而追兵已至。于是黄杰下令，除了器械及医疗药品的车过江，所有军用物资一律放火烧毁，避免为敌所用。
豫衡中学的孩子们在迁江岸上看见的，是烈火灼日、恶烟滚滚，爆炸声惊天动地。这种镜头，在逃难中，不断发生。云南的二十六军残部撤到红河岸要过河时，浮桥被枪炮击断，几万个士兵，身上还背着器械，淹死在怒涛汹涌的红河水里。
乱葬岗，营养不良，疾病流传，一病就死，每天抬出去十几个尸体。
在溃退中，学生跟着黄杰的部队被炮火逼进了中越边境的“十万大山”。
“十万大山”有数十万大大小小的山，如雄狮挡关，一字排开，形成难以跨越的天然国界。原始丛林，瘴疠蔓延，浓密处，阳光射不进来。混乱中大家开始攀 爬主峰姑姆山，翻过山岭，就是越南。黄杰的兵团在前面砍荆棘开路，二四六团的士兵在后面掩护，中间夹着孩子们，疾疾行走。枪声突然大作，追兵的炮火射来， 天崩地裂，战马惊起，冲入山谷，被火炸裂的断脚断手像晒衣服一样挂在杂乱的树枝上。炮火交织、血喷得满面，孩子在破碎的尸体中乱窜，这是十万大山藏着毒蛇 猛兽的原始丛林。追兵逼近来满山搜索时，难民躲在山凹中，学生看见，有母亲摀住幼儿的嘴，怕他出声。再站起来的时候，孩子已窒息而死。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三日，黄杰带领着三万多国军士兵，从丛林中走到了中越边境的隘店关卡，跟越南的法国将领取得“假道入越，转回台湾”的协议：
同意分为五百人一组，在指定地点将武器交付封存，由法方护送至码头。关于所经路线，由法军负责一切安全，我方保证军纪严明，并由我方军官带队。
协议达成以后，黄杰率着国军官兵走在隘店的街上，一步步往国境关卡走去，他一再地回头远望隘店这边的山——十万大山，多少官兵死在山沟里，残破的尸体还挂在狰狞的树杈上，指挥官的心情，揉杂着惭愧、不舍，更有孤军深不见底的悲愤。
出了关卡，部队五百人一组，进入越南国境。这些士兵已经经历过的，很难跟别人说明白。连续五个月的肉搏前线，一路上的生死交关，抢滩过江、越岭翻 山，在身边牺牲的弟兄没法埋葬，在远方思念的家人无能慰藉。断了补给，他们满面风霜、一身烟尘。他们已经极度疲惫，但是为了国家体面，还是努力挺胸，维持 行列的整齐。
三万个部队后头，还有很长一列断了手、截了腿、削了脸、满头包着白纱布的伤兵、抱着婴儿无奶可喂的年轻眷属、步履不稳的难民。当然，还有惊吓不已的中学孩子们。
从南阳出发的五千个孩子，一年后抵达越南边境的，剩下不到三百人。
没有想到的是，交出武器之后，这三万多人被法国人直接送进了铁丝网围着的集中营，一关，就是三年半。
集中营在越北蒙阳一个大煤矿区的空地上，没有一个遮雨的草棚。三、四万人，包括老人和小孩，被丢弃在那里，从盘古开天开始，上山砍柴、钻木取火。蒙 阳对面的山坡，不到半年时间，已经出现大片乱葬岗，营养不良、疾病流传，一病就死，每天抬出去十几个尸体，天气很快就开始热起来，尸体的臭味一阵一阵传 来，令人晕眩。
21，江流有声，断岸千尺
我一惊：这位上将，是越南富国岛铁丝网里头出生的小孩？（左下角的孩子，是陆军司令杨天啸）
有时候，在最悲壮的事情发生时，你六十年后最记得的，反而是——听起来如芝麻蒜皮的小事。
退休以前在荣民工程处负责数据的陈麾东，跟着部队进入越南时，才十一岁。这十一岁的小男孩，注意到，法国人沿着中越边境满插法国国旗来标示国界。三万国军过关卡时，法国军官指挥着国军，身上的武器全部卸下，步枪一堆，轻机关枪一堆，手榴弹另外一堆。
在这个时候，突然轮到一整个军乐队要过卡了；他们身上背的、抱的、拿的，是大鼓小鼓、大小喇叭、大号小号……这军乐队也在战场上跑了一千公里，翻过十万大山。
一个乐手正要卸下他巨大的法国号，只是不知他的法国号应该属于步枪、机关枪，还是手榴弹的那一堆，正在犹豫，那个一直在旁监督缴械的法国军官一步踏上前来，指着乐器，说，“这不是武器，可以带走。”
一个完整的军乐队，带着他们所有的鼓、号、喇叭，就穿过了关卡，进了越南。此后的三年半里，集中营内国歌照唱、进行曲照奏、激励士气的歌声不断，这个军乐队在乱世中维持礼乐。
小小的陈麾东后来虽然受苦受难，但是他不怨恨法国人。礼让军乐队进入越南的那个片刻的决定和动作，在他心中留下了无法忘怀的一种价值意识：那是文明，那是教养。从战争的地狱中走出来，一个法国号，像是天使手中最温柔的武器。
以后在铁丝网圈里生活的三年半，国军胼手胝足建起了房舍，技术一成熟，就用木头和茅草在金兰湾营区建筑了一个“宏伟”的“中山堂”，各种戏曲的表演，在里头“盛大公演”。
你绝对不会想到，在每天靠配粮、四面站卫兵的收容营里，还有人会认认真真地成立剧团。河南出来的豫剧演员跟着国军流离到越南，在富国岛暂时安顿下 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创设“中洲豫剧团”，用最克难的方法，表演给患难同胞看。一九五三年三万国军被送回台湾，中洲豫剧团继续发展，培养了王海玲这样一 代又一代的艺人，就是今天台湾豫剧团的薪火传递者。
还记得那本《古文观止》吗？十七岁的马淑玲在湖南津市留给赵连发同学的书，被赵连发一路带到永州柳子庙，一路带进十万大山，一路带进越南集中营。三 百个师生和从前五千个师生一样，坐下来就读书。在没水没电的越南煤矿区空地上开学，这本从河南南阳带出来的《古文观止》，成为唯一的教材。校长张子静要全 校学生分页相互抄写，人手一份，然后严格要求：每个人背下三十篇。
有一次，夜里营房失火，一团惊慌中，学生们看见校长从草屋里急急奔出来，怀里只抱着一个东西，就是那个海外孤本《古文观止》——他还穿着睡衣，赤着脚。
这些河南的孩子们，在永州柳子庙时，读的是书里柳宗元文章，现在在异国异乡的寂寞蛮荒里，虽然晚上睡觉的稻草垫一翻开就有潮湿的蛆在蠕动，白天，他们却坐在地上跟着老师朗诵：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
从乌坵采访反共救国军飞回台北的航程上，和陆军司令杨天啸比邻而坐。
我已经习惯要问人祖宗三代的出处了，于是探询他的出生地，他谦抑微笑答道：“越南，富国岛。”
我吃了一惊：这位上将，是富国岛铁丝网里头出生的小孩？
我很快找到杨上将的父亲，追问细节。
杨景龙，是当年九十七军的一位营长；九十七军的二四六团，就是在金城江车站慨然允诺带着豫衡联中的孩子们继续南逃的部队。从长沙出发时，九十七军有 完整的六万人，边战边走到了中越边境时，杨营长身边只剩下一百多人。妻子怀着身孕，还带着两个孩子，已经失散。一家人的偶然团聚，是在越南的集中营里。
铁丝网里头的孤军，三年半的屈辱和艰苦，在这样风雨动荡中出生的一个婴儿，六十年后，变成中华民国国军的陆军最高统帅——这个民族和个人的剧本，究竟怎么写的啊？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日，中、法、美的国际交涉终于有了结果，因内战而孤悬海外三年半的国军、难民、学生，在海防港搭上了军舰，八天以后，在高雄港上了岸。
两百零八个豫衡联中的学生，其中还包括后来写了《野鸽子的黄昏》的王尚义，在高雄港落地，然后被送到员林实验中学入学。
在台湾员林，河南南阳的孩子们，和山东各地的孩子们，跨过大江大海惊涛骇浪，终于走到一起来了。陆陆续续地，更多的少年们来到这里：香港的、澳门 的、缅甸的、舟山群岛的、大陈岛的……内战中被机器“绞”出来的多股残军、孤军和整批撤出或零散逃出的难民，以及他们的孩子们，如涓涓细流，慢慢都汇入了 员林实验中学。
我偶然看见新闻，国防部长陈肇敏去了豫衡中学六十周年的同学会，心想，慢点，陈肇敏不是个地道的南台湾孩子吗？怎么会是那个学校的学生？从香港打电 话问他，他笑说，是的，因为家住得近，他就去上了那个学校，所以是在那样一个多难兴邦、带点“孤臣孽子”的浓厚历史情感中长大的没错。“否则，”他说， “我一个草地小孩怎会去投考空军官校呢？”
有些轨迹，不知怎么最后会自己“圆”起来。三十年后，从火灾中抱着《古文观止》赤脚往外跑的张子静校长，在台湾将书亲手奉还当年的少年学生赵连发，说，“将来两岸开放后，你回老家时，把书带回去给马淑玲，告诉她，校长代表全校师生向她表示谢意。”校长流下了眼泪。
六十年后，赵连发真的回到了河南，找到了马淑玲，一本《古文观止》，双手奉还。
完整的一本书，没少一页，只是那书纸，都黄了。
六十年后，《古文观止》双手奉还。
22，魔鬼山上
民福电船运送面包过来，汽笛一响，调景岭赤脚的孩子们就飞奔到码头上，兴奋地喊着“面包船来了！面包船来了！”
香港人不太谈自己的来历。如果台湾人在一个晚餐桌上，闲聊时还可能偶尔提及“我爸是民国三十八年从青岛过来”这样的话题，因而透露了自己的出处，香 港人很可能彼此在一个办公室同事三十年，不知道彼此都是宁波人，会说上海话，而且都是一九四九年五月前后抱在妈妈怀里过了罗湖口岸的。
他们工作的压力太大，工作的时间太长，现实的滚动速度太快，每个人，都在当下的轨道上专心一意地拚搏向前。经济的成就、专业的高标准、现代化的领先，是靠一种力争上游的拚搏意志得到的。
粤文化生命力强韧，像海洋里的漩涡一样有巨大的吸力和同化力，一九四九年流过来的百万人潮，一过口岸，就进入这个文化和语言的大吸器、大熔炉里。无法融入的，或者设法离开，或者就被淘汰。融入的，六十年后，你完全看不出他是一九四九的迁徙者。
