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信奉马克思唯物主义的李鹏，近年沉湎佛教。这种巨大的转变原因，到底是因为他近年身体不好而滋生人生无常之念？还是因为对多年参与决策失误导致天怒人怨而惶恐不安的自省？ 80岁了还为儿子李小鹏的级别去找温家宝，说明他并没有真正“看破红尘”



武姬


李 鹏为儿子李小鹏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要官未遂。但李小鹏进不了国务院，却成功转战地方，曲线迂回，为将来更上几层楼铺路。 2008年6月4日，山西省人大根据北京中央的意思，正式启动程序讨论49岁的李小鹏到山西的新职任命，并很快宣布李小鹏出任山西省排名第二的副省长。有 消息认为，山西省长孟学农不久将接替已在山西工作七年的张宝顺担任省委书记，而李小鹏有可能接棒省长，为将来到中央进入领导层补写封疆大吏不可或缺的一 页。而这被认为是年满80岁、身体每况愈下的李鹏荫庇子孙的决定性步骤。

李小鹏弃商从政各方有盘算

6月2日晚，华能国际发布公告，宣布公司董事长李小鹏因工作调动离开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主掌华能国际十年的李小鹏，向董事会提交了辞去董事长的书面报告。
李小鹏于6月2日下午4时左右离开华能集团，据称当时集团内“自发”组织了一个欢送仪式，山西省政府派人接走了李小鹏，一位山西省政府内部人士表示，当天，李小鹏及其秘书的办公电话等已经安置妥当。
3日下午，中组部宣布任命李小鹏为山西省委常委。
一天以后，6月4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会议。决定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于6月12日在太原召开，并通过建议议程：审议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梁滨辞去山西省副省长职务请求的决定草案，审议关于提名李小鹏任职的议案。
谁都知道，这些不过是走个过场而已。关于李小鹏的任免、辞职、审议……都早已由中央决策层内定。
山西省省政府办公厅发出副省长李小鹏分工通知：协助省长分管商务、市场监管、外事、旅游等方面的工作。具体分管：省商务厅、省外事办、省工商局、省质监局、省旅游局、省宗教局（省民委）、省侨办、省民航机场管理局（省民航机场集团公司）。
山西省政府网站上“政府领导”也已更新，七位副省长的排名为申联彬、李小鹏、牛仁亮、胡苏平、陈川平、张建民、张平－－张平就是那位写了很多反腐、反黑小说的著名作家。
业外人士，尤其是政界人士，则从更广阔视野解读这次李小鹏弃商从政。有分析家说，从李小鹏刚刚当选下一届董事长就突然调离，合乎逻辑的推理是，调动的决定是在5月中旬以后火速拍板的，不能排除与李鹏的健康状况有直接关系。
早 前曾有消息说，李小鹏去山西将主管能源。但是后来公布分工却并非如此。为什么要他去管商务、外事、旅游？有人说，这是给他机会拓宽眼界，熟悉全面情况；也 有人说，这是为了斩断他与能源界的关系，有利于中央在组建能源局的过程中减少干扰。这说明，虽然中央迁就李鹏，给了他儿子一个准省部级，但是实际上这也同 时就是向电力“李家殿”砍下的第一把斧头。

“分家”过程中得到最大好处

李鹏的长子李小鹏出生于1959年6月，在李鹏任电子工业部副部长、部长兼华北电业管理局党组书记期间，考不上正规大学，进了华北电业系统的中专改大专的华北电力学校（后改“学院”），主修发电厂及电力系统专业。
1982 年开始，他历任电力科学研究院电力系统研究所助理工程师、工程师、副处长、电力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随着李鹏在政坛上节节高升，尤其是在1989 年的政争中获胜，李小鹏到加拿大马尼托巴大学进修－－不过，这一段经历，官方说明中几乎没有提及，而据笔者所知，当年为了照顾李小鹏，有关部门还安排了李 小鹏的妻弟到加拿大当外交官。归来后从1991年起，他先后任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经理，于1999 年起出任华能国际董事长兼党组书记，之后升任国家电力公司副总经理。
据李鹏在《纪念我们的母亲赵君陶》里讲述，李小鹏的出生还有一段故事：

朱 琳自幼丧母，失去了母爱，是她的婆婆赵君陶给了她第二次真正的母爱。朱琳怀上我们第一个孩子，住在北京协和医院。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她遇到早产和难产，母 亲终日守护在她的身旁。林巧稚大夫问我的母亲：“你是要大人，还是要孩子？”母亲毅然回答：“大人也要，孩子也要。”她的语气是那样的坚决，那样的诚恳， 使林大夫深受感动。在林大夫的精心治疗下，朱琳终于顺利产出我们的第一个男孩。

据称李小鹏“对核电、火电、水电、电网等都懂”。在2000年初华能集团的改组中，李小鹏放弃兼任华能国际总经理一职，只保留董事长职位，但升任华能集团的总经理，在大型国企的编制中，属中央副部级干部，当时李小鹏年41岁。
李 小鹏掌控的华能集团东攻西讨、南征北战，五年内，凭借优势，大肆扩张在中国能源市场上的版图，完成一系列并购，占据中国发电业“龙头”位置，有海外媒体因 此称李小鹏为“亚洲电王”。还有善于凑趣的记者写道：在电讯业的竞争上，有过“双李之争”，即李嘉诚的小儿子李泽楷和新加坡李光耀的儿子李显扬；在电力工 业方面，也有“双李之争”，那是李嘉诚的大儿子李泽巨和李鹏之子李小鹏。
虽然账面上看经济效益尚可，不过不少业内人士并不将之归功于企业家，而是归功于当今之世能源吃香和中国的还没有从根本上撼动的垄断体制。有人说，将一个蠢才放到这个职位上，照样带领企业蒸蒸日上，“公鸡打鸣天破晓，但天亮难道是公鸡的功劳吗？”
　 但也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有分析家告诉笔者，李小鹏主掌华能集团，华能与各大煤炭企业建立了长期的友好合作关系，能获取最为优惠的煤炭资源，即使在 2008年上半年发电行业整体亏损的背景下，华能集团仍然还能微利经营。而李小鹏离职，显然带走了华能集团最独特的背景资源。

李小鹏是“小李鹏”？

华能内部人士透露，李小鹏成长道路上是“一步一个台阶走出来的”他脾气温和、低调，是个有个性的人，与其妹妹李小琳、弟弟李小勇在性格上很有差异。他在掌舵华能的十年间，很少接受媒体专访，他的照片也极为罕见。但据说他在华能集团内部具有很高威信。
李 小鹏调职的消息公布之后，民间反响十分强烈，而且，让官方不无尴尬的是，反应基本上是负面的。尽管国内几大门户网站将李小鹏任新职的消息挂在首页重要位 置，对网友反馈跟帖严格把关，凡是持负面看法的一律删除，但是互联网天地宽广，总有网管们照看不到的地方。而在海外网站，更基本上是一边倒的否定声浪。例 如，在多维网上，我们就读到成百上千的纷纷议论：
有人深为同情山西同胞：“山西百姓倒霉了”！ “俺们山西成了当官的垃圾桶了，什么鸟人都来了。”有人更有普世情怀：“悲哀，中国人的悲哀，中国的悲哀！”还有人说得比较有戏剧性：“如果这是真的，这就是一个大嘴巴，啪啪两声，扇在了人民公仆的脸上啊！”
很 多人的憎恶，是冲着李鹏去的：“老子是庸才，是历届总理中最最笨的。儿子会好点吗？”“屠夫的儿子千万别是屠夫哟！”“六四、远华、三峡、中国电力……真 要算起来，这一家子毙十次都不够！”有人将李小鹏的姓名中前两个字颠倒一下，叫他“小李鹏”，褒贬之意不言而喻。还有人看到对李鹏家族的喷泻的怒火，感叹 道：“一个家族臭到如此地步也不容易！”
还有很多人，是对中国权力垄断、世袭体制深恶痛绝。有人评论：“李小鹏一上来就爬头，排在副省长第二位，得益于六四屠城，得益于弱智老爸开后门”；有人冷嘲：“在中国只要后台硬，白痴孩子也能做大官－－中国特色嘛！”
也有为李小鹏分辩几句的：“大家来北京华能集团办公地点看看就知道，是所有中央企业里最简朴的（80年代3层旧楼），门口还有很多小摊贩，从来没有被驱赶，李小鹏同志的的确确是个亲民爱民艰苦奋斗清廉勤俭的好领导”。但是很快就被淹没在众多唾骂之中。
网上反应的特点就是感情冲动，直言无忌。只有个别网友稍有分析，认为让他到山西“这是胡总的调虎离山计”；还有人预测，此行是“为成立能源部当部长铺路”。
虽然当局和李小鹏本人对这些网上民意装聋作哑，但是这种压力分明就是一个下马威。

李鹏怕“人走茶凉”

1928 年10月出生的李鹏，再有几个月就是八十大寿了。他心脏原来就有毛病，2007年曾住院治疗，十七大之后身体更差。多维月刊披露，2008年元月份他发生 脑血栓，及时送医抢救后，病情才稳定了一段。但是李鹏一定感到来日无多，时不我待，担心“人一走茶就凉”，加紧了对子女的安排步伐。
李鹏自己是搞 水电出身，在他的鼓励之下，一子一女早就进入电力系统。李小鹏2000年升为副部级，李鹏仍不满意，在父亲眼里，他不是“小鹏”，早已经翅膀硬了，应该鹏 程万里。消息人士透露，李鹏向温家宝提出儿子应该升为正部级，被温家宝婉拒。据信李鹏之所以得脑血栓，与在这件事上碰了个软钉子、心里不痛快很有关系。
一个退休的中央二号人物为儿子伸手要官而又没要到，北京政坛人士纷纷摇头：“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这么当吗”？但是，这件事对于李鹏实在太重要，可以说是他此生最后的心愿，不实现势难瞑目。终于施展其最后的影响力，安排李小鹏弃商从政。
2008年上半年，李鹏的子女半年之间职务连续变动，一直处于聚光灯下。
2008年1月2日，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晚间公告称，公司原董事长王炳华因工作调动，已于2008年1月1日起辞职。其职务将由公司副董事长李小琳接任。
分析家推测，从李小鹏、李小琳的职务在半年之内变动，很可能是李鹏接近大限了，所以如此迫不及待。

李小琳比李小鹏高调

李鹏的独生女李小琳，1961年出生。她从小就成绩优异，曾担任过班长、大队长、团支部书记等职务，从少年时期就表现出良好的组织和管理能力，13岁就开始当家里的“账房先生”。
与 她哥哥的路径正相反，李小琳是在国家机关挣得自己人生资源的第一桶金后，弃政从商。她自2004年3月以来一直担任中国电力副董事长、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 官，自2004年8月起全面负责该公司投资及风险控制委员会工作。此前曾担任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中电国际）董事长、执 行董事兼总经理，她还是澳门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香港上市公司中国电力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主席兼执行董事。
李小琳和哥哥人生哲学不同，不仅不害怕，而且还巴不得成为公众名人，频频出镜，时时发言，也时常舞文弄墨。
中 国大陆有名为何奇阳的记者撰文赞誉，李小琳攀爬高峰背后，“有永不言败的人生观”，面对人生低潮与失败，李小琳会以静坐的方法自我反思。 “我每天都静坐，给自己空间想一想，找出一条路，如何从困境中突围，但重要是对着目标永远不要放弃。失败第一次，never give up（决不放弃），第二次never never give up（决不、决不放弃）、第三次要never never never give up（决不、决不、决不放弃）”。
　李小琳何以满嘴英文？大概是数度到美国进修给她留下了语言习惯上的痕迹。
《中国妇女》杂志记者王邵辉 也写了一篇《李小琳：心中有道美丽风景》的文章。文章一开头就说：2004年，中国电力国际在香港挂牌上市庆典上，公司首席执行官李小琳一袭红衣装扮，在 众多西装革履的人群中，颇为引人注目。李小琳笑言：“红色代表热情，寓意喜庆、成功和吉祥，在那种场合，我自然要穿红色衣服。”
作者说，李小琳总被“高干子弟，大树底下好乘凉”这样的世俗观念所笼罩，对此，她坦然讲述了自己的成长之路，说“我也是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在企业内部，李小琳因此赢得了“最具人气和最有人情味儿”这个美誉，还被评选为《中华英才》十大财经英才之一。
　
不讳言是“父亲跟班”

李 小琳自称是“父亲的跟班”，说自己“十几岁时，就开始跟随父亲去许多电站考察”。 “小时候，我的理想就是长大后像我父亲那样戴着安全帽下一线，指挥千军万马。”媒体还说，每次李小琳跟着父亲下基层访贫问苦，李鹏常有意带她去当地的特困 户家。但是媒体闭口不提：一个官员下基层出差，为何要带子女？子女的差旅食宿费用，是否由纳税人承担？
每每谈及父母、家庭，李小琳总是一连声地感谢和称赞：“我感谢父母、感谢亲人们，尤其是父亲的坚毅、认真，母亲的聪慧善良、慈悲心，二老相敬如宾，相濡以沫”。
据说她与父亲关系亲密，和丈夫、女儿就住在父母家楼上，距离她的办公室不远。
媒体报导，李小琳的丈夫和她是“青梅竹马”，“两家有三代人的交情”。她在家里称老公为“哥哥”，形容他“是个有着钻石心的老公，是我可以依赖一辈子的兄长”。
李小琳居然还向人指教夫妻间相处的智慧，说：“要谙熟'妇唱夫随'的道理，夫妻要懂得爱对方所爱。”
李小琳丈夫刘智源，历任中国新华保险公司总经理助理，北华信电子集团总经理，北华信电子集团董事长，浙江信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笔 者查到《上海证券报》2002年4月10日刊登“浙江信联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年度报告”，其中提出：“公司董事刘智源先生因公务繁忙，经常出国在外， 致使连续几次未能参加公司董事会会议，对此，公司董事会已通知该董事，该董事承诺今后将不再发生此类情况，若因公不能亲自参加公司董事会，将委托其他董事 代为出席和表决。”
在《限期整改通知书》中还指出个别董事已连续几次缺席董事会，按《公司章程》第85条的规定，应视为“不能履行职责，董事会应建议股东大会撤换”。

李鹏孙女在国外读书

《中国妇女》杂志文章还说，李小琳作为母亲，一直很称职。她女儿13岁就通过钢琴九级测试，曾在北京景山学校读书，学校每次召开家长会，李小琳多忙都不会缺席。还曾经用了一个晚上手工编织了一件小毛衣，送给第二天过生日的女儿作礼物。
　她女儿现在国外念书。她谈到女儿时承认：“我们这一辈人给子女创造的物质环境太优越了”。无忧无虑，好像小公主一样。她担心子女变成纨绔子弟，无法接班，“孩子的成长需要经历一些风浪，孩子更需要学习独立承担自己的命运”，“这是送她出国锻炼的主要想法”。
除了诗词外，李小琳喜欢看电影，尤其是好莱坞大片。她承认，“看电视的时间的确较少，但电影一定会看，好莱坞巨大投资的大片就更加会看”。
据知情人说，李鹏家族总的来说还算“挺低调的，本来李小琳的女儿也要去参加法国的那个社交舞会，但是后来没去，所以只有陈元的孙女去了”。
李小琳还曾对媒体表示，特别让她感到幸福的，莫过于拥有李小鹏这样一位好哥哥，“我们俩兄妹感情很深”。
李小琳很少提到自己的弟弟李小勇。
李小鹏和他妹妹李小琳，名字分别继承了父母李鹏和朱琳名字中各一个字。有人就说：“那他们的的弟弟李小勇的名字，是继承了谁？”

李鹏幼子是新加坡居民

李 小鹏和李小琳不管怎么说，没有给为父的丢脸，但是他们的弟弟让父母伤透脑筋。李小勇名列“京城四少”－－其他三个是陈小同（陈希同的儿子，后被判刑），乔 石的儿子蒋小明（赛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及兴港集团董事）、李瑞环之子之子李振智（瑞士银行亚洲投资总经理）－－是三兄妹中唯一没有进入电力行业的。他出 生于1963年，读书读不进，1978年15岁时，被父母送去参军－－高干家庭最没有出息的子弟，一般都送去参军，军队里讲究服从命令，上级一道命令，说 提拔谁就提拔谁。他担任过武警安亚技术开发公司董事长、武警水电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有上校军衔。
其妻叶小燕任香港滑冰总会会长，她是解放军创始人之一、北伐和抗战期间威名远扬的叶挺将军的孙女，叶挺有九个儿女，叶小燕的父亲是其次子叶正明。 1992年，李小勇、叶小燕夫妇作为家属，到叶挺故乡惠阳县秋长镇出席纪念叶挺的“将军路”开工典礼。
2002年海外媒体报导李鹏家族“在海外铺后路”，指的就是李小勇夫妇，从1994年起已在香港和新加坡买入豪宅物业，有颇长时间留在新加坡。当时香港《壹周刊》更具体地说，在新加坡期间他以名店“阿一鲍鱼”当饭堂，生活逍遥。
“阿一鲍鱼”在新加坡有两间分店，总店装修富丽，店内挂了一幅李鹏及老板杨贯一（阿一）1995年摄于中山的照片，另一合照则是李鹏夫妇与“阿一”三人。
李鹏的夫人朱琳和李小鹏、李小勇，传多年来牵涉不少贪污丑闻，但都船过水无痕。不过李小勇卷进“新国大”五亿元期货诈骗案，闹得满城风雨。
1998年初，新国大期货经纪公司以超高月息10－30％，吸引了四千多名客户投入资金，同年8月五亿元资金不翼而飞，公司倒闭，被揭发巨额诈骗，最后主谋四人遭处决，但只追回四千万元人民币。
时 年39岁的李小勇究竟卷入这件事有多深？官方与当事人都讳莫如深。被诈骗的“新国大”苦主们曾十多次到北京新华门外抗议，大呼“李鹏替儿子还钱”，警卫人 员在旁监视，并不阻止，中央也一直未有正式说法。事件败露时，李小勇没在北京抛头露面。这件事不仅对他，而且对李鹏的形象也有影响。

李小勇涉“新国大”诈骗案

据了解，李小勇早于香港回归之前化名“朱峰”，和妻子叶小燕及独女，透过特别渠道取得香港单程证，后来又取得新加坡居留权。有消息人士透露，李小勇夫妇以数百万元人民币先后在香港和新加坡置业，正是“新国大”成立至倒闭期间。
据一名在新加坡从事大陆生意的商人向香港《壹周刊》透露，李小勇移居新加坡后，曾在当地商店Courts添置家具及影音器材。他平日多以商人身分出现，行事十分低调，却不脱大吃大喝本色，出手阔绰。
据“阿一饱鱼”林经理介绍，李小勇是该店的常客，但他从不在员工面前主动透露身分，反而一些和李同来吃饭的朋友主动对经理炫耀“他是李鹏个细仔”（他是李鹏的小儿子）。
据 说，李小勇若在新加坡，每个月总会前来四至五次，若贵宾房没有空出，他就与其他食客一样坐在大堂。林经理说，“他最喜欢食我们秘制的鲍鱼、鱼翅和燕窝，另 外会蒸条鱼，加几碟小菜，酒不是经常饮。”通常他们夫妇及一些朋友去吃饭，五、六个人埋单最少五千五百港币；“最令我们印象深刻的是，每到农历新年会每个 员工派一封大利是，几多钱不好讲，总之都几重手”。
李小勇夫妇在新加坡以东近郊地区，拥有一套两房一厅住宅，香港媒体记者发扬“狗仔队”精神，甚 至查出地址为丹戎禺路（TanjongRhu Road）的海湾园，是以叶小燕名义，于1996年5月以59万新加坡币（港币约280万）购入。当地地产经纪指出，该楼盘坐落豪宅区，拥有私家泳池及网 球场，而叶小燕的这个住宅单位更可远眺海景，档次更高。
香港《壹周刊》还调查出，叶小燕在香港的文件中还报住另一新加坡地址：市中心的Valley Park顶楼，但该单位的业主并非叶小燕。
根 据香港土地注册处纪录，“朱峰”在1994至1998年间，曾与叶小燕以联名方式及公司名义大量购买豪宅，其中1994年以四千万港元买入的山顶种植道独 立屋，1996年蚀让卖出。在1998年至1999间“新国大”成立至倒闭前后，共斥资约3400万港币买入湾仔会景阁及阳明山庄两住宅。

李鹏父女皈依佛门

三兄妹中，数李小琳对中国文学和哲学情有独钟。李小琳透露，她从1994年受命创业到现在，将对人生和企业管理的感悟写入了《静水深流》一书中，“我们现在在中电国际建立一整套核心企业文化。我们提倡”四个合一“，即天人合一、义利合一、知行合一、人企合一。”
2008年1月7日，刚刚升任董事长的李小琳在其新书《静水深流》发布会上现场赋诗：“一抹芳华何所依，骨清格高淡中奇；映雪不羡千枝雪，凝香独向春风里。”
这当然是以花自况，人们听到她居然宣称“何所依”，暗示自己并不靠父母庇荫，不禁啧啧称奇。
但 是熟悉李小琳的性格和私人生活的人则认为，其新书书名和这些诗句，确实是她真实心境的流露。她是国学大师南怀瑾的女弟子，而夫妻感情也远不像她对媒体所说 的那样“幸福”，二人常有冲突，甚至一度走到感情破裂要离婚的边缘，又因罹患乳房癌，动过切除术，导致她皈依佛教寻求寄托。
李小琳还整理出《唐诗情怀》一书，当记者问到时，她答非所问：“其实我平时有写日记的习惯”。
知情人透露更具有爆炸性的内幕消息说，李鹏本人虽然早在1945年就加入中共，信奉唯物主义，但现在也居然沉湎佛教。是因为他近年身体不好而滋生人生无常之念？还是对多年参与决策、包括1989年决策导致天怨人怒而陷入精神危机？不得而知。

蒋介石先生无论对于大陆还是台湾，对整个中华民族来说，他的功绩是丰伟的，是巨大的！在台湾，两蒋时代的经济繁荣自然无需多说，我们说说他在大陆。

从 大清国开始，我国就是一个破破烂烂的茅坑了，架2门大炮就可以征服中国，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以后，把美国的《宪法》抄过来，其实也就换了一个名字，把衙门 上的瓦戳几片下来，没有任何意义，反而导致了中国十多年的军阀混战，那些年甚至比大清国更糟糕，可以说孙先生的革命，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没有给中国 带来任何实质意义。

但是蒋介石，他只用了10年时间，从1927年统一到1937年日本全面对华宣战，他只用1年时间，已经就能单独对抗43年前击败中国的日本国！

在这中间，我们必须要提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蒋介石放弃东北，历史书上就这个问题对蒋介石大肆批判，这种批判有粪青嫌疑。

要知道，1931年离1927年统一才仅仅4年，蒋介石拿什么去和如日中天的日本对抗？这时候动手，无疑于以卵击石，自取灭亡，放弃东北，让日本化时间去经营东北，从而为自己赢得战略空间，这是是明智之举，是很痛苦但却是唯一能扭转局势的断臂之举！

日 本不希望看到一个统一的中国，所以蒋统一后的4年，日本便迅速在东北用兵，但是在日本国内，并没有一个完整的消灭中国的计划，他们只想切一块算一块，切一 块巩固一块，尤其在搞到东北之后，他们被东北肥沃的土地所迷住了，下大力气去开发东北，而不是继续入侵中原，如果这时候他们乘势进入华北，我们是没有抵抗 能力的，所以我们这时候不能去刺激日本，而需要抛一个诱饵让他们去吃。

蒋介石用这点时间发展起来了，当时蒋计划组建1个德械师，后来没有完成，日本人看到不对劲，老蒋越来越强大了，于是乎他们又匆匆忙忙在1937年发起全面战争，但是，这时候已经晚了...

日本过于轻视中国的力量，还以为中国是1894年，他们一冲锋我们掉头就跑的年代，这时候已经不是这样了。

蒋介石的"庐山讲话"让国人焦土抗战，日本从淞沪会战、武汉会战、到长沙会战，在战术上，他们每战都打赢了，但是在战略上，他们一步步走向失败，日本在中国战场上投入的兵力一步步增加，泥潭也陷的越来越深，最后在第三次长沙会战失败以后，再也无力西进！

可以说，日本在中国的失败，失败在战略上，这个战略制定团队的领袖，就是蒋介石。

历史书上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从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开始的，他们错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全面入侵中国开始的！

世界上，大家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著名的战争动员，有罗斯福的国会演说，有斯大林的红场阅兵，这其中还有蒋介石的庐山讲话："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历史书上说斯大林格勒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我看言之过头，那充其量只算是欧洲战场的转折点，亚洲战场的转折点在长沙 。

1941年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日本被歼5万人，经过这次失败以后，再也无力西进，中国战场处于相持阶段。
年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日本被歼万人，经过这次失败以后，再也无力西进，中国战场处于相持阶段。

就是这样，这样的精神支柱，中国人民不再象1895年那样扔了枪就跑，而是战斗至最后一个人，从淞沪战场的嫡系中央军，到打家劫舍得土匪，在面对民族大义，都勇敢的走上战场，用自己的生命来捍卫祖国的领土，他们没有一个人后退，他们为自己赢得了荣誉，为国家赢得了胜利！

如果说，抗日战争胜利是蒋介石的功绩之一的话，他更大的功绩在外交上。

1945年，中国由一个人见人欺的国家，变成了"反法西斯四大国"，"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法理上和美苏英平等，超越了法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变化。在对外争取援助上，蒋更是出色，这里做一个对比：

北韩战争，我国帮苏联打仗，武器要付半价；

而二战，我们打日本，美国人的物资全部是无偿援助，蒋先生还经常发牢骚，嫌美国人给的少了~！

打完仗之后，蒋先生为国家赢得了两大荣誉"反法西斯四大国"，"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而新中国在打完北韩之后，却被开除出了联合国，这让人深思。

虽然蒋介石先生在大陆和台湾都两面不是人，但他作为曾经的大陆和台湾的领袖，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是不可抹煞的。

蒋介石，这是一个改变了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名字，一个让世界瞩目的名字，一个从帝国主义列强手中收回除香港、澳门之外所有租界的中国人，一个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人民一切不平等条约的中国领袖，一个让中华民族从此站立起来，让中华民族平等地站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领袖。

蒋 介石一生有三大功业：北伐完成中国统一大业；领导中国人民浴血抗日八年，并取得最后胜利；彻底废除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一切不平等条约，让中华民族从此 站立起来了。这三大功业足以让蒋介石被尊称为一代领袖，千古不朽，万古流芳。蒋先生为中华民族立下了震古烁今，彪炳千秋的丰功伟绩：


（1）他追随国父孙中山推翻满清专制统制，建立中华民国；

（2）他领导北伐军打倒封建军阀割据，统一了中国，恢复了中华民国法统，国统；

（3）抗日战争是我中华自有历史以来最为伟大悲壮的反侵略战争，他领导全国军民英勇抗击日本鬼子，并领导军民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

（4）他使中国跻身世界四强美，苏，中，英；

（5）他领导的中华民国是联合国五大创始国，并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6）他领导中国人民1943年废除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租界,领事裁判权!(只有香港没来得及)，使中华民族从此站立起来了；

（7）继承传播实践三民主义,建设中华民国.和留下今天的民主，自由，均富的台湾。

（8）在老毛大肆摧残和毁灭中华文明的浩劫中，他为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保留了一枝血脉。

为什么说蒋介石中正是中华民族比岳飞，文天祥还要更令人景仰的伟大民族英雄？　　　

第一、就历史而言，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外国或外族的全面入侵，其中有两次被亡国：一次是宋，一次是明。唯一没有亡国、并且全面战胜了侵略的，便是中华民国。

那么，既然亡国之国的岳飞、文天祥、史可法诸反抗侵略的人物，都能被历史称为民族英雄，则领导了中华民族长期守土抗战，并最终赢得了胜利的蒋介石先生，倒反而不能被称为民族英雄吗？

第二、就二次大战而言，凡被德、日、意侵略的国家，在欧洲除掉苏俄，在亚洲除掉中国，没有不亡的。

英国本土只遭轰炸，未遭登陆，故不在此列。

由是，未亡国家的领袖，如苏俄的斯大林，其沦陷的土地既不比中国小，伤亡的人数亦不比中国少；
被亡国家的领袖，如法国的戴高乐，都能身负民族英雄的荣耀；相反，非但没有亡国，并且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竟有卓越贡献的战胜国。

中华民国的领袖蒋介石，倒反而不能称为民族英雄了？

第三、就二战期间各国的国内情形而言，应该说，没有一个国家的反法西斯战争比中国的反法西斯战争更加难以领导。

因为刚刚统一了中华民国的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所面临的，不仅有外患，更有内忧；不仅有日本的侵略，而且有赤色帝国苏俄的颠覆；不仅有军阀残余的连续反叛，而且还有苏俄直接策动，指挥和操控中共大规模的武装叛乱和叛国。

当 是之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虽然面临"数面作战、国无同类"的困境，却仍能团结国人，内平叛乱叛国，外抗强敌侵略，非但没有亡国， 并且正是在这一场反法西斯战争中，荡尽了百年来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奇耻大辱----废除了不平等条约，收回了东北、台湾及澎湖列岛的主权，以一积弱之国而 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领袖国之一，争得了举世公认的荣耀。

如是，作为中华民国伟戴维国战争之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先生，如若他不是民族英雄，则谁可夸之？
第四、指蒋介石是民族英雄，还不仅仅因为他是中华民国的领袖和他拥有领导中华民国抗战的功绩，其中，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实际原因，就是如同他曾亲自指挥北伐战争一样，他同样是那一场伟戴维国战争的实际指挥者和参加者。

可以说，他修好、建设西南的国策，和为争取抗战胜利而期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接轨的思想，尤其是他根据国际国内条件而决策的持久战大战略，和他亲自指挥抗战、亲赴前线、历尽艰险的英勇行为，就更是表现了他作为一个民族英雄的本色。
一九二七年秋，蒋介石赴日时曾回答记者说，他最佩服的历史人物是岳飞、文天祥，最崇拜的伟大人物是孙中山。


而蒋介石先生本人作为一位在伟戴维国战争中保存了中华民族血脉的民族英雄，他岂但当之无愧，而且功垂千秋，万世景仰。

中华民族自盛唐以来，有谁象蒋介石一样，领导全民族同强敌浴血奋战并取得完胜？

没有！千古民族英雄，没有谁比蒋介石更应该获此称号！
蒋介石的历史功绩，我认为是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1、 领导抗战胜利蒋介石是战时中国最高领导，在"战"和"和"的问题上他完全有选择权。但是蒋介石在孤立无助的情况下，义无反顾地领导中国人民率先同法西斯强 敌浴血奋战。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中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发挥到极至。中华民族终于没有象宋亡于元、明亡于清一样做第三次亡国 奴。中国，也因为其强于英法、和美苏齐名的反法西斯出色表现，赢得世界人民的尊重。中国从此从一个积贫极弱的东亚病夫国家，成为世界四大领袖国家。百年来 的不平等条约被废除，台湾、东北从新回到祖国怀抱。
没有蒋介石，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

2、光大民族精神、宏扬民族文化。
蒋介石领导的新生活运动和倡导的本位文化建设，在世风日下的今天，仍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对 新生活运动的内容，蒋介石的解释是：以礼义廉耻为基本标准，以改造国民衣食住行为实行起点，以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为具体标准，以生活艺术 化、生产化、军事化为追求目标。 相比蒋介石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国民新生活运动，三个代表、保先、三讲等是多么的幼稚和苍白啊蒋介石对军人的训导同样是成功的。
蒋介石以"智"、"仁"、"勇"三德作为军人的精神支柱，对高级军官进行精神训练，以恢复"国家的灵魂"、"恢复军人的灵魂"。这样的训导结果是，抗战中的绝大多数国军将士，抱着慷慨赴死的报效国家信念，写出了中华民族惊天地、泣鬼神的血肉抗战史。

蒋介石辞世已经三十二年了，那代历史的亲历者也大多大江东去了。但是，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历史的谎言还在惊人地继续。
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伶的，有了英雄却不尊重的民族是可耻的。无耻的中国人（特此声明，不是所有），你们有什么资格指责日本人崇拜他们为国捐躯的将士。你们的千古抗战英雄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吗？日本鬼子要是知道蒋介石和他的为国捐躯的将士的遭遇，一定会含笑九泉！

2009年09月14日 作者：吴民

毛与江青的独生女李讷是毛最年幼的孩子，生于一九四○年，长在毛身边，年幼时的天真呢喃曾给毛带来欢乐，使他放松。李讷十四岁时给毛写过这样一封充满爱意的信。

亲爱的爸爸：
你在睡觉吗？一定睡得很香吧？
你 一定奇怪，我为什么突然要写信给你。事情是这样：在你过生日的时候，我想给你送礼，一块手绢还没有绣成，你的生日就过去了。而且也绣得很不好，于是我就没 有送。因为我知道你不会生气，你是我的好爸爸，对吗？这次妈妈的生日就要到了，就趁此补补吧，我送的东西也许你不喜欢，但这是我亲手做出来的。东西虽然 小，但表示我的心意：我愿我最亲的小爸爸永远年轻，慈祥，乐观，你教导我怎样生活，怎样去做人，我爱你呀！小爸爸，我愿你永远活着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吻你
热烈爱着你的女儿

毛 希望女儿长大后对他政治上有所帮助，从小便照此培养她。一九四七年中共撤离延安时，尽管她只有六岁，毛要她等国民党军迫近时再走，对她说：“看看飞机轰 炸，听听炮声，也是个锻炼。大人需要锻炼，小孩子也需要锻炼。”江青替女儿担忧，哭着要先把女儿送走，毛大怒，把饭桌猛然一掀，饭菜撒了一地，喝道：“你 滚蛋！小孩子不能走，我就要她在这里听听炮声！”

李讷上的大学是北大，学的是中国现代史。据她说她并不喜欢这个科目，但党号召干部子弟带 头学，她就学了。文革开始时她刚毕业，二十六岁，毛派她去《解放军报》替他把住军队喉舌。她先做特派记者，在全国各地收集文革情况，当毛的耳目。一九六七 年八月，她通过两度夺权，把军报抓在手里，原先的领导人以各种罪名打倒、关押。军报接着掀起了对她的个人崇拜。办公室乃至宿舍家庭都贴满了向她“学习”、 “致敬”的标语，大会小会上，“谁反对肖力（李讷的化名）同志谁就是现行反革命”，“谁反对肖力同志就打倒谁”是必呼的口号。报社特地开辟一间“肖力丰功 伟绩”展览室，展览她骑的蓝色自行车、喝水用的大白茶缸，说是表现了她“艰苦朴素的作风”。

李讷变了。刚来时她还挺谦虚，口口声声说： “爸爸要我来向叔叔阿姨学习。”现在她自己坐在沙发上，让老编辑站在面前，咬牙切齿地发火：“你给我立正！”“我恨不得枪毙你！”她宣告她要在军报实行王 道与霸道“王，霸杂用”的方针。认识李讷的人都说她头脑并不出众，这样的用语显然不是她想得出来的，而是她爸爸教的。

在这位人称“天上掉下的毛姑娘”的统治下，军报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以反对她的罪名受到残酷迫害，其中有她的朋友，就因为在小事上对她表示过不同意见。

一九六八年初，毛把军队管理全部交给林彪时，李讷离开了军报。她马上接管了同样重要的职位：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为了把这个位子空出来，她妈妈把李讷的前任送进监牢。李讷在这个位子上一直待到“九大”中央文革小组解散。

毛 的设想是让她管北京。但一九七二年，李讷得了精神病，此后多年时反时复，直到毛死后才渐渐痊愈。据了解她的人说，李讷不像她父母，并不以整人为赏心乐事， 对无休止地迫害人的生活逐渐感到不能忍受。有一次，她认识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自杀。当江青的秘书奉命给李讷送去批王简报时，她粗略看了一下题目，就 生气地大喊：“叫我看他妈的这些干什么？！”猛一下把这叠简报从窗户扔到院子里，散落了一地，说：“以后不要再给我送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给我看，我早就烦 透了！”

