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软禁的彭德怀一九六一年十月被允许回乡一次。从地方干部到普通村民都听说他为老百姓仗义执言受了罪，给了他英雄般的欢迎。一两千人涌到他下榻的老屋来看他，有的拖着半饥半饱的身子走了一百多公里路。人们跟他有说不完的话，彭德怀天天不停地讲，嗓子都讲哑了。

如果这时按党章规定召开“九大”，毛有可能被选掉。文革中“四人帮”之一张春桥强道明了毛的担心：“想想多可怕，如果运动〔文革〕前召开‘九大’，很可能刘少奇当主席，毛主席做名誉主席。”

干部们纷纷要求召开党代会，讨论这前所未有的大灾难。毛泽东决定“九大”“不开了”。他想了个主意，开一个不存在选举问题的大会。全国各部委、省市、地县、大厂矿，都派第一、二把手等几个人来北京开会。

这就是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七千人大会”，中共党史上规模最大的会议。这是一次里程碑式的会议，因为大饥荒就是在会后停止的。可是人们至今不知道，这一成就的取得，是由于刘少奇在会上对毛搞“突然袭击”。

毛召开七千人大会，完全没有改变政策的意思。他在提议开会的时候指鹿为马地说：“现在不是没有东西〔指农产品〕，猪是少，但其他有，就是收不上来。”毛还说一九六二年要大抓一年，各方面都要“跃进”。毛想让大会像橡皮图章一样认可他的政策，逼代表们回去继续横征暴敛。

毛照老办法把参加会议的人按行政大区分成小祖，由大区的第一书记掌握，使代表们在顶头上司面前不敢乱说话。一月十一日大会开始那天，没有开全体会议宣布开幕，代表们每人领到一份事先准备好的《书面报告》，要他们在小组内学习讨论。毛这是在给大会定调子。报告说：“我们的国内形势，总的来说，是好的。”“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度过了”，“将进入一个新的大发展的时期”。报告提到“缺点和错误”，但具体是什么？责任何在，非常含糊。

代表们得到通知，要讲责任就只能讲自己的责任，“不要把责任往上推，往下推。”有人给省委提了意见，被一棒子打回来，叫他们“发言要端正”。正如一位勇敢的代表给毛和中央写信说的：开会就是“大家坐在那里磨时间”。

磨时间毛很中意。会埸设在天安们广场上的人民大会堂，舆中南海遥遥相望。毛在那里有间套房，照他一贯的保密作风叫“一一八”。每天毛躺在大床上，由女伴陪着翻看大会简报，看各组人都说了些什么。他的计划是一月二十七日来个仅此一次的全体会议，由刘少奇念讨论后的《书面报告》，然后宣布大会结束。这个过场一走，他的政策，过去的、未来的，还有他本人，就等于被大会集体认可。
一月二十七日，一个值得载入史册的日子。在这天的全体会议上，一向谨慎小心的刘少奇，当着毛泽东的面，对着七千名中共政权骨干，讲了一番跟《书面报告》迥然不同的话。刘说，形势不好，“人民吃的粗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刘又说：“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天灾的确不是那么严重”。他甚至暗示要重新考虑毛的治国方针：“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

毛泽东一贯把他制造的灾难说成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刘少奇直接针对毛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毛马上插话说：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这种地区不少。刘反驳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刘的讲话在与会者心里激起强烈共鸣。有国家主席出头，当天的小组讨论就像洪水开了闸，与前些天大不一样。干部们争先恐后地发言，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反对大跃进政策再继续下去。激烈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

毛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亲手提拔的刘少奇居然会来这么一下。刘不念《书面报告》，是毛会前同意的，说刘可以“放开讲一讲”。毛的狂怒不难想像。但毛压住怒火。刘显然有七千名中共政权骨干的支持，毛不能跟他们硬碰硬。他也不能把代表们现在就放走，要先把对他的损害减少到最低程度再说。于是毛装作他跟刘之间并无不同政策的样子，宣布延长会议，对代表们说这是让他们“出气”：“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背地里，他把最后一句改为“完全放屁”。

毛采取紧急步骤，把老搭档、国防部长林彪即刻推出来保驾。一月二十九日，再开全体会议时，第一个讲话的就是林彪。林彪大谈这些年只是有“一些缺点”，是必要的“付学费”，说什么“事实证明，这些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如都听毛主席的话，那么，困难会小得多，弯路会弯得小一些。”“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林讲完后，毛第一个鼓掌，跟着自己向大会宣布：“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林彪救了毛。

只是在这时，毛才胆敢威胁刘少奇。夸奖林彪后，他不阴不阳地说：“少奇同志的口头报告，口说无凭，也请他整理一下。”“口说无凭”四个字，埋下了杀机。

林彪讲话之后，毛叫各省领导和中央管农业的、管经济的，一一上台检讨自己，承担责任，为他开脱。

刘少奇明白事情糟了。据他夫人讲，他喃喃地说：“林彪来，又那么说，有问题。”掌握军队的元帅这样百分之百地站在毛一边，用的又是强词夺理的专横讲法，立刻使代表们小心翼翼，不敢放开揭问题，更不敢抨击毛。结果，大会没有像刘希望的那样彻底改变毛的政策。

毛总得对七千人有个交代，在三十日那天做了个“自我批评”，这是掌权以来的头一遭。他仔细地遗词造句，给人的印象是他在以高姿态承担责任：“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但既然承认犯了错误，毛只好改变政策。他被迫容忍从一九六二年起，把征粮指标大幅度降低。数千万人因此免于一死。


二月七日，七千人大会一结束，毛就甩袖子去了上海，跟亲信柯庆施待在一起。在随后的日子里，毛眼看着刘少奇和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对他的政策作了大量修改。虽然基础性的核项目未受影响，但核潜艇一类昂贵而又不切实际的项目下马了。军工投资减少了，而对民生工业的投资大增。向世界推销毛主义的努力也受了点挫折，一九六二年的外援几乎等于零。毛的大把对外撒钱但凡知道点内幕的人没有不心痛的，曾具体承办对外军援的总参外事局常务副局长朱开印说：“每看到一次援助协议的签署后外国人的笑脸时，我内心就会产生一种对人民犯了罪的沉痛之感！”

对农业的投资史无前例。许多地方还实行“包产到户”、“责任田”，缓解了饥荒，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就是在为这一政策辩护的背景下，邓小平说了那句著名的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城里人的工作时间缩短了。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多了一些家庭生活和个人支配的时间。不到一年，人民的生活明显改善，也很少再饿死人。

中共政权甚至允许一批人出境。通常试图越境的人抓住后不是劳改就是枪毙。这次当局在通往香港的边界铁丝网上开了个大口子，让五万人逃出去。那些天香港新界遍野都是人在跑，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往外跑。边防军还帮助把小孩举起来送过铁丝网。

一九六二年，中国享受着毛上台后罕有的放松的时光。刘少奇等人为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一千万人平反，同时试图给五七到五八年打的右派分子“摘帽”。文学艺术有了点欣欣向荣的景象。正是在这一年，班禅喇嘛敢于把他的七万言书交给周恩来。西藏的状况有了好转，抓的人在放，有的寺庙在修复，藏民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得到些尊重。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突然袭击”对毛的惊吓，在毛掌权后还是第一次。毛最害怕突然袭击，只有这才可能使他转瞬间失去权力。毛恨刘少奇，恨之入骨。他也恨参加会议的人，因为他们跟刘站在一起，迫使他改变政策。复仇成了毛刻骨铭心的愿望。这就是为什么在数年之后，毛发起文化大革命，让刘少奇、与会的绝大部分人、以及他们代表的其他干部，都饱受折磨，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就像江青所说：毛“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文革不光是复仇，也是大换班。毛看得很明白，现有干部不愿意按他的意图来管理国家。他要清洗他们，换上另一套人马。

参加七千人大会的不少人既佩服刘少奇，又为刘担心。刘本人也知道，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毛决不会饶了他。但是面对数千万人继续饿死的前景，刘少奇于心不忍，不得不铤而走险。在这一段“非常时期”里，通常沉默寡言、喜怒哀乐不形于色的刘，是不寻常的冲动，不寻常的慷慨激昂，有着“豁出去”了的气概。

几年过去了。刘少奇等人在着力于恢复中国的元气，而毛泽东，他在策划复仇。

45 有原子弹了！ 1962～1964年 68～70岁

大饥荒过去了，经济复生了。在容忍刘少奇等人经济政策的同时，毛泽东逐步把他念念不舍的一些项目重新扶上马去，如人造卫星和核潜艇。当他听说现代武库中有一种新的很厉害的杀人武器叫“死光”（激光）时，毛当即拍板，说：“死光，搞一批人专搞，叫他们吃饭不做别的。”