于是，从外面看起来，七百万香港人，就是一个整体，都是说广州话的香港人。
你要跟他们坐下来，一个一个几近不礼貌地打破沙锅问到底，才赫然发现，原来每一个香港人都深藏着一个身世的故事；很多、很多的故事，都来自江海动荡的一九四九。
战火像一团一团燃烧弹一样在中国大陆的土地上炸开，从东北、山东到河南，一片焦土，几千万的难民流离于途中，香港，自然成为一个生命阀。北方每爆发一波战争，香港就涌进一波难民，一波一波进来。一九四九年的上环，西营盘一带，九龙的钻石山一带，满街都是露宿的难民。
一九四五年日本人撤走时，香港剩下六十万人，一百万人避难离去；一九五一年，岛上已经有了两百零七万。那突然冒出来的，一部分固然是逃避日本人的如 今回笼，一部分，却是国共内战的新难民，有上海纱厂的大老板，把整个工厂的工人都带了来；有国民政府中曾经身任要职的高官、国军中曾经是抗日英雄的将领和 军官，有地方政府的县长、局长和大学的校长，有不愿意继续跟蒋介石去台湾的立法委员、国大代表，有媒体主笔、学界泰斗、作家和艺术家，有知识界的清流，有 高僧大儒，有神父和修女。然而更多的，当然是无家可归、流离失所的普通人，携儿带女，还有成千上万的伤兵，在某一次战役中变成残废。
那是一个多么熟悉的情景：断了腿的伤兵，腋下拄着拐杖，衣服肮脏，独自站立在陌生的街头，不知往哪里去；很多，还是少年。
救急救难的东华医院出面收容难民，消息一传开来，闯过了罗湖的人，潮水一般涌到东华。一九四九年冬天，也就是黄杰的残部和豫衡联中的孩子们被逼进十万大山和越南边境的时候，东华医院开始照顾难民。半年之内，收容了八千两百多人，其中残废的人占极高的比例，将近两千。
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六日，刚好是韩战爆发后的一天，七千个难民被送到吊颈岭。极有效率的港府，一天之内全部运送完毕。
吊颈岭在九龙半岛的东端“魔鬼山”的一片荒凉山坡上。这个无人的荒地，有一个废弃的面粉厂；一九零五年，加拿大籍的香港公务员伦尼，买下了这片荒 地，建了一个面粉厂，没想到三年之后破产，伦尼就用绳子吊着自己的脖子，绑上巨石，然后还跳海。工厂所有的机器被债权人搬走，原来运货的小码头荒废，山坡 上的厂房逐渐变成狰狞的废墟，从此以后，魔鬼山本来叫“伦尼面粉厂”的这片山坡，就被称为“吊颈岭”。
港府聪明的公务员，将“吊颈岭”正式改名为“调景岭”。
七千个人只是登记领饭票的，其实还有没登记的五、六千人，最高峰时，近两万人住在调景岭营区内，包括八百个孩子。国军和眷属大概占一半以上，湖南和广东籍的最多，但是也有来自青海、西康、甘肃和热河省的，东北的伤兵和难民也不少。
这是一个没水没电没路的荒山，一切从头开始。港府已经在山坡上筑构了上千个字形油纸棚，一个棚住四个人；三十个大葵棚，分妇女组、医务组、平剧社、 自治纠察队等等单位进驻，一个大葵棚容纳七十个人。社会局供给难民的配额是每天每人白米十八盎司、肉和鱼二盎司、青菜八盎司、腐乳或咸鱼二盎司。每隔一 天，民福电船运送面包过来，汽笛一响，赤脚的孩子们就飞奔到码头上，兴奋地喊着“面包船来了！面包船来了！”
大人则十人一组，每天两次，排队去领饭。饭领回来，坐下来同吃的却有十四、五个人，那没有饭票的，也是同乡同学同是天涯沦落，难民互相扶持。
和一般难民营不一样，调景岭难民里头，真正的卧虎藏龙。随便看过去，在山路上扛着一袋面粉正迎面走下来的，可能就是个“营长”。譬如一九二零年出生在广东增城的陈宝善。
宝善十八岁读高中时，日本人已经快要打到广州了，不顾父亲的反对，毅然决然去报考中央陆军官校，考取了，跟其它几个同学从广州沿着溪谷，翻山越岭， 一路徒步，足足走了两个多月，走到贵州独山。到了独山之后，这满腔报国热情的青年人才发现，报国的开始就是在荒山里建营房。上山伐木，从山上把巨大的木头 扛下来，盖教室、宿舍。没有米，他们就走三十公里的山路，去扛米，如同劳役营一样的艰苦。一九四二年，坚持下来的宝善成为正式的军校十七期毕业生。蒋委员 长发给每一个毕业生一把剑，上面写着“成功成仁”四个字。
陈宝善开始和日军作战，在枪林弹雨中实践他的爱国抱负。抗日战争之后，国共内战爆发，他从山东的战场打到徐蚌会战。碾庄被包围时，天寒地冻，伤兵遍野，他自己也受伤了。
这就是五十五万国军被“歼灭”的战役。陈宝善带着伤，辗转到南京，然后是广州，最后是香港。在调景岭，那么多年之后，他还会跟你说：
这几十年来，我一幕幕回想，真是作梦也没想到，我们会落败到这种程度！我们在徐蚌会战以前一直都没打败仗的……他们的训练不如我们，补给也 不好。我轻视他们，我会以一个营打他们的一个兵团二万多人……我们仗打得很好，为什么会跑到香港来呢？我能说出的原因是，军心变了。不然怎会垮得这么厉害 呢？
一九四九，在华东医院和调景岭，每天上午和下午分两次，难民排队领饭，你可能看见陈宝善在行列里，他二十九岁，眉宇间有股掩藏不住的英气，但是神情抑郁；如果你不细心，你就不会想到，他曾经怀抱着多么大的热情，把自己奉献给他的信念：国家。
23，山岩岩，海深深
调景岭外头，香港的街上，每年涌进来二十万人。难民潮里，有很多、很多的孩子和少年。
蒙古族的席慕蓉在湾仔上小学，多年以后，像古时候的词，有水井的地方就有人唱，她的诗，在华文世界里到处被人传诵。人们问她，你的古典诗的基础在哪 里形成？她不直接答复你，只是淡淡地说，她在香港读小学的时候，老师就教会了她背诵整首白居易的“琵琶行”。她不会讲广东话，但是六十年以后，她还可以用 漂亮的广东话把“琵琶行”一字不漏地背出来。
白崇禧兵退海南岛之前，十二岁的白先勇已经被送到九龙避难，文静早熟的白先勇上喇沙书院。原本沉浸在中国古典戏曲及文学的白先勇在香港第一次接触英 文世界，也开启了他对现代文学的兴趣。一九三七年出生的中国孩子，幼年和少年都是流离。他看过湘桂大撤退的火海，看过南京首都的上层生活，看过上海的繁华 与崩溃，如今看见一九四九的香港，看见战争的荒凉：“家里住着很多人，都是需要照顾的亲戚和从前的部属。大楼外面骑楼里、走廊下，全睡着人，街上也到处是 难民。”
一九五二年才到台湾，白先勇成为台湾现代文学的先驱作家。
同一个时间里，半岁的林百里被带到香港。他在解放军攻进上海前一个月出生，营养极度不良。被母亲抱在怀里逃到新界，一家人租了大埔“将军府”宅院里头的佣人间，后面的弟弟妹妹陆续出生在这狭窄的石头房里。石头房太热了，父亲就在屋角里种爬藤，藤的青叶盖满了屋顶。
“将军府是谁的？”我问。
“翁照桓。”
我睁大了眼睛，“百里，你在大埔家的房东是翁照桓，一九三二年淞沪血战中发出第一枪的国军旅长翁照桓？”
是的，林百里说，他还清晰记得小时候，翁将军把他叫到面前，给他糖果，摸摸他头，要他努力读书，将来好好报效国家。
林百里在一九四九年后难民充塞街头的香港长大。父亲和一百万其它难民一样，艰难地维生，在中环的香港俱乐部做会计。俱乐部大厅挂着水晶吊灯、铺着华丽的地毯，白人绅士淑女从大门潇洒地进出用餐，华人用旁边的小门。父亲告诫他，“你不可以到前厅去，那个门，是白人走的。”
父亲就在侧门后面那个只能放下三张小桌的房间里工作。为了儿子的前途，父亲让长子百里跟在身边。白天，百里去上学——搭天星小轮过海到尖沙咀，然后改搭巴士到德明中学。大半的时候，为了节省那两角钱的巴士车资，十三岁的林百里宁可走路四十分钟到学校。
晚上，父亲看着百里做功课；夜静了，就从办公桌底下拉出两张折迭行军床，在三张写字桌之间勉强撑开，父子两人就睡在那无法转身的小房间里。灯一灭，香港俱乐部大厅水晶灯那华丽的光，就从门缝里泻进来一条细细的线。
这个一九四九年战火中出生、流离中长大的孩子，六十年后，开创了全世界最大的笔记计算机制造公司。
父子两人就睡在那无法转身的小房间里。灯一灭，香港俱乐部大厅水晶灯那华丽的光，就从门缝里泻进来一条线。（林百里和父亲）
我问他，“十一、二岁的时候，住在香港俱乐部的‘后门’里，不准进入前厅，一出门又总看见中环光艳夺目的精品橱窗，你有‘难民小孩’的屈辱或不平感吗？”
“有屈辱感，尤其是看到白人和华人之间地位的差别，所以我的民族情怀是很深的，但是看到美丽的橱窗，我没有不平感，”林百里笑笑地说，“我只有想：有一天，我要买得起它——如果我要的话。”
秦厚修是从澳门上岸的，海上很黑，大船在海上剧烈地摇晃，等小船过来接驳；从大船踏上摇晃得更厉害的小船时，踩空了，差点摔进海里。秦厚修带着一个还没上小学的女儿，肚子里还怀着一个，踏上澳门，马上转香港。丈夫马鹤凌在码头上焦急等候。
秦厚修得马上找工作。她和亲友合伙在青山道附近顶下了一丬洗衣店。然后又在一九四九年新开张的大型游乐园——荔园，找到一份工作：收门票。荔园开张，是一九四九的香港大事，付港币五角，可以入场，摩天轮、碰碰车、哈哈镜、遥遥船、过山车，还有一个香港唯一的真雪溜冰场。
“可是，应台你要知道，那时没有票的，你丢钱进去，有一个闸门，我就坐在闸门旁边用脚踩一个控制，一踩，缴了钱的人就可以进来，每天就做这个。一个月薪水三百块钱，要养好多人。”秦厚修说。
荔园月薪三百块？我想到，同一个时间点，钱穆创了新亚书院，自己的月薪是两百块——现在我知道那是多么微薄了。
“满辛苦的，”我说，“马妈妈，可是那时你肚子里的孩子已经出生了，你出来工作，谁管那吃奶的婴儿呢？那时你先生也在找工作吧？”我问。