李讷渴望温情。江青从前曾给她很多的爱，如今也像毛一样，把母女关系局限到冷酷的政治领域。李讷快精神崩溃了，靠吃大量的安眠药 来求得短暂的睡眠，她没有可以交心的人。作为一个年轻女人，她自然期望爱情，但没有男人敢向她求爱，也没有媒人愿意自找麻烦来引线穿针。三十一岁那年，她 主动向一个年轻服务员求婚。她写信给毛请求批准时，毛问了带信人几个简单的问题，在信上批道：“同意。”给她的结婚礼物是毛自己也没看过的一套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

婚礼父母都没有参加。江青不满意女婿，认为他是个仆人，配不上女儿。结婚后一段时间，李讷经常感冒发烧，尽管这跟“性”南辕北 辙，江青怪罪到女婿身上，说他“身体有毛病”，命令他去医院检查。不久，她说女婿“有坐探的嫌疑”，把他送去石家庄。李讷的婚姻很快瓦解，精神严重地垮了 下来。

一九七二年五月，李讷生了个男孩，给她阴郁的生活带来光明。但欢乐是短暂的。江青因为看不起女婿，也看不起这个外孙，不认他是毛家的后代，没抱过他一次。毛对孙儿、孙女没有兴趣和感情。
李讷得了精神分裂症。毛很少见她了，对她的身体、精神状况也没有多少关心的表示。文革后，李讷重新结了婚，过着正常人的日子。对文革中发生的许多事，她“全忘了”。


毛 的另外一个女儿娇娇（李敏）不是个搞政治的人。她十二岁从苏联回国时，是个带着异国情趣的漂亮小姑娘，穿着俄罗斯式的薄呢裙子，脚上一双当时中国少见的皮 鞋，举止洋味儿十足，说话都是俄文。毛对她充满爱意，管她叫“我的小外国人”，还请一些领导人到家里来，向大家炫耀他的“洋宝贝”。那时娇娇快乐极了。长 大成人后，她不能再给毛童稚时的乐趣，政治上又帮不了毛，见毛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在毛的晚年，好几次，她来到中南海大门口，请求见爸爸，但毛不让她进 去。后来她也患了精神病。

毛的长子岸英死于朝鲜战争。唯一活着的次子岸青脑子有病。毛给他提供了舒适的生活，但不把他当作家庭成员。毛常说他家有五口人：他、江青、两个女儿和侄儿远新。

毛 远新是毛的弟弟泽民的儿子，从小在毛家长大。文革初期他才大学毕业不久，几年之中就当上了沈阳军区政委，为毛把持毗邻苏联的东北。他在东北干的最著名的 事，是下令枪毙公开反对文革、反对江青的女共产党员张志新。尽管枪毙是秘密的，又有一套阻止犯人说话的措施，如在脖子上套一根绳索，一说话就拉紧，当局还 是对张志新的声音万一传出怕得要命，在临刑前割断了她的喉管。

毛远新是毛信赖的自家人。毛在生命的最后一年，派他做自己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毛远新有所不知的是，四十年代初期他父亲在新疆被捕被杀，毛曾有意见死不救。

毛是他遗弃的第二任妻子杨开慧被害的直接原因，对第三任妻子贺子珍的精神错乱也负有责任。

毛给几乎所有家庭成员都带来悲剧，最后轮到的是江青。毛先尽量利用她充当打手，使她成了人人痛恨的对象，然后又用她做挡箭牌，以保障自己生前的安全。江青在毛死后不到一个月被捕，就是毛和他的“反对派”交易的结果。一九九一年五月十四日，江青在监禁中自尽。

57 邓小平迫毛让步 1973～1976年 79～82岁

毛泽东生命的最后两年中，中共领导中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反对派”，核心人物是邓小平。他在毛死后实行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的航向。

邓 是四川人，比毛小十一岁。一九二○年十六岁时，他飘洋渡海去法国动工俭学，在那里成为共产党人，受周恩来领导。法国的五年使他爱上了牛角面包、葡萄酒、奶 酪等法国食品。若干年后，他还多次把巴黎咖啡馆跟家乡四川的茶馆相提并论，特别提起意大利广场旁边的一个小咖啡馆，他常去那里喝咖啡。

同 在法国的中国人形容他是个“四川小孩子，矮矮的，胖胖的……总是跳跳蹦蹦，走到这一角同人说笑话，又走到那一角同人开玩笑。”数十年的共产党生涯把他演变 为喜怒哀乐不形于色的寡言的人。寡言的一个好处是他喜欢开短会，中共夺取大陆后他负责大西南，开的第一次军政委员会全体会议只花了九分钟，与一次开会讲了 九个钟头话的周恩来迥然相异。有人说，周的风格是举轻若重，邓是举重若轻。邓处事果断，不少复杂的政务是在桥牌桌上解决的。

从法国邓被驱逐出境，到了苏联。长征时，他是中央秘书长；抗战中，他是八路军最高指挥之一；国共内战期间，他前后任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管辖两个野战军。这两个战役开始前，毛泽东对他简短而信任地说：“交给你指挥了。”从五十年代中期起，他是中共的“总书记”。

对 毛的政策，邓卖力地执行。反右运动，他是毛的主要臂膀。但在大跃进时，邓转而反对毛导致大饥荒的政策，支持刘少奇。毛注意到他回避自己，说：“邓小平从来 不找我，从五九年到现在，什么事情不找我。”“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五九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邓小平对我敬而远之。”

毛 发动文革时，曾一度考虑过要邓做他的左右手。可是邓不赞成毛搞文革，不为所动。毛把他打成“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软禁在家，孩子和继母被赶出家门。邓被 批斗抄家，但不像刘少奇被整得那样惨，他一直有夫人陪伴。毛整人整到什么程度是经过精心安排的，根据他仇恨的程度。毛说：“邓小平要批”，但“要把他同刘 少奇区别一下”。毛欣赏邓的能力，留着邓以备不时之需。

即使是有“区别”也还是灾难。一九六八年五月，邓的大儿子朴方跟一个女儿被用黑布 蒙上眼睛，抓到北京大学去，逼他们揭发邓小平。在这所中国著名的最高学府，六十多个遭到监禁的人被拷问致死，或自杀。朴方不堪凌辱而跳楼，造成终身残废， 从胸部以下全部失去知觉。邓和妻子一年以后才得到消息。几天几夜，邓的妻子不住地哭，后来对邓的继母说，她觉得活着真是不如死了好。

一九 六九年十月，邓小平夫妇被放逐到江西，由持枪的警卫监管，每天去拖拉机厂做工。离京前，邓跟瘫痪的朴方一面也没见上。在流放地，有一天，最小的儿子从上山 下乡的地方来看父母，面黄肌瘦，穿得破破烂烂。假期结束，儿子不能不在一个小雨天离开。邓心里难受，当天面色苍白、冷汗淋漓地倒在工厂地上。

一九七一年六月，瘫痪的朴方终于获准送来江西，当邓看到他从前活蹦乱跳的儿子残废成什么样子时，他的伤心溢于言表。江西的夏天湿热难耐，怕儿子长褥疮，邓和妻子每天数次帮他翻身，替他擦澡。这是件很劳累的活，因为朴方个子大，小名“胖子”。

邓后来说，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日子。一天夜里，他在恶梦中大声喊叫，把全楼都惊醒了，以为出了什么事。痛苦中他进行着反思。结果是，在毛死后，他摒弃了毛搞的那一套，改变了中国。流放中的他默默地锻炼身体，等待机会回到政治中心去。

机会终于来了：“九·一三”。朴方经常用家里带短波的收音机听外国电台。这在中国当时是要坐牢的，推行这项严酷政策，邓本人也有份儿。可如今他默许儿子“收听敌台”。正是从外国电台广播中，邓一家猜到了林彪出事。

对这一消息，毛政权层层往下传达，邓两个月后同工厂工人一起听到。文件里提到“林彪迫害老干部”。念文件的说：“毛主席对老干部是不会置于死地的。老邓就坐在这里，他可以作证。老邓，你说是不是呀？”邓小平纹丝不动地坐着，面无表情，沉默不语。

回家关上房门后，他一改往常不同家人谈政治的规矩，和他们一样兴奋激动。两天之后，他提笔给毛写了被打倒以来的第一封信，要求工作。他感到他有可能东山再起，林彪倒了，毛看来不得不否定文革了。

没 有回信。周恩来第二年五月被诊断出癌症，毛也没有召邓人京。毛尝试在文革既得利益者中培养周的接班人，选择了上海造反派头目王洪文。三十七岁的王原是某纺 织厂保卫科干部，他长相英俊，有些号召力，但谈不上有治国的本领。毛派飞机把他接到北京，开始训练他，一年之后，在中共“十大”上，把王提为仅次于周的第 三号人物。

王洪文显然无法替代周。澳大利亚的惠特拉姆总理访华，在毛那里见到王，发现他紧张得不得了，整个会见一个字也没说，只在最后没 头没脑地蹦了一句出来。会见时惠特拉姆曾提起一九二七年的“南昌起义”，周恩来感叹说年轻的王那时还没出生。会见完毕，客人准备走了，王突然局促不安地尖 声说：“总理，你说南昌起义时我还没出生，可是我也干了很长时间的革命。”

这样的人自然不能教毛放心。一九七三年初，周的病势恶化。毛不起用邓不行了。他把邓接来北京，先让邓做了副总理，主要负责接待外国人。邓不像周恩来那样有风采，会见外国人时不断吐痰，令好几个政要部惴惴不安，但他毕竟有政治家的风度。

这年年底，周的癌症进一步恶化，尿里的鲜血止不胜止。毛做了一项重大决策：让邓主管军队。为此，他恢复了邓政治局委员的身份。邓是唯一可以保持军队稳定的人。王洪文在军队的影响等于零，林彪死后毛任命的军队主管人叶剑英元帅，份量又不够重。

给邓这样的权力对毛来说是场赌博。但毛的赌注押对了。毛活着时，邓没有对他人身造成任何威胁，就是毛死了，邓也不准公开批毛，尽管他抛弃了毛的主要遗产。

毛把邓提上政坛中心，但在邓周围摆上自己的人，主要是他“命名”的“四人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康生当时已因癌症行将就木。“四人帮”代表着毛的政策。

邓 回京不久便同周恩来和叶剑英建立了自己的“联盟”。这三人中，邓、叶是文革的受害者，而周是助纣为虐的人。为了奉迎毛，周甚至把自己的家“西花厅”改名为 “向阳院”，意思是心向红太阳毛泽东。他唯一的养女孙维世在文革中受到监禁，原因在于她曾给中共高层做过俄语翻译，见过许多苏联领导人，包括斯大林。毛怀 疑他周围所有跟苏联有来往的人，把她也抓了起来。江青落井下石，因为孙长得很美，毛对她也似曾有意。孙惨死在狱中。尽管周恩来据说对她爱慕倾心，周没有伸 手救她，死后他还批示调查“是否自杀或灭口”，好像孙真的卷进了什么“阴谋”。

邓对周帮毛搞文革是不满的。毛死后他讲，周在文革中“说了 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虽然他紧接着又声称“人民原谅他”。一九七三年春回京后，邓于四月九日去看望病中的周。他们有近七年没见面了。一开 头，两个人对坐无言。终于，周开口了，第一句话是：“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周向来谨小慎微，这次他不仅要一棍子打死毛的亲信张春桥，而且直接 抱怨毛泽东。他的话是经过仔细斟酌的，目的是向邓表态：他要跟邓站在一起，反对文化大革命。此话一出口，邓便了解了周，再看到周病瘦得不成样子，原谅了 周。两人开始长谈，从此成了盟友。

这是一个转折点。毛的两个最重要的同事携手结盟。邓还常去军队的重地西山见另一个盟友叶剑英，与叶配合默契。毛的同事“串通一气”，这向来是毛的大忌，如今成了现实。

邓 等人得以结盟，归根到底是由于年迈的毛病得不轻。终身的嗜好抽烟就是在此时忍痛戒掉的。眼睛半瞎，他对自己的安全比以往更加担心。身边工作人员接到规定： “走路要响一些，好让他知道有人进来了，免得他不知道吓着。”视力模糊不能看书，一生手不释卷的毛难以忍耐，他叫人把一些文革中禁止出版的古典文学作品印 成大字本看。为了印这些大字本，北京、上海各建了一个印刷厂，每册印刷量五本上送毛。为了保险多印了几本，作为档案封存。参与注释、校点的学者一本也不许 保留。随着毛的视力越来越坏，大字本的字号也越来越大。当毛发现即使用放大镜也看不清这些特大号字时，他忍不住痛哭起来。他只得靠工作人员读书给他听。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毛离开北京到南方去。不久，眼疾诊断出来了，是白内障，成熟后用小手术很容易摘除。虽然等它成熟要等一年，毛也长吁了一口气。他在南方待了九个月，这是他一生最后一次出行。

为 毛检查身体的结果还发现，他患了一种极少有的运动神经元病，大脑延髓和脊髓内主宰喉、咽、舌、手、腿的神经细胞逐渐变质坏死，身体逐渐麻痹瘫痪。由于喉、 咽、舌功能失调，食物和水会流入气管囤积肺中，引起肺部反覆感染。在最后阶段，不仅无法吞咽，而且无法呼吸。这是不治之症，根据毛现有的病状，他只能活两 年。

医生们依汇报程序报告了毛的大总管汪东兴。汪报告了周恩来。正是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周的胆子大壮，虽然外表上，他对毛是照常的恭顺。

周 的盟友邓，叶也得到这一消息。他们决定不通知“四人帮”，连毛的夫人江青也不告知。告诉江青是自找麻烦。两年前毛休克，她骂医护人员是“特务”、“反革 命”。周恩来找她讨论毛的病情，她反说周要逼毛交权。可是，这次不告诉她毛的病情，不光是怕她乱指控，更重要的还是政治斗争的需要。

毛本 人也被瞒着。他要是知道自己只能活两年会怎么反应，谁也不敢说。医生们对毛说他的身体很好，还可以活很多年。有一个外来的医生说了句：“主席的病不好治 啊！”马上就被送了回去。对病状的解释是上了年纪之类的话，毛半信半疑。为了保证把毛蒙在鼓里，真实病情对他贴身的工作人员一律封锁。

知 道了毛来日无多，再加上周恩来本人也病入膏肓，邓——周——叶联盟行动起来，要让毛指定邓做周的接班人，把一大批文革中打倒的老干部任命到关键位子上。十 二月，周拖着病体飞往长沙，带着人事安排的名单去见毛。毛对这些老家伙在京城做些什么心知肚明，他有留守北京给他通风报信的“四人帮”。江青说她对看到的 “咄咄怪事”，感到“触目惊心”。但是毛没有办法管束邓、周、叶等人，军队在他们手里。“四人帮”对军队毫无影响力，毛又无法在军中新建一支与邓、周、叶 抗衡的力量。他力不从心。

怪病缠身的毛一天天衰弱下去。刚离开北京南下时，他还可以在院子里散散步。几个月后，他就只能拖着步子一点一点 蹭。十二月五日，他在长沙的游泳池里只划了划水，发现手脚实在划不动，那天便成了他与终身爱好的游泳诀别的一天。游泳池边，毛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这是意 志力极强的毛从未发出过的声音。跟他二十七年的警卫队长听到时惊呆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肌肉萎缩器官失调的结果，毛说出的话越来越不清楚，饭菜也不断掉进肺里，他不断地呛着，肺部不断地感染。毛只能侧躺在床上由人喂饭。

在这样的状况下，毛只能认可周恩来送上的人事名单，特别是任命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代行周恩来之职。毛没有完全示弱，他把张春桥提拔为不论在政府还是在军队都仅次于邓的人物，而且把媒体让“四人帮”牢牢把持，使他能够直接向全国发号施令。

邓、周、叶的策略是先利用张春桥、江青历史上的污点打击他们，把他们搞掉，以架空毛。十二月二十六日毛八十一岁生日那天，周以严肃的神情对毛讲这两位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毛说他早就知道了，意思是有问题又怎么样？

一向俯首帖耳的周，竟然胆大包天地当面把毛的妻子和亲信打成敌人。毛知道他面临一番恶战，他和“四人帮”一边，同邓、周、叶以及重新任职的老干部对阵。

此 时邓在全国大批起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毛指示“四人帮”在一九七五年三月透过媒体发起一场针对这批人的“批经验主义”运动。四月，毛回北京后，邓 当面向毛表示反对这场运动。毛被迫说同意邓的意见，把运动怪到“四人帮”头上，叫江青做检讨。五月三日，当着整个政治局，毛停止了批经验主义的运动，说： “我犯了错误，春桥的文章，我没有看出来。”这样带表白性的认错在毛是破天荒。毛明白自己的虚弱，到会的人都看得到，他眼睛几乎全瞎，说话嘟嘟嚷嚷，一副 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样子。这是毛最后一次主持政治局会议。

会上，毛反覆讲“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 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的意思是：不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不要跟我分裂，不要搞阴谋害我。这是毛对中共最上层的老家伙们提出的请求。那 段时间，毛三番五次对他们讲“周勃安刘”的故事：在刘邦死后，军事长官周勃与丞相陈平合谋，铲除掌握了政权的吕后一党，使汉室重新成为刘家天下。当时，人 人皆知江青以吕后自诩。毛讲的故事给老家伙们一个信息：你们不妨也像周勃、陈平一样，搞掉江青一党——等我死了以后。

听毛讲故事的有军队将帅，他们在文革中吃足了苦头，现在由邓周叶联盟委以重任。他们不跟毛翻脸则罢，要是翻脸，毛就岌岌可危了。尽管张春桥、王洪文被安插进军队，也无济于事。

一 九七五年六月，军队对毛进行了一次示威。那是贺龙元帅去世六周年纪念日。贺龙因为不幸听见了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说要“搞掉毛”的话，成为毛疑心的焦 点，惨死在监管中。军方决定为贺龙举行“骨灰安放仪式”。毛无法阻止，只能规定“不治丧，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报导，不宣传”。在军方支持下，贺龙长女 给毛写信，指出贺龙一案牵连了一大批军队的人，对贺龙后事的这种做法在军队行不通。毛只好答应安放仪式怎么搞由周恩来安排，但强调一点：“不登报”。

仪式笼罩在一派悲痛的气氛中，周恩来以体重仅三十来公斤的垂危之躯，挣扎着前来参加，并且感情冲动地致了悼词。他一进会场就喊着贺龙遗孀的名字，扶着她的肩膀，声泪俱下地说“我很难过”，“我没有保住他啊！”

周措辞很巧妙，“保”而没“保住”，根子在他的上峰：毛。周需要洗刷自己，他是贺龙专案的负责人，贺的死，以及贺部下的入狱、受刑、死亡，他都有责任。人们对他有气，他很清楚。他缓缓对在场的人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就这样，他争取了同情，把人们的不满导向了毛。

毛从来是拿别人做替罪羊的，不习惯别人把责任赠还给他。他非得要报复周不可。七月二十三日，他在岳飞《满江红》的激昂曲子陪伴下，做了左眼白内障摘除手术。手术只花了七分钟，结果完满，毛十分高兴。

眼 睛复明使毛信心大增，两个星期后他便搞了个评《水浒》、批“投降派”运动，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这是 毛影射周恩来。周心里明白，几十年过去了，《伍豪启事》这一纸谎言还可能会在他死后败坏他的名声。九月二十日，在做一个大手术之前，术前镇静剂用过了，医 生都等着周，他仍花了一个小时反覆斟酌他就《伍豪启事》做的自我辩护，用颤抖的手签上字，交给他夫人，才放心地躺上了手术车。进手术室前一刻，他对周围的 人大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几天后，邓见到毛，对批《水浒》运动明确表示不满。毛又把过失推到江青身上，用他喜爱的辞藻骂道：“放屁！文不对题！”运动不了了之。
(待续)

陈水扁被一审宣判了，重判无期徒刑，陪同他受到同样判决的是他的妻子，也是无期。

这下子，可把五毛党徒给乐疯了，陪同他们一起乐疯的，应 该就是毛左了。可等到今天了，毛左和五毛同志们泪流满面地说：我们终于可以骄傲地说民主不适合中国人，不适合中国国情了。自打小蒋英明地开放了台湾的报禁 和党禁，到台湾实行了和平的政权交替，小共和他们的紧爷紧奶奶们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

他们从来都是斩钉截铁地说，台湾人是中华民族的一部 分，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但是台湾终于民主化了，但是台湾没有乱，经济上政治上都井然有序。这样一来，小共们向来吹嘘的民主不适合中国人不适 合中国国情的政治欺骗。小共们愁啊，愁死了，终于等到陈水扁坐牢了，那还有不泪流满面的？看看，中国就是不适合民主，不适合三权分立，看看台湾，民主到出 了一个大贪污犯。

但是，其实陈水扁在书写历史，中国的历史。陈是中国有史以来，不是因为政权交替（暴力的和非暴力的）而被判决徒刑的第一 个最高领导人，并且是依照法律判决的第一个。当然，用小共的话说，他是地方最高领导人，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肯定是一个有独立执政的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最高领 导人。从中国的政治、司法发展的角度来看，他可以说是千古一人了。陈使用了将自己终身送入牢狱的方式，开启了中国的另一段历史，他将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 里程碑。

至于说台湾民主到出了一个大贪污犯，这就是一种另类的政治欺骗了。一个具备必要常识的人都知道，民主从来不是一种完美的社会制 度，如同社会主义制度一样的。民主制度只是一种最不坏的社会制度，如同社会主义制度是最坏的之一一样。当今世界的哪一个民主国家不曾出现大贪污犯？在这一 点上，社会主义制度充分地显示了自身的优越性，社会主义中国的大贪污犯们都在优哉游哉地享受着美好的生活，不受约束地控制着国家的权力。

即 便民主的社会制度，也不可能完全遏止人类丑陋的天性：自私、贪婪、懒惰等等。正因为人性中有这么多的丑陋，所以我们才需要把权力关进牢笼里面，并在上面打 上一柱光。让政府的执政行为充分透明化，从而杜绝黑箱作业。同陈水扁相比，红朝的开国君王毛太祖要丑陋罪恶一百倍。从执政党对毛太祖的描述来看，至少他是 不爱钱的，甚至鄙视金钱。但是糟糕一百倍的是，他对权力的贪婪对弄权的迷恋。正是因为这种贪恋，使他犯下了滔天大罪，数年间害死千万国民。

民主的社会制度从来就不是完美的，正如世界上从来未曾出现过完美的社会制度，何况台湾的民主制度仍然非常稚嫩。

另 外，毛姑毛叔们一向拿来说事的台湾议会经常出现的乱象，那里经常发生的相互辱骂甚至殴打。相互辱骂殴打肯定不是好事情，但至少要比去年大陆开人大的时候涌 现的那位“代表”要好一百倍。那位高龄八十多的全国人大代表，骄傲地对记者说，她做了五十多年全国人大代表了，她“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

首 先这些“人民大会代表们”凭什么能够代表我？代表我们？当我需要一个代表的时候，是不是至少这个代表是由我选出来的？是不是应该经过我的投票选举的？然 后，一个几十年未曾投过反对票的代表，我要她来干什么？对比起来，我宁愿要一个把“矢”带进议会用来砸人的议会代表，他至少还是我选出来的。至少我对他不 满意的话，下一届他就得不到足够的选票只好回家了。

假如我有选举人大代表的权力，我肯定不会选一个几十年不投反对票的人代表我，不会选一 帮官员代表我，不会选一群演艺明星来代表我。尤其是当这个几十年不投反对票的“代表”似乎小学毕业的文化都没有，尤其当这些官员代表们拿着应该属于我的钱 去嫖处女，尤其当那些演艺明星的政治智慧还不如我的脚趾头。

假如台湾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一个笑话，那大陆的政治制度就是一个屁。假如大陆人嘲笑台湾的民主制度的话，那就象一群太监嘲笑别人的性能力一样。

“问君都有几多愁，恰似一群太监上青楼”。

八月九日，尼克松因水门案被迫辞职。“水门事件”不仅使美国总统丢了位子，也叫毛泽东死了心，他的军事大国梦只能是个梦了。毛整八十岁了，重病缠身，心有余而力不足，终于无奈地承认了现实。

毛 的失意很快就冲着美国人表现出来。会谈取消，合作停滞。基辛格看出，中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冻结起来了”。他随后几次来中国，中方“不是冷若冰霜，就是拖 时间”。毛两年没见他，背后不断说他的坏话。英国前首相希思记载毛对他说：“基辛格不过是个滑稽的小人物，他每次来见我都怕得要死。”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 五日，基辛格再见到毛，谈判尼克松的继任者福特（Gerald Ford）总统访华事宜时，他重新提起美国的军事援助，以为毛还会感兴趣。但是毛说：“军事方面的问题，现在不谈。”那年年底，福特访华，毛礼貌地接待 他，但没什么热情。


毛的失望和怒气主要发泄在周恩来身上。基辛格在那个分水岭式的一九七三年十一月的访问中，注意到周“一反常 态，似乎踌躇拘谨”，“往常的犀利和才智焕发不见了”。基辛格一走，政治局就批周，外交部跟周共事几十年的人，对他兴师问罪，说他在跟美国人打交道中“犯 了右倾错误”。这时周癌症复发，尿里又出现大量鲜血，在批他的会上，他时时还得离席去排血。周的惨状每天由外交部里两位与毛关系亲密的年轻女士描绘给毛 听，一个是毛的侄女王海容，一个是毛的英文翻译唐闻生。毛批周的指示也由她们向政治局传达。

毛自然也用上了他的夫人。江青骂周“丧权辱国”，“投降主义”，“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当周起而为自己辩解时，江青不耐烦地打断他：“你这个人就是啰嗦！要谈实质性问题！”周说：“我不知道什么实质性问题。”江要他交代：“基辛格来访时有没有犯过卖国主义的错误！”

周 一边挨整，一边照常工作。十二月九日，他陪同毛接见尼泊尔国王、王后。据目击者说，贵宾们走后，毛笑着对周说：“总理啊，你挨整啦，听说他们整得你不亦乐 乎啊！”“总理可怜啊，被这几个娘们整得好苦。”周离开后，那两个“娘们”——王海容、唐闻生——抱怨毛把责任推到她们身上：“你怎么能这么说话？”毛仍 旧嘻嘻笑着说：“就是嘛，就是你们整的嘛。”毛显然很开心。

从那次接见后发表的照片上可以看出，周没坐通常坐的沙发，而是坐在一张为随从安排的椅子上。这样的设计不光是公开羞辱周。在共产党世界里，位子的排法预示领导人的升降。中南海里的工作人员，见到周的随员时都躲着走了。


毛还要用周，发话说不要再整了。一九七四年一月，在周的直接负责下，中国从南越当局手里夺取了西沙群岛，赶在越共“战友”攻占南越之前，把这一片具有战略价值的海岛抢到手上。

周 病情越来越重，出血速度快过排血速度，血块堵住尿道口，使每次小便都是一场痛苦的挣扎。周不得不又跳又蹦，又翻又滚，想把堵在尿道口的血块撞开。因为失血 太多，周每星期要输两次血。有一次正输着血，周微微睡着了，房门下边塞进来一张纸条，要他去开政治局会议。医生请求给周二十分钟的时间，让他输完血。可几 分钟以后，又一张纸条塞进来，这回是邓颖超写的，要医生“叫醒总理去参加会议”。周只略带不悦地说：“马上拔掉针头，我起床开会去！”后来医生们听说，那 次政治局会议并没有什么要紧的事非得周立刻出席不可。

医生们要求给周做手术。一九七四年五月九日，张春桥传达的圣旨是：“目前手术不能考 虑，这一条给你们堵死。”无奈的周找负责他医疗事宜的四位中共领导人，通过他们恳求毛。毛模棱两可地说：“见完拉扎克（Tun Razak）再说。”拉扎克是马来西亚总理，预计在五月底访华。周恩来在五月三十一日同他签订了中马建交公报，第二天，六月一日，住进了医院。在癌症发现 两年之后，他第一次做了手术。这一延误使周死在毛泽东之前。

毛终于准许周做手术，原因是他自己病得厉害，眼睛快瞎了，身子不听使唤，走路要人扶。毛不想把周逼急了。

周手术一个多月后，得到惊人消息：毛得了一种罕见的不治之症，只有两年可活。周决定不把这个消息报告毛。

毛有了死期了。知道了这一点，周恩来变了，对毛，他不那么害怕了。

56 江青在文革中 1966～1975年 72～81岁

江 青至今被说成是文革的罪魁祸首，是蒙蔽毛的邪恶女人。其实，中国的任何政策，都不是她制定的，她执行毛的意志。她在毛死后这样形容自己：“我是主席的一条 狗，主席叫我咬谁我就皎谁。”她先为毛执掌中央文革小组，后任政治局委员。文革浩劫，她有一份责任。她是毛毁灭中华文化的主要帮凶。

她利用文革为自己干了不少坏事。受害者之一是演员王莹。几十年前，王莹主演了一个江青想扮演的戏剧角色，以后又同丈夫双双赴美，在白宫为罗斯福总统夫妇演出，大出风头。王莹死在狱中。

江青有一怕，怕她年轻时在上海的绯闻，以及在国民党监狱里不清不白的事暴露出来。她把早年的同事、朋友、情人，乃至对她忠心耿耿的保姆，都投入监狱，有的就死在里面。

一 九五八年，由于毛发表了一首思念前妻杨开慧的词，江青和毛大吵一架。气头上她给电影导演郑君里写信，问前夫唐纳在巴黎的地址。这一轻率举动，多年来一直是 江青的心病。文革有了权，她马上把郑君里和别的几个朋友抓起来，把他们的家翻了个底朝天，搜寻那封信。郑君里说信早已烧掉了，但江青不信，把他在狱中折磨 至死。

当江青的权力达到顶峰时，就像毛在征服中国的前夕见到生人会发抖一样，她也产生了对生人的恐惧。她的秘书杨银禄记录了一九六七年上 任时前任对他说的话：江青“特别怕声音，还怕见生人，一听到声音，见到生人，就精神紧张，出虚汗，发脾气。”“你在短时间之内先别见她，尽量躲着她，如果 实在躲不开，你也不能跑，一跑就坏了。”

杨秘书在屋里憋了整整二十四小时。当他小心翼翼地走出办公室时，江青的护士走过来，轻声要他马上回去，解释说江青快要起床了，“她特别怕见生人，如果你现在被她看见就麻烦了。”

杨在钓鱼台十一号楼待了三个多月，成天躲在办公室里。前任走后（进了监狱），一天，江青打铃叫秘书。杨写道：
我胆战心惊地走进她的办公室。一进门，我看到她仰坐在沙发上，两脚和小腿搭在一个软脚垫上，在那里懒洋洋地看文件。她听到我进入她的办公室，臃肿的眼皮，都没抬一下，就问道：“你就是杨银禄同志吧？来了一段时间了吧？”

“是，我叫杨银禄，已经来了三个多月了。”我的心情虽然紧张，但还是以在部队时的习惯，干脆俐落地回答了江青的提问。

几句问答后，“这时，她抬起头，睁大眼睛瞪了我几眼，不高兴、不满意地说：‘你不能站着跟我说话。你跟我说话的时候，你的头不能高于我的头。我坐着，你就应该蹲下来跟我说话。这点规矩他们没有告诉你？’ ”

当秘书按照江青的规矩蹲在她的右前方一公尺处，和她说话时，江青又发了一顿无名火：
江 青……很生气地说：“我今天原谅你，因为你刚来，还不了解我的习惯。以后，不允许你那样跟我说话。你说话的声音那样高，速度那样快，像放机关枪似的，使我 感到头疼，使得我出汗。如果由于你说话不注意音量和音频，把我搞病了，你的责任可就大了。”说着，就指了指她的额头，大声说：“你看，你看呀，我都出汗 了！”

这时，我有意压低声音说：“请你原谅，我今后一定要注意说话的声音和速度。”江青皱着眉头，拉着长音，大声而不耐烦地问道：“你在说什么？我怎么没听清楚，你说话的声音又太小了。如果我听不清你说的是什么，心情也会紧张，也会着急出汗，你懂吗？”

她没有等我再说什么，就急忙说：“好好好。”摆子叫我赶快出去。

江 青随时可能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一个人送进监狱。周恩来到她那里去开会，他的随从宁可坐在冰天雪地下的车里挨冻，也不愿进她的楼里取暖，怕被她撞见祸从天降。 有一次，周的卫士长成元功负责一个会议的安全保卫，江青的警卫员事先给他打电话，说江青刚起床，没有吃饭，要他准备点吃的。江青到了，成元功请她先吃饭。 成回忆道：“她看了我一眼，就走了。进了会场，她找到总理，说：‘成元功挡在门口不让我进，你们在搞什么，开什么会？’她跟总理大吵大闹一个多小时。”周 对她解释了又解释，把她的警卫员召来对证，她仍不依不饶，骂：“成元功，你是一条狗。”两天后又对周说：“成元功从历史上就是个坏人，长期以来限制我跟总 理接触，不让我见总理。”周恩来只得把跟了他二十三年的卫士长从身边赶走，成进了准劳改营：“五七干校”。

毛不担心江青的耍泼胡闹不得人心，他就是要用她在中共高层制造一种人人提心吊胆，朝不保夕的气氛。在毛面前，江温顺得像只小猫，只有毛能够带给她灾难。

一九六九年“中央文革”解散后，江青没有具体的行政职务，有了闲工夫。她打牌、骑马、养宠物，甚至还养了只猴子。北京市中心的北海公园自文革以来对老百姓关了门，是她遛马的地方。她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看外国影片，那也是几个人的特权。

江 青的生活方式极端奢侈。她爱好摄影，于是军舰在海上游弋，高射炮对空发射，博得她哈哈大笑地说：“真过瘾，今天我可抢拍了好镜头。”广州一个专为她修的游 泳池，用的是几十公里外运来的矿泉水。路为她新辟，使她得以舒适地游山玩水。开路不那么容易。有的离她住处不远，工程兵不准用炸药，怕响声吓着她，只好用 火烧、水激等办法来砸开石头。她一时心血来潮，可以叫专机把一件大衣从北京送到广州，也可以叫空军的大型运输机把一张卧榻从青岛运来北京。她的专列，像毛 的一样，随时想走就走，想停就停，客货列车都要让路，运营计划也要打乱。江青非但不感到惭愧，反而说：“为了我休息好，玩得愉快，牺牲一些别人的利益是值 得的。”

“别人的利益”包括鲜血。江青总是在寻找养生驻容之道，林彪夫人叶群告诉她，有一个诀窍是输年轻人的血。于是中央警卫团挑了几十 个警卫战士，检查身体后选了四个人，再从中间挑了两个把血输给江青。输完血后，江青请他们吃饭，对他们说：“你们为我输了血，你们的血和我的血同时在我的 体内流动，你们一定会感到很自豪的吧？”接着便告诫他们：“为我输血的事，你们不要到外边去说了，你们要知道，中央领导人的身体情况是严格保密的，你们就 当个无名英雄好了。甘当无名英雄也是光荣的。”

兴奋之余，江青报告了丈夫。毛反对说：“身体没有大的毛病，输血是不适宜的。”她这才作罢。
江 青的身体没什么问题，有问题的是她畸形的神经。她每天要吃三次安眠药才能在凌晨四点左右睡觉，日间也要吃两次镇静剂。白天在室内，三层窗帘全部拉得紧紧 的，让阳光一丁点也透不进去。落地灯打开，灯罩上却盖着一块黑布。秘书说：“我们要是一个人在她的室内工作，还真有点害怕”。
她怕声音怕到了荒谬的地步。连细雨声，风吹草动声，鸟唱蝉鸣声，她都反感，并且叫嚷：“声音太大啦，受不了啦！”有时捂着耳朵，闭着眼睛，紧锁眉头，摇晃着脑袋，命令工作人员轰鸟、赶蝉、打树叶、砍竹子。

怕 声音怕得最厉害的时候，工作人员走路时不准穿鞋，两条腿叉开，两只胳膊抬起来，以免发出摩擦声。工作人员在她旁边时，不准大声呼吸；嗓子痒了，也不准咳 嗽。她住在北京的钓鱼台，这是一个有四十二万平方公尺的大庭园，她住的楼在园子中心。可她还抱怨说不安静，把隔壁的玉渊潭公园——北京仅有的几个对老百姓 开放的公园之——也关闭了。广州的别墅“小岛”坐落在珠江畔，江青一驾到，附近的水路交通便停运，远处的一个船厂也停了工。