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还是集中在搞原子弹。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中央专门委员会”成立，周恩来当主任，指挥数十万人的庞大协作体系，保证两年内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无数次的轰爆试验，每一次，全国通讯线路都有将近一半被占用，整个国家，工业也好，民生也好，不断地停电停水，交通停运。

毛梦寐以求的第一颗原子弹就要爆炸了，他提心吊胆，怕毁于一旦。这不是杞人忧天。在一九六三年美、英、苏三国签定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时，肯尼迪指示谈判代表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设法探知赫鲁晓夫对限制、阻止中国核发展的意向，了解他是否愿意由苏联采取行动，或者接受美国采取的行动。”赫鲁晓夫拒绝了。肯尼迪在八月一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奉行斯大林主义的中国政府坚决要把战争作为取得最后胜利的手段，一旦拥有核武器，中国就会变成“二战以来我们所面临的最大的潜在危险”。“我们希望采取步骤消除这一危险。”肯尼迪认真考虑了对中国的核设备进行空中袭击，包括摧毁设在兰州的化工厂，使之看去像是事故。对设在包头的钸厂，他的顾问说可能要动用核武器才能炸毁。

肯尼迪十一月被刺后，继任的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考虑过空降台湾特务人员，炸毁罗布泊核试验基地。罗布泊坐落在戈壁滩上，与外部社会隔绝。但空中袭击完全可能奏效。毛的担心就在这里。

一九六四年四月，毛得到报告，蘑菇云那年秋天可望升起。毛立刻着手杜绝他的核设施遭受袭击的可能性。苏联方面，毛的办法是拉住赫鲁晓夫，提醒他中国仍然是共产主义阵营的一员，让他下不了手。四月十二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细节决定后的第二天，毛亲自修改了给赫鲁晓夫七十寿辰的贺电。贺电原来准备写上分歧和争论，毛改成“〔分歧〕只是暂时的，一旦世界发生重大事变，”他就会跟赫鲁晓夫“共同对敌”。对赫鲁晓夫，毛亲笔加上“亲爱的同志”几个字，结尾处还着意使用中苏友谊鼎盛时的套语：“让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在我们的团结面前颤抖吧，他们总是会失败的。”这封电报发表后，看惯了中、苏之间气势汹汹打笔战的人着实吃了一惊。“十一”国庆节前夕，毛又再次让苏联人诧异。他热情地跟苏联代表打招呼，拉着对方的手反覆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的人民会站在一起的。

使毛不安的主要是美国。他的计划是拿美国军队作“人质”，使美国不敢对他的核设施轻举妄动。当时美国在南越有一万五千多军事顾问。毛要激化越南战争，以诱使美国增兵，就像后来周恩来对埃及总统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所说，让美国军队最大限度卷入越南，作为“我们的保险政策”，“因为他们将有很多人在我们跟前，他们派越多的部队到越南，我们越高兴，这样我们就能给他们以血淋淋的打击。他们将离中国很近，在我们的手掌中。他们就是我们的‘人质’。”

北越人要的是战争逐步降级，告诉毛他们的政策是“不主动惹美国”。毛为了自己的目的，不断鼓动他们扩大战争，说：“打得不痛不痒，不好解决问题。索性闹大了，好解决问题。”“恐怕应当多派些部队过到南边去”，“用不着怕美国干涉，无非就是再来一次朝鲜战争。中国军队已经做好了准备，如果美国冒险打到北越，中国军队就开过去。我们的军队想打仗了。”

毛还怂恿越共把战争扩大到周边国家，使他的“人质”越多越好：“最好也要派几千人到老挝去，这个国家二百多万人口，打了几年，打不出什么名堂。应该想个办法，搞三四千人，编成六七个营，训练成不信佛教，能打仗的军队”。他特别强调帮助泰国共产党搞武装力量，因为美国在泰国有军事基地。

为了给美国明确的信号，周恩来亲临南海舰队，要它进入全面备战，准备进攻南越。南海舰队领到三千万元搬家费，把舰队搬到离越南更近的湛江。毛在中越边境部署了三十到五十万军队，准备一抬脚就跨进越南。

周恩来对坦桑尼亚（Tsnzania）总统尼雷尔（Julius Nyerere）说，为了保卫中国的核设施，中国将进入越南行动，“无论有没有越南的同意”。周请尼雷尔把这一点转告美国政府，说：“美国如果轰炸中国，我们将用我们认为必要的方式进行还击。那时候，战争就没有界限了。”


毛也害怕美国轰炸他的整个军事工业系统。因为这些工厂大多摆在一览无遗的平原上，毛要把它们搬进内地的大山里。

这些内地的崇山峻岭被称为“三线”，沿海地区叫“一线”，中国其他地区为“二线”。一九六四年六月，毛下令，为了应付“原子弹时期”，全国来个工业大“搬家”，把一线的重要工厂、科研机构，全部或部分搬迁到三线。一千一百多个主要企业于是被大动干戈地拆掉，千里迢迢地搬进山沟里。有的企业钻进掏空的巨大山脉，有的隐蔽在一劈两半的山间。一切从零开始，基本设施如钢铁、电力工厂全都重新建立。有的核设施甚至一式两份，以备万一。这一场大折腾历时十年，最高峰时至少吞噬了全国投资的三分之二，造成的浪费比大跃进还大。

从战略上讲，搞“三线”是荒谬的。三线的绝大部分企业都完全依赖陆地交通，路一断许多连水也没有。用油这时主要依靠远在千里之外的东北平原上的大庆。大搬家根本不能有效地保护中国军工。

由于毛泽东一如既往地坚持要快，三线工厂的建设往往来不及做必要的地质勘探。仅选址不当就使建筑费加倍。匆促建成的厂房禁不住洪水、地震、危岩、泥石流的危害，不得不经常停工，有时甚至整个车间被埋。许多昂贵的如坦克、船舶制造厂，大兴土木却永远建不成。有一份研究报告说：或许最大的失败是甘肃的酒泉钢厂，整整花了二十七年才出钢。


浪费的人力和无谓的牺牲更是无法计算。参加三线建设的有四百万人，修工厂、铺铁路、开矿藏，工作和生活条件都极其艰苦。山洞里的厂房通风透气设备极差，人在里面待一会儿就恶心窒息。许多工厂建在当地人早已搬走的放射性污染带，使职工中癌症和异常病发病率特别高。水和其他生活用品都严重缺乏。死人的事经常发生。由于搬迁，无数家庭被拆散达二十年之久。只是在毛死了以后，一九八四年，当局才开始解决“职工夫妻两地分居问题”，照顾“年满四十岁、工龄满二十年，在三线艰苦地区工作满八年以上的干部和工人”。

在毛把中国投入这样的疯狂中去时，不管是刘少奇还是其他中共领导人，都未置一词。毛一开头就对他们说他的主意已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毛示意这次谁也不会饿死累死，说“不要闹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三线虽然在经济上是荒唐的，但不涉及政治迫害。这就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于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在罗布泊上空爆炸成功。这一带曾见识过造福人类的“丝绸之路”，丝绸、香料、宝石的贸易，文化艺术的交流，使受益的古国遍布欧亚大陆，从中国一直到地中海岸。两千年后，罗布泊却目睹了毁灭的烈焰。

选址在罗布泊是苏联人帮的忙。工程兵官兵、科技人员在这里安营扎寨，在“早穿皮袄午穿纱”的严酷气候和无休止的大漠风沙里，年复一年地住干打垒的土屋和帐篷，过着与家庭和外界隔绝的难以忍受的日子。

爆炸这一天，毛泽东守候在人民大会堂内他的套房“一一八”里。旁边等着三千名大型歌舞剧《东方红》的演职人员。这场为毛个人崇拜推波助澜的歌舞剧，由周恩来任“总导演”。

原子弹爆炸的消息传来，大厅里毛颂歌《东方红》乐声骤起，顶灯、壁灯一排排大放光明。毛泽东随着乐声满面含笑地走进灯光里，身后是他的同事们。毛一面向三千人挥手致意，一面让周恩来讲话。周走到麦克风前说：“毛主席让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啦！”一开始，人群鸦雀无声，不知所措，人们事先没接到指示，不知道该怎样反应。周提示道：“你们可以忘情的高兴，但有一条，别把大会堂的地板给震塌了呀。”人们欢呼蹦跳起来，一个比一个显得激动。
毛泽东是唯一公开欢庆原子弹这个大规模杀人武器爆炸成功的国家领袖。私下里，他以“诗”抒情：“原子弹说爆就爆，其乐无穷！”

处都组织了庆祝活动。中国人这是第一次听说他们的政府在制造原子弹。不少人感到骄傲，认为有了原子弹中国就强大了。人们以为造原子弹靠的是“自力更生”，苏联起的决定性作用被隐瞒下来。