“家里还有一个奶奶帮忙，还有姑爹，而且，逃出来的亲戚那么多，每天都有人来借钱，他们也帮忙。”
厚修的孩子在东华三院之一的广华医院出生了，马家唯一的男孩。
父亲久久思索，在这样的离乱不安中，对孩子如何期待？
他为孩子取名“英九”。
这孩子长大以后，成了中华民国总统。介绍自己的时候，他会笑说，我是“大陆酝酿、台湾制造、香港交货”。
厚修的孩子在广华医院出生了，马家唯一的男孩。父亲久久思索，在这样的离乱不安中，对孩子如何期待？（一岁的马英九）
“我也记得，”秦厚修说，“有一天马爸爸说要去调景岭，听说救灾总会的人到那里发救济物资，结果回来了，也不过发了几块肥皂吧？那时候，也有‘第三势力’来找他，但是他没去。”
“第三势力”这个词这么顺溜地从马妈妈嘴里冒出来，让我吃了一惊。很少人知道这是什么了，向来对政治没兴趣的她竟然记得。
一九四九年落脚在自由的香港，有很多关心国是的知识分子，他们既无法接受共产党的意识型态，也不欣赏蒋介石的领导，这时美国
已经开始在亚洲做大规模的反共布局，提供资源，于是一个名为“自由中国运动”的“第三势力”，就开始酝酿了。中情局结合流亡人士，有计划地训练独立于台湾之外的反共游击队。
调景岭有很多年轻的国军官兵，也有很多失学失业的青年，不管是为了生活的基本维持，还是因为胸中怀抱着经国济世的热情，当他们听说有个学校招生培训，为了建立一个美好的“自由中国”，很多人去了。
学校设在塞班岛；“塞班”，是残酷血战的代名词，在关岛附近，面积比香港岛略小，战前是日本领土。一九四四年美军强攻塞班，日军战死三万多人，守将南云忠一自杀。三万居民中，两万多人死于战火，另外四千多个老弱妇孺跳悬崖自杀。
受训的年轻人学习爆破桥梁、抢滩登陆、打阵地战等，还有跳伞。在塞班干校训练一年零两个月以后，学员就被送回日本基地，最后的主要任务是：空投大 陆。四人一个空投小组，选择的空投点通常是游击队员的家乡。山东流亡出来的，空投山东；湖南出来的，空投湖南，因为你必须对那个点的周遭环境，了如指掌。
在港大的教授餐厅里与蒋震闲聊一九四九——对于像他这样从一九四九年的艰辛中白手起家的人，我有一种特别的尊敬。不知聊到了哪里，我随意说，“我发现关于香港的‘第三势力’的资料特别少，问了很多香港人，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好像谁都不知道似的。”然后我给自己加点咖啡。
蒋震接过去说，“是啊，自由中国运动。”
我吓了一跳，咖啡壶在我手上悬在半空——会把“自由中国运动”这几个字这么不经思索说出来的，历史学者除外，我还是第一次碰到。
蒋先生知道内情？
他看着我吃惊的神情，笑了，说，“我就去了塞班岛！”
蒋震是香港极受尊敬的实业家。一九二四年出生在山东河南交界的荷泽，一个极为贫困的家庭。和千万个与他同时代的爱国青年一样，他也当了兵，从山东一路打到广州，部队溃散，他就随难民潮来到了香港。
所有的苦工，他都做过，在码头上扛重物、在纱厂里打杂、在矿场里挖地。一九五八年，三十五岁的蒋震拿出仅有的两百港币，和朋友创设机器厂，发明了全世界第一部十盎司螺丝直射注塑机，奠定了他的实业王国。为了回馈乡土，他又成立基金会，专门扶植中国大陆的工业人才培训。
蒋震说，要从调景岭说起，因为他也进了调景岭难民营。
“啊……”我看着他，“没想到。那——您原来属什么部队？打过什么战役？”
一说“整编十一师”，一说“南麻战役”，我就知道他真正经历过了什么。（年轻的蒋震）
“整编十一师。打过很多仗，譬如南麻战役。”
我看着这位极度朴实的霭霭长者，简直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
一说“整编十一师”，一说“南麻战役”，我就知道他真正经历过了什么。我一时无法把“香港实业家蒋震”与胡琏将军的彪悍十一师和可怕的南麻血战做连接。
一九四七年七月，整编十一师在山东南麻就地防守，广设防御工事，周围建筑了上千座大大小小的子母地堡，纵横交错。解放军的名将陈毅和粟裕以五倍于国 军的兵力主攻。激烈的炮火交织七天七夜，战役结束之后，解放军损失惨重，宣称一万四千人阵亡，国军方面则公布“歼灭”两万人，“生俘”三千人，自己牺牲了 九千人。这是粟裕少有的挫败，从此役开始，解放军严肃地检讨应付国军子母地堡的作战策略。
南麻七天战役结束，荒野中留下了三万个青年人的尸体。
实业家蒋震是从这里走出来的。
塞班岛的结业学员在空投任务前，每人发配的装备是：手枪、冲锋枪、弹药、发报电台、足够一月吃的干粮、人民币，然后就被飞机秘密地送到某一个省的山区，跳下去。
有的人，降落伞没打开，当场摔死。大部分的人，一落地就被当地的居民给绑起来，送去枪毙。
我看看蒋震——他如果被空投到山东，怎会今天坐在我面前，后面是一片美丽的维多利亚海景？
蒋震笑了，他看出我眼睛里有一百个疑问。
“我一直以为‘自由中国运动’是个爱国的运动，也不知道后面有美国中情局，”他笑着说，“轮到我要被空投的时候，韩战打完了，这个空投计划，也叫停了。我差一点点就上了飞机。”
啊……原来韩战还决定了蒋震的一生。
有一种人，愈是在风雨如晦的时候，心灵愈是宁静。他能穿透所有的混乱和颠倒，找到最核心的价值，然后就笃定地坚持。在大动荡、大离乱中，钱穆流浪到香港，站在一九四九年的街头，看见满街都是露宿的、不知何去何从的少年。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办学，开创了新亚书院。
每晚从外面回到九龙深水……的新亚书院克难破楼前，钱穆很难上楼，因为骑楼下、楼阶上，全是蜷着睡觉的人。新亚的青年学生，也蒙头睡在走廊上。在睡着的人与人之间，钱穆小心翼翼地寻找可以踩脚的空隙。
学生交不起学费，老师买不起食物，学生和老师就拚命写稿挣钱。当时的学生中，有一个特别聪颖沉着的，叫余英时。二零零六年得到美国克鲁格人文与社会 终身成就奖时，余英时追忆一九四九年的新亚书院，特别记得，为了生活，他自己十几岁就开始写稿，创办新亚书院的恩师钱穆，也拚命写稿，“龚定庵所谓‘著书 都为稻粱谋’。”余英时笑说。
四九年的香港，你可能在街头遇见踽踽独行的钱穆，你也可能在海边，碰见四岁的徐立之和爸爸在海滩上玩沙。
每一个香港人都有一个故事。那辗转流离的一代，自己历尽艰辛，但总是想方设法在动荡中找到一个给孩子避风遮雨的地方。
于是你就有像梁安妮这样的发现。安妮是香港公关界的“大姊大”，我问她的“来历”；她能说的，不多，但是，慢点，父亲好像有一个日记本，我回去找找。
她找到了，手写的，从出生到一九四九来港，是一个完整的回顾和纪录。安妮一夜读完，无比地震动；父亲过世二十五年之后，她才知道父亲的一生，他如何亲身经历抗战中的桂林大轰炸，他如何飞越喜马拉雅山参与了中国远征军的对日战争。
在香港，程介明这样的孩子长大，成为有名的教育理论专家，但是他清楚地记得“流离”的感觉。即使年纪很小，他看得出父亲在为养家挣扎，他记得，父亲 终于找到工作，第一天工资是七分钱。房子每搬一次，他和弟弟就要换一个学校。而房子，总是愈搬愈小，愈住愈远，上学的路，愈走愈长。
我和程爸爸说话，谈他的一九四九。老人家讲到当年的艰辛，稍稍顿了一下，说，“介明这孩子很小就懂事，很体贴。”
小孩子懂事、体贴，其实就是苦难让人早熟的意思吧。程爸爸语气中充满心疼。
上海出生的徐立之，记得一个小阁楼，在一个狭窄的“士多”（store）小店铺上面，全家人就挤在这样一个无法动弹的阁楼里。后来生活实在太困难了，母亲只好带着小妹重新回到当初离开的大陆老家，因为那里生活开支比较小；相依为命的一家人，活生生被现实拆散。
立之的父亲，在“保险公司上班”，其实就是“失业”的意思。
“那，父亲本来做什么呢？”我问立之。
他犹疑了一下，说，“原来家境极好，父亲的毛笔小楷在浙江杭州很有名，所以蒋介石一九四八年修的家谱是他亲手抄写的。”
我飞去加州，到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院，像小学生一样坐在一群皓首穷经的历史学家后面，看刚刚开放的蒋介石一九四九年前后的日记。极端重视家谱的蒋介石，在东北和徐蚌会战最惨烈、国事蜩螗的时候，仍旧在日记中不断追踪家谱修谱进度；徐立之父亲的名字，真的在日记里出现。
所以在四九年后的香港，你可能在九龙街头遇见踽踽独行的钱穆，你也可能在浅水湾的海边，碰见四岁的徐立之和爸爸在海滩上玩沙。再怎么穷，水和沙是上 帝送的。这个“士多”小阁楼上长大的孩子，也上了钱穆创办的新亚书院，后来成为世界著名的分子遗传学家，回到香港来，做了香港大学校长。
二零零九年了，上环老区还是有些小阁楼，就在狭窄的“士多”上；每次经过，我还忍不住多看两眼，想起钱穆在一九四九年为新亚书院所写的校歌：
山岩岩，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
人之尊，心之灵，广大出胸襟，悠久见生成。
……
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
乱离中，流浪里，饿我体肤劳我精。
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
千斤担子两肩挑，趁青春，结队向前行。
第三部 在一张地图上，和你一起长大