江青的房间温 度冬天必须保持摄氏二十一点五度，夏天二十六度。她觉得温度不对时，哪怕温度表指到她要求的度数上也无济于事，她会破口大骂：“你们在你们的后台指示下， 在温度表上弄虚作假。”“你们合伙来对付我，有意伤害我！”有一次，她说她房子里“有风”，护士无论如何找不到风源，她就抄起一把大剪刀狠狠地向护士扔 去，护士躲闪得快才没有受伤。

“为我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江青常常这样告诫身边工作人员。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后，林立果暗杀毛和攻打钓鱼台的密谋曝光，江青常常做噩梦，有一次梦见林彪夫妇烧焦的尸体追赶她。她惶惶不可终日，对人说：“我总感到我快死了，活不了多久了，好像明天就会大祸临头了。老是有一种恐惧感。”

林 彪出逃前，江青曾到青岛避暑，让六艘大军舰在海上转来转去供她拍照。她玩儿得很高兴，只是不满当地的厕所。坐在痰盂上大小便，又说硌得屁股疼。于是工作人 员先用充了气的游泳圈垫在痰盂上，后又做了个便凳，周围靠上软沙发，权作临时马桶，江青由护士搀扶着大小便。一天夜里她自己起来小便，由于吃了三次安眠 药，她迷迷糊糊坐不稳摔倒了，折断了锁骨。林彪出逃后，江青硬说这桩事故是林彪谋杀她的阴谋的一部分，说是她的安眠药里有“内奸和特务”放的毒。她闹得天 翻地覆，把所有的药封存起来，拿去化验，把医护人员关在一间屋子里，由警卫员看守，然后一一带到周恩来和政治局委员面前受审。周恩来从晚上九点一直陪她说 话到凌晨七点，好歹让她安定了下来。
尼克松伉俪一九七二年二月的访问对江青好似一剂兴奋剂，她终于可以扮演中国第一夫人的角色了。随着各国政要的 接踵而至，江青期望受到全世界的瞩目，想找个外国人来写她的传记，像当年斯诺写毛泽东一样。那年八月，美国女学者维特克（Roxane Witke）受邀前来采访她、写她。江青同维特克谈了六十个小时。

毛最初批准了这一做法，但江青的口无遮拦又让他生气。据陪同她的外交官 张颖记载，江对维特克说：“你不是想了解我个人的生活吗？哈哈，你别看我现在领导着全国文化大革命，从前呀，我年轻的时候，可是富于感情，我个人的生活是 非常罗曼蒂克的。”“我最喜欢上海，你们外国人说是冒险家的乐园，有点道理，上海的小调我都喜欢。那真是非常有味道，我还唱哩，背给你听听……”接着江青 细声细气地哼起了上海小调：“我呀我的小妹妹哩，舍也舍不得离……咿呵呀呵唉……”，接着咯咯笑道：“我一到上海呀，男朋友可多去了。喏，就是追逐我的 人，我都可以数出名字来，他们还使用各种手段哩。以后都成了知名人士，现在又被打倒啦，哈哈……”

在场的中国陪同人员你看我我看你，不知 江青还要说出些什么“大逆不道”的东西。江青越说越来劲：“有趣的一次，是你们美国人，是一个水兵，也许是喝醉酒了，摇摇摆摆在上海外滩走着，向我迎面走 来，他站在我面前，挡住我的路，向我敬了一个军礼：两脚一并，喀嚓一声。我回头想走开，那家伙嬉皮笑脸向我走近来，双手也伸过来了，哼，想占便宜！我抬手 就给他一巴掌。他还是笑嘻嘻，又是喀嚓一声，敬了个军礼，还说对不起呢。你们美国人，还是懂礼貌的……”

江青滔滔不绝地说她如何崇拜美国 明星嘉宝 （Greta Garbo），如何热爱好莱坞电影《飘》（Gone With the Wind），说她“看过大概有十遍了，每看一遍都很感动”，还不屑地反问道：“中国能拍出这样的电影吗？”——好像中国电影的凋萎跟她和她丈夫都毫无关 系。江青这样歌颂《飘》，让毛的新闻总管姚文元有点不安，姚轻轻地插了一句：“从历史观点来看，内容是有缺点的。她〔作者〕同情奴隶主。”江青的回答有点 令人摸不着头脑：“我没有看到电影中赞扬三K党（Ku Klux Klan）。”
最后，按毛的意思，江青谈话的记录只有一部分给了维特克。维女士后来出版了一本江青传。其他纪录稿全部放进保险箱，上锁加封条，进了外交部保密室。

毛 没有因此禁止江青在外国人面前露面，但露面的机会远不如她渴望的那么多。丹麦首相哈特林（Poul Hartling）一九七四年访华，江青陪同他和夫人观看演出，但国宴没有她的份儿。不甘心的她，就在国宴开始前赶去，把哈特林夫妇留住，高谈阔论，让四 百名出席宴会的人等了半个多小时。哈特林夫妇感到她的举止“傲慢”、“卖弄”，他们为她感到难堪。美国游泳队来访时，没有安排她接见，她就偷偷在游泳池的 玻璃墙外看他们练习，事后一叠声叹息说：“真是美呀！……游得真好，姿势很美，速度又快……”江青本人在维特克面前谢绝下水，理由是：要是“群众”看见她 游泳，“会过度激动”。

除了热望接触外国人，江青渴求的还有女性化的服装。在她丈夫统治下的中国，女人只有臃肿难看的衣裤可穿，江青也受 到限制，只能在个别场合穿裙子。尼克松访华时，在总统眼中“粗鲁、好斗”的江青，陪总统夫妇看“样板戏”《红色娘子军》。她为那天穿什么衣服煞费苦心，非 常想穿件连衣裙，又怕在人民大会堂的众目睽睽下太显眼，最后忍痛放弃了这个念头。菲律宾的第一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Imelda Marcos）穿着华丽的菲律宾国服来访，江青却只有毛式服装加军帽，与这位从前的“菲律宾小姐”相形见绌。马科斯夫人看出江青从眼角嫉妒地打量她。

最 初正是为了跟马科斯夫人比美，江青设计了中国妇女的“国服”：无领对开襟的上衣加半长的百褶裙。当女运动员穿着它在海外参加运动会的照片发表时，女人们哪 怕再向往裙装，也觉得不美而嗤之以鼻。但江青毕竟开了头，裙装不再是“违禁品”。文革剪裙子将近十年之后，或飘逸、或庄重的裙子又小心翼翼地重新出现在许 多女人身上。

为了把她设计的衣裙由官方定为“国服”，江青颇费了一番心思。政治局反对，不愿拿钱给全国女人做耗费布料的百褶裙。江青想让毛干预，让得毛欢心的女友穿上给他看。当毛听说衣裙是江青设计的时，把脸一沉说：“快去脱下来，一点都不好，以后不要要她的东西！”

如 今的江青要见毛还得讨好毛的女友。文革开始后，她跟毛分开居住。初期，她因为管“中央文革”，随时可以见到毛。后来，她的政治作用小了，见毛就不那么容易 了，经常是她来到毛的住地，毛不让她进来。毛讨厌她。毛越这样，她越不顾一切地要接近毛。作为毛的妻子，却见不到毛，江青害怕，心中无底。她于是对毛的女 友献慇勤，送衣料啊、毛衣啊，甚至送稀罕的瑞士手表，希冀她们在毛跟前替她求情。有一次，她以“检查卫生”为名闯入毛的住地，毛要她“滚”，事后对警卫生 气地说：她要是“再闯，就抓起来！”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八十二岁生日，也是他最后一个生日。那天，江青获准来了，带来两样毛喜欢的菜。毛待她好像她不存在，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一句话也没有。她待了一阵子，无趣而伤心地走了。生日晚餐，毛是跟五个女孩子一道吃的，有女友，有身边工作人员。

做 毛的女友不像皇室的王妃情妇，没有珠宝首饰，没有千娇百宠，毛用她们为自己服务。在毛最后的一两年，寝室只许两位女性随意进出：张玉凤和孟锦云。张从前是 毛专列上的服务员，后来做了毛的秘书，孟是文工团的演员。她们俩做毛身边一切事情，四个小时轮换一次，日夜随叫随到，睡觉也不敢脱衣服。她们的家庭生活少 得可怜，基本没有周末休息，度假就更谈不上了。

孟锦云很想离开，请张玉凤帮她在毛面前说说，说她快三十了，“真想要个小孩呢”。毛的回答 是：“等我死了，她再要吧。”张玉凤本人有个女儿，中国那时没有婴儿食品，女儿得吃她的奶。可她不能每天回家，只得把奶挤在瓶子里，把瓶子放在毛的冰箱 里，有机会回家时带去。婴儿吃这样的奶生了病，她焦急不堪。由于天天心里都惦记孩子，给毛读文件有时会不由自主地念起女儿的名字来。难处再大，毛也不考虑 给她减少工作负担。

毛看上的女人很少有拒绝他的，但他的英语翻译章含之是个例外。一九七二年底的一天，见外宾后，毛把长相秀雅的章留下， 叫到工作人员的屋子里，激动地对她说：“你心里没有我！你心里就是没有我！”章巧妙地答道：“主席，这么说我担当不起，我心里怎么没有你，全中国人民心里 都有你。”毛让她走了，继续用她做翻译，还把她深爱的后来与之结婚的乔冠华提拔为外交部长。但是毛也要外交部的人几度整乔。(待续)

   

   

   

   


   

   
   摘录一
   60周年大庆前夕，9月15日中共17届四中全会又在北京召开，当前中国省一级以上的头头脑脑，从15日开始全部汇集在北京。北京市公安局13日公 开宣布自15日开始北京安保从二级升为一级，对进京车辆和人员，逢车必查，逢人必查。所谓一级保安，实际就是战争状态下的初级戒备，在无战争状态下的一级 安保，首当其冲的是，“赖”在北京不走的访民，因为他们是公开向政府挑战的“敌对”势力。为此，在上访人最集中的和最爱出现“动乱”的地方。当局又在该地 方凡是能聚集地块，不论大小，全部修建铁栅栏禁止人进入。于是在北京的主干线边，出现了一片特殊路段，只有人走的空间，没有停留的空间。哪怕只有二平方米 的空间也要有栅栏围起来，其实里面什么也没有只是一快水泥地面，原因只是每天都有访民在此休息而窃窃私语。
    当然这只是一级安保最廉价的措施之一，许多昂贵成本的安保，高科技安保措施，暂不谈论。一言蔽之，北京安保比八年前美国9·11之后的安保要投入的高，严 密的多。美国世界最富的国家，但美国所有国家庆典绝对没有这次60周年大庆办的牛，自然，没有这么造纳税人的钱。
    顺便浏览一下北京一级安保的落实，给人的感觉是：世界最乱的国家首都巴格达，也没有像北京今天，认为整的这么一触即发而草木皆兵的程度。
   
   摘录二
   博讯记者报道：9月14日，北京开始全面清理上访人，为了营造国庆欢喜的气氛，传闻说20日要全部清理。白天国家信访局及南站地区警车和警察密布。 入夜后南站各个路口都有警察和保安查验路人身份证件；凡外地人或带有上访材料者都要被带上车。大量警察带领保安挨户搜查各个旅店和居民出租房，全部被搜查 到的上访人员一律送上早已等候在附近的公交大巴车，更有警察和保安直接在各路面吆喊上访的人去马家楼。露宿在各桥下及行人遂道里的访民均被搜走。有些人的 行李都来不及收拾就被拉上车。有没有随身带证件者都要受到盘查，现场紧张而恐怖。
    14日上午，在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来访接待室附近的一条胡同，一辆辽宁牌照的巡特警面包车突然出现，从车上跳下来一群穿黑衣的大汉将一家三口堵住，这一家三 人慌忙夺路逃跑，但是被他们一群黑衣人追上，扭住胳臂像押犯人一样押上警车，在众目睽睽之下迅速逃离现场，过程只不过一两分钟。情形恐怖，路过的人看得目 瞪口呆。当场有看到的人愤愤不平：现在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对付上访的人了。被押上车的好像是一对夫妇和一个十几岁的男孩。
   
    9月14日国家信访局信访接待司门外的马路边上，全国各地来的截访车辆和截访人员将马路两边完全占据，所有通往信访局的路口都有截访人员把守截堵上访人 员。动用的各种车辆有防暴处突车、有押解犯人的囚车，出动的警察有防暴警察、刑警和便衣，更多更恐怖的则是身穿黑衣的没有任何标识的、眼露凶光打手手。所 有上访人都完全处于他们的监控之中，整个信访窗口完全处于一片白色恐怖的气氛之中。试问，如果信访办成了抓访民的陷阱，要它做什么呢？既然国庆要清理访 民，信访部门不如关门大吉。
   
    截访打手们在信访的对面和门两旁，人数多于访民，因为访民不断被抓走
   
   博主评论：一个执政党及政府如此滥权的国家，他曾经将大部分读书人打成反派，赶到农村改造。他曾经造成全国范围的大饥荒，饿死几千万国民。他曾经把 自己国家的先哲全部踩踏在脚下，让整个国家的人伦颠倒。他曾经欺佛灭祖，曾经蔑视一切道德标准，曾经杀死了林昭、张志新、遇罗克、杨佳。到了今天，他仍然 将十四亿人的基本权力肆意践踏。他抢劫他们、压迫他们、蹂躏他们、夺走他们的尊严，让他们活得如猪如狗，除了”生存权“以外不承认他们的任何权力。
   
   如斯般的国家，他的”华诞“其实就是他的”华蛋“，除了装饰执政党鬼魅一般的丑脸，粉饰内藏吃人真相的和平，没有任何意义。辉煌六十年？可知道这辉煌的六十年，有多少罪恶？多少抢劫？多少谋杀？多少剥夺？多少饥饿？多少冤案？
   
   有一种华诞（蛋），叫做国殇。有一种丑陋，叫做共产。有一种极权，叫做人民共和国。六十华诞，就是执政者的蛋而已。

文子武姬

前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港澳办主任、中顾委常委姬鹏飞2000年自杀传闻甚久，2008年6月出版的中国杂志《炎黄春秋》才首度予以证实。
这是继高岗之后中共体制内地位最高的官员自杀事件，中共媒体对高官自杀一般不作公开报导。
这期《炎黄春秋》杂志在纪念李慎之逝世五周年文中，作者刘志琴披露：1999年姬鹏飞的儿子出卖国家利益，受贿二千多万，事发被判死刑，姬出面要求以自己的功劳减少儿子的罪责，被拒绝后自杀。
文中所说姬鹏飞的儿子，指的是姬胜德，为姬鹏飞六名子女之一。
姬鹏飞之女姬巧玲则曾任国家开发银行总经济师、副行长兼信贷局局长，现任国家开发银行顾问。女婿王亚明，是王智涛将军之子，任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2007年去世。姬巧玲王亚明两人均毕业于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
姬鹏飞历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港澳办主任、人大副委员长、中顾委常委等职务，中顾委常委待遇相当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2006年，北京市新闻出版局还大力禁止有关姬鹏飞自杀的出版物通过电子网络出版，查处了包含《97台海危机全解密——叛徒的下场！姬鹏飞自杀》在内的19种非法网络出版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年轻的大使

姬鹏飞（1910年2月2日－2000年2月10日），山西省运城地区临晋县（今临猗县）人。
姬鹏飞1931年参加宁都暴动后加入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深秋，悲壮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开始，姬鹏飞刚由军委卫生部医政科主任科长改任军委卫生部保健局副局长，并带领野战医院参加长征。
1935年10月，随红一军团到达陕北后的姬鹏飞接替黄克诚将军担任中央军委后方卫生部部长。 1938年初冬，在中央党校、抗大和马列学院系统学习后，姬鹏飞皖南新四军司令部，担任新四军后方政治处主任兼新四军军医处政治协理员，参与了新四军后方医院的建立。
在新四军司令部，姬鹏飞与后来成为自己夫人的许寒冰（前外交部干部司、领事司副司长）相识而相恋。来自马来西亚的归侨子弟许寒冰原名许芙蓉。抗战爆发后，从南洋投奔中国参加抗战。少女时代的许芙蓉充满浪漫，她以为马来西亚这么热，到了北方内地一定很寒冷吧，于是改名“寒冰“。许寒冰作为中国外交界不可多得的女性外交官，曾是周恩来倡议成立的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第一位女副会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姬鹏飞调外交部工作，任中国驻东德首任大使，是中国最初任命的10位将军大使之一，也是最年轻的大使，年仅39岁。中国外交界迄今为止近700位特命全权大使中，医生出身的大使最负盛名的有4位，姬鹏飞是其中之一。
1955年-1972年，姬鹏飞任外交部副部长，1972年-1974年任外交部长。他是第一位从副部长晋升为部长的。 1949年以后中国这么多任外交部长，只有姬鹏飞和周恩来参加过长征。

任部长期间中国外交成果辉煌

姬鹏飞担任外交部长期间，经历过一系列重大外交事件：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中日复交，等等。有文记录：
1972年9月27日晚20点30分左右，田中角荣、大平正芳和二阶堂进在周恩来的带领下来到毛泽东中南海书房，外交部长姬鹏飞陪同会见。
“架已经吵完了吧？不打不成交嘛!”毛泽东一边与田中角荣等日本贵宾握手，一边幽默地说。田中角荣首次领略毛泽东的风趣，惊叹中国领袖把重大的政治事件转换为轻松的话题。
这场谈话，自始至终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行：
田中角荣：吵是吵了一些，但是已经基本上解决了问题。
　毛泽东：吵出结果来就不吵了嘛!
　周恩来：两位外长很努力。
田中角荣：是的，两国外长很努力。
毛泽东：（对大平正芳）你把他（指姬鹏飞）打败了吧？ （众笑）
　大平正芳：没有。我们是平等的。
　周恩来：他们俩正好同岁。
　毛泽东：噢。 (指姬鹏飞)此人是周朝人，是文王的后代。
周恩来：周文王姓姬，姓他(指姬鹏飞)的姓，不姓我的姓。
毛泽东：他(指姬鹏飞)是个医生。是外科还是内科？
　姬鹏飞：内科。
毛泽东：(对田中角荣)你有病，请他去治。 (众笑)
1979年，姬鹏飞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1987年后任国务委员兼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等。
姬鹏飞是中英双方就香港主权移交问题的会谈里的关键人物之一。 1985年7月1日，在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互换批准书生效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正式成立，刚刚担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兼）的姬鹏飞被任命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主任委员。

[点击图片可在新窗口打开]姬鹏飞历任国务院副总理、港澳办主任、人大副委员长、中顾委常委等职，中顾委常委待遇相当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胡锦涛也握了姬胜德的手

姬鹏飞于2000年2月10日13时52分在北京逝世。他的逝世，当时新华社只发了一则简短的消息。根据姬鹏飞生前担任的职务，他的追悼会的规格，应由江泽民、李鹏出席的，但却只由朱镕基、胡锦涛出席，致了简短悼词。更为蹊跷的是，中央军委和军方四总部、国防部都没有送花圈。这一切引起人们的关注：这是怎么回事？
最令人不解的是，姬鹏飞的儿子姬胜德，当时已被军事检察院宣布逮捕，却意外地穿着便装，出席了乃父的追悼会。胡锦涛按惯例，向死者家属握手一一致意时，也握了姬胜德的手。这一镜头在电视荧屏画面上出现后，曾引起很大争论：这算怎么一回事？
过了一年半之后，2001年10月下旬，中共中央、国务院、中纪委，就姬鹏飞的政治、组织结论发出了补充意见的通告，才解开了这个谜。
该通告全文不到二百字，下达到省、部、军一级党委(组)，内容如下：

姬鹏飞就其儿子姬胜德的问题，曾向组织提出了不合法、不合理的要求，被拒绝后，做了、讲了一些严重错误的事和话：以极其错误的行为，造成原患病症恶化而死亡；姬鹏飞一生曾对党的事业，对国家外交，港澳等工作，作出较大贡献。经讨论并听取了多方面的意见，决定维持对姬鹏飞悼词的结论；但建议：今后对有关姬鹏飞生前活动等，不举办公开形式的研究和纪念。

该通告称姬鹏飞是“以极其错误的行为，造成原患病症恶化而死亡”，这很含蓄地暗示了姬鹏飞是自杀身亡的。这是继高岗之后，中共体制内第二起高层领导人的自杀事件。

姬胜德到底为何被抓？

姬鹏飞之子姬胜德，原任总参情报部常务副部长（外传为部长，有误；部长一直由副总参谋长熊光楷兼任）。 1998年初，姬胜德曾临时主持过情报部工作，后在审核中发现其生活腐化糜烂，常和不正经的人往来等，所以军衔一直是少将，也一直是副部长。
　姬胜德到底是什么原因被抓？有不同版本传说。
　一是：泄军事机密。
知情人透露，中共决策层成立了由迟浩田与罗干直接领导的专案组，保证行动的绝对机密。经过长时间秘密侦破，查到姬胜德有重大嫌疑。其在美国不仅拥有两栋百万美元的豪宅、巨额存款，还搞起了产业，其妻已经偷偷加入美国国籍，并与一些有境外组织背景的台商过从甚密。为确保万无一失，中央军委先将姬胜德调离总参情报部转任其为军事科学研究院研究部副部长，另一方面对针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秘密监控，基本确认了事实并摸清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同时查出姬胜德还向美国漏露了中国计划协议引进以色列预警机的相关细节，一并形成报告向军委主席江泽民汇报。此事不仅对中国在美谍报网产生了巨大的破坏作用，而且给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二是：狂妄犯众怒。
一位知情人士认为，姬胜德太狂妄了，把任何人都不放在眼里，得罪了很多人。其中，得罪李鹏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原北京市长陈希同出事时，中央决定要逮捕陈希同的儿子陈小同，在陈小同被抓的前一天，李鹏次子李小勇跟陈小同说：我已经收到消息，他们要抓你。我给你安排一条路，你先去香港吧。陈小同当时不相信他真的不行了，就说：你放心吧，咱作不了刘胡兰，也肯定是一个华子良（小说《红岩》中为隐藏身份而在国民党监狱中装疯的共产党员）。由于李小勇和陈小同是酒肉朋友，平常在一起什么事都做，所以不希望陈小同出事，就说：这样吧，你现在的行动已经不方便，你坐我的车，到中南海去我家，然后，换上我爸爸的车出来，直接去深圳，我可以让他们放你出去到香港。
李鹏家的车可以自由进出中南海东、西、南、北门，而中纪委和高检的车到了中南海，如果没有预先申请也是进不去的，所以全北京最安全的地方就是中南海。但陈小同还是嬉皮笑脸的那句话。结果当天晚上他就被逮捕，很快就招供——陈小同被关进去的头三天，讲的全是李小勇的事。
第二天，中纪委办案人员约李小勇到北京昆仑饭店吃韩国烧烤，把陈小同的口供拿给李小勇看，给他通风报信：勇哥，你这交的是什么朋友？
中纪委对李小勇无法做出决定，转给了高检。总检察长张思卿本来是要查李小勇的，后来在江泽民干预下，让李小勇最终过关。
自从陈希同案以后，有人想擦李鹏的鞋，把李小勇保护到总参二部，这样如果李小勇一旦有什么事，情报部可以出面给保下来。可是，姬胜德顶住不同意。熊光楷于是准备把李小勇调到海军情报部，海军情报部部长已经同意接受。但是，姬胜德在一个全军情报部部长的会议上，把海军情报部部长严厉地训斥了一顿，说：李小勇是社会上一个混混，说白了，就是个流氓、地头蛇，把他招来情报部干嘛！
　三是：惹恼朱镕基。
前几年查出据说是涉案三百亿元的“镇江”特大走私案，走私犯都是从总参二部拿到的香港单程证，并借用总参军情部名义进行走私。当时，朱镕基正大张旗鼓打击走私，他们这种行径显然是不把总理放在眼里。此事，姬胜德惹恼了朱镕基。
　四是：挑战江泽民。
刘华清的女儿刘超英的美国政治献金案，本来让江泽民抓到了刘华清的把柄，想借此整顿军方。但是，由于刘华清和姬胜德关系密切，姬胜德就主动站出来说，刘超英的政治献金是他安排的，是中国军事情报的需要。这样江泽民没话可说了。此事，姬胜德触怒了江泽民。因为，这样一来，姬胜德不但妨碍了江泽民借整刘华清进一步掌牢军权的计划，也表明敢公然挑战江泽民权威。
　五是：牵涉远华案。
在《远华案黑幕》一书中，赖昌星说，姬胜德和他是无话不谈的朋友。 “420”专案组在赖昌星于香港的办公室里发现一份文件，注明赖昌星为姬的太太和孩子在洛杉矶花250万美金买下一栋豪宅。该书披露采访对话说：
问：你认为姬胜德的情况会怎么样？
赖：他老婆和孩子是美国公民，这我知道。他的事，何勇这一级是做不了主的，要上边的意见才行了。他们说他贪污八千万。这种说贪污多少多少，太可怕了。都是诽谤，不是事实。不过我想，他是官家子弟嘛，应该不会死的，但是不管判多少年，都会一辈子在里边软禁起来，不会放的。他知道的太多了，他原来的位子太敏感了。
问：你和姬胜德有金钱上的往来吗？
　赖：就是那件事嘛。姬胜德太大说，为我看好了一栋房子，在美国洛杉矶的，是她介绍一栋房子给我。我就给他太太拿了250万美金。买房子是用她的名字，是她的公司出面，因为我还没有到美国嘛。
　问：这件事是谁说出来的？
赖：好像是“420”专案组到香港，拿了我两箱文件，从我的秘书那里。他们应该是看到了账目，账目上有显示给谁办的什么事。但是我也说了，那是她向我借的，他在香港已经还了我350万港币。我也告诉他们了。
问：姬胜德的太太、孩子现在在哪里？
赖：我估计他太太可能回中国去了。小孩应该还在美国，二十几岁，个子很小，不是像他们那么高大，而且很瘦。姬胜德很胖、高大，中央的这些领导都没有他块头大。我和他的照片也在公司里。 “420”他们都是看着照片抓人的。所以以后我这照片不能随便照的。姬胜德他老爸姬鹏飞到最后也没有办法了，姬鹏飞死的时候，江泽民让姬胜德见了最后一面，然后就正式抓了。开始时，就是因为跟熊光楷合不来，姬胜德和他老婆、我、还有一个人在一起吃饭，他就说起这个事，他们矛盾异常严重。你知道吗？那时姬胜德什么都知道的比别人先，算什么都算得很准的。一次，他跟我说：李岚清要上常委了。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你很快就见到了。过不久，李岚清就上了常委了。
问：抓姬胜德的事到底是谁做的主？
　赖：如果江不同意，谁敢动？谁也不敢动，是不是？我可以这样说。姬胜德这是个太要害的位置了。就是因为他不听话嘛，我估计就是这样了。就在动手抓他之前，他还立了一个功，就是美国炸中国在南斯拉夫大使馆的事情。那个伤员、从飞机上抬下来的那个，就是他的手下。那个是解放军总参二部的间谍，当时是以别的身份过去的。那个人成了英雄了嘛，姬胜德就有功了。所以，那时姬胜德很开心、很高兴。因为这之前就要动他了，有了这个事，就又拖了一段时间。 　
问：姬胜德的案子也是错综复杂呀!
　赖：那时还有一件事影响到他。他的私人秘书在深圳贷款两亿九，结果出了事情，还不上，因为量太大了。这个人最后顶不住了，就跑了，可能一直躲在香港，可是没有办法找到，他有很多证件嘛。这样的人，都有很多个名字，很多身份的。一直找不到，上边就怪姬胜德喽。
问：你对情报口的情况了解真不少!
赖：以前总参二部、三部、总政联络部，三个部长都跟我是好朋友。你看，二部部长是姬胜德，三部部长是张震的儿子张小洋，总政联络部部长是叶选宁。现在三个部长都换了。 　
问：姬胜德出事了，叶选宁（即岳枫，叶剑英的儿子）退了，三部部长张小洋也换掉了吗？
赖：换掉了嘛，要是他还在，能够听我的电话，我就没事了。就是因为要动我，把他也调走了。调到洛阳去当一个什么院长。当时他也很牛气的，他那个位子都是不错的。他管那么多人么，光是监听国际电话的就十三万人。他们监听电话的技术都很好的，要是注意谁，就能把和这个人差不多的声音都打包，然后再来分析。他们连传真都截收的，我那时在厦门，他们从上海就截到我的传真，他们还拿来给我看。 　
问：姬胜德和“远华案”到底是什么关系？ 　
赖：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就是要置他于死地，所以就把他装到“远华案”里来，这样才是“第一大案”嘛!没有这些人，李纪周呀，姬胜德呀，王乐毅呀，什么什么人，怎么算“第一大案”呢？
问：你跟姬胜德是很密切的朋友吗？ 。
赖：他这样的人是应该会看人的，他也是要看是什么人才来往的。我猜他也是看我人可靠，是不会出卖朋友，出事情会反咬一口的那种人嘛，我们是有机会见面就一定会见面的那种朋友，不管我在北京、深圳、厦门还是在香港，只要他到那里，知道我在就一定会和我见面喽。我们见过的面是数不清了。
　问：你认为他的结局会怎么样？
赖：共产党这种做法根本没有人能够猜到的，根本没有道理可讲的。要是可以猜到他会怎么做他们做的事要是可以讲出道理，那我想是不会抓姬胜德的。毕竟他还是军方的特务头子。他做的事情也是做得够多的了，但是有人要搞他。
　问：你说是谁要搞姬胜德呢？
赖：姬胜德的事，据我知道就是熊光楷这边有问题。
问：也就是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熊光楷要动他，为什么呢？
　赖：姬胜德为什么出事呢？有两个原因，就是和熊光楷有矛盾。熊光楷当总参二部的部长时，姬胜德是副部长。后来熊光楷提升当了副总参谋长，姬胜德还是立过功的。也就是姬胜德情报工作做得好，上边对这一块满意，熊光楷就占了便宜。
问：这么说，熊光楷和姬胜德不应该势不两立呀？
赖：熊光楷刚当上副总长时，他们关系还不错。但是，因为熊光楷当过二部部长，原来二部的处长和副处长跟他都很熟，他当副总长又是分管情报，就直接指挥下面了。越过了姬胜德，这样姬胜德就很不满意喽。姬胜德为这个发过脾气，还给熊光楷抓到过。可是熊光楷有时做得也过份，事情本来是姬胜德做的事情，熊光楷就拿去上面汇报，还不带姬胜德去，姬胜德当然心里就很不舒服了。这些事情我都知道，姬胜德也告诉过我，我知道他们的“过节“很厉害了。他就跟姬胜德过不去，两个人的关系就越来越差。姬胜德要什么人，他就不批，他要往二部放什么人，姬胜德也不要了。
问：但是姬胜德的这个位置是很特别的，军情头子不是一般的人呀，怎么能想动就动了呢？谁有这样的本事能动他？
赖：那就是江泽民嘛，大家都知道熊光楷是江泽民的人嘛。姬胜德是个不大听话的人，江泽民应该一直都不喜欢他。再有就是江泽民听了熊光楷的汇报，因为那时他们的关系已经很僵了，还有别的一些事，有些事我也不是很清楚了。
问：那么他的事情和你及“远华案”是怎么扯上的呢？
赖：他们也知道姬胜德是我的朋友，姬胜德也为我的事替我说过话。就是要看怎么样才能够动得了他，就是要动他就要挂在我身上才可以动，不然怎么动？说“远华案”是什么建国以来最大的走私案，说我拉拢干部下水什么什么喽。

The image “http://www.mirrorbooks.com/news/attachments/2009/07/1_2009070918265816353.jpg” cannot be displayed, because it contains errors.《中国新权贵之孙子世代》

姬胜德落网经过

1999年3月中旬，姬胜德在珠海接获通知，让他赶回北京玉泉山参加军委扩大会议。姬胜德赶到会场一看，发现气氛不对劲，无人跟他打招呼。只有迟浩田对他说：近年来你的业务很忙，该休息休息了。姬胜德一听，立即发了呆。
迟浩田接着宣布：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核准，中纪委、军纪委决定：自即日起留点审查（即隔离审查）。迟浩田问姬胜德：你有什话要讲？
　姬说：我父亲知道没有？我想见见张万年、尉健行。又说：我会老实交待我的生活问题的。
在他身旁的中纪委副书记、军纪委书记周子玉立即对姬说：如果是生活问题，会对你采取留点审查措施吗？有什么问题，你很明白，组织也很清楚。
据指出，姬胜德在出任解放军情报副部长之时，为了敛财及保护自己和家人，早已与妻子魏珍私下办理了离婚手续，但实际上两人并未真正离婚。
姬胜德在留点审查期间，仅交侍了曾奸污女青年、收受中资港商的金钱等问题。他在此期间，先后搞过多次“绝食抗议”和一系列的企图自杀。他曾用袜子做成绳子勒紧自己的喉咙自杀，甚至在提审时突然冲向窗口要跳楼自杀。
到了1999年6月，由军纪委书记周子玉、副总参谋长熊光楷代表军事检察院对姬胜德宣布：依法逮捕。姬胜德听了宣布，当即瘫倒在地。
1999年8月初，军事法庭开始对姬胜德案进行审理，认定姬胜德犯有三项罪行：(一)收受犯罪集团人民币、美金、港币贿赂，折合共2130多万元人民币，其中有1590万元被他套汇成外币，在外国开设了私人账户；(二)挪用、侵吞军事用途的资金975万，已挥霍和给家属在海外置业达900万元人民币； (三)长期隐瞒、欺骗组织其配偶加入外国国籍的事实，隐瞒本人和社会上、香港、外国组织的不正当关系，并透露、泄露了军方机密等。
这三项罪行中的任何一项都足以判死刑。中央军委审议意见是“死刑”，中纪委审议意见也是“死刑”。中央政治局审议时，支持军事法庭审议的意见：死刑。江泽民在会上说：军中败类、民族败类，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共产党就不能给我独子留条命”

当时正在北京香山养老的姬鹏飞得知其独子罪行足以判死刑后，先后四次写信给江泽民、张万年、迟浩田，请求宽恕姬胜德，免其一死。
姬鹏飞还向薄一波、宋任穷、万里、宋平、谷牧、张爱萍等老同志请求协助，向中央政治局陈情。但，这些老同志都很为难，主要因素是姬胜德长期隐瞒、欺骗组织，本人身居要职却与外国有不正常关系并泄露了军方机密，这些罪行过于严重，致使他们不愿、也下敢为其说情。
2000年1月中旬，中纪委、中央办公厅派出中办主任王刚，到北京香山姬鹏飞养老处，作了简单答覆：中央和江泽民同志看了来信，作了郑重讨论，认为姬胜德案情十分严重，在党内、军内已引起公愤，对于量刑，将按法律程序进行，并请姬老安度晚年。
王刚在谈话中透露：死刑是难免的，但能推迟一、二年执行。暗示内定“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姬鹏飞听了之后，破口大骂：凭我和老伴为党为国奋斗近70年，共产党就不能刀下留情，给我独子留条命。要死，我就死在中南海！又骂道：见个政治局常委，要比当年见毛泽东还难，这是什么世道！

用红酒吞服30多粒安眠药片

2000年春节前夕，中共中央对老同志进行登门拜访，被姬鹏飞拒绝了，并说：我要见儿子！他又向中央提出要求，能否让姬胜德春节时回家一聚，再返监狱服刑？得到的回答是：根据现行司法规则，疑犯不能假释返家过节。
于是，姬鹏飞相约了十多名平日来往较近的老同志，节日到他家聚餐，想趁此商议一下如何为免儿子一死作最后努力。结果这十多老人都托词节日忙，婉拒了到姬府聚餐。
2月8日中午，姬鹏飞在书房写了遗嘱之后，用红酒吞服30多粒安眠药片，入睡了。工作人员发现后，立即将姬送三军医院抢救。姬鹏飞被送院后，已处于临床死亡，但院方仍用生命仪器和药物来维持微弱的心脏跳动，为的是等候中央指示如何宣布他的死亡。
到2月10日中午，生命仪器也无能为力了。新华社才发出讣告：姬鹏飞在北京逝世，终年91岁。