大饥荒不过是两三年前的事，有人心里在嘀咕制造原子弹花了多少钱。为了平息不满，周恩来特地在内部说这颗原子弹只花了几十亿人民币。据专家估算，事实上花的钱是四十一亿美元（按一九五七年的价）。这些钱要是用在国际市场上买小麦，可以给全国人民在两年中每人每天增加三百热卡，可以使大饥荒中饿死的三千八百万人一个都不会死。也就是说，为了毛的第一颗原子弹而死的中国人，是美国在日本扔下的两颗原子弹合起来炸死的人的一百倍。

46 不安的岁月，受挫的岁月 1962～1965年 68～71岁

一朝经济好转，毛就一步步走向大复仇、大清洗。他首先停止了“包产到户”、为受害者平反等开明措施，斥之为“单干风”、“平反风”。毛加强了个人崇拜，对他的歌颂逐渐充斥了学校教科书、出版物、媒体。人们睁眼就看到三呼万岁的口号，耳边响起的音乐都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全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彻底地化入对他的顶礼膜拜。

文化方面毛拿小说开刀。一九六二年九月，他说：“现在不是小说、刊物盛行吗？利用小说来进行反党活动，这是一大发明。”针对读书，他说：“书读的越多越蠢。”“书可以读一点，但是读多了害人，的确害人。”毛本人似乎不怕被“害”，他的特大木板床的一边总是堆满了书。为了以防书落下来打着他，睡人的一边床脚垫高了一点。毛最喜爱的消遣是待在床上看书。但是他不要中国人民看书，要让他们保持愚昧状态。毛对中共高层讲：我们需要“愚民政策”。

一九六三年春，毛的刀伸向传统戏。毛本人其实是个戏迷，收藏了两千多盘磁带唱片，还能同演员讨论演唱风格。看戏是他唯一在公开场合戴眼镜的时候，他也看得非常投入。有一次看《白蛇传》，他哭出了声，毫无顾忌地擤鼻涕，高潮时还一跃而起，裤子都掉了下来——原来卫士为了他看得舒服，在他坐下后帮他松了裤带。

毛泽东爱看戏并不妨碍他一上台就对大批戏剧宣判死刑。现在他要把传统戏全部赶下舞台。首先做了刀下鬼的是“鬼戏”，戏中屈死的冤魂向害死他们的人报仇索命。看见这些舞台上的复仇者，毛难免不会想起他的政策害死的几千万人。

一九六三年底，毛把炮火对准整个艺术领域：“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他说这些艺术都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有“大问题”。就连歌颂共产党的作品，也以这样那样的理由被打成“毒草”。艺术家下放劳动，接受“改造”，一九六四年二月毛以他特有的风格说：“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统统轰下乡……不下去就不开饭”。

中国传统建筑也成了牺牲品。中共掌权后不久，牌坊和城墙就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推倒。一九五八年，对北京八千处古迹，毛只让保留七十八处。连北京市长彭真都竭力反对，最后这一计划当时没有完全实施。但由于毛的坚持，几百年历史的城墙、城门楼还是大多被拆掉，拆城墙的土填平了市内一座美丽的湖。毛在一月二十八日讲：“南京、济南……〔省略号系原文〕的城墙拆了我很高兴。”他嘲弄心疼古迹的知识分子：“有的人为了拆城墙伤心，哭出眼泪，我不赞成。”“北京拆牌楼，城墙打洞，张奚若也哭鼻子，这是政治。”破坏古迹的“劳动”，知识分子还必须参加。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标志，就这样一片片从地球上被抹去。

毛在不少场合都表示过他对中国建筑的讨厌。在为大跃进铺路的南宁会议上他说：“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青岛、长春的房子就好。”另一回插话时说：“青岛、长春最好。”北京、开封是古都，而青岛从前是德国殖民地，长春是日本建来作满洲国首都的。

毛不许建造中国传统式的房子。执政初期，建筑设计师们沿袭过去的民族风格盖房子，被斥为“复古主义”受到批判。一九五九年中共建国十周年时要修一些纪念性建筑，基本上是模仿苏联。这些建筑还算稍有美感，但是凤毛麟角，其余的不是工厂，就是丑陋省钱的火柴盒式的水泥住宅。

天安门广场原来有十一公顷。但毛要的是“能容纳一百万人集会的世界上最大的广场”。于是广场扩大了四倍，变成一片其大无比的水泥地。充满古城风味的建筑被一扫而光。

毛的“打倒”清单上还有寺庙和古墓。一九六四年底，他以前的秘书胡乔木写信给他，说杭州“苏小小墓等”正在被“清理”当中，“您多年以前就提出的主张，在现在的社会主义革命新高潮中总算有希望实现了。”毛在这段话旁批道：“这只是一点开始而已。”“今日仅仅挖了几堆朽骨，便以为问题解决，太轻敌了，且与事实不合……至于庙，连一个也未动。”

甚至连花草，毛也不容。一九六四年七月，他对“宫廷大总管”汪东兴说：“摆设盆花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东西，这是封建士大夫阶级、资产阶级公子哥儿提笼架鸟的人玩的。”“现在要改变。”“你们花窖要取消，大部分花工要减掉。”

毛要把中国变成一个文化大沙漠，这里没有文明，没有人性，没有温情，只有一群充满兽性的人头畜生，为他干活，作他血腥清洗的工具。在这一点上，毛比希特勒、斯大林更极端。希特勒尚且允许一些非政治性的艺术存在，斯大林保存了俄国的古典文化。毛还为此批评斯大林，一九六六年二月说：“他对俄国和欧洲的所谓经典著作却无批判地继承，后果很坏。”

毛泽东的扼杀文化不得人心。就像人不喜欢挨饿一样，没人愿意过没有娱乐、没有色彩的生活。毛的干部们从上到下给他来了个阳奉阴违，一些非政治性的、“无害”的娱乐活动和文艺形式继续存在，花草依然茂盛。一九六二到一九六五这几年中，毛暂时无可奈何。


但在这个期间，毛对全国人民的洗脑运动卓有成效。其中一个是“学习雷锋”。毛用死去的士兵雷锋做榜样，要大家都变成雷锋似的人。有一份雷锋日记，说雷锋如何一想到毛就去“做好事”，如何为了毛“上刀山、下火海”也心甘情愿。“听毛主席的话”，做“螺丝钉”，毛安到哪里就在哪里老老实实地干，被表彰为最崇高的理想。抹煞个人与个人崇拜相辅相成，完全无私与极端自私正好配套，前者是对中国人民的要求，后者属于毛泽东。前者为后者服务。
雷锋还代表毛刻意想培植的一个观念：人人必须仇恨。雷锋日记里最有名的一首诗写道：“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仇恨的逻辑是：“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

该仇恨谁呢？毛树立了一个靶子：赫鲁晓夫。原因？他搞修正主义。中国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是谴责赫鲁晓夫和修正主义的文章，在每周的“政治学习”中灌输给全国人民。这些遥远的敌人就这样在人们脑子里扎下了根。到毛整刘少奇的时候，他把“中国的赫鲁晓夫”这顶帽子戴到刘头上，而得罪了毛的中共干部都被说成是“搞修正主义”。

毛第一次用“中国的赫鲁晓夫”这个字眼，是在一九六四年六月八日的中共高层会议上。刘少奇马上明白毛是针对他的，毛复仇的一天就要到了。除了束手待毙，刘唯一的出路是设法加强自己的地位，使毛不容易对他下手。这时搞的“四清”运动，就是刘少奇用撤换鱼肉村民的基层干部的办法，争取人心。不久，莫斯科出了一件事，给了刘少奇另一个机会。


这年十月十四日，赫鲁晓夫在“宫廷政变”中下台。当时中国导弹在研制方面遇上了难以逾越的难关，毛急需苏联的技术，他想跟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等苏联新领导人改善关系。几天之内，周恩来就对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说，毛“极希望”增加接触，有意派代表团去莫斯科祝贺“十月革命”节，请苏联发邀请。

苏联新领导人也对重修旧好很感兴趣，把赫鲁晓夫下台的事在公开宣布前先通知了毛。但很快地，他们便意识到，只要毛在台上，改善关系的前景黯淡。契尔沃年科告诉我们，他是怎样得到这种印象的。“我到毛的住处大约是晚上十一点。毛听到消息后，沉吟片刻说：‘你们做得好，但是还不够。’会见完毕毛送我出门。汽车发不动，我的司机拿了个桶跟毛的警卫到厨房去取水。毛站在熄火的汽车旁，月光闪闪地照在湖上。他说：‘还有些事你们要改，你们的主席团还没都做到。’”毛要苏联改变党纲，否定对斯大林的批判。这对苏联新领导人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结果，在周恩来率团访苏时他们试探了一下，看中共能否搞掉毛。