主管全国刑事审判的最高法院副院长张军近日建议，调整贪污贿赂犯罪起刑点，延长严重经济犯罪的刑期。这是张军近日作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为该院师生作题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司法适用”的演讲时透露的。

　　自1979年以来，贪污受贿罪的起刑点一次次提高：1979年《刑法》没有具体规定数额，司法解释规定1000元为立案标准；1988年规定构成贪污罪、贿赂罪的数额一般为2000元。1997年通过的刑法规定，贪污贿赂犯罪的起刑点是5000元。但在近些年来查处的贪污贿赂案件中，涉案金额远超起刑点。基于此，不少法学界专家学者和司法实务界官员呼吁调整贪污受贿犯罪起刑点。

　　“1997年的5000元和2009年的5000元不是一个概念，但立法到现在没有变化。”张军指出，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许多涉案金额为几万元的案件，并没有被移送到法院；但一旦移送过来，法院又得依法判处，“这本身就缺乏社会公正性。”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刑法原有的一些规定没有得到进一步完善，相关的司法解释也未能跟上形势发展，从而导致一些具体裁判缺乏合理性、公正性。
　　“司法实践中，贪污受贿数额几百万元的数目并不算大，几千万元甚至一两个亿的也有。”张军指出，按照刑法规定，从10万元到上亿元，量刑区间是一样的，老百姓会问，为什么几百万元的判了死缓，几亿元的不判处死刑？个案的公正与司法的随意之间的矛盾明显暴露出来

博主评论：这就是大法官的水平？这就是“最高法院副院长的水平？副院长建议对贪污受贿的官员要宽容一点，几万元就立案审查太严厉了？在西方很多国家，对贪污受贿是零容忍的，只要证明你收了钱，并提供了方便，就可以审判了。为什么要对官员宽容？朱元璋当年杀贪官更加严厉，贪污三百两以上就杀头了。在对付贪官方面，共产党还不如封建的皇帝？

为什么大法官主张宽容？很简单，因为天下官吏是一家，都属于中国共产党这个全世界最大，最无耻，最下作的贪污滥政集团。关于这一点，禄局长说得最彻底最赤裸裸，你是站在党的立场上说话还是站在人民的立场说话？很正确，什么人民的党的屁话就是最大的谎言，最大的政治欺骗。共产党这一座大山，就比当年他们推翻的三座大山要更加高耸入云一百倍，他们是一家通吃了。

在稍微发达一点的民主国家，当官是要公布个人财产的，是不能够接受赠与的，收礼到一个很低的额度就必须上交，或者拒绝。为什么中国的法官觉得应该让官员们多收点钱？因为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大法官自己说不定就收了很多钱，当然主张对贪官宽容。他们的黄副院长黄松有不就是收了太多钱才出事的？

一方面拼命给自己加薪水，另一方面给自己收钱增加合理性，难道这样的政党能被称为人民的党？这样的政府能说是人民的政府？这样的官员还能说人民公仆？难怪这几年不太宣传这样的观点了，因为实在太勉强了，根本就无法欺骗任何人。

近几年来，中国房价大幅度上涨，专家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开发商囤地导致供求失衡，而囤地主要是国企和上市公司，政府纵容所致。即使在北京城区最黄金地段，仍然有些地块一空就是好几年，经调查发现，有差不多三分之一房地产开发商宁愿炒地，也不愿动一锹土，大大加剧土地市场的价格泡沫，而这些地价最后转化到房价上，苦了买房的人。

据官方媒体报道，民生银行地产金融事业部近期发布的《中国地产金融蓝皮书》报告称，截止到今年9月底，北京楼市的库存房已跌破10万套的警戒线，只够5个月销量，而就在今年年初，北京的存量房还够卖两年的。

中国土地资源有限，用一块少一块，尤其是北京市中心更是寸土寸金。没地建房子，房价就会越来越高，因此北京的房价总是跌不下来。可最近发现，就在北京城区最黄金地段，仍有些本该建住宅楼的地块，一空就是好几年，现在还闲着。

1/3开发商 只倒土地从不盖房

据报道，北京市东三环的长虹桥有一块地原本是打算建住宅的，却一直闲置多年没有开发。这块地就是被称为2006年新年第一拍的工体四号地。北京地产界资深评论人杨少峰说：“这块地是被香港的盈科，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李嘉诚的儿子李泽楷他旗下的房地产公司拿走，当时这块地整个拍卖价达到5.1亿，规划面积才4.6万平方米，折算完之后当时成家的楼面地价就达到1.2655万块钱每平方米，而这个周边最好的楼盘、最贵的楼盘才卖到1.6万左右。”

然而这块工体四号地却闲置了长达三年半时间，最终不仅没有被政府罚款和没收，而且还高价转让出去，并由此获取巨额利润。在盈大地产发布的公告中表示，此次工体四号地的交易，为其赚取税前利润大约为2.35亿港币。

杨少峰表示：“当时如果他把这块地盖成楼来卖，可能挣的钱只有几千万甚至不到一个亿左右，也就是说盈科地产在这块地运作的过程中，他实际上是一种炒地皮的行为。”这也是典型的囤地行为。”

SOHO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石屹说：“中国有一批房地产开发商公司是从来不盖房子的，就是倒土地的，从来不盖房子的。”“我能了解的情况，差不多有三分之一。”

囤地开发商 多是国企和上市公司

而且这些开发商绝大多数都是上市公司和国企。这些国企和上市公司手中已有了那么多地，还在拚命拿地。杨少锋说：“因为他们的钱来得容易啊。我注意到前几个月，有家上市公司发布公告就称，要增发几十亿元用于买地，实际上他们买了更多的地以后，又可以到资本市场融更多的资金。”

据克尔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和中国房地产测评中心共同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三季度末，十大房地产企业的土地储备规模超过三亿平方米。其中，恒大地产以5100万平方米的土地储备量位居榜首，碧桂园和雅居乐分别以4360万平方米、2950万平方米分获第二和第三位。

杨少锋说：“它们所拿到的这些地，可以够他们开发，多的够开发几十年，少的够开发五六年，绝大多数是十多年时间，这说明什么，说明目前供应到市场的大量土地被这些开发商囤在手中了。”

过去五年，全国的房价平均上涨了大约两到三倍。根据中国房地产信息集团提供的数据显示，北京2004年商品住宅的价格是每平方米4747元，今年 9月底为每平方米12482元。上海2004年是每平方米5761元，今年9月底是12016元；深圳2004年是6385元，今年9月底是13893 元。

潘石屹认为，近几年中国房价大幅度上涨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囤地导致供求失衡。

政府增加土地供应 开工面积不升反降

而政府还在大幅增加土地供应。北京市土地储备中心主任助理周同伟说：“截至10月20日已经推出114宗地，944公顷，今年出让土地的面积是去年的两倍，普通住宅出让的面积是去年同期的157%。”

然而，政府增加土地供应，似乎并没有调动房地产企业的开发热情，今年北京的住宅开工面积不升反降。据统计，今年一到九月，北京住宅新开工面积为713.4万平方米，比去年同期大幅度下降29.9%。