许寒冰和姬胜德也企图自杀

姬胜德之出席其父的追悼会，是其母许寒冰奔走求情，哭到薄一波家里请求的。当局批准同意姬胜德出席追悼会，张万年提出了附带条件：必须遵守规则，追悼会结束后必须返回，不能送灵车到八宝山火化场。如果在会场搞事，要承担一切严重后果。
对此，许寒冰、姬胜德都签字作了保证，姬胜德才得以出席其父的追悼会。
被关在总参监护所的姬胜德参加完父亲葬礼后，感觉前途更加无望，于8月13日用牙刷柄割脉，并吞服70多片利眠宁（安眠药），但自杀未遂。
姬鹏飞的妻子许寒冰要求江泽民准予姬胜德以高血压症为由保外就医被拒，又提出每周探望三次、送食品不受限制的要求。又遭拒，许悲愤难抑，于2001年9月14日晚吞服安眠药自杀，在301医院被抢救了过来。
2001年，姬胜德被检方控以受贿罪、贪污罪及挪用公款罪等多项罪名解放军军事法庭在一审中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在上诉后，中共高层认为他在后期主动交代问题，积极退还赃款，并主动揭发其他人的违法乱纪行为，有立功表现。 2002年终审判决将姬的刑罚由死缓改为无期徒刑。
后来，姬胜德以患有严重心脏病为由，获准保外就医，姬胜德被送到京郊一军队医院治疗。
但同案其他人则没有那么幸运，通过对姬胜德通谍、走私、贪污等问题的调查，在总参就至少牵出十余人，并间接引发总参情报部出身的国防部美洲大洋洲局长徐俊平大校于2000年12月叛逃美国。

53 树不起来的“毛主义” 1966～1970年 72～76岁

毛泽东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对澳大利亚毛主义党的领袖希尔说，他认为“这个世界需要统一”。“蒙古人、罗马人、亚历山大大帝、拿破仑、大英帝国，都想统一世界。今天的美国、苏联，也想统一世界。希待勒想统一世界，日本想统一太平洋地区。但是他们都失败了。照我看，统一世界的可能性并没有消失。”“我认为，这个世界是能够统一的。”

毛显然认为这个角色非他莫属。他说美国、苏联都不行：“这两个国家人口太少，到处打起来人力就不敷分配。而且，它们都怕打核战争。他们不怕别的国家死人，可是怕自己的人口死掉。”哪个国家人口最多呢？哪个国家的领导人不怕自己的人民死掉呢？自然是中国，自然是毛泽东。他梦想着在不久的将来如愿以偿：“再过五年，我们的国家就有条件了”。

正是为了实现统治世界的野心，毛发展核武器不惜一切代价。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中国在本土进行了一次携带核弹头的导弹试验。没有任何一个核国家敢这样做，因为稍有偏差就等于自己往自己人民头上扔下一颗原子弹。这枚核导弹在中国西北部穿行八百公里，飞行轨道下有人口稠密的城镇。这种类型的导弹在不携带核弹头的冷试验中，曾屡出差错。三天前，毛指示做这次试验时说：“这次可能打胜仗，也可能打败仗，失败了也不要紧。”他不在乎原子弹掉在自己人民头上。

参加试验的人都准备一死。发射团的人写了遗书，交到毛的桌上。落弹区基地司令员把他的指挥部设在一座山顶上，他说：“一旦导弹出现偏差，如果落在前面，我们可隐蔽在山后：如果在山后爆炸，我们可隐蔽在山前。山顶成了我们进退依托的屏障。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自我安慰。”

幸好发射成功。这当然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但成功是侥幸的。负责导弹研究的七机部一院副院长说：该导弹进入小批生产阶段时，“问题接踵而来。”“故障表现非常相似，都是在起飞不久即向前翻滚，所不同的只是时间早晚而已。其中的一枚刚起飞二十二秒，就向前翻滚在空中坠毁。”官方怀疑“阶级敌人破坏”，科学家有的被迫害致死。在这样的高压气候下，毫不奇怪，毛生前未能拥有他向往的洲际导弹。中国的第一枚洲际导弹是一九八○年发射成功的，那时毛已死了好几年。
一九六六年十月的那次成功，也许有个外来因素。纳粹德国的一名主要导弹专家皮尔兹（Wolfgang Pilz）当时秘密在中国工作，一位印度外交宫在北京看到他跟三名德国同事一起。皮尔兹来中国前曾在埃及主持核武器研制工作，但中国用高薪和更好的技术条件把他引诱了来。中国也曾努力引诱别的德国核专家，可是美国出更大的价钱把他们弄到美国去了。

十月试验成功后，毛十分乐观。十二月十一日，周恩来在主管核武器制造的“中央专委”会上说：各种导弹，包括洲际导弹，要“全部在这四年内解决”。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中国氢弹爆炸成功。毛更加乐观了。七月七日，他在接见参加试验人员时说：“新武器、导弹、原子弹搞得很快，两年零八个月出氢弹，我们发展速度超过了美国、英国、法国、苏联，现在世界上是第四位。”毛也许忘了，这样的发展速度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苏联的帮助。
雄心勃勃的毛对核试验人员说：“我们中国不仅是世界革命的政治中心，而且在军事上、技术上也要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要给他们武器，就是刻了字的中国武器（除了一些特殊地区），就是要公开地支持，要成为世界革命兵工厂。”

在这样一种趾高气扬的心态下，毛把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在全世界推向高峰。“宣传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官方自吹自擂地宣布“世界已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不惜血本地把小红书推销到一百多个国家去，声称“这是世界人民的大喜事”，“世界人民最爱读毛主席的书”，“喜得这红宝书，就像久早逢甘露，雾航见灯塔。”中国对外人员倾巢而出，逼着人家颂扬毛。

缅甸是一个例子。中国外交官向华侨和缅甸国民散发小红书和毛像章，规定华侨学校的学生老师挥舞小红书、佩带毛像章、唱语录歌、向毛的肖像三呼万岁等等。缅甸政府认为这些举动是对它的权威的挑战，在一九六七年中下令禁止。毛生气了，要外交机构鼓励华侨公开抵抗缅甸政府的法令，流血死人在所不惜。这引起缅甸全面排华，祸及所有华侨。

毛让他扶植起来的缅甸共产党大打内战，推翻缅甸政府。一九六七年七月七日，他说：“缅甸政府反对我们更好，希望他同我们断交。这样我们可以更公开地支持缅甸共产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见在中共五十四军受训多年的缅共骨干，要他们“返回缅甸闹革命”。这批人的中国妻子随着他们去了缅甸。当初缅共骨干为了找妻子，在大街上到处看，看上哪位漂亮姑娘，由陪同的中国军官出面问女孩的单位住址，然后到她单位去进行政治审查，合格后单位领导找女孩谈话。女孩们有的受宠若惊，有的不情愿。对不情愿的要“做工作”，说这是“政治任务”，直到答应为止。

缅共的营地里挂着毛的像，每天要向毛的像敬礼，背毛语录。打了胜仗开庆祝会，对着台下的缅甸老百姓，宣传队唱的是“毛主席语录歌”，跳的是“忠字舞”，喊的是“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和在中国没什么区别。

中国国内建立了秘密营地，训练外国的毛主义者。其中一个在北京西山，内容包括如何使用武器炸药。“毛泽东思想”是每日必修课，雷打不动。


在这位“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领袖”的光环上，有一大污点：香港、澳门仍然是西方殖民地。要收回它们再容易不过，只要截断中国大陆供水供食品就行。当毛指责赫鲁晓夫“对美帝国主义实行投降主义”时，赫鲁晓夫曾反唇相讥，说印度的尼赫鲁刚刚收回了葡萄牙殖民地果阿（Goa），港澳的“殖民主义者放的屁不会比果阿的更香吧？”赫鲁晓夫挖苦说，毛是住在“殖民主义者的厕所旁边”。香港、澳门于是便成了毛的一块心病。有一次他主动对从英国统治下独立的索马里总理舍马克（Abd-irashid Ali Shermarke）说：香港“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这一点也许你们不了解。”
毛不愿收回港澳完全出于实用目的。香港是中国最大的外汇来源，是获得西方军工技术设备不可或缺的要道。中国要进口的都在美国禁运的单子上，大多得通过香港暗地做交易。毛只能把香港留在英国人手里，方针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

在香港有一大批台湾情报人员，他们所干的事之一是向美国政府提供西方公司破坏禁运的情报，使西方公司因为怕受到美国制裁而不敢放手作交易。这批人是毛的眼中钉。为了把台湾情报网除掉，毛政权不惜采取极端手段。一九五五年的“克什米尔公主号（Kashmir Princess）”事件就是一例。

那年四月，周恩来要去印尼万隆开亚非会议，中国包租了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可乘一百来人，从香港飞往印尼。台湾特务以为周恩来会乘这架专机，拟出一个在香港机场往飞机上放定时炸弹的计划。中国政府在三月就获悉这一计划，但是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阻止它，没有告诉印度航空公司，没有告诉英国驻北京代办处，没有告诉香港当局，更没有告诉乘客——十一名中共干部和外国记者。飞机在空中爆炸，这十一个人和五名机组人员做了牺牲品。

飞机刚一落海，中共马上宣布是台湾特务在飞机上放了炸弹。万隆归来后，周恩来向港英当局提供了一系列台湾特务名单，要求把他们驱逐出香港。英国政府人士怀疑：“这起事件完全可能是中国自己制造的，他们做得出来……即使不是自己制造，他们也只想利用它而不想制止它。”英国人以为制造这起事件的目的是“以牺牲自己人的生命，来做反对我们的宣传材料”。

为了与大陆保持良好关系，港英当局满足了周的要求，在一年中递解了四十多名台湾重要谍报人员出境，尽管没有任何立得住脚的证据证明这些人犯了什么法。蒋介石在香港的情报网几乎破坏殆尽。没有这些人从中阻挠，毛政权经香港跟西方秘密做成了好几笔为核工业服务的大生意，仅一笔就花了中国三百万两黄金。

文革开始后，毛政权在香港也搞起了对毛个人崇拜的活动，受到港英当局的压制。毛感到有必要让全世界看见他才是香港真正的主人。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澳门葡萄牙军队对抗议的人群开怆，打死打伤二百多人。随后，葡澳总督被迫在毛的大肖像下当众认错道歉。毛想在香港重演这一幕，用香港左派的血，来迫使英国人低头。

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一场劳工纠纷后，毛政权鼓励香港左派搞暴力示威，以诱港英镇压，造成死伤。当有人被警方打死后，中国外交部马上向英国要求赔礼道歉。英国没有按中国说的办。

为了继续扩大事端，北京给香港左派打气，公开暗示会提前收回香港（《人民日报》六·三社论，周恩来六月二十四日讲话等），使香港左派有恃无恐。在持续的暴力冲突中，又有数人死亡，但港英当局仍拒绝道歉。

《人民日报》七月五日社论号召香港左派把目标对准警察：“要严厉制裁这些坏家伙，杀人要偿命，血债要用血来还。”七月八日，周恩来派中共士兵穿着便衣偷越边境，在当天的冲突中枪杀了五名警察。这次行动是外交部的人在中国境内的沙头角监督实施的。杀警察的目的是刺激警方报复，以造成更多的死伤，压港英当局认错。

港英当局寸步不让，对付办法是大肆逮捕香港左派。中方能做的，除了从北京发抗议，就是组织人在香港到处放“真假炸弹”。港英当局的回答是继续抓人。英国人在显示：我才是香港的主人。
毛的最大弱点是：他不能收回香港。用周恩来引他的话说：“香港还是那个样子。创周解释说毛的意思是：香港现状不变。周还特别担心英国人会归还香港，几次在内部忧心忡忡地说：“搞不好，要搞出一个提前收回香港。”

英国人摸准了毛的底牌，将了毛一军。中方骑虎难下。八月二十日，周恩来不明智地批准了一份“最后通牒”，要港英当局四十八小时内释放被逮捕的十九名新闻记者。英国人置之不理。时间到了，毛下不了台，只得在北京进行报复。

八月二十二日，一万多暴民放火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把英国外交官和他们的家人陷在里面几乎烧死，英国代办被粗暴地揪斗，英国妇女被流氓侮辱。


这段时间，一连串其他国家驻华使馆、机构也同样成了毛泄愤的对象。遭到围攻打砸的有苏联、蒙古、印尼、印度、缅甸大使馆，都是官方批准的，由外交部告诉红卫兵谁可围，谁可攻，谁可砸。从百万人游行示威把使馆围得水泄不通，密密麻麻地贴满大字报、大标语，到在毛巨幅画像下用高音喇叭破口大骂；从砸家具烧汽车，到对外交官和夫人孩子推搡恫吓，一边喊：“打死他！打死他！”
就连北朝鲜也未能幸免。金日成不服毛管，毛曾支持北朝鲜领导中的“延安派”设法推翻他。金把这些人抓的抓，杀的杀，其余赶到中国。据北朝鲜官方文件，毛后来“再三为中共不正当地干涉朝鲜内政表示歉意”，按金的要求把留在北朝鲜的中国军队全部撤回。中苏分裂时，金又不站在毛一边。毛怒上加怒。一九六七年一月，专管在国外搞颠覆的康生对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说：“金日成应该被推翻，这样朝鲜的局势就能改观。”在围攻使馆的浪潮中，红卫兵冲着北朝鲜大使馆高呼：“打倒金胖子”。金日成以牙还牙，给平壤的“毛泽东广场”改了名字，把朝鲜战争纪念馆中关于中国的部分全部关掉，跟苏联靠得更近。

到一九六七年九月底，中国同建交或半建交的四十八个国家中的近三十个都卷入了外交纷争，有的外交关系降格，有的关闭大使馆。“十一”国庆节的时候，天安门城楼上只有稀稀疏疏的几个外国人。毛后来说这段时间是“极左派当权”，都是他们的错。事实上，中国外交从来没有离开过毛泽东的掌握。


推销毛主义在西方获得一些成功。小红书在知识分子和学生中一度走红，有人把毛当作“哲学家”。深具影力的法国作家萨特（Jean-Paul Sartre）甚至说毛的“革命暴力”是“道德”的，“道德”二字他还加了着重号。

可是，大多数“毛主义者”，不是对毛抱着不实际的幻想，就是喜欢标新立异，再不就是“吃毛饭”的。他们并不真听毛的话。毛主义党成员屈指可数。一九六八年西方学生闹事时，不少打着毛的旗帜，毛满怀希望地说这是“欧洲历史上的新气象”，把在中国受训的西欧人派回去搞组织领导。结果一事无成。

在亚非拉，毛派组织带来的也只有失望。在非洲，扎伊尔（Zaire）总统蒙博托（Joseph Mobutu）告诉我们，毛见到他时半开玩笑地对他说：“真是你吗？蒙博托？你知道我花了多少钱来推翻你啊，甚至要把我干掉。可你还是活着。”毛提起他曾资助的蒙博托的对手，说：“我们给他们钱和武器。就是他们不会打，打不赢啊，那我有啥办法啊！”

毛在中东也白费心血。在一九五六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中，他曾想扮演指导者的角色，十一月三日给埃及一份“反侵略战争的军事部署和战略方针”。可纳赛尔总统没当作一回事。纳赛尔的主要顾问赫克尔（Mohamed Hasanein Heikal）告诉我们，毛的建议被搁在一大堆来往电报的底层。毛提出派给埃及二十五万“志愿军”，纳赛尔没有接受。毛还向埃及提出：“我们可以给无代价的援助。”“你们能还就还，不能还就算了”，如果埃及硬要还，“过了一百年以后再还吧。”中国赠给埃及两千万瑞士法郎的现金，并在中埃贸易上故意让中国吃亏，埃及得利。纳赛尔要的是军火，毛指示“无偿援助”。可是，中国只能出产步兵轻武器，埃及不需要。毛心有余而力不足。

一九六七年六月的“六日战争”中，毛又给纳赛尔寄了一份“人民战争”计划，要纳赛尔“诱敌深入”，退到西奈半岛，甚至退到另一个国家苏丹的首都喀土穆去。纳赛尔谢绝了，耐着性子解释说：“西奈是块沙漠，打不了人民战争，那里没有人民。”毛一怒之下转过头来支持反纳赛尔的势力。可毛始终未能在中东建立起任何毛派组织。

毛失败的原因之一是他硬要别人在他和苏联之间做出选择。拉丁美洲就是如此。他在古巴身上花了不少钱，要拉古巴反苏，但卡斯特罗不听他的。卡斯特罗在毛活着时从未访问过中国。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他在群众大会上抨击中国，说中国在供应大米的问题上向古巴施加经济压力，以逼迫古巴跟着它走。一个月后，他进一步指责中国企图在古巴军队中策反。毛说卡斯特罗是“豺狼当道”。卡斯特罗说毛是“一堆大粪”。

毛把希望寄托在卡斯特罗的战友格瓦拉身上。格瓦拉一九六○年第一次访华时，毛对他异常亲密，拉着他的手问长问短，说他读过格瓦拉的文章，很赞赏他。格瓦拉也恭维毛，但毛最终未能拉住他一起反苏。一九六七年他被杀害后，康生对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说：“拉丁美洲的革命进行得很不错，特别是在格瓦拉失败以后。”

毛一生都没能看到一个像样的拉美毛派组织。秘鲁的毛派“光明之路”（Shining Path），是在毛死后四年的一九八○年才成立的，领导人加日曼（Abimael Guzman）也自称“世界革命领袖”。成立那年，他们纪念毛的生日，在首都利马的街灯上吊着死狗，狗身上里着标语，骂邓小平是“狗崽子”，背叛了毛的路线。

即使是毛所在的亚洲，毛也处处受阻。最惨的是“失去”越共。越共是斯大林一九五○年划归毛“管”的，多年来毛出钱出人，帮越共先打法国，再战美国。但毛把越共当棋子使用，导致越共反目为仇。

一九五四年，毛军事工业化起步，需要从西方购买禁运物资。他把法国作为打破禁运的缺口。那时法国同越共在打仗。毛的计划是让越共扩大战争，“以增加法国内部的困难”（周恩来的话），在法国人焦头烂额时，中国站出来帮法国跟越共达成协议，以换取法国在向中国出口战略物资问题上的通融。

四月，解决印度支那和朝鲜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召开，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参加。开会前一个多月，毛就已经决定要在会上达成停战协议。但是他没有向越共交底，而是给越共领导人印象，他支持他们一直打下去。当时越共在南方势力强大，在北边，奠边府战役正在进行。毛于四月四日指示中国驻越共军事总顾问韦国清转告越共★：“争取雨季前（五月初）结束奠边府战役，利用雨季休整补充。八月或九月开始向琅勃拉邦和越曾（万象）进攻，解放该两城”。这两个城市是老挝的双首都。毛要越共“积极准备本年冬季至迟明年初春开始向河内、海防地区进攻，争取一九五五年解放三角地区〔红河三角洲〕。”
（★毛参与指挥越共的战争。朝鲜战争时，他缩小了越战的规模。一九五三年五月，他一决定在朝鲜停战，就把大批中国军官从朝鲜直接派去越南。打奠边府战役，中国起了关键作用。是中国搞到法国绝密的战略部署“纳尔瓦计划”（以法国将军纳尔瓦Henri Navarre命名），由韦国清亲自交给胡志明。正是根据这份情报才决定打奠边府这场决战。一九五四年五月，在大量中国的军事援助和顾问临助下，决战大获全胜。）

越共五月七日攻下奠边府，法国政府六月十七日垮台。做交易的时刻到了。六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在瑞士会见新任法国总理孟戴斯·弗朗斯（Pierre Mendes-France），和他商定了停战方案。

回转身周要越共接受这个方案。越共领导人不愿意签字。黎笋后来回忆说：周表示，“要是越南人还想继续打，只好自己管自己，他不会再帮忙，他压我们停战。”越南战争没有中国就打不下去。胡志明要主持谈判的范文同总理签字，范流着眼泪签了。黎笋受命向越南南方的部队报告这个消息：“我坐着牛车到南方去，一路上，同胞们都来欢迎我，都以为我们打了大胜仗。真是太痛苦了。”越共对中共的不信任感从此而生。而法国着手放宽对中国的禁运。

多年来，中国可说是北越唯一的资助者。一九六五年初，苏联新上任的勃列日涅夫等人开始大量援越，提供打美国飞机最需要的高射炮、地对空导弹等重武器。毛怕苏联取代他做越共的保护人，劝苏联人不要管越南的事。他对苏联总理柯西金说：“北越人民没有苏联的帮助也打得很好……他们能靠自己的力量把美国人赶出去。”他还说：“越南人民自己能照顾自己，空袭炸死的人不多，而且死一些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中共领导人建议苏联“在西边其他地方对付美帝国主义”。

毛也竭力想说动越共拒绝苏联援助。周恩来对范文同总理说：“没有苏联援助更好，我是不赞成苏联志愿人员去越南的，也不赞成苏联援越。”周甚至对胡志明说：苏联援越的目的“是改善美苏关系”。哪怕周恩来有三寸不烂之舌，这样的逻辑也实在欠缺说服力。

毛没有办法阻止越共接受苏援，更没有办法拉越共同苏联决裂。他想通过亲华的胡志明掌握越共。但胡在越共领导人中并非说一不二。胡经常住在中国，曾向中方表示想找一位中国夫人，中方也给他物色了一位。但越共否决了这一婚姻，说他们的领袖保持独身对事业更有利。毛要维持他对越共的影响，唯一的办法是多给钱，多给物资，多派士兵。★
（★从一九六五到一九六八年，中国向北越派出三十二万多人的军队，包括十五万多人的高炮部队，有的到一九七三年才回国。这些部队使北越得以腾出兵力到南越打仗，有的还有中国顾问随行。）

即使这样，越共也不买帐，未经毛同意就在一九六八年四月三日宣布同美国谈判。周恩来责备他们说：“好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你们要急急忙忙发表这个声明。……这是世界人民的看法。”周居然还把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于四月四日被害怪在越共头上，说“如果你们的声明晚一两天发表，暗杀也许根本就不会发生。”

谈判时，毛想插上一手。周对越共说，中国比越共更有谈判经验。越共不予理会。毛的报复是让周拒绝接待来要援助的越南党政代表团，理由是中国领导人“国内事忙”。但毛最终还是不得不继续向越共大把撒钱。要当世界革命领袖，他不能不站在打美国人的越共背后。

越共不仅不听毛的，还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发展自己的势力范围。尽管中国给老挝共产党人大量援助，老挝人还是选择了追随越共。一九六八年九月，老挝领导人几次委婉地请中国联络组组长“回国休假”，中方只得撤走。老挝同越共一样，与莫斯科越来越贴近。


到六十年代末，世界“反美”领袖仍然是苏联，而不是毛。中共官员在大小场合喋喋不休地指责苏联给帝国主义帮忙，听众常常听得不耐烦，替他们脸红。不止一次，有人站起来叫中共的人闭嘴。美国官方也得出结论：毛主义在发展中国家不再构成威胁。毛清楚他的失败。一九六九年，他对中央文革小组说：“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毛认为那些“毛主义”组织简直没用，削减了对它们的援助。

一九七○年三月十八日，柬埔寨发生政变。被推翻的西哈努克亲王坚信政变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干的，决心同美国战斗到底。西哈努克在政变第二天从苏联到中国。毛请他留在中国。越南战争已由此变成整个印度支那的反美战争，印支三国之一的首脑西哈努克流亡中国，毛希望通过做西哈努克的靠山，树立起反美领袖的形象。

西哈努克留在中国后，中国给他提供了七个厨师、七个糕饼师傅，还从巴黎专门给他空运鹅肝。他有自己的专列，出国旅行时有两架飞机，一架载他的行李和礼品。毛对他说：“告诉我们你们需要什么，可以提出来。我们可以多为你做点事。没有什么了不起嘛。”西哈努克一提钱，抱歉给中国增加负担，毛就说：“我请你给我们多增加一点负担。”

秘密住在中国的“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在中方压力下同西哈努克合作。中国曾支持“红色高棉”要推翻他。两年前的一九六八年三月，西哈努克公开指责北京“玩肮脏的把戏”，说“红色高棉是他们一手造出来的”。“就在前两天，我们才缴获了一大批各式武器，都是从中国运来的。” ”
如今西哈努克成了毛的宝贝。毛以西哈努克的名义召开印支三国高峰会议，会议四月在广州举行。开幕时中国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向与会者和全世界显示实力。卫星绕着地球播放毛的颂歌（东方红）。毛接见放卫星的有功之臣时，乐得合不拢嘴，一再说：“了不起啊！了不起啊！”

毛然后以全球反美斗争领袖的口气发表“五·二○”声明，题目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他登上天安门城楼，西哈努克站在身旁，由此时还得势的林彪面对五十万人宣读声明。

为了念这个声明，病恹恹的林彪打了一针兴奋剂。出场前，西哈努克注意到，林“看去好像轻飘飘有点管束不了自己，他不时打断毛，手舞足蹈，滔滔不绝地大声发表反美演说”。到他讲话时，林拖着长长的颤声说：“我要发表讲话！——我讲讲关于越南——两个越南——半个越南——”这样颠三倒四了几句之后才言归正传，但还是把“巴勒斯坦”念成了“巴基斯坦”。

声明点名谴责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喝醉了酒的尼克松暴怒之余，下令调动军舰。但他很快镇定下来。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对他说，毛“除了口头上鼓励鼓励越南以外，拿不出什么东西”。美国人于是对毛的声明没有反应。即使在印支战争中，西方人看重的也是越南。伦敦《泰晤士报》（The Times）称：西哈努克“要想重返政坛得依靠越南”。基辛格开口闭口谈的都是“河内对柬埔寨的野心”。

毛对西方不把他当回事大为光火，骂基辛格是“臭知识分子”，“大学教授根本不懂外交”。毛想了一个别的办法让自己处在世界的聚光灯下：把美国总统“钓”来中国。(待续)

出现针扎事件后，防暴警察驱散民众
新疆乌鲁木齐市发生一连串“针扎”事件，局势再度紧张。汉族居民对政府反应迟钝、措施不力表示不满，举行抗议示威。新华社在报导中隐瞒两个重要细节。在这次《对比新闻》节目里，我们来对比新华社和西方媒体的有关报导。

新华社9月3日报导：“2日下午15时50分前后，乌鲁木齐小西门商业区一带发生商户和周边群众上街聚集并游行事件，游行持续约1个小时。”“乌鲁木齐市数万人3日在主要街道和商业区聚集游行，抗议连日来发生在乌鲁木齐的‘针刺伤害’事件。聚集人群致使城市部分交通瘫痪，乌鲁木齐警察全面出动，维护现场秩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和乌鲁木齐市委书记栗智到聚集现场，呼吁民众保持克制冷静。”

新华网9月4日报导说：“一些群众因此在市区部分地区聚集游行，要求严惩犯罪分子。在聚集游行过程中，少数群众情绪激动、行为失控。”

新华网9月5日报导说：“9月3日至目前，因再次发生数起‘针扎事件’，导致群众聚集游行，部分地段发生小规模冲突。”

新华社的报导对于“行为失控”和“小规模冲突”都没有详细说明。其它中国媒体的口径与新华社保持了高度的一致。

*“行为失控”和抗议示威者的要求*

西方媒体报导了中国媒体没有报导的事件细节。美国之音9月4日报导：“这次游行示威......很快就聚集上万民众。”“一位新疆居民说：‘全都是汉族，......喊的口号是王乐泉下台，王乐泉滚蛋。’”

德国之声9月4日报导说：“周四进行的抗议示威活动中，示威者们还喊出要求新疆自治区区委书记‘王乐泉下台’的口号。......有网络公布的消息称，王乐泉讲话时，有人向他投掷水瓶。”

《华盛顿邮报》9月6日报导说：“成千上万抗议者星期四和星期五要求栗智和他的上司、新疆党委书记王乐泉下台。”

英国《泰晤士报》9月7日报导说：“当王乐泉要向抗议者发表讲话的时候，抗议者们的吼叫声压过了他的声音。”

英国《金融时报》9月5日报导说：“新疆政府出乎意料地遇到自己人的愤怒。几十年来，新疆当局把数百万汉族人带进新疆，对这个最西边的地区进行殖民。统治者一直对当地最大的民族维吾尔人保持警惕，视为主要的安全威胁。但是自从星期三以后，汉人一直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街头游行，要求新疆党委书记王乐泉下台。”

《澳大利亚人报》9月5日报导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视察新疆仅仅一个星期以后，这里再次成为火药桶。”“大规模抗议呼吁王乐泉这样一位高层党的官员辞职，这在共产党中国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

英国《卫报》9月3日报导说：“成千上万汉族人走上街头，示威者要求当地最高官员下台，这是汉族人对共产党发出的罕见的公开挑战。”

*“小规模冲突”和催泪瓦斯*

中国媒体除了没有报导抗议群众要求王乐泉下台的细节以外，还对另一个细节守口如瓶。德国之声9月5日报导说：“周四和周五都发生了示威者同警方的冲突， 警察动用了催泪瓦斯。”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9月4日报导：“警察星期五向示威者发射了催泪瓦斯。”

在《华尔街日报》9月6日的视频报导中可以看到，中国警察向示威人群发射了大量催泪弹，以便驱散他们。

新华社9月4日的英文报导曾经报导警察对抗议示威者使用了催泪瓦斯，但是新华社的中文报导并没有提到这个细节。

*栗智的自信和王乐泉的前途*

美国之音9月6日报导说：“今年3月‘两会’期间，美国之音记者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采访了作为新疆人大代表的这位乌鲁木齐市委书记。当时，栗智对新疆形势做出乐观判断，那就是，‘政治稳定、民族团结’。栗智说：‘对新疆来说，恐怖势力它什么时候都有。但是这种恐怖过后，它翻不了大的浪花，因为各族人民群众是反对恐怖的。虽然有个别人在讲一讲、闹一闹，没有更大的问题。......大局是稳定。’当时，满脸笑容的栗智万万想不到，时隔不到半年，他竟会为此翻船。”

美联社9月6日报导说：“星期六，抗议者取得了部分胜利，乌鲁木齐市党委书记栗智和新疆的警方首脑被撤换。”

《华尔街日报》9月7日报导说：“示威者要求撤销新疆党的最高领导人的职务。......现在还不知道星期六撤换两位级别较低的官员是否足以平息汉族人的愤怒，解除对王乐泉的压力。”

新加坡《海峡时报》9月6日报导说：“......59岁的乌鲁木齐党的负责人栗智被撤职。但是示威者一直要求撤换新疆党委书记王乐泉。一个没透露姓名的乌鲁木齐政府官员告诉《星期天泰晤士报》记者：‘没有几个人要求栗智下台。多数抗议者要求王乐泉下台。栗智是替罪羊。’”“分析人士说，胡锦涛主席不太可能牺牲王乐泉。王乐泉在政治上的崛起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共青团，那是胡锦涛的权力基础。在香港的老资格中国事务专家林和立说：‘王乐泉同胡锦涛的关系太密切了，而且他是政治局委员，撤换王乐泉会意味着整个新疆-西藏政坛会变动。’”

王乐泉在“7.5事件”之后向乌鲁木齐民众说：“我们的专政力量完全可以把坏人打掉。”今天，乌鲁木齐的汉族民众还会相信他吗？

52 和林彪翻脸 1970～1971年 76～77岁

直到此次庐山会议，毛泽东同林彪这对搭档，合作得颇为顺利。文革四年，林彪为毛提供了军队支持，毛也最大限度的满足了林彪的权力欲望。中共长期以来不准提拔老婆的规矩被打破，叶群同江青一道进入政治局。毛甚至还容忍了对林彪也搞个人崇拜。人们手舞小红书，先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再喊：“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在庐山，毛忽然意识到，他给林彪的权力太大了，大得威胁到了自己。一开头是一件似乎无伤大雅的小事，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毛不想当主席，因为当了就免不了出国访问，免不了做许多礼仪上的杂事，都是他不想干的。但是毛又不愿意要林彪当。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对他是一场恶梦。毛要把这个职位干脆取消。但是林彪要留着这个职位，自己起码当个副主席，否则在政府里他名不正，言不顺，二号人物的身份体现不出来。他只是个国防部长，在总理周恩来之下。政治局五个常委中（毛、林、周、陈伯达、康生），另外三个都赞成林彪，要毛当主席，毛是孤零零一票。三个常委都把林的利益置于毛的意志之上，这阵势本身就是林彪权力的惊人表现。

使毛更加气恼的是，林在八月二十三日开幕大会上讲话时，不经他同意就把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向会议宣布。林讲完话后，毛的大总管、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慷慨激昂地发言支持林，说：“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汪东兴明知毛多次讲过不设国家主席，可他还是反其意而行之。这样一个毛把生命都托付给他的人，居然把林的话看得比毛的重要。

汪东兴这样做有他的苦衷，要生存不能不讨好林彪。他看到，同样是毛的亲信的罗瑞卿、杨成武，在得罪了林彪后的下场。而且这次在庐山，毛又准备为了林而牺牲另一个他倚重的人：中共第七号人物张春桥。

五十三岁的张春桥是文革开始后，毛越级从上海提拔到最高层来的，看中他善于给毛的所作所为打上漂亮的意识形态包装。让人们以为毛搞文革真是为了什么“理论”，什么“主义”，张春桥功不可没。

张戴眼镜，不苟言笑，目光叫人莫测高深。林彪一帮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眼镜蛇”。他跟林彪保持距离。爱在下属中挑事的毛又曾对林说过，林年纪大了，张春桥可能来接班。林更视张为仇敌，不时把手下人收集的告张春桥状的材料送给毛。这次在开幕大会上讲话前，林告诉毛他想批张，毛点了头。林讲完话后，到会的人纷纷讨张，要求对张“千刀万剐”。

毛警觉到，林的权势到了几乎一手遮天的程度。即使得到毛的欢心的人，要想不倒台还得靠上林。毛不寒而栗。

他马上着手改变这种状况，在会上宣布不设国家主席，制止对张春桥的攻击，停止讨论林彪讲话。毛把他从前的秘书、第五号人物陈伯达抛出来做替罪羊，软禁后投入监狱。陈跟林彪靠得太紧，失去了毛的信任。

毛要林在中共高层“表一个态”，说他受了陈伯达的骗。毛这是要林做检讨。林婉拒了。毛并不意外，他曾说：“林彪在我身边待了几十年，我对他的性格和做法很了解，他是不会写检查的，此人从来不做自我批评。”毛也从来没有逼过他。现在毛感到不逼他不行了，可是林彪非常固执，不肯让步。在长达四十年的合作之后，毛林搭档开始散架。


这次庐山会议在九月六日不圆不满地结束后，毛采取了连串步骤削减林的权力。他把林圈外的将领调来执掌北京的军权，并插入军委领导班子。毛的女友中跟林家沾边的，被清出中南海。
毛并不希望跟林彪彻底决裂，新当权者多是林彪班子选拔的人。对林削权而不清洗，毛行事得格外小心。无穷无尽的谋画、顾虑消耗了毛的大量精力。这年冬天，他得了肺炎，年届七十七岁的毛突然老了，从此疾病缠身。

要削弱林的权势，关键是要林当众做检讨，林就是不做。林明白一意孤行的结果是什么。一向孤独的他如今更加沉默寡言，极少会客，也不谈天，独自在室内踱步，有时看点电影。他口授了一封信给毛，意思是毛不能清洗他，文革的成果得靠他巩固。在叶群的坚持下，这封信没有发出。毛是不能容忍有人威胁他的。

林有条出路：逃往海外。毛从前的整肃对像在面临刀俎之灾时，逃亡的不乏其人：张国焘三十年代投向国民党，王明五十年代避难苏联。林彪握有空军，出走是不难的。最明显的目的地是苏联，他在那里前后住过四年，叶群能说点俄文，从前还有个情夫是位苏联军官。但是林彪显然对共产党政权缺乏信心，他把苏联只定为后备之路，第一选择是英国殖民地香港。