十一月七日，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十月革命”节招待会，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走来走去向老相识们敬酒。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Rodion Malinovsky）带着苏联的主要中文翻译走到周恩来跟前，冷不防对周说：“俄国人民要幸福，中国人民也要幸福，我们不要任何毛泽东，不要任何赫鲁晓夫来妨碍我们的关系。”周恩来勃然变色，对马利诺夫斯基说：“你的话我不懂。”立刻转身走开。马利诺夫斯基又转向因林彪生病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元帅，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效仿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也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马利诺夫斯基还使用了粗野的语言：“我穿的元帅服是斯大林的狗屎，你穿的元帅服是毛泽东的狗屎。”贺龙跟他争执起来，随即中国代表团离开了宴会大厅。

这天晚上，周恩来大半夜未眠，起草给毛的电文，报告事情经过。第二天，勃列日涅夫率领四位同事来到中共代表团驻地，周恩来正式提出抗议，要求他们澄清。勃列日涅夫道了歉，说马利诺夫斯基喝醉了，不代表苏共中央。可是，马利诺夫斯基酒量很大，就算是喝醉了说胡话，作为苏联国防部长，鼓动中国总理和军队负责人搞政变，苏联领导事后却没有处罚他。所有迹象表明，马利诺夫斯基的话是装醉故意说的，以试探周、贺。苏联当时对华主要情报官员在我们访问时回答：“我们了解到我们不可能把周恩来和毛泽东割开。”(待续)

最近，执政当局利用自己掌控的媒体宣传得最吵吵嚷嚷的事件莫过于重庆打黑了，报纸、电视、电台好一通扰攘。让我们先来看一下成果：

引文：随着重庆打黑成果公布内容显示，除了几位亿万富豪在内的67名涉黑团伙首犯和骨干被逮捕，还有重庆原公安局副局长、司法局长文强被双规,进一步表明了重庆的打黑除恶工作已经由表层的打"老鼠"迈向更深层次的打"老虎"时期,也正如"打黑英雄"重庆公安局局长王立军面对数十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企业家斩钉截铁地说的那样:"重庆在这一轮打黑除恶斗争中,要‘内除积弊,外销积怨’,对于黑势力的保护伞将一查到底"!

重庆打黑成果

截至15日，重庆“打黑除恶”专项行动警方已破获刑事案件892起，14个主要涉黑涉恶团伙受到致命打击；67名涉黑涉恶团伙首犯及骨干人员被执行逮捕， 1544名涉黑犯罪嫌疑人被抓获，469名逃犯被境内外追捕；收缴枪支48支、子弹877发；查封、冻结、扣押涉案资产15.3亿元。

重庆打黑，市民拍手叫好

7月29日下午，40名来自重庆彭水、沙坪坝、巴南、合川、南川等多个区县的群众及公司企业的代表，专程来到重庆市公安局赠送锦旗，感谢和声援重庆市公安局自今年6月以来的“打黑除恶”专项行动。

“那种场面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了。”重庆市公安局一位参与接待座谈的官员向本报记者描述说。在这位公安局官员十余年的从警记忆中，同样的场景，只在认领被拐儿童的现场出现过。

好厉害的成绩，薄书记甫上任起，动作连连。唱红歌、立毛像，现在又打黑打出一大群，厉害厉害，简直就是薄青天啊。联想到最近要开十八大了，薄书记是不是有可能更进一步，弄个副总书记当当呢？

不过，检视一下大大的”成绩“，又有点迷惑了。光抓捕的涉黑人员就一千五百，14个团伙，64个首犯。想必这些都是值得抓的头目吧，一千五百个？头目下面肯定还有小喽罗的，假设一个头目带十个喽罗，那喽罗的总数要到一万五千了。整个重庆也就不到一千五百万人吧？那黑社会的成员居然要占全市人口的千分之一？

想想重庆人民真是太苦了，超过千分之一人口是黑社会，那不是一天到晚遭受黑社会的欺压？那不是天黑了都不敢出门？那不是遍地的黑社会成员？那不是走步路都不敢走了？试看昨日之重庆，竟是谁的天下？黑社会的天下？薄书记实在是大大的了不起啊。

那么薄书记到任之前，重庆由谁来执政呢？好象还是共产党啊，薄书记好象并没有改朝换代呀。那薄书记上任之前的重庆市共产党们难道都死光了？警察都死光了？武警、检察院、法院都死光了？竟然就没有一个人出来为重庆人民保家护院的？一个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文强同志，竟然能让重庆市编入了黑社会的编制？

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执政党可以这样宣传我党的“政绩”。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重庆变到昨日遍地黑社会的境地，不是一天两天能成功的吧？我们来看看重庆前几任的市委书记：

汪洋 2005年12月至2007年任重庆市委书记 现任广东省委书记

黄镇东 2002年10至2005年12月任重庆市委书记 现投闲置散

贺国强 1999年06至2002年10月任重庆市委书记 现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中央政治局常委

把重庆市人民交给黑社会糟蹋的人，就是这几个，难道他们不应该向重庆人民谢罪吗？可是，他们似乎都升官了。汪洋调任广东省委书记，表面上看是平调，但以官场文化而言，这叫做从简调繁。级别没有升，可职位就重要得多了。重庆是西部城市，广东是中国经济第一大省，实际上是升官了。贺国强更不得了，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是当今中国实际上的最高权力机构，纪律检查委员会更是手握所有中共党员官员的生杀与夺的大权。这几个人把重庆糟蹋到了那样的境地，难道就不应该负哪怕一点点的责任吗？

执政党在大肆宣传自身“成果”的时候，“忘记”了把局面弄成如此境地的就是他们自己。这也是他们的传统，当他们宣传自己停止”文革“的功绩的时候，忘记了”文革“本来就是他们掀起来的。当他们宣传自己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时候他们忘记了林彪是执政党的副主席，而且是党章规定的老毛接班人。当他们宣传自己“粉碎四人帮”的功绩的时候，他们忘记了这“四人帮”的每个人都是共产党的最高级的党员。当他们宣传自己“改革开放”的时候，他们忘记了他们改革的对象就是他们自身。当他们宣传自己“三十年经济成果”的时候，他们忘记了把中国经济搞的几乎完全崩溃的就是他们自己。

“辉煌六十年”？那还有黑暗六十年呢？做人总不能这样无耻吧？

43 “毛主义”登上世界舞台 1959～1964年 65～70岁

克里姆林宫一九五九年二月签约帮助毛建造核潜艇等先进武器，是苏联军事技术转让的高峰。但就在协议的酝酿过程中，赫鲁晓夫心里已经打退堂鼓了。

促使赫鲁晓夫改变主意的有这样一件事。一九五八年九月，一枚美国最新式的“响尾蛇（Sidewinder）”空对空导弹从一架台湾飞机上完整未爆地落在中国国土上。赫鲁晓夫紧急要求中方让苏联专家研究这枚导弹，但中方声称他们找不到导弹。赫鲁晓夫的儿子、本人也是导弹专家的谢尔盖（Sergei Khrushchev）回忆道：“第一次，父亲感到‘兄弟般的友谊’上有着很深的裂痕。第一次，他思索到底该不该向中国提供最新军事技术，教他们怎么造导弹和核弹头。”

一九五九年二月，赫鲁晓夫决定施加压力，“他按下R-12导弹的技术说明不发。这下问题解决了，‘响尾蛇’马上就找到了。”

“响尾蛇”已被中方拆开，关键的导向系统不见了。赫鲁晓夫在回忆录里写道：“我们认为这是无理的，是侮辱我们。任何人处在我们的地位都会感到痛苦。我们对他们没有秘密，什么都给了他们。而他们得了件宝贝，却不让我们分享。”赫鲁晓夫得出结论，毛只是利用苏联为他的私利服务，心里想的不是共产主义阵营的利益，毛“急不可耐地要统治世界”。他下令拖延核技术转让。六月二十日，他停止供应中国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

这对中国不是致命打击，因为中国此时已经掌握了制造原子弹的基本技术。但毛明白，以后赫鲁晓夫就靠不住了。

九月，赫鲁晓夫访问美国。以前还没有苏联领袖这么干过。赫鲁晓夫相信有可能同西方“和平共处”。离开美国后，他来到中国参加中共国庆十周年庆典，敦促毛与西方搞缓和。

赫鲁晓夫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态度给了毛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如果毛竖起反旗，那些一心要靠暴力推翻资本主义政权的人们，就会弃赫鲁晓夫而拥戴毛。当时的世界大背景看起来对毛也十分有利。非洲正在反殖民主义，无数人想打游击战争，毛本来就被他们认为是游击战的专家，而赫鲁晓夫不是。没有掌权的共产党，想要上台不靠暴力前景渺茫。毛展望着未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发展在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东欧各国和世界各共产党不相信他们〔苏联〕而相信我们。”