杨少峰说：“我们政府供应再多的地都会被开发商囤积在手中，它形不成真正的供应量，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供不应求这种假象就得不到改变，那么只要市场还是供不应求，只要这个需求远远大于供应量，那么房价肯定会上涨，所以说囤地是造成高房价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

地价最后转到房价 苦了买房的人

由于开发商大量囤地，今年即使加大土地供应量，但房地产市场还是出现地价、房价齐涨的现象。

专家称，而不盖房比盖房更赚钱，因此这么多房地产开发商都宁愿炒地，也不愿意动一锹土，他们这钱也赚得太轻松了。不过，这样一来，却大大加剧了土地市场的价格泡沫。而这些地价最后都会转化到房价上，苦了买房的人。

杨少峰说：“最终的买单当然是消费者。”

囤积现象屡禁不止：政策如同一纸空文

早在90年代，中国两部法规明确规定，“对超过出让合同约定动工开发日期满1年而尚未开发的，征收土地闲置费；满2年未动工开发的，将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但这些法规白纸黑字地写在那儿，规定也是一次比一次严，开发商还是敢明目张胆的大肆囤地。除了像盈科这种大有来头明目张胆囤地，更多的开发商和土地监管部门打起太极拳。

位于北京市南五环以外的大兴是距离北京城区最近的郊区，今年夏天大兴诞生了新地王，随后房价也一路飙升。杨少峰说：“这块地是2007年很著名的大兴的地王，当时在2007年的12月份，华润置地以194轮的竞价才以6291元的楼面地价拍到这个地，当时这个周边房价大概只卖到6千到7千块钱左右，有部份的项目可能8千多，所以当时这块地我们是面粉贵过面包这也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从2007年拿地到现在，华润置地的这块地已经接近两年的时间。不过昔日的地王如今杂草丛生、一片荒凉，丝毫看不出任何动工的迹象。实际上，像这样正在晒太阳的地王在全国各地大量存在。

北京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陈国强说：“有机构专门对07年的地王项目做过调研，那么除了少数是退地的之外，闲置的、未开发的占了绝大多数，一半以上都还是处在待开发状态。”

华润置地地产公司是华润集团旗下在香港的上市公司。记者了解到，像大兴17号地这样被闲置的土地，在华润公司还有很多。据统计，截止到2009 年9月底，华润置地公司的土地储备多达 2530 万平方米，在全国开发商中排名第八位。如果按照今年预计的销售业绩来计算，华润置地的土地储备足够开发10年以上。不过对此华润似乎并不满足，就在土地储备已经足够多的情况下，华润置地今年仍然在大规模拿地。

全国囤地现象普遍 数量非常可观

像华润置地这样拥有大量闲置土地的开发商在中国到底有多少？他们囤积土地的数量究竟有多大？

陈国强说：“的确这种情况在不同的城市在全国应该是比较普遍，而且数量是非常可观，去年底，(戴德良行)这是一家国际著名地产机构，他们对于我们国内的存量土地资源曾经有过一个研究，从1998年到08年实际上是房改以来10年时间，就房地产市场开发出来的土地面积大概是31亿平方米，截止到去年底，实际开发的数字是19.4亿，也就是19亿的样子，那么实际上也就是说还有将近12亿平方米的地是闲置的、没开发的，是这样一个情况。”

杨少锋：“已经在这些上市公司的手中，可以够他们开发的土地，多的够它们开发几十年，少的够它们开发五六年，绝大多数是十多年时间，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这些供应到市场上的大量的土地被这些开发商囤在手中了。”

因为他们的钱来得容易啊。我注意到前几个月，有家上市公司发布公告就称，要增发几十亿元用于买地，实际上他们买了更多的地以后，又可以到资本市场融更多的资金。

究竟是什么让开发商游走在土地市场和资本市场中间，不亦乐乎？这场资本游戏最终将造成什么样的危害？

开发商与官员关系千丝万缕 无法监管

在北京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陈国强看来，企业之所以敢于大规模拿地和囤地，是基于利益驱动。而地方政府纵容这种囤地的行为，同样也是利益驱动。陈国强说：“实际上，它也有很多顾虑，因为有利益考量，有和企业关系的，具体经办人或者相关的官员，可能跟这些地块背后的项目都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所以这个事情没办法操作。”

因此，开发商屯地的目的是人为制造土地资源紧张，使土地显得物以稀为贵，从而抬高房价牟取暴利。而在这场资本游戏中，开发商是站在前台的主角，在后台还站着一个分账的，那就是地方政府。运动员和裁判员都是囤地的受益者，所以，我们不可能指望这场游戏变得公平。

如何打通房地产市场的供需链条，让大家走出被高房价胁迫的困境？专家认为，重建这个市场的游戏规则，打破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利益关联，让地产商干它们该干的事去

博主评论：在电视或者报纸上，你经常能够听到一些“经济学家”们讨论房价几年来一路上扬的原因。他们往往会说“这是符合经济规律的，是市场供求关系的正常体现”。你也能听到政府不同部门的官员们抨击房地产商如何赚取暴利，需要对地产商加强监督，并提高土地供应量，等等诸如此类的言论。

很多朋友，尤其是房奴朋友们听得很舒服，很解气，尤其是听到说房价还会上生，要买就要赶快的时候。想想买的价格固然很高，但如果价格还要往上走，甚至要往上走很多年，那么还是值得的，甚至是值得庆幸的。但看了这篇文章，是不是有一股凉气从你的脊梁骨冒上来了？这文章是从新浪新闻转过来的，这年头人家也算主流媒体了，不敢“造谣”的。

原来这许多经济学家和官员都是在“放屁”，原来还有这么多的“内幕”，原来他们所说的都是谎言。尤其是任志强那个畜生，他的话都能相信的？他自己就是地产佬啊，你觉得他会那么有良知？以至于超越他自己的个人利益和阶级利益？你相信他，你就二了。

这种价格能算是正常的市场供求关系的体现吗？看看文章吧。每年的土地供应，主要的都被投标的地产佬拿去囤积了，炒地了。真正建了房子的，可能一半都不到。于是土地供应量再大，没有变成房子，对地产市场根本就没有供应影响，那这房价能不高吗？买房子的人一天比一天，因为每年都会有人结婚、生孩子，可房子的供应量年年都没有增加，这房价能不涨？

这就是主流经济学家和官员天天叫嚷增加土地供应量的原因，你增加吧，你增加多少，那些地产佬就买多少，然后不建房子，都囤积起来。这不岂是正中他们的下怀？所以经济学“砖家”们和官员们从来不提加强土地使用的监管，从来不提要加大执法的力度。本来有规定多少年不建房子，国土局就可以没收土地的，可他们敢吗？哪个地产佬是没有背景的？这个公司老板可能是总理的儿子，那个可能是主席他爹。没收？你不想混了？共产党可是只认权力的，他们不相信良知。何况那厅长、局长的官位很多本来就是用钱买回来的，还指望靠这个赚大钱呢，为了你们这些屁民们弄丢了？才不干呢。地产佬钱多啊，找个晚上给局长厅长们弄一箱子钱上去，什么事情都没有了。那钱从哪里来的？当然是从房奴们的 腰包啦。

不要说建房子，就连买土地的钱，都能拖就拖啊。拖不下去有银行贷款，还有房奴的预付款，还能做假按揭，办法有的是，反正都赚回来的。一切都是专制、独裁的造孽，共产党在中国是至高无上的，为所欲为。这是官僚勾结官商和奸商抢劫国民的结果，跟市场供求没有关系，跟经济学更没有关系，经济学家们也躲在家里数钱呢。至于廉耻、良知，早忘了，再说良知和廉耻能换钱吗？

最近几天，博讯网 的主页经常无法正常打开了。今天上去，boxun.com这个主页被连接到博讯博客上去了， peasehall这个网页也无法打开，于是博讯被间接关闭了。

据博讯网自己的报道，他们是长期受到网络攻击的，基本上都是通过DDOS这个手段，实际上就是造出大量的虚假登陆信息，超出服务器能够承受的极限，于是就造成了服务器的瘫痪。于是普通网友就无法登陆页面阅读了。

技术并不是什么很特殊的东西，不过往往能够奏效。但是，大家都知道，这样做是违法的黑客手段，也就是说这是网络犯罪。其实常上去的朋友都知道，这个网站长期遭受同样的攻击，服务器经常受到瘫痪。多维以前也时时受到同样的攻击，还有牛博也曾经是这样。

是 谁有动机有技术有资源对这一类的网站进行常态性的攻击呢？大家都很清楚，只有中共及其政府符合，也只有他们符合这样的要求，就是他们做的。这是犯罪行为， 尽管没有人能够拿出证据来证明犯罪的是中共，但除了中共，没有任何机构有动机的同时，又拥有技术、资金、人力资源来做这件事情。

难道他们 不知道这是网络犯罪吗？当然是不可能的，他们在国内就处理过很多的类似的案子。这样说是不是显得非常精神分裂的样子？在国内，假如有人从事这样的行为，他 们会调查、抓捕、判决相关人士。而他们自己却在同样的行为，当他们面对他们不希望为国内人士接触的信息、新闻的时候，他们会使用违法手段处理，也就是说他 们在处罚相似的违法行为的同时，自己却在犯同样的罪行。

相当地吊诡，一个国家、一个执政党、一个政府在犯罪，而且是明目张胆地。他们在国 内不断地立法、普法的同时，自己却在不断地从事违法的行为。而实际上，他们在国内的行政行为几乎无时无刻不在违法，无时无刻不在滥权。当他们面对“民主人 士”的时候，面对访民的时候，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时时刻刻都在从事违法犯罪行为。这个党、这个政府从来就不惮于从事违法行为。那么他们还反什么黑社会？ 还打击什么违法犯罪分子？那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

引用新闻：

　　“老百姓积极举报，80%的信是实名举报。”