林的计划是先飞靠近香港的广州，那里的将领们对他绝对忠诚。跟这些人联络，踩熟这条路线，林仰仗儿子立果。一九七○年十一月，庐山会议毛林失和后不久，林立果就开始见广州军区、民航的人。他的好友时常来到广州，建立秘密据点，搞小型武器、通讯设备、汽车，学驾直升飞机。林立果的哥儿们都对他很仗义，搞这一系列活动，没有人告密。

二十多岁的林立果在文革开始时是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不像一般高干子弟，他对参加红卫兵很不积极，只是在同学劝说下才勉强加入，但很快就离开了。他没有狂热，对打人、整人没有兴趣。他是个善良的人。他也是个花花公子，女朋友不少。爸爸妈妈视他为心头肉，妈妈更是派人到全国各地“选美”，要给宝贝儿子挑个完美的妻子。最后林立果选中了一位既美丽性感、又聪明有胆识的姑娘张宁。他同她一起听他热爱的西洋摇滚音乐，对她说：“总有一天，我会让中国人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音乐！”

听西洋音乐只是林立果作为林彪儿子享有的无数特权之一。他能看到进口的西方科技刊物，看得爱不释手，对西方发达的科技十分倾心。他本人喜欢发明设计军事设备，颇有些成果。最重要的，一些只有林彪、叶群才有资格读到的高层绝密文件，他也能够看到，这使他讯息广泛，了解内情，思想难得的开放。

有了不受禁锢的头脑，林立果看透了毛的暴政。一九七一年三月，他和三个朋友凑在一起，把他们的思想倾泻在纸上。他们这样写道中国的现状：
——党内长期斗争使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
——农民生活缺吃少穿。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配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这些话是《“五七一工程”纪要》的一部分，“五七一”这个名字是林立果取的，因为它跟“武起义”同音，代表了他的愿望，就是搞武装政变，推翻毛的暴政。这几个年轻人要跟毛政权对着干，“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要“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他们谴责毛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暴君”，行的是“法西斯主义”，“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今天甜言蜜语拉的那些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之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客，明天就成了他的阶下囚”。“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

这些见解在当时的环境下真是凤毛麟角，难能可贵。林立果还给毛取了个外号：“B-52”轰炸机，说毛肚子这么大，里面装的都是坏主意，一个主意就是一颗炸弹，掉下来能炸死一大片人。

林立果和朋友们讨论了如何刺杀毛。立果是中国的克劳斯·冯·施道芬堡（Claus von Stauffenberg），一九四四年企图刺杀希特勒的德国军官。但他和朋友们的主意都只是空想，如“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没有迹象表明他们准备了这些武器。毛对武器的控制和部队的调动，以及个人的保卫措施，都无懈可击。另外，正如《“五七一工程”纪要》所说，“群众对B-52的个人迷信很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林立果的父亲造成的。）结果，这几个年轻人不敢把他们的计划透露给掌管军队的林的亲信，对其他朋友也绝口不提。林立果给了林彪和叶群一份，他们似乎没有给他出什么主意，但也没有提出非议。

一九七一年三月，毛决定召开有一百来人参加的会，听林彪管军队的几员大将做检讨。毛派周恩来到北戴河林彪的住处，要林参加会议，“讲几句话”。周恩来劝了林两天，差不多到了求林的地步，林不冷不热地拒绝了。这对毛的权威无异是极大的蔑视，毛大动肝火。四月二十九日，会议最后一天，周恩来受命做总结，说军委领导“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走错了路线”。

林彪也火了，以他独特的方式反击。两天后是五一劳动节，中共领导们得在天安门城楼上露面，谁不露面就表明出了麻烦。可是，那天晚上看烟火时，林彪连影子也没有。毛和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Norodom Sihanouk）与夫人坐在一桌，对面林彪的位子在那里空着。周恩来紧张地盯着空位子，不时起身打电话去催林彪。焰火开始好长时间了，林才姗姗而至，沉着脸，慢腾腾走到桌前落坐。

摄影师杜修贤这样描绘当时的场景：“我看到林彪坐下来，手脚快，先来了一张，根本不准备发表的，想等他们俩〔毛和林〕讲话。但他俩谁也不理谁。我们电影电视对着，等着他们讲话。林彪起来了，走了。我以为他到厕所去了。等他半小时还不来。我想林副主席上厕所怎么上这么长时间？其实他早走了。我们全愣了。会一散，总理问我，你给林副主席拍照了没有？我说他坐了不到一会儿就走了。总理说：我问你拍了没有？我说只拍了一张。他说：电影电视呢？我说我不清楚。总理把他们都叫来，训得一塌糊涂。训得一些老人到现在都记忆犹新。”

林彪坐了“不到一分钟”，跟谁也没打招呼，看也没看毛一眼。

林当然知道毛不会饶了他。就在那个月，林立果到广州查看去香港的路线。他到了罗湖桥头，离香港近到随行人怕港英警察开枪。

六月，林彪又再度同毛发生抵触。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赛斯库伉俪 （Nicolae & Elena Ceausescu）来访，毛通知林彪参加会见。林彪说他“在出汗”，不肯去。叶群大哭起来，给他下跪，他才勉强去了。坐了不久，听见毛话里有话，旁敲侧击地刺他，他就起身离开接见大厅，坐到外面椅子上耷拉着头，弄得工作人员不知怎么回事，都很害怕。这之后，林立果再去广州，乘直升飞机飞绕香港边界。
八月，与林彪翻脸一年了，毛下决心清洗林彪。十四日，他去外地巡视，给一些主要省份的领导“打招呼”。这些人大多是林彪提拔的，毛得弄确实他跟林摊牌时，他们不会跟林走。一路上，毛不断地针对林说：“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虽然毛叫听他讲话的人不准向林报告，有几个林的铁杆亲信还是把毛的话传给了林家。

这些话在九月六日传到。林彪夫妇和立果决定马上逃走。他们此时住在北戴河林家别墅里，山海关机场就在附近。八日，立果和好友周宇驰从那里飞去北京，预备出逃的飞机。林彪给了他们一纸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命令办。　　林彪　九月八日。”在北京军用机场，负责调配飞机的人依条绕过规定的程序，给林立果调了飞机。

林立果不想就这样逃走，他还想做番努力刺杀毛。这时毛正在上海地区，那里掌权的有忠实于林的军人，他们甚至还负责一部份毛的外围保卫工作。在这最后的关头，看来林彪同意立果一试，叶群对此举更是双手赞成。林立果在北戴河与未婚妻吻别时对她说：“万一出了什么事，你什么也不要讲，我不连累你。”

在北京，林立果要空军副参谋长王飞组织攻打江青等人居住的钓鱼台，对他说毛所在的“南边”也会同时行动。王飞没有表示惊诧，可是他的回答却令人失望，他说他“无法说服部队行动”，而且，“北京市不准带武器进城，不等你到钓鱼台，就把你拦住了。再说，北京卫戍区部队很快就会到，就是冲进去，也跑不了。”

林立果找的另一个人是空军军官江腾蛟，中国最年轻的将军。由于各种原因，他恨透了毛泽东。林立果让他负责在上海附近行刺毛，他答应了。几个密谋者在一起考虑了不同的方案。一个是用火焰喷射器和火箭筒打毛的专列，一个是调高射炮平射毛的专列，一个是派他们在上海的人趁毛在专列上接见时带武器上车动手，等等。但这些方案都无法实施。毛的专列上有秘密探测仪器，武器带不上去。车身是加固防弹的，打不进去。高射炮一旦朝毛的专列方向移动就会被发现。他们又想起一个主意：轰炸毛的专列。他们找的投弹人是朝鲜战争的空战英雄、空军作战部长鲁鈱。鲁鈱害怕了，说没有轰炸机可派，回家让当医生的妻子给他眼睛里揉上盐水和过期的金霉素，使眼睛红肿，住进了医院。密谋者们还想了别的主意，但都解决不了关键问题：任何能行刺的兵器都靠近不了毛泽东专列。

紧张讨论了两天，林立果激动地挥舞拳头高喊，说他咽不下这口气，要拚个鱼死网破。万般无奈下，十日，他派好友刘沛丰飞北戴河，请他父亲下令给总参谋长黄永胜，帮助他们。林彪写了封亲笔信，傍晚带回北京。这封信没有交给黄。看来密谋者们信不过黄，怕他背叛他们。

接下去一切部太迟了，十一日，毛乘专列离开上海。得知这个消息后，林立果的几个朋友自告奋勇，要在“十一”国庆节那天驾直升飞机去撞天安门。林立果流着眼泪说：“这样不行，我不允许你们这样做。”

暗杀计划就此告吹，林立果决定回头走外逃的路，先飞广州，再去香港。九月十二日晚，他乘林彪的专机“三叉戟”，飞回北戴河，准备第二天出走。

当天下午，毛回到北京，专列停在北京郊外丰台车站。他接见了北京军区负责人，一开始听取的是军队代表团近日访问阿尔巴尼亚的情况报告。会后回到中南海，一切都像往常出巡归来一样。负责警卫的官员们回家休息去了，有的吃了安眠药。毛也上床睡了。显然他对暗杀密谋全无所知。


就在毛宽衣就寝时，林彪这边活动紧张。林立果晚上九点回到北戴河，跟父母商定第二天一早外逃。他们对工作人员说早晨六点飞大连，那是林彪常去的地方，大家都觉得很自然，没人怀疑。就在这时，林立果走出了致命的一步：他告诉姐姐林豆豆，要她预备“明天早上六点行动”。

比立果年长两岁的豆豆，跟弟弟不一样，是个听毛话的姑娘。林彪、叶群都不想把出逃计划告诉她，怕她接受不了去揭发。可是林立果怕姐姐在他们逃走后“有危险”，说服了父母，在几天前把计划对她讲了，要带她一起走。正如她父母预见的，豆豆吓坏了。这个被毛的专制逻辑扭曲的天真女孩子，认为逃亡国外就是叛国，就是大逆不道。尽管立果提醒她，她热爱的父亲“身体这么弱，关进监狱能活几天？”这样明白有力的道理也不足以让她清醒。九月十二日晚，当立果通知她第二天早上出逃时，她立刻跑去向警卫部队报告。这一行动导致了全家的覆亡。

警卫部队连忙打电话给周恩来。周开始查问飞机调动情况，特别是林彪的专机“三叉戟”。立果的朋友给林家通了气。林彪感到了周恩来的怀疑，决定不等天明马上走。他同时决定不飞广州，改采备用方案经外蒙古飞苏联。这条线在中国领空的飞行航程短，只要一个多小时。

林立果打电话告诉朋友们路程的改变，通知在山海关机场的“三叉戟”机长做好起飞的准备。他没想到周恩来的查问源于姐姐，要豆豆准备“现在就走！”林豆豆又跑去警卫部队报告，然后躲在那里。
豆豆的失踪使出逃更加紧迫。大约十一点五十分，林、叶、立果一行，匆忙乘车驰向山海关机场。林彪的卫士长跟着上了车，当车冲过警卫部队驻扎的路口，部队示意停车而不停时，他意识到林彪这是外逃。他想到要是他做了“叛徒”，老婆孩子就完了，于是大叫“停车”，随即开门跳下车去。数声枪响，有一发打中了他的手臂。他说是林立果打的，有人说是自伤，为的是保护自己。

警卫部队的车跟在林彪车后紧追。半个多小时后，林彪的车在山海关机场的“三叉戟”机旁嘎然停下，后面追他的一辆吉普车离他只有二百公尺。叶群一下汽车就喊：“有人要害林副主席，我们要走了！”林立果拿着手枪，也喊着：“快！快！快！飞机快起动，飞机快起动！”飞机发动了，登机的梯子没有到，一行人匆匆忙忙攀着一架小梯子爬进驾驶舱。

“三叉戟”于零点三十二分急促起飞，载着林家三口人，加上立果的朋友和林彪的座车司机。机组九个人里只有机长和三个机械师得以登机。机械师们刚来得及做飞机起飞的种种技术准备，正要加油时，林家人就赶到了。在叶群“快把油车开走！”的命令下，飞机起飞时未来得及加油，只有机存的十二吨半油。根据飞行高度、速度，这些油可供“三叉戟”飞两到三小时。

两小时后，飞机早已顺利离开中国领土，来到外蒙古草原上空。因为大半时间都低空飞行以躲避雷达，耗油量大，机上的油只剩大约二点五吨了，油表警告灯已经亮了好一阵子，驾驶员不敢再飞下去，必须马上降落。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夜里两点三十分，林彪的专机在土质松软的草原上迫降着陆时起火爆炸，机上九人全部罹难

林彪的专机起飞后不久，吃了安眠药正睡得晕沉沉的毛泽东被周恩来叫醒。毛睡觉的屋子是中南海游泳池的更衣室，在五十公尺长的池子一端，电话在池子另一端的警卫值班室，监视林彪飞机的人用电话随时向毛报告。电话响时，大总管汪东兴（此时已被毛原谅）来回奔走，把最新消息报告毛，再跑过去发指示。林的飞机一点五十分过边境，毛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采取行动。根据中共“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高文谦先生披露的周在“九·一三”当晚写给毛的信，可以断定，林彪的飞机不是毛打下来的。

当时供毛选择的办法只有一种，就是派飞机拦截。毛不让拦截。他信不过林彪亲信密布的空军。相反地，他下了一道“禁空令”，全国飞机都不许起飞，陆军进驻所有机场，设置障碍物阻止飞机升空。只是在林立果的三个朋友几小时后乘直升飞机从北京向境外飞去时，才派了八名信得过的飞行员升空迫降。直升飞机在北京郊区降下后，三个朋友约好一同自杀，两个对自己开了枪，第三个曾说他要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B-52毛泽东，在最后一刻向天放了空枪。

毛身边工作人员得到命令“做好打仗的准备”，卫队进入一级战备，中南海、钓鱼台都挖起工事，怕林彪的人进攻。毛转移到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那里室内有电梯下到通往西山的地下通道。跟随毛二十七年的警卫队长说，他还从来没见过毛显得这样筋疲力尽，这样生气。

毛在不眠中待到十四日下午，直到周恩来带来好消息，林彪的飞机坠毁在蒙古草原。这对他是“最理想的结果”。毛高兴了，为了庆贺，还喝了一向不沾的茅台酒。★
（★苏联派克格勃专家扎格沃斯丁将军（Aleksandr Zagvozdin）到蒙古，去确认死的是林彪。扎格沃斯丁告诉我们，他把尸体挖出来看了，返莫斯科后他的上司不满足，把他又派了回去，在天寒地冻里重新掘出林彪、叶群的尸体，在大锅里煮了以后头骨运到莫斯科，跟林彪医疗档案中的X光照片比对。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终于确信死者是林彪。）


毛的兴奋很快被罩上阴影。十四日当天审讯林立果的朋友江腾蛟，发现了暗杀毛的密谋。这是中共高层第一起暗杀他的企图，对毛的震动之大无以复加。而且参与密谋的人不少，但没有一个出事前出来告发。毛几天几夜睡不着觉，吃多少安眠药也无济于事。他发烧，咳嗽不停，躺下不能呼吸，只好日夜坐在沙发上，坐了三个星期，长了褥疮，心脏也出了问题。十月八日，他会见埃塞俄比亚（Ethiopia）的海尔·塞拉西皇帝（Haile Selassie）时，只说了寥寥数语，周恩来早早地结束了会见。林彪出逃前一天才见到毛的官员，吃惊地发现毛一个月不到，形容全非。

毛绞尽脑汁地改进本来已严之又严的安全措施。所有负责警卫他的人都得详细报告跟林彪、叶群的关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给毛的书面检讨包括：“一九七○年春节，叶群还让保密员送来三斤竹笋、两只死野鸡。为了表示我对她的谢意，我在七○年春回送过叶群二十斤橘子。”
毛要张“今后注意几条”：
一、不要拉关系；
二、不要串门子；
三、不要请客送礼；
四、不要请人看戏，看电影；
五、不要同别人照相。
围绕着毛的是一个多么无情无趣，多么阴冷惨淡的世界啊！

更大的问题是如何清理军队，林彪的人到处都是。毛无法弄清谁卷入了要刺杀他的密谋，谁是林彪的死党。在号召空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揭发林彪父子的会上，有一位跑到楼顶上高呼反对毛的口号，然后跳楼身亡。

谁来管军队？毛无奈只得起用叶剑英元帅。历史上叶是毛的追随者，因为直言反对文革，被毛打入冷宫，一度囚禁在家，他的好几个孩子和亲戚此时还在监狱中受罪。

地方上，毛不得不重新起用被他打倒的老干部。这些人文革中被整得家破人亡、死去活来，大多数现在“五七干校”变相劳改。毛在这些人心中已不再是神了。中央警卫局一位前副局长的话颇有代表性：“什么毛主席，什么党中央，到这个时候，我什么都不想了，我只想我的孩子。”

毛很清楚这一点，重新起用的事做得勉强缓慢。这时出了一件事。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因反对文革而受排挤的陈毅元帅患癌症去世。追悼会定在十日，规定小规模、低规格。连照片多大、花圈多少、参加人数都有限制，会场的取暖火炉也只准生两个。毛泽东无意出席。

尽管报纸上没有公布，但陈的死讯还是传开了。大群老干部聚集在医院外面，要求向遗体告别。人群的情绪不但是悲痛，而且是激愤。毛能感到人们的矛头对着他，意识到他必须做姿态来平息这些老干部的怒气。既然他不得不用他们，他就得安抚他们。

追悼会前，毛身边人看到他焦躁不安，“一脸阴霾”，“板着面孔，没有一句话说”。追悼会即将开始的最后一刻，他才决定出席。他要借此向老干部表态，他是好人，迫害他们的是林彪。他对陈毅的遗孀说，林彪“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这话被广泛传播。报纸上又登出一张毛在追悼会上的照片，毛看上去一副痛苦模样，悲痛欲绝的陈毅夫人双手紧紧挽住他的胳膊。老干部们看了，对毛又泛起了好感。

陈毅追悼会那天天气严寒。毛因为被迫干他不情愿干的事，心头冒火，拒绝穿戴整齐。身边人要给他披上棉大衣，他摆手不要，只在睡衣外罩上一件呢大衣，衣着单薄地在那个冰凉的房间里开追悼会。七十八岁的他，回去就病了，病势越来越严重。二月十二日，他突然休克，心脏停止跳动，一阵紧急抢救后才苏醒过来。

毛在身体上、政治上都很虚弱了，他不得不容忍加快重新起用老干部的步伐。文革以来的一套严酷作法，有了改变。监狱里对犯人的虐待减少了，残酷的批斗会停止了。受林彪牵连的人虽然被集中看管起来（包括林豆豆），但同毛一向的做法相比，他们简直可以说是在受优待。最令人惊异的是，那些参与密谋刺杀毛的人，竟没有一个被枪毙。

文革这些年来，中国人生活里充满了野蛮，文明绝迹，整个社会箍得紧紧的，让人窒息。一位意大利心理分析家访华后惊叹道，他从未见过如此多紧张不堪的神情。现在人们终于可以缓缓气了。几本旧书，几支旧曲、几处古迹、几丛花卉，重新进入了生活。虽说允许的范围极其有限，一九七二年的春天到来时，随之而来的是一缕和煦的阳光，一丝轻松的气息。(待续)

最近美国司法部网站通报了CCI公司行贿案及相关涉嫌企业名单，中石油、中海油、大唐电力等9家中国企业均出现在涉嫌企业名单中。在美国人公布的对中国企业的每笔行贿细节中，回扣、旅游、孩子学费等五花八门的行贿细节的确使人佩服。

我们知道，CCI（美国控制组件公司）成立于1961年，主要为电力行业、核工业、石化天然气行业等工业领域的不同用户提供产品。在中国市场，CCI已占有 70%以上的市场份额。据公布的相关人员的认罪书看，从2003年3月到2007年8月；为了获得订单，这位高管的手下和代理人共支付总计100万美元给国有企业官员；而该公司因此也获得利润约500万美元。当然行贿款项除了中国企业外，还有巴西、印度、韩国、马来西亚、阿联酋5个国家的相关国有企业。

面对来自美国的案件报道，中国国有企业忙着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迅速撇清干系，而且全部是在自己进行调查后予以否认，本应介入此事的反贪部门和司法部门却没有介入，结果美国人公布的企业腐败竟然被中国的当事人自己否认了。如东方电气集团有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没有发现有违反相关制度的行为；也没有发现相关人员有接受商业贿赂的行为。而中海油、国华电力等更是在第一时间予以否认，认为‘根本不存在接受其贿赂的可能’。

那么中国企业是怎么对相关人员进行调查的呢？原来他们的调查全部是找当事人谈话，‘你受贿了吗’；这就是他们的调查。正因为如此，所有人员全部是众口一词；“我是清白的”，因为根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受贿。如当初两院通告之时，我单位有个司机主动到检察院自首；结果涉及到了某领导的一笔受贿款。当时为了保护领导，由纪委找他谈话；谁知谈了四个小时，这位领导硬骨头；坚持自己是清正廉洁。这时检察院的人出来了，他还表态说自己愿意签字证明自己的清正廉洁。谁知这位硬梆梆的领导，当天晚上就在检察院交代了；而且还是多次受贿的大腐败分子。

美国司法部通报了CCI公司行贿案及相关涉嫌企业名单是来自一个法制化社会的第三方证据，而中国竟然自己证明自己未收受CCI的贿赂，这难道不是相当滑稽吗？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企业单方面发布的澄清声明都是不可信的。如果这些企业有证据证明自己的员工没有参与受贿，那么他们就应该通过司法机关进行澄清，而不应该是单方面发表声明。更何况美方已经调查清楚并公布、确认了CCI行贿事件是真实存在的，但现在卷入其中的中国企业却表示目前没有查到存在受贿行为；这如果不是有人对受贿事实进行刻意掩盖的话，就是中国反腐败的无能。仅仅找相关人员谈一下话，就能证明本企业没有人受贿吗？

在这里我想到了当初台湾陈水扁的海外帐户之事，而相关检察人员却把它成为一个突破点，结果硬是查出了一个腐败大案。更何况美国属于司法比较健全的国家之一，他们决不会捕风捉影；而且中国与美国同属联合国反腐败条约国，本来司法资源就应该共享。现在美方已经确认CCI存在行贿的事实，中方如果想对此进行调查是很容易的。但目前尚未有任何公开信息显示中国的司法机关介入此事，而全部由当事人的单位出面表态，这难道不是中国反腐败的一个讽刺吗。

博主评论：我在此之前写过一篇关于此事件的文章，我的论点是：美国公司不会为了“诬陷”中国企业人员而自污，更不会甘受损失而这样做。这是很简单的逻辑，他们还要在中国做生意的，得罪大客户对他们有好处吗？何况还要遭受美国政府的惩罚？

现在的后续报道是连具体细节都报道出来了，中国的国企人员还在矢口否认。其实也难怪，还不是死到临头的时候，为什么要承认？承认了要坐牢的，何况得了钱的人可能不是“一小撮”，而是“一大撮”，大家的利益都相连着，都害怕“拔出萝卜带出泥”呀。

那么现在谁应该采取行动？当然是检察院，是反贪局啦。到这个时候，专业反贪的政府机构还不出面？那国人纳税来养他们做什么？莫非连反贪机构都还有很多利益扯不清楚？难道反贪机构还想糊弄了事？难道执政党已经不在意国民骂他们贪渎了？难道中国政府和执政党的所谓反贪不过是政治倾扎的手段？对于没有利益冲突的贪渎人员，他们没有处理的动机和压力？难道对贪官他们可以随意选择处理或者不处理？恐怕全部都是。

50 新当权者 1967～1970年 73～76岁

一九六七年初，毛泽东清洗了数以百万计的各级干部，主要用军队的人来替换他们。但军队立即给毛带来新的难题。新当权者中必须有造反派的参与，而号称造反派的组织多如牛毛，互相竞争，毛只能依赖军队来选择。不少军队干部倾向选择对走资派比较温和的派别，用中国当时的话说，就是不那么“左”的人。如果让军队这样干下去，文革等于没有搞。

不遂毛意的地方之一是他爱去游泳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出身穷苦农民，十八岁参加红军，从排长一直升到上将。陈对文革非常反感，不加掩饰地表示过对刘少奇的同情。他在湖北“解放”了一大批干部，解散了下手最狠的造反派组织，抓了它们的骨干。一九六七年五月，温和派们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号称拥有一百二十万之众的“百万雄师”，陈支持这个组织加入新当权者的行列。

七月中旬，毛亲自出马来到武汉，叫陈再道改变立场。毛以为此举易如反掌，打算在陈再道照办后，用武汉给全国军队做榜样。

令毛泽东大吃一惊的是，当他的指示被传达给陈再道，说“百万雄师”不算造反派，是“保守组织”，武汉军区支持它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后，陈当面顶撞毛说：“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一般的“百万雄师”成员，还有跟他们交上朋友的军队官兵，反应更为强烈。七月二十日凌晨，他们涌上大街游行示威，反对这个指示。几百辆卡车载着数万手持长矛铁棍的工人，上千名带枪的官兵，车顶架着机关枪，到处是沸腾的愤怒情绪。人们只敢公开反对“中央文革”，但矛头暗地里指向毛。他们看到神秘的“东湖宾馆”的灯亮着，猜到毛来了住在那里，车上高音喇叭对着宾馆大声抗议。大街上出现的标语有“江青靠边站”、“毛主席受了蒙蔽”。陈将军收到许多声援信，其中一封请求他用他的权力，“一不做，二不休……把这些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世界上空前的独裁分子从地球上消灭”。

接下去数百名老百姓跟带枪的战士，冲进毛住的东湖宾馆大院里，直冲到离毛住的楼不远处，把住在另一幢楼里的“中央文革”成员王力一顿饱打后抓了去。

自掌权以来毛的安全还未受到过这样的威胁。刚从武汉返回北京的周恩来，立马转身再飞武汉，带来二百多名全副武装的中央警卫团人员。周把当年做地下工作的一套拿出来，到武汉后等到天黑，再乘汽车驶向毛的住地，还换了衣服，戴上墨镜。七月二十一日凌晨两点，毛乘夜色从东湖宾馆后门尴尬离去。三套交通工具同时待命：专列、专机、长江上还有舰艇。毛先说坐专列走，上了专列，他又说乘专机。赶到机场后，他没有上自己的专机，上了另一架飞机。机长问飞哪里，毛答：“先飞起来再说。”等飞机升空后毛才下令飞往上海。

这是毛最后一次坐飞机，对他而言也是逃命。荷枪实弹的人群居然闯进他的住地混乱地拥挤抓打，这简直是不可思议。成千上万的群众游行，对他的指示公开表示敌意，游行的队伍中还有武装军人。当伟大领袖以来，毛还没有这般狼狈过。

留在武汉的周恩来把王力保了出来，见到王力时同他拥抱，把自己几天未刮胡子的脸同王力的脸贴来贴去，还流了眼泪。王力坐飞机回到北京时，特意先到的周恩来在机场率领数万人欢迎他。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人大会声讨武汉，王力、周恩来登楼，林彪主持。

陈再道被撤职，由忠于林彪的武汉空军将领刘丰代替。卷入抗议事件的部队被改编，有的官兵押送农场劳改。“百万雄师”被解散，不肯屈服的被武力打垮。据后来官方统计，打伤打残打死的军人、干部、老百姓多达十八万四千人。陈再道和几名同事被召到北京，“坐喷气式”，拳打脚踢，陈低头弯腰六、七个钟头，被踢倒在地。这一切都不是发生在街头的批斗会上，也不是发生在不见天日的地牢中，而是在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里，打手们是空军司令吴法宪率领的高级军官。即使在流氓当道的文革中，政治局会议成了打人场所也还是独一无二。在世界政治史上恐怕也属首创。


武汉发生的事使毛又气又急，他认为百分之七十五的军队干部靠不住，决定在军内搞清洗，抓“军内走资派”。

但毛很快改变了主意。他已经打倒了大部分地方干部，军队里不能再过多地树敌。军队的稳定至关紧要。毛装作军队受冲击不是他的意思，是“中央文革”几个人假传圣旨，把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人先后抛出做替罪羊。王力是八月三十日被捕的。一个月前，他还是耀武扬威的武汉事件英雄，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百万大众的欢呼。欢呼的对象不是毛，这是绝无仅有的。荣耀的顶端也埋下了王力倒楣的根子。看到王力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对着摄影机，一边是林彪，一边是周恩来，毛泽东心里不痛快，说王力现在“膨胀起来了，要消肿”。王力跟着就进了监狱。

军队稳定了，但用谁、选谁做新当权者，还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毛不得不靠林彪，也不得不让林彪把军队的管理机构变成林的私家班子。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毛授权林彪成立“军委办事组”，负责管军队。“办事组”成员是叶群外加几个亲信将军，他们不仅靠林飞黄腾达，有的还靠林救了性命。
其中之一是总后勤部长邱会作。文革初期，邱受到残酷批斗，肋骨被打断，肩胛骨骨膜、肌肉断裂，造成终身残废。他晕过去又被冷水泼醒再打。就在他觉得自己快要不行了的时候，林彪的手令到来，下令放他。他事后给林的效忠信说：“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零点四十分，是我新生的时刻，是我一辈子、是我妻子儿女一辈子不能忘记的时刻……”

邱会作再度掌权后，对整过他的人进行大肆报复，监禁刑讯了四百六十二人，虐待的花样中包括逼着受关押者吃浸透粪便的馒头、踢生殖器等。八人死亡。

邱从小在“革命队伍”长大，看到过太多共产党的无情。长征前夕，他和几个孩子受命把党的文件捆成包，用布包好，用蜡封住，拴在石头上沉下鄠都河。当他们爬上岸时，发现等待他们的不是领导的夸奖，而是保卫部门黑洞洞的枪管。像无数向导和其他知情人一样，按规矩得杀了他们灭口。只因为某要人路过看见时讲情，他们才逃过了刀下鬼的命运。

林彪建立私家班子的胃口越来越大。毛曾派亲信杨成武当代理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林彪要把杨成武拉入自己的圈子，不果，转而要搞掉杨。一九六八年三月，林彪迫使毛把杨投入监狱。同时身陷囹圄的还有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杨、余、傅的三个位子，都是林彪想要的，他换上了自己的人。毛甚至让中央军委常委也停止办公，所有元帅靠边站，停止接收文件，一切大权交到林彪手中。毛只保持一项最要紧的权：调动一个营以上的兵力要他的许可。

林彪安插黄永胜当总参谋长。尽管黄是跟毛上井岗山的，毛连他的样子跟名字也对不上号。情场老手的黄，不久成了叶群的情夫。黄、叶之间的关系在一次长达三小时的电话中显露无遗。这次电话后来官方发表了录音，说是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偷录的，但毛搞窃听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录音这样说：

叶：我再就是怕你追求生理上的满足闯出祸来。我跟你说，我这个生命同你联系在一起的，不管政治生命和个人生命。

……

叶：我的孩子，还有新潮〔吴法宪之子〕，我们的加在一起，至少有五个吧。五、六员大将，他们将来不会矛盾，一人把一个关口，也是你的助手嘛。

黄：呃？太感激你了！

叶：在北戴河都没讲。而且我又采取了那个措施。万一要有〔怀孕〕，如果弄掉的话，我希望你亲眼看我一次。〔哭声〕

黄：我一定来！一定来。你不要这样，这样我也难受。

叶：再就是你不要因我受拘束。你对周围的人，可以开开玩笑。我不能老陪着你，我这里也忙。我心中不狭窄，你跟别的女人，可以跟她们热一点，不要顾虑我，我甚至把她们当小妹妹一样。

黄：那我不赞成。我只忠于你一个。

叶：你喜欢别人，也可以。但有一条，嘴巴要特别严。如果她讲出去，把我牵连上，那就会发生悲剧。我家也会发生悲剧。

……

叶：我觉得我们要处理得好的话，对于你有好处，对我有好处，对于我们后代都有好处。你相信吗？
黄：相信！相信！相信！

既有炙热的真情，也有冷峻的政治打算，新总长的命运便跟林家拴在一起了。
林彪把空军建成他的基地。他的亲信把他二十四岁的儿子、小名“老虎”的林立果提拔为作战部副部长，向空军宣布林立果可以“指挥空军的一切，调动空军的一切”。林的女儿豆豆当上了空军报副主编。

在把军队交给林彪的前后，毛曾设想过建立“第二武装”，像纳粹冲锋队那样的队伍，由他称为“左派”的造反派组成，去打垮“保守派”。一九六七年“七·二○”武汉受惊后，毛满怀对“保守派”的痛恨飞到上海。八月四日，上海文革中最大的一场武斗发生。经过若干天组织准备的十多万“左派”，手持长矛铁棍，把两万五千名所谓“保守派”包围在黄浦江边的上海柴油机厂，冲进去一阵毒打，一天下来九百多人受伤，许多人落下终身残疾。为了防止被围的人逃掉，东海舰队派军舰堵在江口。要调动军舰，没有毛安排绝对不可能。武斗时有两架直升飞机在天上盘旋拍电影，摄影师们两天前就在现场架设了摄影机，最后拍成一部两个半小时的纪录片，“左派”有组织地看了，毛也在别墅里看了。他后来把指挥这场武斗的王洪文提拔为中国第三号人物，祝贺王说：“看了你们的电影，你们打了个胜仗。”

“八·四”大武斗的当天，毛下令成立“第二武装”。他给江青写信，说要“武装左派”，“我们为什么不能武装左派？他们打我们，我们就可以打他们。”

发枪给平民这道命令给毛带来了他无法控制的大乱子。到底谁是“左派”是一笔搅不清的糊涂帐。没有哪派敢自称“保守派”。以安徽为例，那里的两派组织部说自己是“左派”，都有响当当的革命名字：一派称“好派”，因为他们宣布夺了省委的权，说他们的夺权“好得很”；一派称“屁派”，因为他们说对方的夺权“好个屁”。由于“左”的标准含混不清，军队把枪发给他们认定的“左派”。另一派不服，便去夺枪，时有军内同情者暗中相助。于是大批人手中有了武器，真枪实弹的武斗蔓延开来，全国城镇变成了大大小小的内战战场。中共掌权近二十年来第一次有了失控的危险，第一次滑向无政府状态。

毛不得不在九月五日下令全国各地收回已发枪支。但收枪不那么容易。他后来对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说，四川省收缴了三十六万支枪，还有许多没收上的。民间有了枪，“土匪”悄悄出现在边远地带。
除了在控制严密的上海组成一支装备了武器的上百万人的队伍外，毛放弃了在全国建立“第二武装”的设想。毛也只好停止划分“左派”、“保守派”，要各派团结起来。但各派都阳奉阴违，继续争权，武斗停不下来。

人们不上班了。经济遭到破坏。军事工业，甚至核武器工业，自文革以来第一次受到严重干扰。就连毛的个人安全也受影响。有个造反派学生想像自己是个侦探，在毛外巡时暗暗地尾随毛，从北京一直跟到杭州，消息来源是他在毛的保卫人员中的朋友。虽然两人都很快被发现关进监狱，但毛的安全工作还从来没有如此松懈过。

一年之后，不管北京怎样三令五申，武斗仍在进行。不听话的人中最知名的是蒯大富，他一心要把清华大学反对他的组织彻底打垮。无论上面怎样叫他住手，他也不听，说自己打的是“保守派”，按毛主席的指示该打。毛只好亲自出面制止他，同时也拿他做典型，警告全国大大小小的派系组织。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四万名赤手空拳的工人派进清华收缴武器。蒯下令抵抗，五名工人被打死，七百多名被打伤。第二天，他应召去人民大会堂。完全出乎他的意料，毛泽东也在场。他一头扑在毛怀里号啕大哭，哭了好几分钟——恐怕是破天荒头一个在毛怀里哭的外人。毛也哭了——感情、理智不能两全，他憋气。感情上毛恨不得把“保守派”全部打垮，但理智上毛为了政权不能不恢复秩序。他对蒯大富和其他在场的造反派学生领袖说，派工人去缴蒯大富的械是他的意思，要是有人不服，再继续武斗，就要由军队“包围起来”，“实行歼灭”。蒯等学生领袖都乖乖地保证回去照办。
毛的讲话要点和学生领袖们的保证向全国公布。紧接着大学生们被分配到全国各地，学生组织就此解散。蒯被分到偏僻的宁夏当工人。随后，一千万中学生上山下乡。总共离开城市的有一千六百万青年，为毛政权解决了失业问题。中国的红卫兵运动也烟消云散。