但毛眼下还不能和赫鲁晓夫彻底分手。苏联的军事技术转让，虽然有了限制，但没有停止，一九六○年转让的设计图纸达一千零十份，比一九五八年还多。毛想抓紧时间先把苏联技术拿到手，“中国将在八年内相当强大起来。”毛浮想联翩。八年之后，赫鲁晓夫“将完全破产”。

毛的策略是“分而不裂” ，竖旗要有分寸。一九六○年初，中共开始在全世界宣传毛泽东思想。


一九六○年正是大饥荒最严重的时候，怎么可能有人相信毛主义呢？毛毫不担心，他自有一套滴水不漏的控制系统，让外国人按他的需要去看，去听。要蒙外国人容易得很。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九五九年二月对中国食品生产量的判断是“大幅度增长”。法国名作家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访华时，陪同她的中国女伴虽然会说法文，但没有上面许可不能跟她直接用法文交谈。波娃访华归去大谈什么“毛并不比罗斯福等人更专制，新中国的宪法保证了权力不可能集中在一个人手里”。她还写了厚厚一本书，名叫《长征》（The Long March），索引有个条目是“暴力”，后面一排字：“毛论述如何避免暴力。”

绝大部分中国人被密封在国门之内。驻外的外交宫被无穷尽的“涉外纪律”困得死死的，什么必须“二人同行”，什么诸事“事前请示，事后汇报”，动辄有里通外国的嫌疑，无怪乎中国外交宫在海外的名声是举止呆板。中共首批派出国的大使大都是将军们。毛接见他们时半开玩笑地说：“你们不会外文，但是还要你们去干外交，因为首先你们跑不了。”而这些大使们大半去的还是共产主义国家。

出了国而敢于说真话的，是一小批冒着生命危险泅水到香港的叛逃者。他们把大饥荒的真相告诉世界。可惜，很少西方人相信他们。

毛的谎言在西方却大有市场。当法国社会党领袖（后来的总统）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在一九六一年访华时，毛对他说：“我再重复说一遍，中国没有饥荒。”大家都把这话当真。一九六○年，未来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Pierre Trudeau）来了一趟，回去后同别人合作写了本天真的书：《两个单纯的人在红色中国》（Two Innocents in Red China），书中特别批驳外部世界对大饥荒的报导，说中国没有饥荒。甚至像前联合国粮农组织负责人波尔德沃（John Boyd-orr）爵土这样的专家也轻易受骗，一九五九年访华后大发议论说，中国的粮食产量从五五年到五八年翻了整整一番，中国人“看来都丰衣足食”。英国那位容易上当的陆军元帅蒙哥马利（Bernard Montgomery）在一九六○、一九六一两次访华后宣称：“中国没有大规模的饥荒，只在有的地方粮食不足。”他显然不觉得“粮食不足”是毛的过错，见到毛时一个劲儿鼓励毛抓住权力不放，说：“中国需要主席，您可不能离开这艘船不管。”

有这样的西方人，毛要掩盖饥荒易如反掌。他逦特地邀来三个文人帮他搞宣传：斯诺、韩素音、英国的格林（Felix Greene）。格林为BBC电视台对周恩来作了一次采访，从头到尾只见周恩来在念稿子。


要在世界舞台上推销毛主义，大把花钱是少不了的。一九六○年一月二十一日，与外交部、外贸部平行的中国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成立，专门负责向外国赠送现款、食品等。就在大饥荒最严重的年份，外援激增。

在提供外援的国家里，中国是最穷的，却是最慷慨的，借出去的债是不要还的。说到提供武器，毛的口头禅是：“我们不是军火商。”意思是中国的军火不要钱白送。

送钱最多的地方是印度支那，毛执政期间至少送了两百多亿美金。在非洲，毛送给正在打法国人的阿尔及利亚的无偿援助难以数计。在拉丁美洲，古巴的切·格瓦拉（Che Guevara）一九六○年十一月访华，毛一口气就给了六千万美金的“贷款”，周恩来特别告诉格瓦拉，这钱“可以经过谈判不还”。

在共产主义阵营内，毛只争取到一个又小又穷的阿尔巴尼亚。为了拉住霍查，一九五八年，毛给了这个只有三百万人的国家五千万卢布。一九六一年一月，毛跟苏联的分裂加剧，指望霍查帮忙骂赫鲁晓夫，又给了他五亿卢布！还用外汇从加拿大买小麦送给阿尔巴尼亚。靠着中国的食品，阿尔巴尼亚人不知“定量”为何物。这一切都发生在中国数千万人饿死的时候。阿尔巴尼亚跟北京谈判的主要代表希地（Pupo Shyti）对我们说：“在中国，我们当然看得到饥馑。可是，我们要什么中国就给什么，我们只需要开开口。我感到很惭愧。”有时中国官员不愿给，只要跟毛一说，毛马上就出面责备他们。

毛把大量的钱花在分裂各国共产党，建立“毛主义党”上面，由康生负责。各国应声而起了一批“吃毛饭”的人。只要拉起一个组织，唱唱毛的颂歌，跟着就领钱享福。在阿尔巴尼亚档案馆里，有一份资料写道，康生发牢骚说，委内瑞拉的几个“左派”取走了中国经阿尔巴尼亚资助他们的三十万美金后就不见了。荷兰情报部门干脆设立了一个伪装的毛主义党来收集情报，钱呢，自然由中国出。美国中央情报局中国问题专家（后任驻华大使）李洁明（James Lilley）告诉我们，看到可以如此容易地派人进中国，他们简直乐坏了，找了些人高呼毛万岁，建立毛主义党，中共出钱养这些人，邀请他们去中国。不过，美国情报当局很快发现这些间谍去了中国也没用，他们与社会完全隔绝。★

（★为了对外宣传的需要，一张便条就可从银行取走大笔现金。有个胆大的中国人看到有机可乘，也尝试捞些钱进腰包。这个人叫王倬，是外贸部的一名科员。一九六○年三月，他伪造了一张假冒周恩来批示的便条，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取走了二十万元现金。便条写道：“总理：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称：今晚九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拍纪录影片。主席嘱拨一些款子做修缮寺庙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周恩来”用毛笔批示：“请人民银行立即拨出现款二十万元。”另有小字批道：“为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一、要市场流通旧票；二、十元票，每捆要包装好看一点。七时务必送到民族饭店赵全一收。”
　　就这么一张纸，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就把两大麻袋二十万元现金交到民族饭店大堂一个自称赵全一的人手里。大家都没当一回事，只是在银行打电话问周恩来办公室这笔钱如何下帐时，才发现这是假冒的。
　　这是毛上台以来最大的“诈骗案”。破案在天罗地网一般的北京不消说是轻而易举。公安人员去逮捕王倬时，只见他有四个惊恐哭泣的小孩子，最大的才十一岁。王倬弄钱是为了让他们吃饱饭。他家对面是一幢华侨住的小楼，华侨有国外汇来的钱可以在国家特殊商店买高价食品。王倬在日记里写道：“钱！钱！钱！做梦都想弄钱……”。）

毛泽东选择了列宁九十周年诞辰纪念，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文章，作为“毛主义”宣言。赫鲁晓夫没有受到指名攻击，南斯拉夫的铁托做了替身。

文章在一九六○年四月发表后，趁着“五一”劳动节，中共从亚、非、拉请来七百多名同情者，把他们作为毛主义阵营的核心。毛接见了好几组人，报纸上大加宣扬，说这些外国人如何表达对毛的“敬爱”，如何唱（东方红）。毛亲自逐字逐句推敲了这些报导。

六月五日，世界工联理事会在北京召开，有来自五大洲六十多个国家的代表，其中好些是火药味很重的工会领袖，不愿听命于莫斯科。这是毛掌权以来在中国开的最重要的国际大会。毛让政治局全体出马，大力游说代表们，说和平共处是骗局。因为不能直接谴责苏联，法国、意大利共产党被挑出来当靶子，说它们是帝国主义的臣仆。与会的意大利代表佛阿（Vittorio Foa）告诉我们，中国的态度充满敌意，把他们吓坏了，担心会挨打，决定谁也不要单独行动。甚至阿尔巴尼亚的代表努许（Gogo Nushi）也大为震惊，私下里管中共领导叫“土匪”。

“中国人在朝我们脸上吐痰，”赫鲁晓夫说。莫斯科认为世界工联理事会事件是中苏分裂的开端。美国中央情报局也这么认为。代理局长卡贝尔（Charles Cabell）事后对美国国家安全会议说，中国的行为“对苏联领导是一场极大的挑战，赫鲁晓夫不能不迎头痛击”。中苏间的裂痕第一次被外界看到了。