　　“现在打黑困难仍然很大，问题很多，但是有群众支持，打黑一定能取得胜利。”

　　本报重庆讯(特派记者邱瑞贤)“打黑不是我们要主动而为，而是黑恶势力逼得我们没办法。”昨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出席世界中文报业协会年会前，向媒体代表们介绍了重庆打黑的最新情况。

　　面对来自全世界报业的杰出代表，薄熙来一番力重千钧又饱含感情的话，首次向公众道出了今年以来重庆连串重拳掀起“打黑”风暴的真实初衷。”

经 常有“五毛”小犬们这样说：这江山是小共用几千万条性命打下来的，要小共下台，拿几千万条性命来换。小共的灭绝人性，于此可见一斑。但同时好歹这话还是让 人觉得，小共还是蛮横的。当然啦，手上有几百万军队，有上千万警察、武警、有核武器、有巡航导弹，有无数高科技武器，谁能不横呢？

可闹了半天，感情小共面对黑社会的时候，竟然有如此“柔情”呢？不让“黑势力”逼得小薄没办法，小薄是不会打黑的？那我们养你们这些玩意是做什么用的？小薄，别忘了你也算正省部级的干部了，你的心理是什么？难道打黑不是你们的职责所在吗？

从 实力上说，小共手握百万雄兵，又有千万警力，又有无数武器，我们不是刚在阅兵式上看到了？要论实力，“一小撮”黑社会根本就不是对手啊？那么为什么面对黑 社会的时候，就不管用了呢？为什么见一个灭一个呢？为什么要等到被逼到“没有办法”的时候，才打击呢？这等屁话居然还力重千钧呢？



我 们要政府做什么？要执政党做什么？最重要的，不是让他们替我们看家护院吗？不是要他们做我们的看家狗吗？闹了半天，原来这条看家狗还可以选择性地工作的？ 感情当黑社会去偷去抢去杀人的时候，这条看家狗是不理会的。只有当黑社会抢完杀完以后，还要拿棒子打狗的时候，这条看家狗才会真正地工作起来的？拿我们凭 什么一年要交五、六万亿的税费给看家狗呢？

店大欺客，狗大欺主，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原来小薄这条看家狗还真不是一条好狗啊。难道小薄真的是一不小心，把真心话漏出来了？就象另外一条狗一样，一不小心就质问出“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人民说话”这句真话出来了？以小薄的水平，似乎不至如此啊。

假如不是无心漏出来的话，那就是别有用心了。就是说，小薄打黑是有政治目的的，他想进政治局常委会，针对的目标是李克强和汪洋。既然目标没有达到，就只有喊喊话，缓和一下矛盾了。

二者必居其一，反正打黑的目的，不是在尽他的职责，这点非常清楚了。

这个结论是我远在三十多年前得出来的。
　
1973年左右，我有机会读到一份中共内部文献，名字大概叫《毛泽东选集/内部》，由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选编，党内限级阅读。所选编的文献全部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至六零年左右，毛泽东在中央高层的历次重要讲话。出版日期应该是在四清运动开始前后。书的厚度比公开发行的毛选四卷的一卷本略 薄。

选集中的许多讲话过去都略有所闻，没有引起我太多兴趣。有两篇给我印像比较深，一篇是58年关于大跃进的讲话，毛说︰我们在报纸上公开提出超英赶美，十五 年超过英国的口号，其实我们十五年完全可以超过美国，我们公开只提十五年超过英国，是说话留有余地;另一篇是59年毛关于把国家主席让给刘少奇的讲话，从 那篇讲话中明显可以判断，毛泽东是在党内巨大压力下不得不把国家主席的位置让给刘少奇。


选集中令我十分震惊的，是毛泽东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几次讲话，读过这几篇讲话，我当时的结论就是︰毛泽东的邪恶，远比德国法西斯希特勒有过之而无不及。历史如果给了毛泽东机会，中华民族肯定早已经被他毁灭了。

我当时推想这本选集的出版可能与毛刘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有关，可能是以刘少奇为首的一派人有意假借宣传毛泽东思想之机，扩大共产党内对毛泽东的反人民思想的了解，为日后的党内斗争做铺垫，却没有想到最后还是被毛占了先机，落得个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

毛泽东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这几次讲话均集中在1955年，其时代背景是抗美援朝“胜利”后，赫鲁晓夫公开批判斯大林之前。讲话可能有3-4次之多。概括起来其主要内容是︰

　 1）世界大战并不可怕。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出来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出来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爆发，就可以实现世界大同。

2）第三次世界大战应该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在中国打。

3）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爆发，我建议苏联假装坐观，由我来带领中国人民把美国军队吸引到中国战场，我们同美国军队打常规战。战争扩大滚雪球，然后我们假装 败退，逐步把美国军队引入中国内地，使美国军队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从而迫使美国向中国战场投入主力军队。当美国将主力军队投入中国战场后，请苏联 向中国战场突然投射原子弹，将美国主力军队一举歼灭在中国的战场上。

4）这样的一场世界大战中国可能会死掉四亿人口。但是中国用三分之二人口的牺牲，却换来一个大同的世界还是值得的。 （当时中国的统计人口是六亿）

5）死掉四亿人，还剩两亿人，用不了多少年，中国就又可以恢复到六亿人口了。

这真是让人难以置信︰中国人预计死四亿，那全世界要死多少亿呢？相比之下，二次世界大战全世界共死了三千多万人，不过是毛泽东大手笔的零头。而且二次世界 大战死那么多人未见得是战争狂人在战争前的预计和初衷---因为在发动战争前，战争狂人无不把战争胜利的获得想得很轻松，陷入战争泥潭不能自拔才是无休止 地杀人的进一步原因。再说希特勒和日本鬼子要杀死的是外族人，而毛泽东首先预计的是死自己的同胞。四亿人，那可是预计要牺牲的自己的同胞啊，战争一旦爆 发，成了脱缰野马，六亿中国人岂不是全搭进去了？中国人岂不是死绝了！足见其其内心邪恶远非前者所能比拟。

当我读到毛泽东的这些讲话时想到，毛泽东大权在握，真是得意忘形了，这样的话，想一想都是罪大恶极，他竟然还敢在中央高层会议上讲出来！尽管共产党残忍， 那些高干尤其如此，但是我相信任何承认自己还有中华民族血脉的人，哪怕是土匪，也会骂毛泽东民族败类，狼子野心了，只不过在其淫威下不得不隐藏自己的观 点。我是所谓在红旗下长大的一代，共产党毛泽东在我的心目中曾经完美无瑕。争三好，学雷锋，加入少先队，共青团，直至大学毕业前夕加入共产党。因为那时不 间断的政治运动，连续的杀、关、管、教，我们那一代的父母都已经成了惊弓之鸟，没有人还敢向孩子们说真话，只能任由学校，报纸，广播，向青少年们进行随心 所欲的谎言灌输。所以共产党对我们那一代人曾经进行了空前绝后的，最成功的谎言教育。

青少年时代虽然也经历了荒谬的三面红旗运动，饥饿的三年困难时期，甚至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曾有所怀疑，但仍然不愿意从内心深处否定他，愿意原 谅他。我对毛泽东认识的质变就发生在我读到这本内部毛选后，知道毛泽东曾经不惜用四亿中国人，三分之二中国人的生命为代价，为他换得大同世界领袖的地位。 试想一下，如果一个自称是人民的大救星的领袖，预谋让他的国家里每一个三口人之家都死掉两口，那个人是人民的大救星还是魔鬼？当然是魔鬼！

中国有句古话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中共和毛泽东谁是皮谁是毛呢？按理说党应该是皮，党员，即使是领袖，也应该只是毛而已。但是在我的心目中，恐怕在所 有中国人民的心目中，都不得不承认，毛泽东才是皮，中共不过是毛泽东这张皮上附着的毛而已。这恐怕也是中共至今不敢彻底否定毛的真正原因吧。当我在内心深 处彻底地否定了毛以后，共产党在我的内心深处也就被彻底的否定了，不过这一切只能深藏于我内心的底处，直到我85年出国以后。出国以后我立刻就参加了海外 民运，并正式登报退出了中共。后来在<新闻自由导报>上写了一篇揭露毛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准备牺牲四亿中国人的文章。不过那时网络还远没有如 此发展壮大，新闻自由导报发行量有限，更可能因为人微言轻，另外可能是人心已经麻木，毛准备牺牲四亿中国人的惊人内幕竟然激不起一丝浪花，确实曾经令我悲 伤。

毛泽东准备用牺牲四亿中国人口的代价换取世界大同，这是毛泽东1955年在中共内部讲话的确切数字，是我亲眼所见，可是这个数字我再也没有在其他地方见 过，国内没有，海外也没有。到海外的这些年来，我偶尔看到有<三亿>这个数字，原来猜测可能是误传。最近看到马建介绍张戎新书< <毛，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知道三亿这个数字来源于苏共档案。这样看来，毛泽东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在不同背景下对第三次世界大战有过多次不同 的论述。

解放战争期间许多共产党及其同路人对国共战争很害怕，害怕因此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毛泽东为了鼓动国共战争，曾对第三次世界大战有所论述，其主要思想是， 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机虽然存在，但是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努力下是可以避免的。毛的这些思想在公开发行的毛选第四卷里有所论述，被认为是正面的，为中国人民广 泛所知。

据马建介绍，张戎的毛传提到，毛在苏联说过︰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我们中国准备死三亿人。可见国外所传<三亿>这个数字是从苏联流传出来的。 毛泽东访问苏联是在1949年12月。当时中国人口的统计数字是4点5亿，三亿也正好也是三分之二，可见准备牺牲三分之二中国人，对毛泽东来说已经由来已 久。倘若今天毛的徒子徒孙以同样的大手笔谋划下一次世界大战，也预计抛出三分之二中国人口，那可就是九亿啊！