在非学生的造反派中，武斗依然连绵不断。不听话的被一概打成“五·一六”分子。蒯大富因为声名在外，被硬拉为“五·一六总后台”，受到“隔离审查”的处置。因“五·一六”遭殃的造反派据估计上千万，其中三百五十万被关押。


为了建立、巩固文革新政权，中共国家机器制造的暴力，其程度远超过派系之间的武斗。这一事实再清楚不过地表现在一九六八年夏的广西省。那里毛任命的第一把手韦国清将军，不惜动用机关枪、迫击炮和大炮，镇压反对他的人。

广西全省刮起了“红色恐怖”风暴。宾阳县的新当权者、六九四九部队副师长传达上面的指示说：简单的枪毙不足以吓人，“当运动起来，积极分子开始用枪杀几个问题不大，但我们要引导用拳头、石头、木棍打，这样才教育群众”。“现在告诉你们一些底：这次运动要对敌人砸死的大约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就这样，从七月二十六日到八月六日的十一天内，全县被残忍杀害的“阶级敌人”达三千六百八十一人。与之相比，文革头两年，被打死或迫害致死的“只有”六十八人。在这场风暴中，广西死了大约十万人。

当局组织了“杀人样板会”，教人怎样行凶，有些地方，政法干部亲自示范。就是在这种滥打狂杀的空气中，广西吃人成风。最有名的武宣县，毛死后的官方调查于一九八三年登记了有名在案的七十六个牺牲品。吃人往往发生在批斗大会后，被斗者被立即处死，身体上那些据说好吃的部分，如心、肝、生殖器，在人还没完全死去时割下来当场烹调，摆所谓“人肉宴席”。

一个叫邓记芳的农民，唯一的罪名是地主的儿子。在清澈纯净的滩江水畔，他被五、六个人用松枝压住手脚，一人用菜刀把胸膛剖开，掏出心肝切细由众人分享。开膛的凶手在作家郑义访问时已八十六岁了，他豪气十足地说：“是我杀的，谁来问也是这个话。……不怕！那么多群众支持，杀的又是坏人，不怕！……冤鬼报仇？哈哈，干革命，心红红的！毛主席不是说：不是我们杀了他们，就是他们来杀了我们！你死我活，阶级斗争！”


全国上下建立新政权的一九六八年，是文革大屠杀登峰造极的一年。那年毛搞了个“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要把全国所有的成年人全部审查一遍，造一个大“另册”，把新、老“阶级敌人”全部放进去，对他们加以不同惩处。“阶级敌人”类别多达二十三种，挨整的达数千万，比以往任何运动迫害的人都多。

一个目击者看到安徽当时的头面人物是怎样决定谁应该被枪毙的。他懒洋洋地随手翻着公安部门每月上报的可杀的“反革命”花名册，不时打着官腔说：“这个还留着吗？杀了算了。”又翻一页：“这个呢，也杀了吧。”他问身边人：“这个月江苏杀多少？浙江呢？”身边人回答后，他说：“我们杀个中等数吧。”人的生命便结束在这官腔的尾音下。

受害最深的省分之一是内蒙古。毛很早就怀疑有人要把内蒙分裂出去，跟外蒙古合并。那里的负责人滕海清将军为此搞了场大清查。根据毛死后的官方调查，被清查的人，有被头顶上钉钉子的，有被割舌头挖眼睛的，有被鼻孔里塞上火药点着火的，有妇女被用棍子强奸的。一个叫金雪云的回族女干部，被凶手们用铁钳将牙齿一颗颗拔掉，又把鼻子耳朵拧掉，然后打死。在这次清查中，根据官方的数字，三十四万六千多人遭到残酷迫害，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致死。受牵连的高达一百万人，百分之七十五是蒙古族人。

另一个惨遭不幸的是云南。文革前的省委书记赵建民曾积极反对毛饿死人的政策，支持刘少奇，于是有了子虚乌有的“赵建民特务案”。仅此一案，根据官方数字，将近一百四十万人受到审查，打死逼死一万七千多人。

云南新当权者谭甫仁将军，自己于一九七○年十二月被人枪杀，是毛统治下被刺杀的最高级官员。在毛的中国，刺杀极其罕见。刺客叫王自正，是军区保卫部保密员。他跟谭个人无冤无仇，恨的是中共政权。早在一九四七年，他在河南家乡参加了一支国民党武装，那支武装枪杀了当地一名共产党村干部。时隔二十年，在“清理阶级队伍”中，他家乡的村民写信给当局检举他。尽管他早已隐姓埋名，远走他乡，尽管中国是如此之大，他个人是如此之小，他还是在一九七○年四月被查出来，拘留审查。他知道等待他的命运是什么，在日记里写道：“不是死刑，也要劳改终身。我的老婆孩子也得受牵连”。他决心杀掉当地的最大人物谭甫仁，要的是“影响更大，发泄心头之恨”。一天夜间，他设法逃出关押地，先溜回家向爱妻告别，再潜入军区大院保密室，用他知道的密码销号码开了保险柜，偷了里面的两支手枪和二十发子弹，然后翻墙进入谭的住地行刺成功。当抓他的人来到他面前时，这个独特的复仇者开枪打伤两人后举枪自杀。


一九六九年四月，大换班后的新政权由中共“九大”正式确立。“八大”是一九五六年开的，尽管党章规定每五年开一次党代表大会，毛拖了十三年，把所有反对他的人都清洗干净了，才放心地开了会。

当“九大”代表的标准是“忠于毛主席”，表现方式是“对敌斗争狠”。“九大”的会场人民大会堂里没有阶级敌人，代表们就用争先恐后跳起来呼喊“毛主席万岁”来表示忠心，在毛讲话时尤其热闹。短短六百四十九字，不到两页纸，毛足足念了二十多分钟，大部分时间被冲他欢呼的口号淹没。这样的闹剧并不是毛期待的，他要的是这些人有效率地替他干事。毛逐渐显得不耐烦了，最后草草打住。事后他要大会秘书处对喊口号的时机、内容及领喊人员做出严格规定。

“九大”的政治局常委除毛以外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中央文革”这时停止活动，江青进了政治局。同时进政治局的还有叶群及林彪的亲信们，包括总参谋长黄永胜。百分之八十一的中央委员是新人，其中将近一半来自军队，广西、云南、内蒙古的新当权者都在内。林彪本人被史无前例地写进党章，称作毛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大清洗就此结尾。但杀人仍以各种名目继续进行。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毛去世，起码有三百万人死于非命。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共领导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文革“包括受牵连的在内，受害的有上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

51 玩火险些烧身 1969～1971年 75～77岁

毛泽东声称搞文革是为了阻止苏联式的“修正主义”在中国出现。开“九大”之前，他决定在中苏边境来一场小规模的、可以控制的冲突，打一场胜仗，以体现对苏联的胜利。

中苏边境长达七千公里，自双方交恶后摩擦不断。毛选择打仗的地方是乌苏里江上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岛，叫珍宝岛。这个地点选得很妙，因为珍宝岛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靠中国一侧，苏联对该岛的主权要求没什么理由。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中方用经过专门训练的部队伏击了苏联巡逻队，打死三十二名苏联军人，中方的伤亡也在五十到一百人之间。苏联立即运来重炮和坦克，在十四日深夜打响了一场大得多的战争，苏联导弹射入中国领土二十公里。死亡人数苏联是六十，中国八百。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照片专家说，乌苏里江的中国一岸“被苏联大炮轰得密密麻麻尽是弹坑，好似月亮的表面”。苏联人显然是认了真了。

苏联反击之狠使毛泽东吃了一惊。他担心苏联会入侵，在上层内部讲到苏联“打进来”的可能性。他立即下令“不要打了”。就连苏军随后对珍宝岛进行狂轰滥炸，中方也没有反击。

一个星期后，中苏间从前的热线出乎意外地响了，苏联总理柯西金（A1eksei Kosygin）要找毛或周恩来讲话。这时的中、苏两国已经有三年几乎连外交关系也没有，接线员不知所措，只能拒绝接通。柯西金的翻译试了三次，第四次被接线员臭骂一顿。毛考虑到此举会进一步激怒克里姆林宫，第二天，当中方发现苏军往珍宝岛方面移动时，他立刻要外交部通报苏联，中方“准备进行外交谈判”，言外之意就是中国不想打仗。毛最怕的是苏联在他开“九大”时来个突然袭击，“九大”还有十天就要在北京开幕了，他不能不出席。

“九大”直到结束才对外宣布，其保密状态前所未有。一千五百名代表和几百名工作人员就像被监禁在住地，大门紧闭，一律不许外出，电话全部撤销，临街的窗户不得打开，还要拉上窗帘。去人民大会堂会场时，代表们坐的车在市区里先兜一个大圈子，再从侧门分散开进院内，人隐蔽地从便门进入会场。
四月一日开幕那天，天安门广场上人民大会堂的正门，像平常一样空空荡荡，好像没事一般。会堂向外的门窗被厚厚的窗帘遮得严严实实，使人影，灯光透不出去。

毛的提防不是没有道理。几个月后的八月十三日，苏联选择了对它有利的新疆铁列克提地区，派大批坦克、装甲车深入到中国境内，把一支中国边防部队包围起来后全部歼灭。

莫斯科也还考虑过用原子弹袭击中国的核设施，为此探询了美国政府的态度。忧心忡忡的毛打破自己定的不同苏联高层来往的方针，同意柯西金一九六九年九月在河内参加完胡志明的葬礼后，归国途中来北京。苏联总理被限于待在飞机场。去机场跟他会面的周恩来开门见山就提苏联对中国核基地施行核打击的问题。但他没能从柯西金那里得到苏联不会动手的保证。一周后，周再次给柯西金写信，请他确认中苏双方同意互不使用核力量进攻对方。苏联总理的回信有意不确认周所说的“默契”。

这时一家伦敦报纸刊登了有克格勃背景的苏联记者维克多·路易斯（Victor Louis）的文章。路易斯前不久刚访问了台湾，是人们所知道的第一个苏联派赴台湾的使者。路易斯文章里说克里姆林宫讨论了空袭中国核基地的问题，同时还有计划帮中共换领导人。

毛紧张万分。十月十八日，苏联边界谈判代表团要来北京进行边界谈判。毛和中共核心怕飞机载来的不是谈判者，而是往下扔的原子弹。毛跟林彪在苏联飞机到来前便远走高飞。毛十五日去了武汉，林十七日去了苏州。十八日那天，林彪平常的午休也不休了，自始至终跟踪苏联飞机的航程，直到北京报告看到苏联人从飞机上走下来，他才放心地去睡午觉。

周恩来留在北京坚守阵地，搬进了市郊西山防原子弹的军事指挥中心。他在那里待到一九七○年二月。江青也待在西山，也许是监视周吧。

在这一场持续近四个月的战争风险中，整个中国军队进入紧急战备状态，疏散了九十四万多人、四千一百架飞机和六百多艘舰艇。全军重新开始了自文革以来处于停滞状况的军事训练。

中南海被挖了个底朝天，建造了一个巨大的可防原子弹的防空洞，这个洞由一条可并行四辆汽车的绝密通道跟天安门、人民大会堂、林彪住宅毛家湾、专为毛和其他领导人设立的三○五医院（尽管毛一次也没进去过）连接起来，一直通往西山的秘密军事中心。全国老百姓也被组织起来在城市里大挖防空洞，耗资之巨，就不必说了。毛因打错算盘带来的这场战争风险，让中国人又一次大受折腾。

这番虚惊之后，毛回到他根深柢固的信念：没有哪个国家，包括苏联，真会发疯到想侵略中国。为了保险，毛跟苏联人拉关系。一九七○年五一劳动节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特意跟苏联的边界谈判代表打招呼，说他希望跟苏联做“友好的邻邦”。很快，大使级关系恢复了，新的苏联大使几个月后来到北京，苏联袭击的可能性更加遥远。

仗打不起来，但毛继续在国内大搞“备战”，原因是备战的空气有利于加紧搞军事工业。

当军事大国称霸世界仍然是毛念念不忘的梦。文革大换班后，他强调“以战备为纲”，高速发展军工。仅核工业建设一项，一九七一到一九七五年的投资总数，就规定为前十五年投资的总和。而这时中国人均收入比贫困不堪的索马里（Somalia）还低，中国人均热卡消耗量比三十年代还少。林彪等人顺着毛的意思提出大增军工投资，“什么比例不比例”，要“比洋人还要洋”。那时中国在进口粮食。江西的新掌权者程世清将军，知道毛希望把这笔钱花在军工上，就提出不用进口粮食了，每年需要的粮食由江西包下来。这意味着江西上交的粮食将增加六倍。江西老百姓已经是喘息在生存线上了，这样一来他们怎么活呢？只要能讨毛的好，新掌权者是什么也不顾的。

政治基础巩固了，军事工业可以腾飞了，毛心情舒畅。一九七○年八月，他第三次上庐山，开九届二中全会，为下一届“全国人大”作准备，制定经济计划。从闷热的平原躯车上山后，他迫不及待地想游泳。一到住地就脱下衣服一头扎进水库。警卫劝他说水太凉，他出汗太多，他也不听。在年轻人都起鸡皮疙瘩的冰冷的水里，他一连游了半个多小时，有说有笑，连说：“好舒服啊！”毛七十六岁了，身体是出奇的健壮，胃口好得令厨师和管家惊服。他还能继续倒海翻江。

但就在这时，一件出乎意料的事发生了：毛泽东和林彪闹翻了。(待续)

今天上来，看新浪新闻。首先吸引我注意力的，是一则大标题新闻：

二00九中国企业五百强出炉 绩效首超世界五百强

这么厉害？我印象当中的中国企业（绝大多数是国有企业）都是大大的营业额数字，然后极端不成比例的利润数字。利润率少得可怜，通常是国际企业的数十分之一。但是员工数量是大大的，通常是国际企业的几倍。这次居然连绩效都超过世界五百强了？着实有点厉害的感觉啊。继续看下去：

二00九年中国企业五百强收入利润率和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百分之四点七和百分之八点九二，经营绩效指标已经一举超过了世界和美国五百强企业。

还是蛮厉害的，再看企业名录：

1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2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3 国家电网公司

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

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7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 中国中化集团公司

11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12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13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14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15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

16 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

17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18 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

19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20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21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

22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3 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

24 中国中钢集团公司

25 河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26 百联集团有限公司

27 中国冶金科工集团公司

28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29 中国中信集团公司

30 东风汽车公司

31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32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33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

34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

35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36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7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38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9 首钢总公司

40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

4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2 中国铝业公司

43 武汉钢铁(集团)公司

44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45 中国化工集团公司

46 华润(集团)有限公司

47 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48 海尔集团公司

49 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50 联想控股有限公司

哦，哑然失笑，都是这样一些“公司”啊。绝大多数是“国有大型垄断企业”。电讯、石油、电力、石油化工、保险、银行，感情都是这些企业啊。这些是公司来的吗？他们的钱是赚回来的吗？他们都是些强盗来的，钱都是抢回来的。古时占山为王的盗贼还讲究个劫富济贫呢，他们不管贫富，抢你没商量的。

绩效高于世界五百强有什么稀奇的？本来就应该的，世界五百强是靠做生意赚钱的真正企业啊。哪里有中国这些“企业”牛的？就说电讯吧，当年开始发展的时候，装一台电话要交几千块钱“初装费”，那个时候的几千块啊，等于现在过万了。全世界哪里找这么贵的电话？而且电话费想定多少就是多少，没有竞争对手啊。光是一个手机单向收费吧，讲了十几年了，不搞就是不搞。电话费呢？不说全世界最高吧，至少是最高的之一。这是赚钱吗？这是抢钱。

说石油吧，一头流通稍微受点损失，就闹着要政府补贴。政府有什么钱补贴？还不都是国民纳税？都是我们的钱。另一头还笑纳石油开采的暴利，提价的时候说与国际接轨，不降价的时候说中国国情。这是赚钱吗？这是抢钱。

这样的公司，这样经营手法，绩效高有什么奇怪？找一头猪来当老总都能做好，哪里需要那些年薪千万的家伙。

奇怪的是，在国内抢钱倒也罢了，他们偏偏还要把抢中国国民的钱拿到国外去派发，真不知道是哪国的畜生想出来的主意。这些为首的几十家公司，不是去美国上市就是去香港上市的，每年大把的钱拿到国外去分红。这是什么道理？他们缺投资吗？国内没有股票市场吗？在国内强抢的垄断超额利润，为什么要拿到国外派给美国股民？

不管谁来辩解，都不能把这样的做法说得合理了，任何人都不可能证明，这不是乱政。也没有任何人能证明，这样的执政党、这样的政府不是愚蠢至极的党和政府。

一九六六年九月中旬，毛感到他在共产党内上上下下搞大清洗的时机成熟了。他让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红卫兵宣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但究竟谁是“走资派”毛没说明。他也不知道全国众多的干部谁反对过他，谁对他忠诚。毛的办法是先把他们全部打倒，换上新的人后，再一个个审查他们。至于忠实于他的人受冤枉、受委屈，毛是不在乎的。

毛的工具此时不再以高干子弟为主体，而是遍地开花的、专整“走资派”的“造反派”组织。一九六七年一月，凭着造反派的冲锋陷阵，毛推翻了全国走资派。

共产党的控制一点也没有放松。一份份中央文件明文规定：不许抢档案（中共给人人都立了档案），不许为以往政治运动迫害的人翻案，不许“阶级敌人”“混入革命群众组织”，“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把矛头指向毛泽东或中共的人，不是被监禁，就是被枪毙，其中知名的有林昭、遇罗克。
对毛来说，造反派的用场是帮他惩罚失去权力的走资派，方式是写大字报攻击，开批斗会，打骂侮辱，游街示众等等。这也挺对不少造反派的胃口。他们有的恨领导，乘机报复。有的想往上爬，看到这是一条捷径。那些早就手痒痒以打人为快事的，那些虐待狂们，现在是过瘾的时候了。

第一个被打死的高级干部是煤炭部长张霖之，时间是一月二十一日。他曾对毛和毛的大跃进表示不满。两年前毛开始说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刘少奇问他谁是这样的当权派，毛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张霖之就是！”如今，在江青亲自导演下，张霖之被多次残酷批斗，一位目击者偷偷在日记中写到：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张部长被送至台上，强行按倒跪下。他使劲抬头，李××，戴×猛扑上前，用力压。接着，又有四个人一齐踩在他的小腿上，让他无法再站。又有些人拿着一根钉着木牌的棍子插进衣领，张部长拚力反抗，棍上的倒刺把他的耳朵、脸、鼻子都划破，顺着脖子淌血。会刚开完，李××和一群人扭着张的胳膊串过大、小礼堂游斗，后又到院里斗，大门口斗。张部长站在一把凳子上，上衣被扒光，在零下十七度的严寒里冻着。他遍体鳞伤，双手举着木牌，又气又冻，全身哆嗦。有几个家伙说他站得不直，就用小刀子捅他、割他……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

汾西矿务局的李××来京，还带来一个特制的六十多斤重的铁帽子。……斗争会一开始，几个小子就拎着铁帽子往张部长头上扣。他双腿打战、脸色蜡黄，汗珠直往下掉。不到一分钟，铁帽子就把他压趴在台上，口吐鲜血。这么折腾了三四次，张部长已奄奄一息，昏死过去。

最后，打手们把一个大铁炉挂在他的脖子上，用皮带铁头打裂他的后脑骨，他就这样死去。有专人拍照，照片送到了周恩来手里——毫无疑问，也到了毛泽东的眼前。


毛并不喜欢为后世留下纪录，也不想张扬他统治的残暴，为什么照相？答案最可能是他要看这些照片，看他的敌人受罪心里痛快解气。一些批斗大会还拍了电影，毛在他的别墅里看录像。有的批斗大会的影片也在电视上放映，配的音乐是样板戏。当时很少私人有电视，造反派被组织起来观看。

毛很清楚他从前的同事、部下们在受什么样的罪。纪登奎副总理曾回忆，毛问他挨了多少次斗，纪说他挨了几百次斗，坐了“喷气式飞机”。“毛主席听了，哈哈大笑。他老人家还亲自学做喷气式的样子，低头、弯腰、并把两手朝后高高举起，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在这样的日子中过了两三年，百万干部被流放到乡下的“五七干校”，待遇仅比劳改犯好一些。被放逐到五七干校的还有文化人：作家、艺术家、学者、演员、记者，在毛的新社会里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


取代各级干部的是军队。一九六七年一月，官兵们受命进驻全国每个单位。此后几年中，成为新当权者的有近两百八十万人次，其中五万成为县以上中高级负责人。在这批人的领导下参与管理的有造反派代表，还有留用的老干部，以保持政权的运作照常进行。如今的军队什么都管，国防倒成了其次。当担任海防任务的李德生部被调去安徽接管内政时，李请示周恩来：“万一有情况怎么办？”周答道：“仗，恐怕十年打不起来”。毛不相信蒋介石会打进来。

三月间，学生们被召回学校，尽管在那里他们什么也学不到。以往的教学秩序、方式、内容不复存在。教育恢复正常，是毛死后的事了。

社会上，人们照常上班，商店照常开门，银行照常营业，医院照常看病，工厂、矿山、邮政、交通，大体上都在运转。军工企业比以往抓得更紧，给了更多的投资。农业生产不比往年差。中国没有失控。

然而，人们的生活有了巨大的变化。变化主要在业余时间。娱乐如今全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学不完的“红宝书”，念不完的《人民日报》社论，开不完的使人头脑麻木、情绪紧张的会议，参加不完的批斗大会，看不完的对“走资派”和其他“阶级敌人”的“喷气式”。残忍的暴力成了公众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每个单位都设有自己的牢房，称作“牛棚”，折磨着自己单位的人。无书可读，无杂志可看，无电影可观，无戏剧可欣赏，收音机里也绝无轻音乐可让人放松。唯一的歌舞来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当当响的乐声中挥舞着小红书，唱着语录歌，雄赳赳、气昂昂地蹦跳着。就连江青的八个样板戏，老百姓也难以看到。


毛的新当权者们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审查被打倒的干部们，看他们是否反对过毛，抵制过毛的指示。这些干部们每人都有一个“专案组”。在最上层的是“中央专案组”。这个极端秘密的机构由周恩来任组长，康生为副，组员是陆海空三军调来的中级军官，专门审查毛想审查的人。毛特别关注的是中共上层有没有人同苏联合谋想推翻他。因为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曾对贺龙说要他“搞掉毛”，所以军队系统的第一要案是贺龙专案。案子株连整个贺龙从前的部下，贺本人死在监禁中。

中央专案组权力极大，决定抓谁、审谁、拷打谁，也对谁该受什么处置向毛提出建议。组长周恩来的签字落在许多逮捕证、处理报告上，包括建议判处死刑的报告书上。

在同事、部下备受苦难时，毛的日子过得是依然故我。中南海的舞会仍旧为他举办，伴舞女郎用大汽车运进运出，有的也上了他的大床。在被斥为“淫秽”而早就禁止的“游龙戏凤”之类乐曲中，毛依然踱步似的跳着舞。随着时间的流逝，同事们一个个从舞厅里消失，有的被清洗，有的失掉了作乐的兴趣，渐渐地，舞池里的领导人只剩下毛一个。

在没被打倒的政治局成员中，一九六七年二月爆发了一场反抗，反对文革给他们的党和干部造成的灾难。对毛一直忠心耿耿的谭震林，在大饥荒时管农业，对毛也没有怨言，这次忍不住了，对中央文革小组发作道：“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个打掉。几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第二天，他给林彪写信说他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外交部长陈毅说：“文化大革命是历史上最大的逼供信”。

可是，这批人毕竟跟毛多年，对毛诚惶诚恐。毛对他们发了一通雷霆之怒，他们就像霜打的小草一样蔫了下来，向毛作了检讨。毛左有林彪，右有周恩来，显然是无往而不胜。对这些反抗了他的人，毛用造反派惩罚他们，惩罚够了又给他们些甜头吃吃。反抗被毛轻易地压了下去。

不那么容易压倒的干部中有一位蔡铁根大校。他不仅在日记里谴责毛，甚至还在流放之地和几个朋友谈论上山打游击。他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是文革中被枪毙的最高级军官。行刑前，他向狱中的难友道别，然后从容赴死。

在一般老百姓中更有许多壮丽的英雄。其中一位是个十九岁的姑娘、德语学生王容芬。在参加了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天安门广场上的红卫兵集会后，她的反应远远超过了时代局限——她觉得这“和当年的希特勒简直没什么区别”。她给毛寄出这样一封抗议书：
请您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想一想：您在干什么？

请您以党的名义想一想：眼前发生的一切意味着什么？

请您以中国人民的名义想一想：您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

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

我郑重声明：从即日起退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同样内容的一封信她用德文写出。把这封信带在身上，她到药店买了四瓶DDT杀虫剂，然后走到苏联大使馆附近，把毒药一瓶瓶喝下。她想让苏联人发现她的尸体，把她以死来反抗文革的事传向世界。可是，她醒来是在公安医院里。她被判处无期徒刑，在监狱里受到非人的磨难。有一次看守把她的手拧在背后，上了半年的“背铐”，吃饭是滚在地上用嘴啃看守扔进来的窝窝头。当背铐终于取下来时，锁已经锈住，用钢锯才锯开，手已经动不了。这位不凡的女性活下来了，活到了毛泽东死的一天，活到了走出牢房的一天，精神丝毫不减。

49 复仇 1966～1974年 72～80岁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在刘少奇以国家主席身份会见了赞比亚代表团之后，毛泽东通过周恩来打电话给刘，要刘不要再见外国人，也不要再公开露面。同一天，毛写了针对刘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两天后当着刘的面把这篇文章印发给中央全会，向中共高层公开了刘的倒台。毛散发文章之前，特意把不爱开会的林彪接来会场，给他撑腰壮声势。林彪紧接着正式取代刘当上了中国的第二号人物。

毛开始收拾他最痛恨的人了。他从整王光美入手。毛知道刘俩口子是恩爱夫妻，整在王光美身上会痛在刘少奇心上。

王光美出身官宦家庭，父亲在民国时代曾任中国农商部代理总长，母亲是著名的教育家。一九二一年父亲在华盛顿开会时王光美出世，取名“光美”以作纪念。光美毕业于美国教会办的辅仁大学物理系，一九四六年，她本来准备接受密西根大学的奖学金，由于亲共的母亲的影响，决定不去美国了，参加了共产党。在中共根据地，人们记得打麦场上的跳舞会里，她穿着白衬衣、蓝色工装裤，秀丽而洋气。刘少奇迈着稳稳的步子，穿过舞场，走到她面前，微微一鞠躬，请她跳舞。这个举动在当时很特出，一般是女孩子们主动过来请首长跳舞。有过几次不幸婚姻的刘少奇，爱上了优雅而有大家风范的王光美。他们于一九四八年结婚。

在七千人大会上，刘捋了毛的虎须。面对临头大祸，王光美没有像有的夫人那样劝丈夫向毛磕头请罪，反而与丈夫配合默契，协助丈夫巩固地位，使毛难以对他下手。★一九六六年六月，毛在学校挑起暴力时，刘想制止混乱，派“工作组”进校管理。王光美成了清华大学工作组的成员。在清华，她同二十岁的激进学生蒯大富发生了冲突。蒯大富对政治的兴趣最初出于正义感，十三岁时他给北京写信状告基层干部腐败、欺压老百姓。文革开始后，《人民日报》把文革称为“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蒯开始有了权力欲。在一次工作组召开的大会上，他跟一帮学生把工作组轰下台，向工作组夺权。根据刘少奇的指示，蒯大富被工作组关了十八天。
（★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她被卷进了“四清”，搞了个“桃园经验”。桃园的打击对象是大队党支部书记吴臣，原因是吴“胡作非为，敲诈勒索，贪赃枉法”，大饥荒中打人，“有人证的，是三十一个人，三十九次”。吴臣被撤职。）

七月三十一日晚，蒯大富接到通知，到清华招待所去，有人要见他。他等到凌晨两点钟，在沙发上睡着了。有人摇醒了他，门外是汽车煞车的声音。突然，周恩来走进来。蒯大富说，他当时“特别吃惊，做梦也想不到周恩来会到跟前来”。他站起来，“有受宠若惊的感觉”。周恩来请他坐，他“根本连坐也不敢坐，屁股挨着沙发那么一点”。周恩来“很轻松”地、“非常有魅力”地、“很容易沟通”地让他放松下来，接着说自己来是“受主席的委托，向你了解清华的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周恩来的问题是关于工作组的，当然也关于王光美。尽管周带来一个速记员，他自己也做笔记。蒯一直讲了三个小时，到太阳升起。周说他还有工作要先回去，约晚上派车来接蒯，到人民大会堂再继续谈。晚上他们又谈了近三个小时。由于蒯大富对刘少奇夫妇的不满，他成了毛手头上整刘的利器。

十二月二十五日，毛七十三岁生日前夕，在“中央文革”指示下，蒯率领五千名造反派学生在北京游行，散传单，呼口号，卡车上安装的高音喇叭大喊：“打倒刘少奇！”国家主席垮台的消息便以这种方式向全国公开，报纸上仍只字不提。利用蒯大富，毛装作打倒刘是“造反派的要求”。

一九六七年元旦，毛对刘的“新年问候”是派中南海造反派到刘家，在屋里屋外写满侮辱刘的大标语。过了两天，又一群人闯进刘家，围攻刘少奇夫妇，“勒令”他们做这做那。这类事接二连三，都是精心策画的——只除了一件事。

那是一月六日，蒯大富的手下把刘的孩子平平扣起来，然后给刘家打电话说平平出了车祸，被汽车轧断了腿，现在医院里，需要家长来签字后动手术截肢。刘少奇夫妇焦急万分，一同跑去医院。造反派本来只是想把王光美骗出来斗争一番取乐，没想到刘少奇也来了，吓了一跳。蒯大富说：“同学们根本没想到刘少奇也会来，吓着了，也知道不敢动刘少奇。前几天，十二月二十五日，我们喊打倒刘少奇。刘少奇真在跟前时，还不敢喊。中央没有指示，不敢贸然行动，怕犯大错误。这种打倒，我们心里也是有数的，政治上的打倒，走马灯似的来回转，你也说不清什么时候就变。没有得到中央明确指示，将来追究责任，你负担不起的。所以我们同学就说：刘少奇你回去，王光美留下。”这番自白道出了造反派的自知之明，他们不是真正的造反者，只是工具。

因为这场戏不是上面安排的，中央警卫团的一个排降临了，带走了刘少奇。学生们紧张地草草斗争了王光美半个小时。这时电话响了，蒯大富说：“我拿起电话，把我吓了一跳，对方说：‘我是周恩来。孙岳同志〔周的秘书〕到了你那里？’我说到了。他说：‘王光美你不是也斗了吗？’我说斗了。他问：‘斗完没有？’我说斗完了。他说：‘那叫孙岳同志带回来，不准打，不准侮辱，听见没有？’我说听到了，我没有打，没有侮辱。我说放心，马上让孙岳带过去。他就把电话挂了。一分钟不到，又来电话，这次是江青来的电话。我唯一的一次接江青的电话。我一拿起电话就听江青在电话里哈哈笑。她说：‘你们把王光美弄过去了，你们干嘛，瞎闹呀？你们不要打，不要侮辱。’她重复周恩来的话，说：‘总理不放心，他要我打电话给你，你们斗完了赶快把王光美送回来。’”
蒯大富要江青放心。针对刘少奇夫妇的唯一一场自发行动就此告终。

周恩来这样关切是因为毛整刘有他的步骤。一月十三日夜里，毛把刘用车接到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同刘进行了一次单独谈话。造反派的那场闹剧毛完全知道，明知故问：“平平的腿好了没有？”他建议刘读几本书，特别提到《机械唯物主义》和《机械人》，说是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和狄德罗（Denis Diderot）写的。从书名可以看出，毛是要刘少奇不要太“机械”，太死板，要刘违心地认罪。刘没有照毛说的办，而是向毛再次要求辞去一切职务，下乡当农民种地。他要求毛结束文革，只惩罚他一个人，不要整其他干部，不要让国家再受损失。毛不置可否，只向刘告别，要刘保重身体。就这样，毛把跟他共事将近三十年的副手送到门口，送上死路。


几天后，刘的电话被强行拆除，他的家成了与世隔绝、墙壁地上满是侮辱性标语的牢房。四月一日，毛通过“中央文革”的戚本禹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不点名地宣布刘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紧接着，由周恩来批准，蒯大富组织了一场有三十万人参加的对王光美的批斗会。会前，周同蒯详细讨论了议程。开会时，周恩来办公室同蒯的组织保持着密切的电话联系。

一向嫉妒王光美的江青乘机报了私仇。王光美以国家主席夫人身份陪刘少奇出国，穿着漂亮的衣服，戴着首饰，而江青待在中国哪里也去不了，这些美丽的东西可望而不可即。她对蒯大富说：“王光美当时在印尼丢尽了中国人的脸，还戴项链！”“穿那些衣服与苏加诺吊膀子”。她叫蒯大富“把那些东西找出来，给她戴上穿上！”蒯回忆道：“江青是暗示——而且是明示——就是要羞辱王光美，我们怎么批都行。”

于是蒯的人把一件中国旗袍罩在王光美身上。因为天冷，光美穿着毛衣，紧身的旗袍被硬套在上面，绷得鼓鼓囊囊的。脖子上给她挂了一串乒乓球，表示珍珠项链。整个大会都拍了新闻纪录片，蒯大富事后看了。

要是毛本人也看了，他能看到，王光美没有屈服。在批斗会前的审问中，她针锋相对地为自己、为丈夫答辩，表现出出众的勇气和机智。审问者要她“交代”刘少奇的“罪行”，她说：“刘少奇没有罪，叫我交代什么？”审问者刚说：“三反分子的臭老婆，我们早定你——”，王光美打断他们的话说：“中国的妇女，中国的女共产党员是独立的。”在她就要被带上台去面对几十万人狂呼“打倒”口号、似乎要把她撕成碎片的场面时，审问者问她：“王光美，你怕不怕？”她平静地说：“我怕什么。我不怕。”她带来了毛巾，牙刷，准备好从这里就进监狱。

几十年后，蒯大富带着敬意谈起王光美：“她很坚强。叫她低头她不肯，当时同学一定要叫她低，使力强压，硬按，一下把她压得跪下了。她立刻又爬起来。王光美她是不服气，她那个时候对毛泽东很有意见，但是不敢说。戚本禹的文章她就公开反驳，说我没有讲过那些话，为什么叫我检查，这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做的事。她还是很坚强的。”事后，王光美给毛泽东写信抗议。

刘少奇也给毛写信抗议，还不止一次，毛的答覆是惩罚升级。七月十三日，毛离开北京去外地，临走时让戚本禹代理中央办公厅主任，负责整刘少奇等人。毛一走，几十万造反派就奉命在中南海墙外安营扎寨，架设了上百个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地冲着中南海内声嘶力竭地咒骂刘少奇，什么“把你这条老狗揪出中南海”，什么“你这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刘的下级被人群牵来引去，在墙外轮番批斗。

在这场闹剧的高潮中，刘收到“勒令”，要他写检讨，“老老实实向毛主席低头认罪”。“勒令”表面出自北京某学院的造反派，给人印象好像这是“群众要求”。但通知刘按“勒令”调子写检讨的，却是毛的大总管汪东兴。显而易见，这是毛一手操纵的。刘断然拒绝了毛的要求。王光美拿起安眠药瓶子朝刘晃晃，意思是她愿与刘一同自尽。刘对她摇了摇头。他们俩都没出声，知道有窃听器，怕安眠药被没收。

毛明白刘少奇的勇气很大程度来自他的妻子，下令把两人分开。七月十八日，刘少奇夫妇接到通知，说两人当晚将被分别批斗。他们预感到这将是生离死别，三十多年后，王光美回忆起那一时刻：
此时，我只对他说了一句：“这回真要和你分别了！”就怎么也忍不住，眼泪流了下来……