同月二十一日，赫鲁晓夫对聚集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的五十一个国家的共产党代表讲话，强烈抨击毛泽东关于世界要靠战争进入社会主义的断言。“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不必依靠世界大战，”他说。“只有疯子和狂人现在才想再打一次世界大战。”那只会使“数百万人民在战争的巨焰中死去”，“就是在共产主义的死敌中，有理性的人还是占大多数。”这些话不啻说毛是个疯子，跟他结盟还不如同西方共处。赫鲁晓夫在会外用更尖锐的语言对中共代表彭真说：“你们想支配一切人，你们想支配世界。”“你们既然那么爱斯大林，你们把斯大林的棺材搬到北京去好了。”他对其他苏联领导人说：“我一看到毛就像看到斯大林一样。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

彭真发现在布加勒斯特完全没人听他讲毛的路线。毛承认：“我们在布加勒斯特是孤立的。一个党也不支持中国。就连阿尔巴尼亚也不支持。”这样彻底的孤立大大出乎毛的意料，他原先还以为他的观点会得到“积极反应”。毛也没料到赫鲁晓夫会这样毫不留情地攻击他，以往都是他欺负赫鲁晓夫。在这种形势下分裂，对毛有百弊而无一利，特别是毛还需要苏联的军事技术。当赫鲁晓夫拒绝把毛的任何提法写进会议公报时，彭真问：“一个字都不能修改？”赫鲁晓夫答：“一个字都不能修改。”毛只好叫彭真在公报上签字。

赫鲁晓夫此时完全看透了毛，回苏联后就宣布把苏联在华的一千多名专家全部撤走，同时停止帮助中国建设尚未完工的一百五十五个项目。

毛低估了赫鲁晓夫。苏联的报复对毛的打击不小，中国科学家虽说已经掌握了制造原子弹的技术，导弹技术还没有完全学到。他们只得用一切手段争分夺秒地抢着在苏联专家离开前学习，友好的苏联专家也尽量帮助他们，把自己的笔记本拿给他们拍照。拍照甚至在“欢送苏联专家”的舞会过程中进行，由女文工团员们把专家的监护人拖在舞场上。然而，杯水车薪，毛的导弹工程，乃至整个军事工业化进程，都陷入混乱。

毛只得设法挽回。十一月在莫斯科开八十一国共产党会议时，中共采取了和好的态度。毛亲自到苏联大使馆出席“十月革命”纪念日，一九六一年元旦给赫鲁晓夫发了封极力称颂他的贺电，好像什么别扭也没发生。两国有了某种程度的和解。最后，苏联同意在一百五十五个未完成项目中，继续帮助建设六十六项，但毛没有得到他最渴望的先进军事技术。


毛泽东后来把大饥荒说成是苏联“撕合同、撤专家”的结果。直到今天很多中国人还相信他。事实上，赫鲁晓夫取消军工项目只会有助于缓解饥荒，因为用来买这些军工项目的食品就不必出口了。
但是，食品出口丝毫未减。毛坚持要用它们来提前还清欠苏联的债。本来欠苏联的债按中苏协定应该十六年还清，但毛决定五年还清，要老百姓“勒紧腰带”。就在这一年，中国人饿死两千两百万。
毛把提前还债说成是他“要争这口气”。实际上，毛的政策从来不建筑在“争气”的基础上。毛要的是苏联继续依赖中国食品（苏联从中国进口的食品占总进口的三分之二），这样毛就可能诱使赫鲁晓夫继续卖给他军工项目。

毛还谎称赫鲁晓夫在大饥荒时“逼债”。但正如中国外交部给毛死后的领导人提交的情况简介指出，苏联在饥荒时从来没有向中国讨过债，更不用说“逼债”了。是毛自己要还，不仅要还，还硬要从十六年提前到五年还清。

苏联当时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告诉我们，苏联人很清楚中国尸横遍野的饥荒：“你根本不用搞任何调查，只需要驾车从北京飞机场进城就知道了。树上都没有叶子。”莫斯科授命他拒绝中国的出口食品，有时候载粮食的船只被苏联人谢绝接受。中国方面非给不可。有一次，中方对苏联主动提出增加肉类出口，苏联人问怎么可能增加？答覆是：“不关你的事！”

赫鲁晓夫不但没有逼债，而且还减轻了中国的债务。他重新调整了卢布对人民币的兑换率，使中方得益。据苏联计算，这一调整把中国欠的债降低了百分之七十七点五。

一九六一年二月，赫鲁晓夫主动向毛提出借给中国一百万吨粮食和五十万吨古巴蔗糖。毛接受了蔗糖，但婉拒了粮食。这并非出于“争气”。就在此时，赫鲁晓夫表示愿意向中国转让米格-21战斗机的制造权，毛二话不说马上就要。


这一段时间，毛对赫鲁晓夫既搞缓和，也挑刺儿。东德当时驻北京的一名外交宫对我们说，冷战的象征柏林围墙一九六一年夏天修起来之后，周恩来对东德人说，毛认为这是赫鲁晓夫向美帝国主义投降的表现。

赫鲁晓夫得时时防备毛，特别是在下一着大棋时。一九六二年十月，他秘密把核导弹运进古巴。这是他执政十年中最冒险的行动，事涉同美国的核武对抗。为了不让毛在这个时候跟他捣蛋，赫鲁晓夫给了毛一个大甜头：支持毛打印度——尽管这是对跟苏联友好的印度的背叛。

中国跟印度的矛盾主要是边界问题。中国不承认英国殖民主义时代给两国划下的边界，要求重新谈判，说边界应该由两个主权国家自己来确定。印度认为边界已定，没有必要再谈判。双方僵持不下。随着边界冲突一天比一天糟，中国方面在一九六二年五、六月间开始暗中准备作战。周恩来后来对美国人说：“尼赫鲁越来越趾高气扬”，“我们想叫他不要太得意了。”

打这一仗的决心毛是不容易下的。毛不想与印度为敌。中国原子弹基地在西北部罗布泊，美国要侦查这个基地，U-2高空侦察机从台湾起飞飞不到，可是从印度能很容易飞到。事情的发展也证实了他的顾虑：中、印边界战争之后，印度允许美国U-2飞机从印度茶巴提亚（Charbatia）基地出发，给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拍了照。

毛还担心他打印度会造成两面受敌的局势。当时，蒋介石正积极准备反攻大陆，他相信饥荒会使人民欢迎他打回来。毛对蒋介石的威胁很当真，在面对台湾的东南沿海集结重兵，自己也钻进了北京西山的防空洞。

毛想弄清楚蒋介石到底会不会打，再决定是否与印度开战。他派人向美国人了解。中国自一九五五年以来，一直在华沙同美国进行大使级谈判。中国代表从美国大使那里得到了爽快的答覆：美国决不会支持蒋介石进攻大陆，蒋也承诺，未经美国同意，不发动进攻。

最让毛不放心的还是苏联。当时中国石油的主要来源靠苏联。赫鲁晓夫在以往的中印边界冲突中，公开不支持中国，以后又答应卖给印度可以在高原条件下飞行的先进的米格飞机，而且转让技术使印度能够制造米格-21。

十月到了，喜马拉雅山的酷冬就要降临，可以进攻的时间不多了。毛授命向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试探莫斯科对中国打印度的态度。赫鲁晓夫抓住这个机会采取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步骤。十四日，他率领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为即将离任的中国大使刘晓举行了热情的欢送宴会。会上赫鲁晓夫敲敲杯子后讲话，说如果中、印发生边界战争，苏联将站在中国一边，苏联将暂缓向印度出售米格-21 。过后，他让中方知道他在古巴秘密部署核导弹，希望中方给他支持。

赫鲁晓夫是在跟毛作交易，毛心里有了底。十月二十日，古巴导弹危机爆发的前夕，中国军队在两段边界上向印方发起进攻。五天后，古巴导弹危机正值高峰，《真理报》发表社论支持中国。赫鲁晓夫此举对尼赫鲁如晴天霹雳。

在中印边境，中国军队迅速摧毁印军阵地，推进了一百五十多公里。打了胜仗，毛泽东主动停火撤兵，由双方各自掌握一些有争议的土地。中印边境到现在也还是那时留下的样子。毛达到了他打这一仗的目的：保证边境长期安定，使他没有后顾之忧地办全球大事。尼赫鲁心力交瘁，十八个月后因脑溢血去世。毛想当亚非拉国家的领袖，从此少了一个对手。


中印边境战争还在进行时，古巴导弹危机基本上解决。赫鲁晓夫答应从古巴撤出导弹，换取美国不侵犯古巴的承诺。毛马上抛开不给赫鲁晓夫制造麻烦的交易，利用古巴对赫鲁晓夫不征求它同意就和美国成交的不满情绪，想把古巴拉出苏联营垒。中国到处举行浩大的声援古巴的游行，影射苏联出卖古巴利益。毛不断给古巴领导人发电报，说苏联不可信赖，怂恿古巴人阻止赫鲁晓夫撤出导弹和飞机。当时格瓦拉特别反对苏联同美国的协议，毛希望利用他和卡斯特罗（Fidel Castro）间的分歧，把格瓦拉拉到自己一边来。