如果说49年毛泽东在苏联对斯大林说准备用3亿中国人贡献世界革命，可能是想给斯大林送大礼，以博得斯大林丰厚回赠，那么1955年斯大林已经去世，抗美 援朝又取得了“胜利” ，头脑发胀的毛泽东肯定是想用4亿中国人的生命为他个人获取大同世界领袖的头饺做祭品---我们很难想像他是打算为赫鲁晓夫做嫁衣裳。不过那时中国还没有 原子弹，他的梦想只能借助苏联的原子弹往中国的土地上的投掷来实现。以毛的头脑，他不会没有预计到，一旦苏联投原子弹把美国的主力军队消灭了在中国土地 上，美国一定会把所有的原子弹倾泻到苏联。美苏互投原子弹的结果，剩下的大同世界当然就是毛的一统天下了。

没有死的两亿中国人并不是毛泽东对自己的同胞还残存一丝仁慈的结果，是因为毛需要这两亿中国人去为他接收全世界。多么美好的梦想！又是多么愚蠢的梦想︰苏 联就会那么愚蠢地为他火中取栗？真想不到，一个把全世界都骗得团团转的超级巨骗，竟然也有把做梦娶媳妇当真事去办的时候。

后来赫鲁晓夫拒绝了毛泽东让其假做旁观，真投原子弹的蠢驴角色，毛泽东的梦想大受挫折，但依旧大梦不醒，转而要求赫鲁晓夫向中国卖造原子弹的技术，建造原 子弹的工厂，从而开始了张戎的书中所说的，准备用饿死5千万中国人勒出来的粮食换取苏联的材料技术和设备来自己造原子弹。那末用肉体挡原子弹的人海战术是 不是毛泽东当初批马寅初马尔塞斯人口论，推动中国人口大繁殖的初衷？十五年（1973年）超过美国的大跃进是不是毛泽东为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做物质准备？ 这些恐怕绝对不是空口无凭的猜想。

从马建的介绍来看，张戎的书中恐怕也没有涉及到我所看到的上述党内文献。这么多年我也没有看到报纸，杂志或网上有人提到过这些文献。这使我感到奇怪，因为 这些文献应该会有更多的人看到，因为这本文献当时是在我们大学的内部图书馆发现的。所谓“内部”图书馆是供院级领导和马列主义教员专门使用的。我们学院是 北京的一所普通大学，如果我们大学有内部图书馆的建制，有资格保存这样的文献，我相信北京的其他大学也应该会有。

我当时借阅了大约一个星期，可惜那时没有复印机，否则我一定会把相关讲话复印下来。不过由于震惊，记忆也就尤其深刻，几十年过去了，那些字句和数字依然深 刻于我的脑海。我真希望本文读者的有心人中，能发动国内有资格进入大学内部图书馆的朋友重新找到这本书，将有关讲话复印下来，将其原文讲话公开于全世界。 到那时，毛泽东也就不批自倒了，即使是毛的徒子徒孙也无言为其辩护了。我相信人类历史必将像抛马弃希特勒一样，永远地抛弃毛泽东。

引用新闻：


久 未露面以及在中国六十周年庆典活动中也没有露面的中共元老万里，日前却坐轮椅到访天津，引发猜测。本台驻香港特约记者郑汉良报道说：万里不久前缺席天安门 城楼的六十周年国庆阅兵仪式，但八天后却又高调到天津考察，以九十三高龄之尊坐轮椅访问，引起外界不少猜测，认为万里此举旨在对大事铺张的国庆阅兵表达不 满。法广香港特约记者 郑汉良

新华网和《天津日报》日前都报道了万里在本月9日考察天津的消息，《天津日报》更将万里访津的图片和新闻， 放在头版正中央位置。有关的报道还配有万里坐在轮椅上与众官合影的照片，而天津电视台有关报道中，万里也有两三个远距离镜头，有评论猜测他不想被近距离拍 下他的身体及精神状况。

作为前人大委员长，万里与前政治局常委乔石两人双双缺席天安门国庆的阅兵仪式，引发外界不解。而且万里更是当年权倾全国的中共“八老”唯一在生的元老，他缺席阅兵仪式却高调视察天津，无疑更引起多番揣测。

报道说，今年国庆前，海外流传一封据称由一名中共元老发表的万言书，内容批评中共大事庆祝60年庆典，包括庆典宣传不讲真话、60年来「瞎折腾」至今未了、民意处理失败、打压不同声音等等。首先在海外发表该封万言书的新世纪网主编张伟国表示，他相信这个元老就是万里


博主评论：万里违反常理地缺席了“国庆滑蛋阅兵式”，反而高调地在天津亮相，引起各方注意，试图对此做出解读的人也很多，几天内我看到了很多相关的文章。可惜的是，我觉得分析的都没有说到点子上，根据看来，这件事其实是另有玄机在内的。


各 位关心政治、时事的朋友，相信都有读过那篇“据说是万里”的谈话。另外，也一定读过中共的“相关部门”而且是“相关的好几个部门”出来否认该谈话是出自万 里之口。中共如此大肆对该文章进行“消毒”处理，证明了中共中央部门对此文的重视，要知道这篇文章根本就没有在任何国内媒体出现过。从中共对此文的重视程 度来看，实际上也从侧面证明了，文章的出处就是万里。


读过诸“中央部门消毒新闻”的朋友，是不是还记得所谓相关部门否认该文章的 实际作者是万里的理由。是万里已经有几年身患重病，已经神志不太清楚了，基本上已经丧失了与人沟通的能力了。因此万里绝对没有能力说出如此深刻、尖锐的言 论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重新读一下当时的新闻。


我相信，万里的“高调亮相“天津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看看他是不是已经丧失了语言能力和沟通能力。事实上，他用自己的行动变相否定了这种说法，也证明了：“中央几个部门”在公然撒了一个弥天大谎。那么中共中央为什么要公然撒谎呢？因为文章就是出自万里之口。


相 信万里亮相的原因，并不是要证明中共中央道德水平的低下，而是要证明那篇文章就是万里的论点。因为这篇文章是否出自万里、是否“前人大委员长”之口才是最 重要的。假如不是的话，那这篇文章无非是一篇写得比较深刻的政论文章，并没有太大的价值。假如是出自万里之口，那就证明了中共的最上层人物的并不是意见很 一致的，而是存在激烈的分歧和争论的，这就大不相同了。


万里的出现，是对中共中央的谎言的一种变相的否认，也是对该文的“著作权”作一个证明。假如文章真的是他的口述，那么他没有出现在国庆庆典上，也有可能是中共中央对他的一种变相“惩罚”。


这位九旬老人，在关键时刻，显示了他的良知，他是中国共产党的良心，也许是唯一的良心。

匿名游客的评论
October 6th, 2009 at 9:45 pm
新中國成立60年，其間是犯了不少錯誤，但近三十年來的改革開放的確是令中國在各方面都有了極大的進步，故藉成立滿60年辦一個較大規模的慶祝活動，這無可厚非。
再說閱兵是檢視軍事力量，中國近代史的不幸多因軍事力量太弱，所以才會飽受欺淩，今日情況不一樣了，故透過閱兵一者表示軍人們有枕戈待旦、隨時可以肩負起捍衛主權的準備和決心，另一方面也所以告知中外，中國不再是弱國，請不要再對中國有不該有的幻想。
再說，錢花在閱兵上是不少，但都是內需，結果仍會是活絡了眼前的經濟。欄主少在這小人之心看今日中國。

博 主评论：首先这个所谓“新中国”的称谓，十分之滑稽。你们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中国，中华民国为旧中国，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愚蠢而过气的政治宣传。你以为 这所谓新中国与所谓旧中国有什么区别吗？假如真的有的话，就是这“新中国”比那“旧中国”更加地政治更黑暗，官员更腐败，社会更糜烂而已。所以，我以为这 “新中国”的说法，并不是什么很有脸面的称谓。

其次，“其间犯了不少错误”？仅此而已吗？阁下未免太过轻言了，甚至是妄言。正确的说法应 该是“其间犯了不少弥天大罪”。“反右”“人民公社”“大跃进” “文革”等等等等，那一次共产党不害死无数的人？不将中华民族最卑劣的一面勾出来？就说大饥荒吧，几年间能饿死几千万人，这能用“错误”两个字来形容吗？ 这是弥天大罪，是数千年王朝统治所不曾犯过的大罪。还有六四屠城呢？能说不是犯罪吗？小毛、小邓两个刽子手，终究要被历史唾骂的，尤其是毛泽东这个千古罪 魁。

真正的庆祝，不是要糜费巨亿来“做出来”的，应该是民众的自发行为，不需要好花几百亿的。别忘了还有为数巨大的国民还生活在贫困线 下，饥寒交迫的。即便是在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广东省，生活在贫困下的人就有无数。“较大规模”？阁下真是说得轻巧啊，几百个亿啊，加上奥运，至少要上千亿 了，这是共产党用我们的钱来给自己脸上帖金。

这种行为跟朝鲜那个SB金正日的行为有什么两样？到现在朝鲜有超过百分之三十的人在挨饿，前 些年还有大量的国民被饿死。哪一年中国不是花费我们的巨额税款来援助、支撑这个独裁政权？他们的油料和食品有相当一部分都是靠中国的援助。可就是这个白痴 独裁者，居然用十多万人来搞一场叫做阿里郎的文艺表演来标榜自己的“英明领导”。中共的行为跟他只有程度上的区别，本质就是一样的。