傍晚，我完全平静下来，等着来人揪斗了。少奇生平唯一的一次为我打点行装，拿出我的衣服放好，整整齐齐。在最后的几分钟，我们面对面地坐着……这时，一向不爱说笑的他，却说：倒像是等着上花轿的样子。我也跟着他笑起来。

批斗会结束后，他们被分开看管。他们最后又见了一面，那是八月五日，毛《炮打司令部》一文问世一周年。蒯大富计划大搞一场批斗会，组织几十万人，“把刘少奇揪到天安门广场，搭一个大平台，把他们抓出来斗。江青支持我们的意见，她把意见整个地原封不动地转给中央。”蒯大富连台子都搭好了。可是毛掂量再三，否决了这个做法。他一直对外国人声称野蛮低劣的批斗方式和语言都是红卫兵搞的。如果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外国人无疑会认为这是毛的支使，对他“世界革命领袖”形象将十分不利。外国“毛主义者”们许多已经对毛的大清洗非常反感了。西欧毛派中最老资格的共产党人、比利时的杰克·格瑞巴（Jacques Grippa），自己曾在纳粹集中营里受过刑，知道受折磨的滋味。他写信给刘少奇表示支持。信寄到中南海，被退回来，上面写着：“查无此人。”

毛还有一怕，怕刘少奇夫妇开口。迄今的批斗已使他领教了他们锐利的反驳。斯大林在清洗政敌时曾搞过假模假样的公开审判，因为他的政敌事前已乖乖就范。毛不敢对拒绝就范的刘少奇夫妇搞这套把戏。他只得决定在中南海内部由中央警卫团的战士穿着便衣，跟中南海工作人员一道批斗他们。
八月五日那天，中国第二、第三号最大“走资派”邓小平、陶铸，也在中南海自家的院子里同时挨斗。毛要打倒他们，是因为他们不愿同毛合作搞文革。毛仇恨他们的程度远不如像对刘少奇，对他们的批斗也就温和了不少。陶铸夫人曾志是毛早期的朋友，毛对她格外开恩。批斗会上，当她丈夫被揪着“坐喷气式”，挨打受骂时，她还可以坐着。曾志看见人群里有个女人跳起来要抓她，这时有人朝那女人摇摇头，女人马上就放开了手。曾志明白，这是毛在保她。

她也清楚，毛的保护是有条件的。当患癌症的陶铸被流放外地时，汪东兴问她要不要陪陶铸去。大家都明白，曾志要是去了，就会惹恼毛，她和唯一的女儿也就完了。于是，她和丈夫商量后决定不去。陶铸孤单地死在合肥。

刘少奇在中南海批斗会上，沉着有条理地对冲着他咆哮的人群进行答辩，但很快就被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打断，小红书向他劈头盖脸地打去。他和妻子被乱扯乱拉，头发狠狠地揪向后面，让他们扭曲的脸对着照相机和电影摄影机。这些镜头是给毛看的。操纵批斗会的中办代主任戚本禹的秘书，担心斗得不够狠，怕拍到镜头里“气氛不够”，一度宣布休会，重新布置。批斗会再开始时，从电影里可以看到，刘少奇被打倒在地，一堆人对他又踩又踢。

刘的孩子们，包括六岁的小女儿，被带到会场看父母挨打受辱。毛的女儿李讷也在场，做毛的特别观察员。

毛也许很解气。但他不可能看不出，他打不垮刘少奇夫妇的意志。批斗会上有一刻，王光美突然挣脱扭住她的人，扑到丈夫身边，一把紧紧抓住他的衣角。在拳脚交加下，他们俩挣扎着死死地手拉着手，挺直身子互相对视。

王光美为她的无畏加倍付出了代价。一个月后，她被正式逮捕，罪名是“美国特务”，外加“国民党特务”和“日本特务”。她在秦城监狱度过了十二个春秋。有相当长时间，她只许坐在铺板上，不许走路，一年半没有放过风，致使她多年腰不能直。专案组建议枪毙她，被毛泽东否决，毛要让王光美生不如死。

王光美的亲属也受到牵连。七十多岁的母亲被多次揪斗并关进监狱，几年后死在里面。刘的孩子被赶出家门，有的被批斗，有的被关押，一个被逼得卧轨自杀。至于刘少奇本人，他备受煎熬的囚室，就是他在中南海的住处，离毛的房子不过一箭之遥。


刘这时快七十岁了，与妻子诀别后不到几个月，身体就完全垮了。他多年来靠安眠药睡觉，现在药量被大大减少，同时又强迫他改变多年来为了与毛的作息时间同步而形成的白天睡觉夜里工作的习惯，白天不准他睡觉。这使刘永远处于一种无法睡眠、神思恍惚的状态。他多次晕厥，一条腿拖拉着抬不起来，吃饭由卧室到餐厅，二十几公尺远，要走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吃饭时，手嘴不能配合。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有关部门的报告说，原则是让刘半死地活着：“能保证刘吃饱，饿不死就行。”致命的病，像肺炎、糖尿病，给治，医生来诊病时先骂刘一通。对刘神经病变引起的神志不清、大小便失禁等，则听之任之，让病况一天天严重。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九日的《刘少奇情况反映》，用毛泽东时代的典型语言写道：“〔刘〕装糊涂的事越来越多。比如用梳子、肥皂刷牙，袜子穿在鞋上，短裤穿在长裤外面，有时把两条腿穿在一个裤腿里，装疯卖傻，尽出丑态。”

这年夏天，毛两次通过汪东兴对医护、看守人员说，对刘“要把他拖到‘九大’，留个活靶子供批判。”治病不是为了救人，而是为了“保护活证据，向‘九大’献礼。”毛想在“九大”上把刘开除出党。要是那时刘已经不在人世，这幕戏就会失掉光彩。“九大”一过，就可以任“活靶子”死去。
到十月，刘少奇已是靠鼻胃管灌食维持生命，随时都可能死亡。开“九大”的时机对毛还不成熟，毛只得匆忙召开了个中央全会，把刘开除出党。“全会”不全，出席者只占中央委员的百分之四十七，其他的都被清洗掉了。全会还撤销了刘的党外职务——国家主席，连“人大”的过场也不走。

毛给刘定罪的调子是把刘打成“特务”。这样既可以置刘于死地，又避免涉及到毛。毛怕人向刘提问，怕刘开口回答问题，连刘的专案组也不许审讯刘，甚至见刘也不准。这在办案上恐怕还是件新鲜事。为了找“罪证”，专案组大肆抓人，五十年代由苏联设计的“中国第一政治监狱”秦城，在文革初期扩建一倍半，关的不少是跟刘有关的人。一九六六年第一名囚犯，代号“六六○一”，就是曾在刘少奇与斯大林之间做过翻译的师哲，逼他交代的问题有“斯大林是怎样发展刘少奇当特务的？”同时关在这里的还有美国人李敦白，四十年代他与王光美有过一面之交，现在逼他承认是他把王光美，甚至刘少奇，发展为美国情报部门的特务。李敦白看得出来，审讯他的人尽管歇斯底里地叫喊，自己也不相信这一指控。被关押的国民党特务头子沉醉也反覆被审，要他说王光美是军统特务。

被审的人大都尽了最大努力不撒谎。坚持说真话的人中有两位是前中共领导李立三、张闻天。为此，他们和家庭都遭到监禁，两人也过早地辞世。李立三夫人李莎是俄罗斯人，三十年代李立三在苏联大肃反中坐牢时，曾共过患难。这位为爱情付出巨大牺牲的女性，如今在毛泽东的铁窗后度过了漫长的八年。

刘少奇专案组的成员也有不愿造假证据的，专案组因此三次换人，两名负责人锒铛入狱。当然，捏造证据跟拿不出证据一样危险。毛在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说：“整出来的刘少奇的材料，也不能全信。比如说他一九四六年冬季和美国勾结，组织反共同盟军，要美国大规模出兵打共产党，并且要沈其震经过司徒雷登介绍去见杜鲁门、艾奇逊。有的材料是故弄玄虚，是骗我们的，耍我们的。美国大批出兵，当时国民党都还不愿意呢。”最后专案组只好罗列一串莫须有的罪名，说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这份《审查报告》由周恩来在中央全会上宣读。专案组曾建议对刘处以极刑，毛不同意。要刘死他有别的法子。

刘死前的痛苦毛一清二楚。不仅有呈送给他的报告，还有为他拍摄的照片。从其中两张可以看到，刘在极度难受中紧紧握住两个硬塑胶瓶子，瓶子被他捏得变了形，成了两个“小葫芦”。“九大”开幕时，毛用完全无动于衷、连假慈悲也不屑于装的声音宣布：刘快死了。

刘少奇到死也保持着尊严。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一日，他曾为自己写了最后一份答辩，中间提到毛早年就是个专制者，二十年代初期他在毛那里开会时就“根本无法发言，最后，总是照毛主席的意见办理。”为了这些话，江青等人气急败坏，批示说刘“恶毒的攻击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反革命放毒要批臭”等等。任这些人去暴跳如雷，刘少奇从此一个字不写，一句话不说，用沉默表示他独特的抗议。

一九六九年十月一个寒冷的夜晚，刘在一床被子下半裸着身体，被抬上飞机送往开封。当地医生要求给刘透视诊病，上面不准。在刘病危时要求送医院或会诊抢救，也被拒绝。死亡在十一月十二日到来。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刻，刘的尸体被秘密运往火葬场火化，脸用白布包着。火葬场的人接到通知说死者患有急性传染病，要他们全部离开，只留两名工人看炉点火。火葬单上填的是假名字。
刘少奇的死极端保密，毛直到咽气也没敢对中国人民公布。权势熏天的人在除掉政敌后往往喜欢张扬庆祝。毛却怕人知道，怕刘的死讯传出会激起人们对刘的同情。刘死后的这些年，毛不断在媒体上批刘，给人印象刘还活着。毛虽然报了仇，但心虚已极。


除了刘，毛最恨的人要数彭德怀了。毛让他也吃够了苫头，结果是同样的不能令他称心如意。文革开始后，毛派北京地质学院造反派到四川把彭抓来北京。造反派领袖朱成昭，在回京的火车上同彭德怀长谈，彭把庐山会议的大致情况讲给他听。他幡然醒悟，佩服彭德怀，不仅一路保护彭，回北京后还给毛写信，说整彭整错了。信寄出后，朱成昭从几十万人的指挥转眼变成阶下囚。牢狱多年，他仍不后悔。另外一个造反派首领，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在批斗彭时打过彭。后来韩对自己的行为非常后悔。

在北京，彭被几十个单位轮番批斗，被大皮鞋当胸踢，被木棍打断骨头，在批斗台上昏过去、醒过来。由于毛怀疑他曾跟赫鲁晓夫商讨过倒毛，他被提审二百六十余次，最后精神出现错乱。在监狱里，他写下一生的经历，对毛的指控做出坚决的反驳。一九七○年九月完成的自述结尾写道：“我仍然挺起胸脯，大喊百声，问心无愧！”

彭体魄强壮，他受的磨难也就比刘少奇长久——一直持续了八年，直到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他终于倒在直肠癌下。像刘一样，他的火化也在极端保密的状况下进行，用的是假名字。像刘一样，他的死在毛生前也没有敢公布。(待续)

消息摘录：

8月29日，江西吉水县滨江国际城的开盘现场，十几名武警为开发商看场。目击者表示，一千多名买房者在知道被忽悠后，愤怒的冲破武警和保安的封锁，拥进售楼部打砸沙盘模型、桌椅等物品泄愤。社会人员提着长刀进来威吓群众。目前有关部门尚未对此事件作出回应。

近日，格外醒目的“史上最牛楼盘开盘，武警为其看场”一帖在各大论坛传播，引起网络热议。帖子表示，场面一看就让人知道开发商不一般啊。可是一千多名不被忽悠的购房群众，在累积的愤怒到达临界点后终于爆发，冲破武警的阻拦，怒吼着砸向售楼部，场面一度失控。

网友“水哥”在吉安信息港论坛里发布的《吉水县滨江国际城的喜怒哀乐(8·29事件调查报告)》，这个帖子详细描述了当天开盘的情景。据透露，到场的武警来自吉水县武警中队。

8月29日上午，江西吉水县滨江国际城的开盘现场，十几名武警为开发商看场。一千多名买房者在知道被忽悠后，愤怒的冲破武警和保安的封锁，拥进售楼部打砸沙盘模型、桌椅等物品泄愤。（大纪元）
“水哥”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介绍说，他是吉水人，目前在东莞打工。因为收入不足以在东莞购房，便打算回到老家江西吉安市吉水县买房。他说，吉水县城经过十年扩张，县城人口已由当初的五六万人暴涨到如今的12万人，而且随着峡江电站的即将开工建设，4万人的迁移大工程，许多有些储蓄的移民区居民为了以后有更好的生活环境，拥入县城购房，县城商品房的严重供应不足，导致吉水出现哪里有开盘，哪里就有抢购商品房热潮。目前吉水一共就两个楼盘开卖。滨江国际城就非常引人瞩目。

开盘前，在吉水的论坛里，不时有网友相互打听滨江国际城开盘的消息。终于，开发商通知购房者于8月29日凌晨5点之前到场准备摇号买房。据“水哥”了解，凌晨3点就有人到场排队，想挑好点的房子。

“水哥”称，7点左右，摇号开始。他看到现场有大约12名武警在舞台周围维持秩序，大多数没有佩戴姓名牌，他发现只有一名武警戴了姓名牌，姓李，但名字现在已经不记得了。

上午10点半左右，抽签只抽到了不到100位购房者，有从封锁的售楼部里面传出来的消息说一期300套商品房已经大部份被售完。

据目击者表示，这一刻人群中爆发了怒吼声，1000多愤怒的群众冲破武警和保安的封锁，拥向大棚与售楼部入口处，几百个矿泉水瓶同时砸向开发商的工作人员，人们砸碎桌椅，推倒楼盘的沙盘。这时武警已不知所踪，几个保安想隔离售楼部内外的人群，被愤怒的人群一阵乱踹，大门再也关不上了，人群中一阵阵的吼声，每砸碎和推倒一件物品，人群中都爆发一阵叫好声：砸得好！

失控场面持续不到半个钟，几个光着上身的瘦高男子提着一尺多的长刀进来，掌控整个局面。流氓们将长刀对着怒吼的群众喊道：“谁敢动这里的东西，就一刀捅死他！”开发商采取以暴制暴的方法威吓百姓，面对有生命危险的威胁，许多人纷纷退出售楼部。但里面仍挤着众多群众，流氓们提着长刀围站在中央，扫视着人群，局面被控制，这时，十多名武警坐在售楼部门口。

当天下午开发商为了安抚众多愤怒的购房群众，再次推出第二期11号楼电梯房。

而9月2日，吉水县房地产管理局在回复群众来信时称，滨江国际城项目没有达到商品房预售条件，没有拿到《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呼吁大家不要盲目抢购商品房。地产公司工作人员回避记者采访，吉水县有关部门至今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武装警察法》8月27日刚刚出台，严格规范了武警部队的调动使用，8月29日发生的这起事件，民众对此议论纷纷。网友表示，没想到现在的武警什么都干！下次是不是会到我家门前站岗？

博主评论：说起来，这起事件其实真不是太大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冤情之类的东西。无非是有人要买房子，没买到或者说房子内定给某些既得利益集团了，也不是什么很大的事情。拿来跟瓮安、四川灾区家长、结石宝宝家长之类的事件比较，更不值一提了。

但是，我把这篇文章挑出来，因为我看到了一点点特别的地方，就是武装警察与黑社会被混合使用了。固然武警法刚通过，这样使用武警，很明显可以看到官商勾结的事实。但同一个事件，同时使用了武警和黑社会分子，则更值得大家深思了。

相信这是常识，警察与黑社会是天然对立的两种势力，警察的存在必然与黑社会分子是对立的。警察碰到黑社会分子，是必然要执法的，要把黑社会抓起来的。虽然大家都明白现在中国的警察与黑社会分子已经很难分开了，尤其是当大家看到城管甚至执法的时候，其实已经当他们是黑社会分子了。但是，至少表面上，见到黑社会分子，警察多少要做些样子出来，即便要同时使用，那也得分个先后对吗？

至少黑社会分子出现的场合，警察不要出现或者事后才出现，这样至少不会太难看，太显得警匪一家了。武警替有钱人看家护院的事情历代都是有的，但至少不要太明目张胆了呀。武装警察居然与黑社会分子同时出现，同时活动，那警察与黑社会分子有何区别？政府与黑社会有何不同？

我们可以从这个事件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至少在某些级别上，执政党及其政府不介意将自己与黑社会等同起来。这是一个“法治国家”应该出现的现象吗？这是一个正常社会应该出现的现象吗？恐怕，这是末世纪的乱象吧？这样的执政者，是不是正在走向自己的灭亡呢？值得观察。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彭真似乎还想跟苏联取得联系。克里姆林宫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出席即将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自从马利诺夫斯基事件以来，毛不要任何领导人去苏联。三月初讨论这个问题时，大家都说不接受苏联邀请。几天后，彭真却要刘少奇再开一次会覆议，在会上他力主派人赴苏，说：上次会议讨论时认为不宜参加，现在可考虑从另一角度看，可以参加。刘少奇审慎地说：上次会议已有定论，并且已报告毛主席；现在从另一角度来考虑，议一下是可以的。会后，刘同意了彭真的建议。彭真接着几次打电话给秘书班子，要他们起草报告给毛。没人敢起草，最后彭真自己写了一份报告。也许，彭真是想借用苏联的力量来制止毛。毛收到报告后不久，就指控彭真企图“搞政变”，“里通外国”。

毛泽东早就在怀疑他的同事们想伙同苏联搞掉他。上年十一月，当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时，他首先采取的步骤之一，是解除熟悉俄语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职务，把杨调到千里之外的广东去。作为中办主任，杨的职责包括负责中共同莫斯科的联系。后来，杨被关进监狱，要他交代他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同莫斯科的关系。同样身陷囹圄受到反覆审讯的，还有中共高层的俄语翻译们。

毛还怀疑杨尚昆对他搞窃听。毛对他讲话的记录一向敏感，不喜欢存档，上台前，他给苏联人发了电报后常常划根火柴把底稿烧掉。掌权后，他经常叫听他讲话的人不要记笔记。但毛的话是“最高指示”，没有白纸黑字，下面的人怎么去贯彻执行？毛不得不允许笔记或录音，中央办公厅在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安装录音设备。有次录音员不小心跟毛的女友开玩笑，说毛跟她在专列上的事，他“都听到了”。毛的女友大惊，报告了毛。毛当即下令拆除所有录音设备，销毁所有录音带。负责处理录音带的官员告诉我们，他认为这些宝贵的历史资料被抹掉太可惜，就大胆作主把录音内容先抄下来再抹，后来干脆不抹了，都保存了下来。他胆敢这样做，后台是彭真。彭真对他说：“看着办，能留就留，我去跟主席说，就说都毁了。”

毛的住处、开会的地方、乘坐的汽车全部都检查了，没有发现窃听器，但毛心里始终不踏实，被卷入录音事件的人后来都受到审问，有的被整死。毛怀疑录音是个大阴谋，跟苏联人有关系。

苏联人此时的举动也令毛惶恐不安。一九六六年一月，苏联最高领导人有史以来第一次访问外蒙古。勃列日涅夫之后，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也去了。苏蒙签订协定，苏军开进外蒙古，在中国边境摆开重兵，苏联坦克离北京只有五百公里，而且一马平川。外蒙古领导人泽登巴尔（Yumjaagiyn Tsedenbal）因毛在前些年曾企图推翻他而格外敌视毛。他积极与苏联配合，声称要在中国开展“反对毛泽东集团的斗争”。勃列日涅夫同毛没打过交道，却在几年前刘少奇访苏时陪刘到处参观，一块坐横跨西伯利亚的火车旅行，两人相处融洽。如果刘少奇、彭真与苏联内外呼应，毛的命运的确有倒悬之危。

就是在这些背景下，毛同意了林彪的要价，让罗瑞卿问题“升级”。三月，突然召开批罗会议，气氛骤变，人们挨个发言谴责罗为“野心家”、“阴谋家”、“定时炸弹”。三月十八日，罗跳楼自杀。他没有死，但双脚粉碎性骨折。自杀成了新的罪名，使他遭到更加残酷的对待。后来开批斗会时，他无法走路，批斗者就用箩筐把他连拖带拉地弄上台，残肢搭拉在筐外。

罗瑞卿跳楼的第二天，江青给林彪写信。林该帮毛干事了。江青要求林表态支持她重新写过的《纪要》。毛对《纪要》做了十一处修改，把标题从“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亲笔改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以点明林彪的支持。林彪表态全力支持毛的文革，以自己和军队的名义要求“彻底搞掉”“文艺黑线”，“把这一场革命进行到底”。


林彪的立场带动了周恩来。迄今为止，周的态度模棱两可。现在他明确告诉彭真，他要“和毛主席保持一致”。毛、林、周三位一体，毛胜券在握。

四月十四日，《纪要》发到全国。一个月后，政治局开扩大会，宣布北京市长彭真、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为“反党集团”。毛没到会，只传令会议通过他事先准备好的打倒这四个人的《通知》。四人中有两人到会，他们跟在座的其他人一样不知所措，只能听天由命。刘少奇主持会议，尽管刘清楚毛的目标最终是自己。刘平常不动声色，这次他难以自制。当得知《通知》稿一个字也不能改，一个标点符号也不能动时，他激动地说：“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叫大家讨论，提了意见不改，连几个字都不改，这不是独断专行吗？”他接着问彭真：“对通知有什么意见？”彭真无可奈何地答道：“没有意见。”刘少奇显然希望他勇敢地站出来说点什么，再追问一句：“是赞成，还是反对？”彭真垂下头，默默无言。刘只好叫同意《通知》的举手。人人都举了手，包括彭真，包括刘少奇本人。这就是后来称为文革宣言的《五·一六通知》。“反党集团”不久便被投入监狱。

毛向随后到访的北越领袖胡志明说这四个人“是国民党的人”。胡志明问他这怎么可能，毛的回答是：“我们还没有确凿的证据，只是怀疑。”

林彪在这次会议上把毛要清洗的人骂为“王八蛋”。他宣布谁要是反对毛，就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这句杀气腾腾的话，他一连说了两遍，说时还像宣誓一样，举起右臂，握紧拳头，目光带着威胁扫视全场。

林的讲话里直言不讳大谈“政变”，这在讲究意识形态的共产党世界是件稀罕事。林说：“最大的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防止‘苦跌打’。”林警告在座的，毛预防政变已经好几年了，尤其是“最近几个月”，他“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门、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他还透露：“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

毛的确做了许多准备。他对阿尔巴尼亚的国防部长说：“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现在北京有三个陆军师、一个机械化师，一共有四个师。所以，你们才能到处走，我们也才能到处走。”中央警卫局遭到清洗，一个副局长被整死，两个侥幸活了下来，唯一剩下没挨整的是毛的大总管汪东兴。同样彻底换班的是公安部门。公安部的副部长们（部长是毛信得过的谢富治），北京市公安局的局长，都被抓起来，原因是他们在历史上同刘少奇有关系。内蒙古自治区负责人、蒙古族的乌兰夫也成了阶下囚。苏联在外蒙古陈兵百万，毛怕边境这边有内应。

林彪一边为毛护驾，一边处理了点个人的事情。四人“反党集团”里，除罗瑞卿以外，他还憎恨另一个人：中宣部长陆定一。陆的夫人严慰冰几年内往林家写了五十多封匿名信，骂叶群性生活乱，是延安著名“托派”王实味的情妇，说林的孩子不是林的。有的信寄给林的孩子们，描写叶群如何做爱。信上署名有时用大仲马（Alexandre Dumas Pere）《基度山恩仇记》（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中的“基度山”。严慰冰其实是个精神病患者，本来该送医院，却被林彪送进了监牢，在那里度过了九死一生的十二年。

在大谈“政变”的政治局会议上，林彪把一张纸放在每个出席者的面前。瞠目结舌的高官们看到：

我证明：
一、叶群在与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
二、叶群与王实味根本没有恋爱过；
三、老虎、豆豆是我和叶群的亲生子女；
四、严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谈一切全系造谣。
林彪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四日

一本正经的政治局里，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教人尴尬的场面。

林彪的行为看起来荒唐，其实有很实际的目的。他就要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叱吒风云了，然而他最不喜欢开会、见人，得靠妻子替他办事。叶群的名誉不洗干净不行。林彪是在为叶群“正名”。

充满活力的叶群性欲旺盛，但从林彪那里她既得不到性满足，又得不到爱情。林彪对她冷冰冰的，让她觉得像“小媳妇受气”，“如同伴着僵尸”。她对林彪还不得不装出一副顺从温情的样子。生理上寂寞难耐，精神上充满痛苦，她性情变得乖僻反常，毒打女儿林豆豆，逼得豆豆两次自杀未遂。在长期压抑的环境里，叶群跟江青一样变得歇斯底里，如今要从搞政治阴谋和政治迫害中寻找释放——尽管她整人不像江青那样恶毒。她的主要作用是做林彪的助手。

毛泽东同林彪的讨价还价完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降临了。

48 浩劫降临 1966～1967年 72～73岁

一九六六年五月底，专为毛搞大清洗的中央文革小组（简称“中央文革”）正式成立。名义上的组长是陈伯达，实际掌权的是江青，康生做“顾问”。“中央文革”同林彪、周恩来一道成为毛的新“内阁”。刘少奇的倒台只是时间问题。

为大清洗开道，对毛的个人崇拜被推到疯狂的顶点。每天的《人民日报》头版都有一栏“毛主席语录”，经常还有毛的巨幅照片。毛像章铺天盖地，两、三年中生产了四十八亿枚。毛的像印了十二亿张，《毛泽东选集》印了八亿套，超出全中国人口数量。这年夏天，以“小红书”著称的《毛主席语录》也上了市，全国人民人手一册，走到哪里，举到哪里，天天要念，要背，要摇晃。

社会上掀起了恐怖的浪潮。毛挑天生好斗的青少年学生作制造恐怖的工具，拿学校老师当牺牲品。从街头巷尾到处竖起的高音喇叭里，从《人民日报》一篇又一篇的文章里，学生们得知学校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着，教的都是“毒草”，老师把他们“当敌人”，用考试来“迫害”他们。考试从此取消。学生被号召“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没人解释老师怎么可能加害伟大领袖，也没人说明伟大领袖到底出了什么事。

学生们动了起来。他们本来就有强烈的政治参与欲望，这种渴望迄今完全受到压制。现在毛允许他们在他操纵下参与政治。他们激动地建立组织，按毛定好的调子、设下的框架行事。

六月二日，北京清华附中学生贴出大字报，结尾署上的是一个响亮的名字：“红卫兵”。意思是要保卫毛泽东。与一九五七年校园里的大字报回然不同，这里毫无人性，毫无思想，除了蛮横就是乱骂：“什么‘人情’呀……都滚到一边去！”“我们就是要粗暴！”“我们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毛播下的“对敌人要狠”的种子正在破土而出，多年精心灌输的对他的无条件崇拜现在开花结果。那些血液里躁动着暴力，最容易受煽动的青少年，开始了为毛的冲锋陷阵。

毛下令学校从六月十三日起停课。他说：“现在停课又管饭吃，吃了饭要发热，要闹事，不叫闹事干什么？”六月十八日，北京大学校园里设起了所谓“斗鬼台”，几十个教师、干部被抓到人群前乱打乱斗，脸上涂墨汁，头上戴高帽子，罚跪、揪头发、连打带踢，妇女被乱摸私处。暴行在全国蔓延，自杀成风。


毛在外省掌握局势。他是头年十一月发动文革时离开北京的，南下到中国腹地，八个月中不停地换地方住。六月全国动乱四起时，他闹中取静，住进了一所他还从未涉足过的格外幽静的别墅：韶山村外“滴水洞”。那是毛七年前回韶山时授意建的。他当时在水库里游泳，对周围好似世外桃源的僻静动了心，对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咯个地方倒很安静，我退休后，在这儿搭个茅棚给我住好吗？”周小舟不久被打成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成员，“茅棚”也暂时没修。第二年，毛又对接任的张平化再提此事，于是有了称作“二○三工程”的滴水洞：一座钢筋水泥的单层巨厦。整片山全部封闭，居住的农家一概迁走，后来又在“洞”内添了防地震、防原子弹的特别房间。造价是天文数字，修的时间正是大饥荒最严重时。毛在这里一共住了十一天，再也没有回来过。

毛的灰色住宅不协调地坐落在柔和的青山绿水间，四周山花烂漫。房子背后是毛家老祖宗的坟地，面对龙头峰，是块风水宝地。毛看到很高兴，跟他的警卫们谈开了早年风水先生怎样把这里称作“龙脉”。

虽然毛回“家”了，但一个村民他也没见。在去滴水洞的路上，有个打柴的小姑娘好奇地朝忽然驶过的汽车看了一眼，恰好毛掀开窗帘往外观看，被小姑娘瞧见了，兴奋地回去报告了村里人。很快，公安人员就找到她家，警告她说：“你看错人了，车里坐的不是毛主席。你再不准乱说了！”村子里特地开了会，告诉老百姓不要“乱想”。毛任何外人都不见，除了看书，批阅文件，就是思索问题。散步不超过三百公尺，甚至人到水库跟前也没有下去游泳。

六月底，毛回北京的形势成熟了。途中他逗留武汉，七月十六日在成千上万的人观看下，在长江里游泳一个多小时。就像十年前一样，这是一场“政治游泳秀”，毛在向他的政敌发信号：以七十二岁的高龄，他有这样的体魄、精力和决心来打垮他们。毛的信号也是发给全国人民，特别是年轻人的：“跟随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无处不在的高音喇叭，配着音乐反覆喊这句口号，把已经躁动的头脑煽得更加狂热。这次游泳的宣传规模之大，连在外国也出了名，好些外国人提起毛时，都知道他的“游泳”。

七月十八日，毛回到北京。他立即召集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天天同主持日常事务的周恩来见面，过问详情。他异常忙碌，整天不是开会就是找人谈话。毛没有搬回他在中南海的房子“丰泽园”，说是刚维修过的房子住起来不舒服。其实，他是怕房里装了窃听器，或更可怕的东西。他搬进一个最意想不到的地方：中南海室内游泳池的更衣室。在那里他住了整整十年。


就是在这几间单调的更衣室里，毛制造了“红八月”的大恐怖。八月一日，他给那些发誓“我们就是要粗暴！”“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表示热烈的支持”。他把他的信，连同红卫兵凶神恶煞的大字报，印发给他几天前刚下令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要与会的各地大员支持红卫兵。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不久将被毛清洗，但眼下毛用他们来推动红卫兵的发展。他们的孩子们组织扩大了红卫兵，红卫兵在全国势如燎原之火。

八月五日，在高干子女成群，毛的两个女儿也曾就读的北京师大女附中，学生们第一次活活打死了自己的老师，五十岁的副校长卞仲耘。这位四个孩子的母亲，被强迫挑重担子来回跑，女学生们用皮带抽她，用带钉子的木棍打她，用开水烫她。卞仲耘就这样被折磨至死。当天晚上，学生到北京饭店请示北京新领导怎么办。没有任何人发话叫她们住手。

八月十八日，掌权以来第一次穿上军装的毛，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数十万红卫兵。红卫兵从此在全国、全世界出了名。打死卞仲耘的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获得了派代表给毛戴红卫兵袖章的“殊荣”。现场广播说：“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宋彬彬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主席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毛主席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她说：“是。”毛主席说：‘要武嘛！’”，在“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背景欢呼声中，现场女播音员说：“敬爱的毛主席，您的话我们记住了。”

宋彬彬改名“宋要武”，北师大女附中改成“红色要武中学”。北京红卫兵被派去全国教授如何打人，如何剃“阴阳头”，如何叫挨打的人舔自己流在地上的血。上海市上海中学的一名前红卫兵回忆道：“北京红卫兵南下，穿着军装，系着武装带，非常神气，对我们说：‘你们这里怎么这么文质彬彬，一点革命气氛都没有？’我当时弄不懂他们说的‘革命气氛’是指什么。一个北京来的女红卫兵从腰上解下皮带就开始示范怎么抽人。”

为了让全国红卫兵更好地学习北京的榜样，为了让他们明白毛是他们的靠山，毛鼓励他们来北京“朝圣”，下令旅行、吃、住都不要钱。四个月内，总共一千一百万青少年来到首都，毛在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上七次接见他们，每次的人群都如山如海，若痴若狂，而又井然有序。

在红卫兵暴行中受害的不光是老师。毛在八月一日给红卫兵的信中格外称赞了“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这个组织已经在做一件特别的事：把同学按家庭出身划分为“红五类”、“黑五类”，由“红五类”对“黑五类”进行各种凌辱。《人民日报》报导毛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他们，称他们为“以敢于冲锋陷阵闻名的战斗组织”。在打死卞仲耘老师的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强迫“黑五类”站在教室前面挨斗，拿一根长绳子绕过挨斗者的脖子，把她们拴成一串，动手打她们，逼她们“交代反动思想”和父母的“罪行”，要她们不断说：“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该死。”

在这些榜样的带动下，把无辜的孩子变成牺牲品的做法遍及全国学校。当时有个著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不少高干子弟爱把这句话挂在嘴上。他们哪里知道他们的“英雄”父亲才是毛的真正目标。

让小孩子做牺牲品，无疑得到毛的鼓励。四川省负责人从北京开会回来后，对他做红卫兵领袖的儿子讲会议精神：“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跟国民党斗争的继续。原来我们跟他们斗，现在我们的子女跟他们的子女斗。”

毛接着把红卫兵暴行从校园引向社会，首当其冲的是文化人和文化。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身旁的林彪，号召红卫兵“大破”“旧文化”。最早被捣毁的是传统的商店招牌、街道名称。长发、裙子、高跟鞋成了那些在街头挥舞剪刀的大孩子的牺牲品。从此以后多年，中国人只能穿平底鞋和千篇一律的外套裤子。

八月二十三日，毛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看北京乱的不厉害”，“北京太文明了”。当天下午，一群群红卫兵，多是女中学生，来到北京市文联的大院里。那时候，红卫兵有了自己的“制服”：绿军装（有的是父辈传下来的，有的是染的）、红袖章，手拿小红书，腰上系着带铜扣的宽皮带。那天日头特别毒，作家们被集中在文联院子里，在“××站出来！”的喝声下一个个出列，脖子上被挂上事先准备好的大木牌，上面写着各自的名字，冠以“牛鬼蛇神”、“反动权威”等罪名。红卫兵用铜扣皮带劈头盖脑地朝他们打去。

作家们接着被塞进大卡车，运到曾是孔庙的首都图书馆。那里集中了北京各剧团的大量戏装、道具，红卫兵用它们点起一堆熊熊大火，把几十位中国最著名的作家、艺术家和演员按倒跪在火堆旁，对他们棍棒交加。挨打受辱的有年近七十的作家老舍，第二天，他投湖自尽。

打人的地点、火烧的道具、被打的人物，都经过事先策画安排，用来代表“旧文化”。受害者们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迄今为止被官方尊为“人民艺术家”，拿他们做毒打对像毫无疑问是最上层的决定，松散结合起来的少年红卫兵只是打手。

为了使这天的暴行顺利进行，毛在八月二十一、二十二两天，给军队和公安人员分别下令，不准他们制止学生：“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放空枪进行威吓也绝对不允许”。

“八·二三”后，红卫兵暴行在全国升级，“抄家”开始。当局把牺牲品的姓名、地址交给红卫兵，让他们去抄这些人的家。像四川的负责人，就要专管“民主党派”的“统战部”，把非党知名人士的名单交给儿子做领袖的红卫兵组织。

八月二十四日，公安部长谢富治要警察同红卫兵“取得联系”，“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中共统治下的‘阶级敌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帮助他们抄家。有人问：红卫兵打死人怎么办？谢答道：“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针对心有疑虑的人，谢说：“连周总理都支持。”