毛的努力没有奏效。不过他也得到些好处。当一枚美国先进火箭发生故障落到古巴时，古巴人没有把它交给苏联，却在苏联同中国之间“拍卖”，中国买到些关键性部件，对改进中国的导弹起了不小作用。

同美国达成协议后的赫鲁晓夫，也变了脸，中印边境战争还在打时，《真理报》十一月五日的社论就明显地不支持中国。

但两人都还想留有余地。赫鲁晓夫想保持共产党世界表面上的完整，毛想从苏联再挖出些核武器机密。这样的状况维持到一九六三年七月，苏联同美、英签订了部分禁止核武试验的条约，中心是禁止签约任何一方搞核武扩散。这意味着苏联对毛完全没用了。★
（★美国总统肯尼迪（John. F. Kennedy）搞这个条约就是想扩大苏联同中国的裂痕。）

这下毛才完全撕破脸皮，公开指名道姓地“批赫鲁晓夫”。毛说：“豺狼当道，焉问狐狸”，“擒贼先擒王，矛头对准赫鲁晓夫”。毛掀起一场“反对修正主义”的“公开论战”，组织人马写了九篇当时中国人人皆知的文章，总称“九评”。这实际上是在世界上给“毛主义”大作广告。毛给修正主义下的定义是：“在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眼里，生存就是一切，生存哲学代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今天的人们大概很难想像曾有过这样一个时代，反对“生存”，还可能有号召力。但毛主义正是这样一个主义：它根本否定人民对生存的要求与权利。

44 国家主席刘少奇的“突然袭击” 1961～1962年 67～68岁


大跃进开始时，刘少奇虽然不满，行动上仍随波逐流。当大饥荒铺天盖地而来，彭德怀在庐山大声疾呼时，刚当上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没有跟彭站在一起。

但刘少奇心里越来越不安。到一九六一年初，他知道全国已饿死了三千万人。这年四、五月间，他回到湖南老家去视察。故乡行使他亲眼目睹人民的极度苦难，给了刘少奇巨大的心理冲击，他下决心要设法制止毛。

回乡期间刘少奇去探望他的姐姐。姐姐早年出嫁的家庭在共产党掌权后算作“地主”，是“阶级敌人”。她偶尔给刘写信讲到艰难的生活，刘回信给她讲些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如今他带来的是更人情味的东西：五斤大米、两斤饼干、两斤糖果、九只咸蛋、一瓶猪油。他看到姐姐躺在床上满脸泛黄，昏暗的眼睛充满泪水，死灰色的嘴唇不停地颤抖说不出话来。她挨饿受冻患了病，卧床不起已经有好些日子了。刘少奇问起姐夫，她双手捂着脸，呜呜地痛哭起来。她的丈夫刚死去，原因是吃了半块女儿像宝贝一样留给他的糠粑粑，饿瘪的肠胃无法消化，活活憋死。没有医生可看，没有医院可去，人死在青筋暴起，大汗淋漓的痛苦翻滚中。

这位姐夫曾在刘少奇当上国家主席以后，给刘写过一封信，讲了村民们饿肚子的真实情况。信被截下来，他被扣上“破坏大跃进”的帽子受批斗，被绑在水塘边的树上任北风撕打，快要冻昏过去时才放回家。

刘少奇走了一路，一路都听到这样的故事，看到令人心碎的景象。他看得出人民痛恨共产党，痛恨他本人。在他家老屋旁的电线杆上，一个十二岁的孩子用木炭写了五个大字：“打倒刘少奇！”这个孩子的家里一年饿死了六口人，母亲死后他抱着嗷嗷待哺的弟弟到处找人喂奶，弟弟在他怀里断气。那时候“写反动标语”要当作反革命处理。刘少奇叫当地干部不要抓他，说这“可以理解，不要怪他”。

刘还下令地方当局不得惩罚“偷”食物的农民，说：“社员这样想，你拿得我就拿不得？你大拿我就小拿。”这等于说共产党政权对老百姓像强盗一样，刘少奇的痛心疾首可见一斑。

他甚至公开向老百姓道歉，临别时对村民说：“四十年没有回过家乡了，没想到父老乡亲们今天的生活这么苦，没想到解放十多年了家乡还是这么贫困……看到这些，我心里很难过，我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各位父老乡亲呀……”他哽咽得说不出话来，低低地向大家鞠了一躬。

回到北京后，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看是到时候了，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


秋收在即，毛泽东在一九六一年八月再上庐山，决定征粮数字。毛、刘之间的争论和紧张关系，连江西省一位负责人的十几岁儿子都注意到了。这个男孩在庐山上的人工湖里游泳。他看见毛来了，坐在湖中一个三十多平方公尺的木头平台上，身边簇拥着警卫与歌舞团女演员。男孩兴奋地爬了上去，对毛说他游泳喝了水。毛说：“这算什么，喝一万口水才能学会游泳，你就喝了几千口。”学游泳得喝水是毛常用的比喻，跟“交学费”一样，是他把中国经济搞得一塌糊涂的借口。

不一会儿，刘少奇由四个警卫陪着也游过来了，上平台以后，他跟毛一句话也没说，连头也没点一下。小小平台，两人各自坐一头，各抽各的烟。男孩纳闷地想：“他们为什么不说话呢？”

毛的其他同事也劝他改变政策。周恩来到河北老根据地视察回来后对毛说：“除了树叶、咸菜、野菜以外，就没有东西了，硬是没有存粮。”毛听了烦得要死。在庐山上，有一次周恩来发言，毛插话说：“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

毛最终答应了降低征粮数字，比他在年初时定的降低百分之三十四。这一来，一九六一年饿死的人比上一年减少一半，可还是饿死了近一千二百万。

毛的让步有部分原因是众多工业项目由于缺乏钢铁、煤炭、电力等而不得不“下马”。下马当然是好事，可是精简下来的两千六百万人却被简单地扔回到饥饿的乡下去。这些人中大多数是在过去三年中从农村招上来的。人类有史以来还没有哪个政府把这么多人任意地赶来赶去。毛赞扬道：“我们的中国人民、我们的广大干部，好呀！叫做两千万人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不是共产党当权，哪个党能办到？！”一朝回到村子里，这些人便失去了在城里享受的定量供应的粮食，和微薄的福利待遇。

点头答应降低征粮数字的同时，毛警告庐山上的中共要员们：“现在是退到谷底了”。周恩来离开庐山后对他的部下说：“今年为了缓农民的气，在庐山把粮棉油的征购数目搞低了。”“但是，不能说明年还是这样。农村明年就得回升。”

由于来年又要饿死更多的人，毛担心会有人对他采取激烈手段，他用一种别出心裁的方式发出警告。当时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华，毛在接见他时说：“我随时准备灭亡。”接着他讲了五种死法：被敌人开枪打死；坐飞机摔死；坐火车翻车翻死；游泳时淹死；生病被细菌杀死。最后说：“这五条，我都已准备了。”毛跟外国人的谈话政治局的人能看到，毛这是在告诫他们：我随时都有准备，你们不要心存妄想！

毛对他性命的担忧不是没有根据。甚至在中央警卫团里，在那些保卫他的人中，对他都是怨声载道。警卫团负责人汪东兴一九六一年初给毛的《关于中央警卫团的思想情况的报告》说：“战士董方会说：‘毛主席住在北京，知道不知道农民生活？粮食打那么多都到哪里去了？’战士许国乱说：‘叫人们吃菜是不是毛主席下的命令？中南海修建工人每月六十斤粮食还没劲呢，农民光吃菜和白薯，吃不到粮食。不能不管老百姓的死活。’”“战士张立臣说：‘现在农村老百姓吃的连狗都不如，过去狗还能吃到糠和粮食，现在人饿得没劲，小猪饿得站不起来。社员反映说：毛主席是不是叫我们饿死。’”中央警卫团因此受到狠狠的清洗。


近在眼前的威胁是在党代表大会上被选掉，或者落到有职无权的地步。最了解毛的林彪在笔记里写道：“他最大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一九六一年九月，照党章规定中共应该开“九大”。毛得尽一切努力避免“九大”。

早在一九五九年，毛已经感到中共高层对他政策的强烈不满。他在四月的讲话提纲里写道：“如果你们不投我的票了，拉倒。”随后的大饥荒强烈地震撼了中共干部，有代表性的是安徽一九六一年元月开的五级干部扩大会。“会上讲话的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家里死了人的，他们在吐（冤）气时，百分之百的悲痛流泪。会场上看到他们哭，特别是大量人口死亡的情景，都十分沉痛。绝大部分同志部被感动得心痛流泪多次。有不少人自上午诉苦开始，到下午七点钟散会终止，眼泪部没有干过，尤其是妇女，哭得更厉害。”