搞庆 典就一定要花费巨大？一、两亿不可以办吗？至于拉动内需的说法，纯粹是扯淡。现在共产党来不来就说拉动内需，我还听说过讲官员大吃大喝、公款旅游是拉动内 需的，还有说给公务员加薪是拉动内需的，实在是无耻谰言。假如中国现在的人均GDP达到万元美金的话，这话说得还不完全是放屁。根据经济学的理论，将钱拿 来救济穷人对经济的拉动是最明显的。比如说给公务员加薪吧，他们本来就工资高福利好，钱根本就花不完，多给他们一点，他们也是放在银行里面，因为他们没有 充足的消费意愿。假如钱拿来救济贫困人口，他们怎么也拿来加个餐添件新衣服的，消费意愿高得多，对经济的拉动也大得多。这是经济学的权威理论，所以说搞庆 典来拉动内需，纯粹是放屁。何况花了上千亿，里面至少也有上百亿是变成回扣落到官员的口袋了，何来拉动效应？

至于说检阅军力，很无稽的， 一帮人拉动出来遛遛就算检阅军事力量了？显摆而已。说到中国近代史的饱受欺凌，那也是过去的事情了，现代国际政治环境已经完全改变了。我们遭受欺凌的是在 殖民时代，那个时代使用武力寻求国际利益是普遍现象，西方诸列强都有无数的海外殖民地。中国数百年积弱，又处在那个年代，遭受欺凌也就难怪了。其实那个时 代遭受欺凌的何止中国，现在的菲律宾、印度、马来西亚等等，整个亚洲和非洲，除了几个国家外，哪个不是欧、美国家的殖民地？现在呢？你找遍全世界也没有几 块殖民地了。二战以后，几乎所有的当年的殖民地都纷纷独立了。现代社会是更加人性的时代，是人权、自由、民主的时代，国际政治环境已经完全改变了。

我 不相信中国政府的那些智囊们会不懂这个道理，所以所谓阅兵礼，我看到的是对国人的武力炫耀。中国早就有原子弹、中子弹、氢弹了，也拥有巡航导弹和二次核打 击力量，凭这些就没有任何国家敢用武力侵犯中国。我们也根本就没有必要大力发展军备，否则要是将来卷入军备竞赛的话，非中国之福，也非世界之福。

每 次只要需要的时候，共产党总是挑起国人的民族情绪，不需要的时候，就给予打压。象上次深圳民间搞的抵制家乐福事件，其实示威者是站在与政府同样的政治立场 的，到最后领头的还不是被判徒刑了？他们不明白，即便政治立场一致，共产党也不会容忍民间的公众行为的，因为他们害怕公众将来会使用同样的手段来对付他 们。

国民总是被共产党玩弄，该清醒了。

一开篇，就看到我们的伟大领袖胡进套小胡同志坐着阅兵车上路了。一看有点儿不太对劲，小胡同志怎么是阴沉着一张脸呢？也许他想做出一个庄严肃穆的表情吧？ 可我看着怎么都是阴沉着的。也对的，政治家嘛，有哪个不同时也是阴谋家的？不是阴谋家，就没有资格做政治家的，但要是把阴谋两个字写在脸上，就很是级别不 高了。看来小胡同志还是修炼不足啊，跟他的前几任比，他应该算是最挂脸的人，需要加强虚伪方面的锻炼。要知道，虚伪到了极致，就是连自己都骗了，自己都相 信自己了，做戏就驾轻就熟了。

要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位坐过阅兵车的人，小毛、小邓、小江、小胡，顶数小胡阅历不够了。小毛时代，中国没本 事造出电视机，造出来民众也买不起，所以不予置评了。不过他阅兵顶没有资格，他连让中国人吃饱饭都没有做到，还饿死数千万人，阅兵？小邓阅兵是有电视转播 的，有幸的是我家也有钱买电视机了，算是见过。小邓阅兵是一副清淡的样子，如同去花园赏花一样。不奇怪，他带兵带了几十年，抗战一开始已经是师政委了，要 知道整个第八集团军只有三个政委，这算几乎最高的级别了。后来是中原野战军政委，徐沣会战的前委书记，带数十万兵带了多年，所以非常轻松的样子。

小 江算是一个比较老练的政客，带兵没带过，但是表情还是做得比较到位的。他是一个天生的政客，不同的场合做不同的样子，不能说象小毛、小邓那样轻松自如，也 没有小朱的洒脱，但还算比较到位的。笑起来假假的、贱贱的，至少表面上看不出太大瑕疵。小胡又要次之了，一副阴沉的摸样，被人欠了八百吊似的。凡事太往心 里去了，才气不足是他的缺点。

“同志们鸟”，“首长鸟”。“同志们辛苦了”，“为人民币服务”。口号到位，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转 个圈，然后一个个方阵过来。看到坦克了，二十年前的一个黑夜，他们也曾在这里出现过。无数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北京人被他们碾过去，变成一团团血肉。今天他们 又上来了，大概兵车比那个时候先进多了，有没有碾坏北京的路？二十年前的六四“余孽们”感想如何？王惟林先生仍在否？如在，在何方？听说已经变成了肉饼 了，那他是否在天上遥望？

然后是武警的装甲防暴车，是用轮子的，不是履带。这些车是否在瓮安出现？在石首呢？在乌鲁木齐肯定有，我看过图片，那车跟这车似乎是同一系列的。假如六四发生于今天，出现的是轮子车还是履带车呢？

然 后是一大群美女兵团，事先看报导说这些女兵实际上是在北京招募的车模和奥运的礼仪小姐。我觉得这话还是有点靠谱的，军队哪个连队有这么清一色的美女？就说 这身高，要做到如此一致，看上去至少都有一米六以上，而且身段美妙、相貌端庄的女孩子，上哪找去？刷刷的飞舞的一色的美腿，真的女兵不该有此等素质吧？

一 个个方阵过去，就没什么感觉了。然后就是有组织的狂欢秀了，已经没有兴致再看下去了。一个很深的感觉就是，盛大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没有十几二十亿甚至 数十亿，万万拿不下来。难怪此等“中央领导”三令五申阻止下面搞政绩工程、面子工程的时候毫无效果，他们自己搞得更大，拿国民的血汗钱当水泼，哪个傻b 能听他们的？他们能拿国库的钱这样乐子，别人还不有样学样？

一个奥运、一个六十滑蛋，这钱花的海去了。至少一两百亿的银子就这么淌了，要花在给结石宝宝们治病，何致那些家长们心如刀绞？要拿来起希望学校，何致数千个花季的孩子冤死？

人在做，天在看。天看了，一定有天的主张。

过几天就是小共国的六十年滑蛋了，别的不太能看出差异，最大的差异恐怕是在媒体上。尤其是电视，你打开电视机，会发现几乎所有的电视台甚至几乎所有的频道，都在借机歌颂小共的“丰功伟绩”。

一 部基本上没有任何新意的《建国大业》，居然听说要狂收六亿。其实这个题材已经被小共翻炒了六十年，还能有什么没有发掘过的东西？狂收六亿，大约有四五个亿 是团体组织看的吧？自己买票的估计没有几个，我是肯定不看的，请我都不看。可笑的是那一百多个“明星”，果然证明了中国的古话确实精辟，就是“婊子无情， 戏子无义”。

没办法，一切媒体被垄断的情况下，小共当然是会这机会好好自我表扬一番的。反正也没有人反对，反正反对的人都不敢说出来，反正说出来也没有很大声，不表扬自己白不表扬自己。虽然显得很无耻，但这难道不就是中共的本色吗？

要说小共这六十年的功绩，想高度概括的话，大概可以这样来讲。前三十年，是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臭大粪，后三十年证明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不管。

前 三十年，在小毛的肆虐下，中国经济是从失败走向失败。按照小毛的理解，大约马克思主义就是阶级斗争哲学。抓好了阶级斗争，就什么都有了，粮食大大地有，钞 票大大地有。所以小毛什么都不搞，专搞阶级斗争，与知识分子斗、与自己的同事斗、与自己的下属斗、与美国斗、与苏联斗。

他肯定觉得这就是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佳实现了，所以他才会相信抓了阶级斗争，粮食亩产就可以达到十万公斤了。别人不说，小毛这个乡下小子肯定知道一亩地有多大面积的，十 万公斤堆下去，比苗还要高。他肯定是真诚地相信的，否则他就不会饿死几千万中国人了。只不过他相信得越真诚，他就越显得弱智而已。

于是，他们终于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白痴性。他们说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可他们自己却拿来当宗教信仰。太讽刺了，小毛兢兢业业三十年，很努力地祸国殃民了一把，将中国经济弄到了难以为继的境地，这应该就是小共和小毛三十年的最大功绩了。

后 三十年，小邓、小江、小胡来了。似乎经济如同吃了他们在延安生产的鸦片膏，神经质地拼命增长。但是，细想一下，这种飞快的增长最主要原因是什么？我的经济 学老师说过，这是世界性的难题，就是用经济学的理论解释中国经济的三十年非常规增长。大概谁能做到，就可以拿诺贝尔经济学奖了。

不过如果 粗放地解释一下，我觉得就是“不管”两个字。所谓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一个放松管制的过程。小共前三十年是什么都管，于是什么都管不好，什么都一团糟。 后三十年就是权力放手，越放手越发展得好。小邓的土地承包责任制，实际上不就是将土地交给农民自己管吗？什么是开放搞活？其本质也不过就是放权而已。

三 十年来，哪个行业小共越是不管的，就越是发展最好的。比如说中国的家电行业，九十年代商战打得一塌糊涂的，人人都说不行了，搞不下去了。但是小共不管，结 果到现在这个行业几乎是全中国最有竞争力的行业。越是国家垄断的行业，竞争力基本上都是最差的，电讯、石油等等都是这样。

所以，小共做得最好的事业，都是他们不管或者少管的行业。经济有他自己发展的规律，越是人为的成分多，越是发展不好。政府少管，权力放开，也许中国还有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否则前景堪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