有了上面的引导，血腥的抄家席卷全国。红卫兵超越名单的局限，到处破门而人。他们烧书、撕画，砸唱片、毁乐器，凡是沾“文化”边儿的东西都在扫荡之列。贵重物品被没收，主人遭受毒打。在《人民日报》 “好得很！”的欢呼声中，不少人在自己家里被打死。有的被拖到电影院、戏院、体育场，那里如今是刑讯的地方。一九六六年八月，大街小巷到处是红卫兵抄家的脚步声，拷打审讯的怒喝声，受刑者的痛苦呼叫声。

八月三十日，周恩来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后来，人们常引用这张单子，说红卫兵抄家打人是中央文革小组指使，周恩来插手进来保护受害者。事实上，单子上的人都是毛泽东要保护的，“中央文革”的事周恩来也都管。名单要保护的不过几十个人，而据后来的官方统计，从八月二十四日到九月十日，仅在北京就有三万三千六百九十五家被抄，打死的有一千七百七十二人。

毛也曾伪善地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不少红卫兵得以用这句话作盾牌逃避打人，挨打的也希冀以此保护自己。可是，打人的、被打的，都看得很清楚，行凶的人完全不受惩处。暴力当然也就继续了下去。

毛要红卫兵抄家还有实际的目的：把民间尚存的财富挖出来送进国库。据后来的官方数字，北京红卫兵在一个月的时间内为毛政权增加了黄金十万多两、白银近三十五万两，还有无数现金和名贵的书、画、文物。有些文物用来出口换外汇。

抄家所得放在文物管理处，对毛、林、周、康生、陈伯达五位政治局常委的家庭开放。江青选中的有一只十八K金的法国怀表，表上镶有近百颗珍珠、宝石，在“咱们不白拿，给钱”的“原则”下，她付了人民币七块钱。类似的毛政权的所谓“不腐败”的表现，还包括领导人开会喝茶付茶叶钱。至于众多的别墅，成群的仆人，随叫随到的专用飞机、火车，还有无数其他特权好处，都是一分钱也不用付的。

爱文物的康生从抄家中所获甚丰。管抄家物资的人说，康生经常自己来挑来选，“一钻进库房就是半天”，“在抄家的时候，康老还特意嘱咐过我，说谁谁家的东西出来时，让我告诉他。”

爱看书的毛泽东则开出长长的书单，把抄家得来的数千册古旧书据为已有。用紫外线照射消毒，这些书便堂而皇之地摆上伟大领袖会客室的一排排书架。以这些书为背景，毛会见了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同他们合影留念。他们无一不为这些书所显示的毛的博学倾倒，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感慨地说他好似身在“学者的书斋”。美国人有所不知的是，“书斋”倒像纳粹元帅戈林（Hermann Goering）用来陈列从犹太人那里抢来的画的画廊，那里的书留着真正主人的斑斑血迹。

毛政权用红卫兵抄家还解决了其他实际问题。其中之一是住房的极度匮乏。中共掌权多年，基本上没为一般城市居民造过新房子。如今，被抄的人家被迫挤进一两间小屋子，把其他房间腾给趁火打劫的邻居。同一个屋顶下住着的人们，就像仇敌一样彼此痛恨。

许多家庭在抄家后被赶出北京，下放到农村。毛政权一直在想办法减少城市人口，因为他们得为城市人提供基本生存条件，而放到农村就不管了。在北京，不到一个月的抄家浪潮中，将近十万人被赶下乡去。据作家郑义描述，在北京火车站的大厅里，一群随父母被驱逐出京，即将登车起程的孩子们被勒令在大厅里跪成一片，一伙身着黄绿军衣，臂带红袖章的红卫兵用皮带抽打他们，甚至有人拎起开水壶，朝着孩子们淋去，大厅里一片惨号。


在抄家狂潮中，凡是家里有书、有艺术品的人，都日夜提心吊胆，生怕红卫兵闯进来看见，全家遭殃。吓坏了的人们或者自己动手烧书，或把心爱的书拉到废品店当废纸卖，或把珍藏的艺术品藏来藏去最后还是在恐惧中毁掉。毛泽东几乎把“文化”从中国人的家庭里一扫而光。家庭之外，一大批古迹，中华文明的标志，也被红卫兵扫荡破坏。仅北京一地，一九五八年保存下来的六千八百四十三处文物古迹，有四千九百二十二处在一个月中全部毁掉。

古迹中的佼佼者受到保护。单子上自然有天安门城楼，毛还需要站在上面受大众欢呼。它们由军队进驻，有的关了门，人民也就无缘涉足。中国最著名的建筑师梁思成，曾反对毛要“从天安门城楼望出去，看到处处都是烟囱”的“城市建设指示”，认为“那情景实在太可怕了”。他被抄家批斗，宝贵的藏书大部分被毁，一家大小被赶到一间二十四平方公尺的小屋里。在摄氏零下十度的严寒里，小屋的墙上、地上结着厚厚的冰霜，窗上的玻璃被外面的小孩一块块打碎。梁思成不断在病中，几年后默默去世。

人们一般认为红卫兵对文化的摧残是“乱打、乱砸”，中心是一个“乱”字。事实上，大部分行动并非自发，而是毛政权指使的。在“八·二三”毛说“北京太文明了”之前，红卫兵没有破坏文物古迹。毛发话的那天，第一处古迹才被砸：颐和园佛香阁的释迦牟尼塑像。之后破坏重要古迹时，上边常派有专家到场，把最宝贵值钱的文物挑出来送进国库，其他的拉到工厂作废铜烂铁熔掉，或到造纸厂化作纸浆。

在破坏文化上，毛政权是导演。这突出表现在对孔子故居孔府的大破坏上。孔子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他的家也是文物苍萃的宝库，历代帝王，来这里朝拜，修建了宏大的古建筑群，留下了大量碑刻和无数艺术品。文革开始，当地人接到命令砸孔府。人们不忍心下手，于是“中央文革”专门把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派来。出发之前，红卫兵到天安门广场，举起拳头，用当时特有的语言，“向最最敬爱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庄严宣誓”，誓词说孔子“是毛泽东思想的死对头”。砸碑时，“中央文革”的指示具体到可砸什么，不可砸什么，“以明清划线”。山东省博物馆的文物专家到场告诉红卫兵该保留哪块碑，红卫兵便在上面写一个“留”字。

江青是毛毁灭文化的主要助手。在她的严厉管制下，文革十年，直到毛去世，书绝大多数被禁，只出了几本所谓小说，差不多每页都有黑字体的毛语录。画倒是有几幅，歌倒是有几首，无一不是歌颂毛的。舞台被江青的八个“样板戏”独霸，银幕上也只有寥寥几部钦准电影。数千年文明的中国，成了名符其实的文化沙漠。(待续)

这两个词汇，是我们的伟大领袖胡主席当做施政方针提出来的，现在几乎天天都能从报纸、电视、广播等各种媒体读到或者听到。这两个词汇本身的意思比较中性，似乎看起来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但是，假如你留意到执政党对这两个执政方针的理解和实施，再跟这两个词汇重新理解的话，你会发现这两个词汇其实透露了执政者首脑的神经衰弱与不思进取。

考察两个词汇，“和谐社会”提出在前，“不折腾”提出在后。但是，从逻辑关系来看，“不折腾”是行为，“和谐社会”是结果。也就是说，胡主席希望通过“不折腾”来“创建和谐社会”。那么，是不是只要”不折腾“，”和谐社会“就创建了？还是为了”创建表面上的“和谐社会”就必须“不折腾”？

对照这位胡老兄几年来的行事风格，我的理解是：他害怕。他不是没有看到，现在的社会、他们的统治都危机四伏，潜藏着无数隐患，甚至已经是明缓了，但是他没有勇气从根本上将隐患消除掉。因为他害怕这个政权在他手上灭亡。要消除未来的社会隐患，需要对目前的政权结构作手术刀式的改革，政权的内部矛盾可能表面化，也可能导致政权的灭亡。所以，对他个人来说，是不改好过改，反正他也没有几年任期了。只要再混几年，他就可以荣退了。

什么是现在社会的最大矛盾？什么是未来最大的隐患？当然是目前不合理的政治体制。不合理的政治体制导致政权腐败，社会糜烂，使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但是，由于这个政权对社会对国民的控制程度超出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加上由于科技进步导致政权的武库空前强大，于是只要不作为，而使用专制工具钳制一切“不和谐”的声音和诉求，苟延残喘至少还能做到。于是这就成了他的选择，短期内（或者说他的任期内）不需要冒任何大的政治风险，将专制工具使用到最大的程度，维持政权的短期稳定。

那么，这样说有根据吗？有的。从去年地震后他无法调动军队，就可以看出他的无能。如我前文所述，他不是刚刚提上来的。他做政治局常委已经二十年了，做军委副主席也很多年了，做总书记有六、七年了，连军委一级的人士都没有把握，这最高领导是怎么混的？在他任上，共产政权的腐败糜烂是前所未有的，对政治异见人士的打压也是空前的，远超邓、江时代。而他的作为则前所未见地少而又少，可以说毫无建树。

真正的”和谐社会“应该靠什么来创建？靠有效的政治手段，对权力进行控制，消弭或减少社会矛盾。需要用战略眼光、睿智的头脑发现社会隐患加以消除，从而建立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并以此引导经济、政治按照这个模式发展。不是靠动辄使用专制工具，如警察、特务、军队这些东西，更不是依靠镇压来解决社会矛盾的。这些都是短期行为，从长远眼光看，其实都是将社会矛盾掩盖起来，而没有消除其势能。势能的积聚比短期的爆发更加可怕，因为将来一旦爆发，其力量要大无数倍。

就说对网络言论的控制打压吧，虽然手段远没有那么残酷，其实跟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害怕非顺民的思想令国民产生反抗专制的意欲，怕国民不愿意做顺民。但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原来刘项不读书”，反抗暴政的意志，不是靠短期的打压能够根除的。

可惜的是，这位胡兄既没有这样的眼光，更没有这样的胆识和能力。于是，未来的中国，前景堪虞。

马利诺夫斯基事件使毛泽东疑心大起，怀疑中共高层有人跟苏联合伙要密谋推翻他。对毛来说，只要没有苏联插手，中共党内什么样的反对者他都能对付。彭德怀在一九五九年，刘少奇在一九六二年，两次都未能动摇他的地位。可如果克里姆林宫下决心搞掉他，和他的党内反对者里应外合，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从外蒙古到北京只有五百公里远，一路坦荡平原，中国没有有效的反坦克武器，无法阻挡苏联坦克的推进。就在马利诺夫斯基事件发生的第二个月，根据毛的指示，中国军队开始在通向外蒙古的平原上堆筑形同庞大碉堡的“人造山”，以抵御苏联坦克。

这些人造山按设计每座高二十至四十公尺，正面宽二百五十至四百公尺，纵深一百二十至二百二十公尺。天文数字的钱投了进去，石头和土方从远方运来，在山里建立了钢筋水泥的工事。凡是见过这些山的人，包括美国前国防部长施莱辛格（James R Schlesinger），都认为靠这几座孤零零的人造山来挡住苏联坦克大纵深、宽正面的进攻，根本不可能。后来这项工程不了了之。

毛相信明智的周恩来不会干政变这种没有把握的事。周从此更是战战兢兢地避嫌。离开莫斯科的时候，他感慨万端地说，他以后将很难再来苏联了。的确，中共执政后他访问苏联十次，这是最后一次。这也是毛在世时最后一个中共高级领导对苏联的访问。就连跟苏联领导人在第三国会面也得回避。一九六九年九月，胡志明去世，周恩来不得不去参加葬礼，这就产生了会碰上苏联领导人的问题。为了跟苏联领导人错开，周恩来不顾越南人的反对，在葬礼前硬跑到河内去，向胡志明的遗体告别，然后匆匆飞走。胡志明葬礼举行时，中国只派了一个级别较低的代表团参加。

在文革中，任何跟苏联的关系都被当作“苏修特务”来严加审讯，尤其在中共高层。那位不幸被马利诺夫斯基挡住说话的贺龙元帅，更是毛泽东疑心的焦点。贺和大批部下被抓起来审问，贺本人于一九六九年悲惨地死在囚禁之中。

贺龙一案受株连的最高将领是国防部副部长、装甲兵司令许光达大将。在被关押的十八个月里，他受审四百一十六次，多次遭到严刑拷打，最后死在马桶上。许光达是在马利诺夫斯基事件后唯一去过苏联的高级将领。那是一九六五年五月，中、苏之间在原子技术合作方面藕断丝连，总得有人去。许去了以后，毛又怀疑他在克里姆林宫与自己的政敌之间穿针引线，马上撤回在苏联杜布纳原子研究所（Dubna nuclear centre）的全部中方人员，与苏联核技术的关系从此一刀两断。

当马利诺夫斯基事件发生时，毛并没有叫周恩来马上回来。周按原计划继续跟苏联领导人和一队队外国代表团会见。十一月十四日，周回到北京，毛率领全体领导人到机场欢迎。这是给莫斯科递信号：中共的团结牢不可破。可是苏联人看出了破绽。在机场的苏联外交官观察说毛看上去气色糟透了，“好像要虚脱一般”。

这是毛最不安的时刻。刘少奇乘机巩固自己的地位。他的办法是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再度当上国家主席，同时借助当选来造声势，树形象，搞一点对自己的个人崇拜。

上一届全国人大是一九五九年开的。本届按宪法应该在一九六三年开，但毛不发话。他想在整刘少奇的时机成熟时再开，一开就把刘搞掉。马利诺夫斯基事件发生后，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当月二十九日就做出了召开全国人大的决定，而且开幕时间定在十二月二十一日，还不到一个月的准备时间。刘算准了毛此时心中无底，不敢否决开会，也不敢否决当主席。毛看出了刘的用心，怒气冲冲地说：“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

毛只拒绝在开人大之前照惯例召开中共中央全会，这在毛当权时绝无仅有，毛以此表示对刘的不认可。人大开幕的前一天，毛在政治局会议上以谈“四清”为名，借题发挥骂刘：“有那么多步骤，我就不赞成。”“你专搞老实人，不会办事。”“中国的秦始皇是谁？就是刘少奇。”

会场外，毛对他熟悉的陶铸夫妇发作道：“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尿！”陶铸夫妇猜到他指的是刘少奇。几天后是毛的七十一岁生日，毛破例地请刘少奇赴宴。毛几乎从不请他的共产党同事吃饭，与他们的社交仅限于在跳舞会上。那天吃饭前，毛的女儿李讷听说爸爸要在人民大会堂请客，也要跟着去，毛对李讷说：“你今天不能去，爸爸我要骂娘。”席问毫无喜庆气氛，在满座鸦雀无声的紧张空气里，毛嬉笑怒骂，大讲“有人搞独立王国”，搞“修正主义”。稍知情的都明白他的锋芒所指。

可是，没有人顺着毛说话，没有人参加对刘的攻击，只有毛从前的秘书陈伯达除外。陈伯达看到毛对刘不满，在第二天的“全国王作会议”上发言，把毛的话从“理论”上加以发挥。毛对他的擂鼓助威感激有加，当夜把在安眠药力下昏昏沉沉的陈伯达找去面授机宜，说他要搞掉刘少奇。陈伯达成了最早知道毛意图的人。文革开始时，陈被毛提拔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中共第四号人物，根源就在这里。

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刘少奇再度当选国家主席。全国上下组织了欢庆活动，和他一九五九年首次当选时大不相同。街头敲锣打鼓的游行队伍拿着彩旗，舞着狮子，放着鞭炮，并排举着毛和刘的像。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报导：“毛主席刘主席都是我们最爱戴的领导人”。很明显，在中共高层，有相当多的人在暗暗为刘使劲。刘在制止饥荒上的功劳使他有了众多支持者，就连毛的亲信也觉得刘“行”，“有办法”，跟他“感到对路”，而同毛疏远。甚至还有人建议，刘当选时在天安门城楼挂刘的像，而不挂毛的！（当时毛的像只在节庆时才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刘赶快否决了这个提议。


正在选举刘的当儿，刘夫人王光美被召到人民大会堂的“一一八”。刘当选后走进来，看见妻子在场，一愣。毛劈头盖脑辱骂了刘一顿，仇恨之意溢于言表。刘跟妻子僵坐在那里，默然对视。毛知道刘少奇夫妇相爱至深，他要王光美在场，看丈夫受辱，也是教刘明白他的妻子难逃厄运。

毛对刘的切齿痛恨部这么明显了，高层也没有谁站出来跟毛一起骂刘。相反地，人们为“两个主席之间的争执”表示焦急，无所适从，出来“劝架”，叫刘少奇要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刘去找毛作“自我批评”，又在政治局会议上检讨“对主席不够尊重”。毛话中有话地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

斯大林曾针对铁托说过：“我动一根小指头，世界上就没有铁托了。”学斯大林学到家的毛泽东也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但事实上，眼下毛要打倒刘少奇并不那么轻而易举。他还真有点扳不动刘呢。


毛发出宣战的信号：上井冈山。六年前，当彭德怀起来反对他的政策时，毛曾威胁说：要是人们不跟他走，他就“上山打游击”。他这次真上山了，警告声分外响亮：我不是说说了事，说到做到！

毛从来出行都是说走就走，这次不一样，上井冈山“酝酿”了好久，同事们都通知到了。蹲式马桶准备好了，派人沿途走了一遍，途中的“阶级敌人”关的关，送走的送走。

上路后，毛的座车预备了两套，以转移视线。随行的中央警卫团官兵身着便衣，像好莱坞电影里的帮会打手一样，把枪支藏在乐器盒子里。

毛一九六五年二月底离开北京。他走走停停，观察刘少奇等的反应。四月九日在武汉时，消息传来，跟他最亲近的上海第一把手柯庆施，患胰腺炎被误诊，在四川成都死去。六十三岁的柯，偏偏在这个时刻死于医疗事故，不由毛不顿生疑窦。他在武汉住了下来，四月二十二日，把老搭档林彪召来单独长谈，交了打倒刘少奇的底。毛要林把军队牢牢掌握住，不要让在中央主事的刘插进手去。

五月十九日，刘少奇接见在北京召开的军委作战会议成员。林彪本来说身体不好不去参加接见，但临时忽然出现。会见结束，刘宣布散会时，林站起来说他还有话要讲。他批驳国家主席已经认可的与会者的发言，表明他才是他们的领导，刘少奇的话不算数。

有林彪在北京盯住刘，毛放心地于五月二十一日开始上井冈山。毛在山上住了七天，哪里也没去，就在宾馆的附近散散步。本来他打算去从前住过的八角楼看看，正迈脚出车时，猛然听见有响声。这是遥远的山坡上采石工人在砸铁钎，但山里声音传得远。毛马上把已踏在地上的一只脚缩回车里，要司机即刻开走。

直到临离开井冈山前几分钟，毛才接见了一些当地人。他们被组织起来在宾馆外向毛欢呼，看着毛登车离去，到这时他们才知道毛在山上。从毛到来，到他走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井冈山与外界的联系和交通全部中断。

毛住的宾馆是大跃进中为他修的，可毛不满意。他走后又动工照他通常的标准重建了一座别墅。只是毛再没回来过。

毛在井冈山上时，刘少奇在北京努力加强自己的形象塑造。五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头版出现了一篇文章，用的完全是“个人崇拜”的语言和口气：
山格外的青，水分外的绿……十三陵水库的景色，呈现出从来没有过的壮丽。

下午三点多钟，两辆汽车在水库的西南岸停了下来。从车上步下两位身材魁梧、和蔼可亲的人，迈着稳健的步伐，向水边走去。

正在水库里游泳的首都高等院校学生和解放军战士，远远就认出这是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和刘主席，人群中立刻响起一片欢呼声：
“毛主席来游泳啦！”

“刘主席来游泳啦！”

青年们看到毛主席和刘主席红光满面，精神焕发，只觉得一股幸福的暖流传遍全身。

毛主席和刘主席拨开万顷碧波，肩并肩地向前游进。

游泳的事发生在一年前的六月十六日，不是什么新闻。这时突如其来把它作为特写发表在头版，显然是有意安排为刘作宣传，选择的时机是毛远在井冈山上，《人民日报》负责人可以推说无法请毛过目。后来这些负责人在文革中都被整得死去活来。

回北京之后，毛没有立即对刘少奇采取行动。他很可能是想等第二次亚非会议开完后再动作。会议定于六月在阿尔及利亚召开，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同很多亚非国家元首打过交道，在会议前夕清洗刘会给毛造成不良影响。毛对这次会议寄予了无限希望，打算通过它进一步确立自己在发展中国家的领袖地位。他派周恩来去完成这个任务。

第一次亚非会议十年前在印尼的万隆举行。那次周恩来在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中留下了良好印象。自那以来，中国有了原子弹，毛泽东又不断慷慨撒钱收买人心。万隆会议的明星尼赫鲁已不在人世，毛唯一的担心是苏联参加，有苏联出场毛就唱不成主角了。中方花了大量精力游说发起国不邀请苏联。

印尼的苏加诺总统由于是万隆会议的东道主，有最后裁决谁被邀请的特权，毛不惜重金来笼络他，还提出派军队支援他打马来西亚。最使苏加诺倾心的是中国许诺为他训练制造原子弹的科学家。同样的许诺中国也对埃及等主要发展中国家做出。★结果苏联未被邀请。
（★其实毛无意与他人分享核技术，后来埃及总统纳赛尔要求周恩来履行诺言时，周叫他“自力更生”。）

正是为了给毛“拉选票”，中国撒出了一笔巨款：修长达两千公里的坦赞铁路。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为修建这条从内陆的坦桑尼亚经赞比亚（Zambia）通印度洋的铁路寻求资助，被西方拒绝。中方得知后说：“毛主席说了，帝国主义不干的事，我们干，我们帮助你们修。”这条铁路到底有多大用处，毛是不关心的。其实连尼雷尔本人对该不该修也犹豫不决，哪怕铁路由中国白送，钱、材料、人力都是中国出。周恩来还得说服尼雷尔，居然谎称中国修铁路的材料、人员都有余裕，如果不修坦赞铁路也就浪费了。这项工程耗费了中国十亿美金。毛轻飘飘地说：“没有什么了不起嘛。”

第二次亚非会议开幕前十天，东道国阿尔及利亚发生军事政变，本·贝拉（Ahmed Ben Bella）总统下台。毛曾竭力拉拢本·贝拉，嫌外交部写给本·贝拉的信“打官腔”，亲自动笔，称本·贝拉是“亲爱的兄弟”，“我希望看到你。全中国人民准备热烈欢迎你。”本·贝拉一倒台，毛立马翻脸不认人，要周恩来宣布支持新领导人布迈丁（Houari Boumedienne），按原计划开会。

绝大部分亚非国家部不想此时去阿尔及利亚开会。中国外交官们四下活动，拚命想说服他们去，到处碰壁。尼雷尔总统坦率地对中国外交官说：周恩来总理是我最敬佩的政治家，但我很不理解周总理为何坚持如期在阿开会。本·贝拉是非洲公认的反帝、反殖斗争的英雄。他的被捕，无论从理智上或感情上，我都不能接受。尼雷尔说：中国政府的坚决态度和中国所进行的积极活动，超过了布迈丁政权，这已引起一些人的惊奇、怀疑，甚至不满，有损于中国和周总理本人的崇高声誉。

会议延期了。在对中国怀疑日盛的情绪下，埃及等国提出邀请苏联参加。毛当不了老大了，中国转而宣布不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没开成。


毛又气又急。他迫切希望能来点成功，以平衡挫折。正好这时印巴战争爆发。三年前，毛曾痛快淋漓地打败了印度，这次他想跟巴基斯坦左右夹攻印度，再来一场胜仗。巴基斯坦跟中国相当接近，是得到中国援助最多的非共产党国家之一。

毛把部队调到边界，发了两份最后通牒式的照会，限令印度政府在九月二十二日午夜前，拆除所有“侵略工事”。印度的答覆是和解的，说“虽然印度政府深信它的军队没有在西藏境内修筑工事”，它愿意“进行一次联合调查”，如果发现有，“不会反对拆毁它们。”中方的答覆是：“没有必要进行调查”，“印度方面确实有侵略工事设在中国境内”。毛把中国拉到战争边缘。


就在中方限期到期的前一天，巴基斯坦接受了联合国要印巴双方停火的决议，告诉毛，不停火无论外交上还是经济上代价都太大。毛极力劝他们打下去，可巴基斯坦不愿打。无奈之余，毛只好放弃了打印度的念头。没有巴基斯坦配合，毛难有把握单独取胜。上一次打败印度得益于出其不意，如今印度有了准备。为了体面地下台阶，中方宣布“印军偷偷摸摸平毁侵略工事狼狈逃窜”——其实印度什么也没做。

在急于成功的心态下，毛到处发动“武装斗争”。在泰国，他培植起来的、以华侨为主的共产党，在八月七日首次与政府军交火。这一天从此被称为“开火日”，以失败告终。

最大的惨败发生在印尼。当时印尼共产党有三百五十万人，在非共产党国家中人数最多。斯大林把它划归毛管。★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宫本显治对我们说，中共一直在鼓励印尼共和日共：“只要有夺权的机会，就奋起以武装斗争夺权。”宫本与艾地曾在一九六四年讨论过这个问题。日共的态度是谨慎，而艾地却信心十足，觉得只要毛看准了就有把握成功。
（★一九六三年九月，周恩来把印尼共领袖艾地召到广东温泉城市从化，与胡志明和老挝共产党负责人会晤，在战略上把印尼和印度支那联系起来。）

亚非会议坍台后，八月，毛告诉印尼共夺权的时机到了。中方对艾地说，给亲华亲共的苏加诺总统看病的中国医生，诊断出总统的肾脏有严重问题，将不久于人世，机不可失，时不可待。印尼共的夺权是夺军权。苏加诺总统不掌握军队，军队高层强烈反共。中国曾不断敦促苏加诺把军队拿过来，在苏加诺协助下，印尼共加紧渗透军队，以致过于乐观地相信它能秘密掌握陆军的一半、空军的三分之二、海军的三分之一。印尼共的夺权计划是：把反共的军队首领抓起来杀掉，然后苏加诺出面接管军队，军队里的共产党人则保证部队服从命令。

九月三十日，苏加诺总统警卫部队营长翁东（Untung）中校率人逮捕处死了印尼陆军司令和其他五个主要将领。毛在跟宫本显治的谈话中把这一事件称为“印尼共产党的武装起义”。可是，一个未曾预料到的变故使全盘计划土崩瓦解。密谋者中有一人偷偷把“九·三○”行动计划通知了陆军将领苏哈托（Suharto）。苏哈托本人不在处决的名单上，他做好准备，等逮捕处死完毕后，立即出面控制军队，在全国掀起血腥大屠杀，直杀了数十万共产党人、同情者和无辜平民。印尼共产党领导人几乎被一网打尽，上了断头台，只有一名政治局委员逃脱，尤索夫·阿吉托若夫（Jusuf Adjiorop），他当时在中国。三十年后他仍然在那里，我们见到他时，他已是一位灰心失望的老人。

苏加诺总统被迫让位。苏哈托将军建立起一个反华、反共、迫害华侨的军事独裁政权。毛泽东把一败涂地的责任推在印尼共头上。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我们提供了毛同日共领导人的谈话记录，毛说：“印尼共产党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他们盲目相信苏加诺，过高估计了党在军队里的力量。第二，他们动摇了，没有打到底。”其实，印尼共根本没有还手之力。苏哈托的大屠杀其残暴，其凶猛，其迅雷不及掩耳，是中共在蒋介石手里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跟苏哈托比起来，蒋介石对中共简直可以算得上“仁慈”。

一九六五年快要过去了，毛泽东在全球是失败连连。满腹挫折感的他，掉转头向国内的政敌猛扑过来。

47 发动文革的一场讨价还价 1965～1966年 71～72岁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毛泽东终于开始了策画多年的大复仇、大清洗：“整我们这个党”。

由于工程浩大，毛决定一步步来，首先从文化领域人手。这就是为什么大清洗名为“文化大革命”。毛用江青打头阵。毛看中她是个心狠手辣的人，曾对家里人说：“江青这个人很毒，比蝎子还毒。”说着毛伸出小指头勾了一勾，作出蝎子尾巴的样子。

毛要江青准备一份纲领性的文件，指责文艺界在中共掌权后，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统治。这份文件后来简称为《纪要》。毛需要林彪合作，以军队名义搞《纪要》，表示有枪杆子支持。十一月二十六日，江青打电话给林彪夫人叶群，把毛的意思告诉林彪。林答应全力协助。

毛跟林的近四十年的搭挡关系，在中共内绝无仅有。毛容忍了林的我行我素。在毛统治下，人人都得公开自掴耳光，美其名曰“自我批评”，但自尊心极强的林彪从来不做这类事。对毛的宽容，林投桃报李，每当毛需要时，总是召之即来，为毛效力。林取代彭德怀任国防部长后，发明了《毛主席语录》，在军队大搞对毛的个人崇拜，使军队在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中，仍然对毛唯命是从。林还在七千人大会上化解了毛的危机。

然而，林彪在家里，经常发些对毛不恭不敬的议论，如说毛“言行不一”，“爱玩权术”。林的公开拥毛、捧毛，为的是自己的野心：要当中国的第二号人物。据叶群笔记，林对她说，他要做“恩〔格斯〕之于马〔克思〕，斯〔大林〕之于列〔宁〕，蒋〔介石〕之于孙〔中山〕”。为此，他要“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要一步一趋，得一人而得天下。”

这位未来中国的第二号人物是个怕这怕那、忌东忌西、奄奄如瘾君子的怪人。他怕水怕到多年不洗澡，由工作人员用干毛巾擦身。连山水画他都不敢看，大海就更不必说了。他在北戴河海滨的别墅坐落在山上，四下林石密布，确保看不见海。海军与国防部长因此绝缘。林又怕风，来访者走路，叶群要不时提醒：“慢点走。走快了会带出风，他怕风。”

林是一个心地不善的人。叶群在笔记里说他是“一个专门仇恨人，轻视（友情、子女、父兄——无意趣）人，把人想得最坏最无情，终日计算利害，专好推过于人们，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的人”。

林的死敌是总参谋长罗瑞卿，毛最宠信的人。罗精力充沛，能力过人，毛诸事都通过他。因为林总是处在养病之中，毛给军队下的命令，也常常交给罗办。罗多年负责保卫毛的安全，毛对他完全信任，亲切地叫他“罗长子”，说：“罗长子在我身边，天塌下来，有他顶着。”“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这样的话毛是不轻易说的。

林彪对罗的嫉妒逐渐加深，一九六五年初打主意搞掉罗。十一月，他接到江青的电话，知道毛需要他了，他的机会到了。三十日，他派妻子到杭州见毛。当时他住在离杭州不远的苏州。叶群带去林彪一封亲笔信，还有十一份“揭发”罗瑞卿的材料。这是林正式要求毛为他牺牲罗。

十二月一日夜里，毛把林彪接到住处，许诺林取代刘少奇做他的第二号人物。毛还要林在大批清洗共产党干部后，统领军队出面把中国管起来。

林彪提出要先除掉罗瑞卿：“不解决罗瑞卿的问题，军队可能发生分裂。”林彪跟毛这样讨价还价，表明他很清楚，毛要搞文化大革命，只能依靠他。其他元帅一个也靠不住。


这时，毛搞文革刚起步，就已经遇到强大的抵制。毛要公开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出戏讲的是明朝大臣海瑞为民请命，被皇帝罢官的故事。毛说皇帝是影射他，海瑞指的是彭德怀。可是中共管文艺的一直不肯批判这出戏。最后，在毛安排下，江青找上海善打棍子的评论家姚文元写了篇批判文章，十一月十日在上海发表。

《海瑞罢官》的作者是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中共领导们当然明白，这篇批判文章有来头，没有毛点头决不可能出现。但是《人民日报》拒不转载。江青在上海的联系人张春桥说：“我们天天等北京消息，天天看，天天盼，北京就是不理睬。”全国大多数省的报纸也不转载。人们厌烦整天批这批那，在没有毛明确指示的情况下，用装糊涂的办法抵制这篇文章。

北京、全国敢于这样做，是因为负责文化事务的彭真给他们撑腰。彭真在上海与毛力辩，说《海瑞罢官》跟彭德怀没有关系，不是影射毛。彭真是毛长期忠实的追随者，毛信赖他，让他管北京，也管中共日常事务。由于他所处的地位，彭真能感到毛这次要整的，决不只是一个吴晗，恐怕要祸及全党。彭真忠于他的党，不希望这个党被毁掉。

彭真又是个不怕事的人。当时日本共产党人问他关于《海瑞罢官》的事，彭真答道：“这本来不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历史剧。可是毛主席说它是政治问题，真麻烦！”在外国人面前抱怨毛，这简直是不可思议。

《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明白他是在抗拒毛。在一次聚会上，毛要吸烟的把烟举起来，然后说：“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也是少数。”在场的美国人李敦白注意到：“这句话说了以后，我看见吴冷西脸色变得惨白，身体一硬，停止了做笔记。毛刚才说的话中有什么东西吓坏了他。”

吴又拖了一个星期，直到周恩来通知他，这是毛的指示，吴才于十一月三十日转载了姚文。但他把文章登在第五版“学术讨论”专栏，以示这不是党在号召开展整人的政治运动。吴不久便铍铛入狱。毛对他的继任者唐平铸说：“吴冷西不听话，不知你唐平铸听不听话？”唐紧张得要死，连“一定听毛主席的话”也忘了说。

一篇按毛的意思写的文章，要发表出来如此艰难，可见中共这部贯彻毛命令的机器，已不再按毛的意图运转。毛亟需林彪出场相助。就是在十一月三十日这一天，林彪派叶群去见毛，提出要整罗瑞卿。第二天毛、林会面后，毛忍痛割爱，答应了林彪。

十二月八日，毛突然召开政治局会议，叶群讲了十个小时的话，说罗是“野心家”，要林彪“把国防部长的位置让给他”，野心大得像个“无底洞”。叶群不是政治局委员，连老资格的高干也不是，如此以夫人身份，在政治局会议上大讲特讲，实在是破了共产党的规矩。

罗瑞卿没有出席此会，几天后他接到大祸临头的通知。这个身材高大、生龙活虎的人，腿一下子软到没力气走上楼梯。

罗被软禁起来。但林彪还是不满意，他要置罗于死地，要毛给罗定“篡党篡军”的大罪。毛没有满足林的愿望，说罗“还没有反对我”。

于是林对毛来了个按兵不动。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一日，江青来找林，商量写那份《纪要》。林表面上答应，可背后通过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对为江青组织的写作班子交代：“江青同志是个病人……疑心重，脾气大，对她讲话，要多听少说”，“对地方文艺工作情况，不要随便表态。”结果二月份写出来的稿子被江青认为“根本不行”。


在毛林僵持期间，国内外发生了一系列事情。二月，刘少奇支持彭真，向全国发出“二月提纲”，中心是不要用政治罪名整文化人。彭真还把毛特别强调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为一九五九年被我们罢了官的彭德怀张目的，彭德怀也自称是海瑞”这一段话，在形成文件时删去了，没有往下传达。毛看到这份文件时，勃然大怒，觉得自己被架空了。

“二月提纲”发出后，彭真飞到四川，说是去视察三线工程。到省会成都的当天夜里，他却干了一件惊人的事：秘密去见两个月前被毛泽东遣送到这里的彭德怀。二彭到底谈了些什么已无从知晓，但瞒着毛来见彭德怀，又只有他们两人在场，他们很可能谈到能否动用军队制止毛——“兵谏”。虽然彭德怀处在软禁之中，没有权力，但他在军队里仍享有极高的声誉，有一批对他依然忠心耿耿的老部下。他软禁在北京时，好几个人曾冒着风险偷偷去看他，还有一位公安部副部长。

彭真刚离开四川，贺龙又去了，也说是视察三线。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曾要这位元帅搞掉毛。毛疑心他们到四川去商量发动政变，后来指控他们搞“二月兵变”。★
（★毛的疑心决定了四川负责人李井泉的命运。李本来是毛喜欢的人，毛把彭德怀弄到四川就是让李把彭管起来。文革中，李受到监禁，妻子也因绝望而自杀。）

这段时间，毛吃的安眠药量，据他身边人说，足以杀死一个正常的人。就是醒着的时候，他也要服大量的镇静剂。(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