中共干部和他们的家庭都得勒紧裤带，一人一个月二十来斤粮、几两油、一点点肉。在中南海的红墙内，刘少奇的身边工作人员因为吃不饱饭，把花园和草坪改成了菜地。饥饿使毛的干部们几乎人人都渴望改变政策。

毛把责任推到基层干部头上，说问题的原因是“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他又怪罪于苏联“现代修正主义”。他还说中国发生了“特大的天灾”。根据气象记录，大饥荒的几年不但没有全国性的天灾，天气还比一般年景好。干部们对全面情况不了解，毛的嫁祸于人还能骗些人。但是，看到全国人人都在饿肚子，大批饿死人，干部们不能不感到自己的党总是有点什么问题。

为了唤起对他本人的好感，毛向全党宣布他要“跟全国人民同甘共苦”，不吃肉了。的确，在一个短时间内他不吃肉了，但他在吃鱼，毛最喜欢吃鱼。在大饥荒期间，他还对以肉食为主的西餐发生了兴趣。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六日，毛身边工作人员会同厨师为毛精心制定了一份西餐菜谱，包括七大西菜系列：鱼、虾、鸡、鸭、猪肉、羊肉、牛肉。鱼虾类列有：“蒸鱼布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菠菜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等。鸡类包括：“黄油鸡卷（鸡排）、软煎鸡排、鸡肉饼、鸡肉元，大王鸡肉饼、鸡肉丝、罐焖鸡、红焖鸡、葱头焖鸡、青菜焖鸡、纸包鸡、鸡丁敏士，椰子鸡，奶油鸡”。猪肉类有：“烤猪排、烤猪腿、炸猪里脊、炸猪排、溜猪排、法国猪排、意式奶猪”等等。至于牛羊肉，毛不是很喜欢，但也有不少品种：“羊肉串、烤羊腿、烤马肉、白烩羊肉、煎羊排、煎羊肝、牛扒、煎牛肉、咖喱牛肉、伏太牛肉、酸牛肉、烩牛尾……”

毛身边工作人员看得到毛在吃什么，他们自己和家人吃的又是什么。毛对他们说他的好东西都是“人民给我的待遇”，别人“没有权利”享用。毛的管家偷偷拿了点毛的食品回家，被发现后送到北大荒劳动改造，从此杳无音信。

由于资讯封锁，人们根本不了解毛的真实生活。他的女儿李讷那时在大学住校，在学校里跟大家一样饿肚子。毛很高兴她这样，他要的就是人们看到他的女儿也在挨饿。李讷周末回家可以吃到好东西。一次她从家里带了点回学校，毛知道后说“影响不好”，火气上来还拍了桌子。毛要人们以为他在跟大家共患难。结果，李讷一九六○年得了浮肿病，月经也停了，第二年干脆休学待在家里。

但即使毛制造了个“共患难”的形象，又能怎么样？那也填不饱肚子啊。人们饿得太惨了，生活中最基本的东西也没有。比方说，肥皂成了稀罕物件，因为造肥皂用的油类都出口去了。毛发议论说：“可以不造肥皂嘛，我可以一辈子不用肥皂嘛！”当上面传达说毛如何“艰苦朴素”、不用肥皂时，有的干部背地襄反唇相讥：“他当然不用，他什么事也不干！”还有些相当高极的干部甚至彼此议论：“他怎么不死嘛！他死了别人好工作嘛！”毛对众人的反感当然有所风闻，女儿娇娇去给杨开慧扫墓时，听见人们咒骂毛，回来告诉了毛。毛也知道有人在说：“要是过去发生这种情况，早就改该‘下诏引咎’了。”(待续)

邓玉娇事件过去的时间并不长，大约只有两个月左右，可是现在在任何媒体甚至网络上，已经基本上看不到她的名字了。她被选择性地遗忘了，主要是被执政当局“选择性失忆”了，如同之前的杨佳一样。因为杨佳已经不仅仅是杨佳，邓玉娇已经不仅仅是邓玉娇了，他们是大众反抗暴政，并取得一定胜利的象征，是大众的图腾。

假如邓玉娇仍然活跃在现实社会，无论到了什么地方，做了什么事情，都会吸引大众的注意力。让大家回忆到当初如何替邓玉娇说话的，如果替邓玉娇活动的，如何拯救邓玉娇的。大家如何在邓玉娇事件上取得了也许是中国五千年以来，舆论战胜暴政的开天第一次。于是，在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自己的邓玉娇，都有一个自己的杨佳。当大众受到来自专制独裁的迫害的时候，大家心里的阿娇会复活，甚至发酵。她复活在为四川死难学生家长的心里，复活在结石宝宝家长的心里，复活在反抗暴力逼迁的钉子户心里，复活在潭作人、许志永、黄琦、艾未未的心里，并将复活在中国三亿网友的心里。

于是，这样一个邓玉娇，就成了当权者最大的威胁。于是，他们将她幽禁起来，让她消失在大众的眼里。当局想的当然是希望从大众的心里将这个人彻底抹掉，前一个月，还出现过一个据说是阿娇的博客，后来被揭发出原来是巴东当局伪造的，于是她就彻底消失在公共空间了。

同时“被消失”的，还有一个当时鼎鼎大名的人物，他叫做“黄德智”。也就是邓贵大的同事，当时也在现场对阿娇施暴的，并被阿娇刺伤的那个人。他有被回忆起的必要吗？当然是有的，假如我们的当权者是一批说话行事讲究逻辑，而不是妄言妄行的人，就没有道理忘却他。

逻辑是这样的：邓玉娇接受了法院的审判，最后的判决是“防卫过当”。也就是说，司法机关认定阿娇的行为是“防卫”，那么就是合法行为了，只不过程度超出了法律允许的范围。既然阿娇的行为是合法的，那么邓贵大的行为就肯定是非法的，是犯罪。既然邓贵大的行为是犯罪，那么他的帮凶黄德智的行为当然也是犯罪。

邓贵大死了，没有办法接受法律的审判了，但是黄德智并没有死，他还活着，那么他当然要接受法律的审判。即便最后法院最后判决他犯罪行为比较轻微，免于刑事责任了，也必须要经过判决的。这是明摆着的逻辑，他不应该“被选择性失忆”的，更不应该“被消失”的。

可惜的是，我们的执政者只相信权力的游戏，不相信有正义、公平、公正、公开、法制这些价值的存在。所以福建石首“被自杀”的厨师才会先有政府赔偿“自杀”者家属，然后又逼迫“被自杀者”家属自首的荒诞情节。所以那些结石宝宝家庭被拒绝赔偿，所以才有四川被死难的学生家长被拒绝公开调查事件真相等等荒诞剧。

在面临权力与公义、暴政与法制、人民利益与政权利益的选择的时候，当权者总是会忘却他们应该伟大光荣正确的，他们选择猥琐、黑暗与错误。因为，选择的权力永远在他们手上，而不在大众手上。这样的悲剧，会永远持续下去吗？

其实赫鲁晓夫并不是为彭德怀而来。他没有带中文翻译。阿尔巴尼亚的萨森岛（Sazan Island），是苏联在地中海的核潜艇基地。赫鲁晓夫的亲自出马，是为了阻止阿尔巴尼亚和中国在核潜艇方面达成什么交易。

对赫鲁晓夫是指望不上了。有迹象表明，彭德怀可能考虑过“兵谏”。六月十三日他一回到北京，就试探能否以运粮救荒的理由调动军队。他对他的知心朋友、时任总参谋长的黄克诚提起调兵。据彭德怀狱中《自述》说，黄显出“为难的表情”。彭、黄到底谈了些什么，至今仍是个谜。但两人谈话的风声传到毛的耳朵里，后来彭在狱中被反覆审问调兵的事。

彭德怀动不了兵，只能不断把饥荒的情况上报给毛。坐火车看见窗外蓬首垢面、衣衫褴褛的人民，彭对同行的其他领导人说：“要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也会要请红军的！”他鼓励他们也向毛反映情况。

彭在东欧时，毛安插在代表团里的眼线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毛把彭的出国访问称为“闻味”。彭一事无成，毛安心了。

毛此时面临一个大麻烦。粮食出口计划第一、二季度没有完成。基层干部对饥饿的农民下不了手。毛屡次说：“几亿农民和小队长联合起来抵制党委。”就连听话的省委书记们，在毛指名要他们对分配的征粮指标表态时，也保持沉默，有的吞吞吐吐讲困难。毛感到必须搞一场整人运动来扫除障碍。本来就想清洗彭的毛，决定用彭作头号靶子来掀起运动。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日，彭从东欧归来一个星期，毛乘专车离开北京南行。走走停停，晚上火车停在专道上，毛睡在车里。天很热，车厢里的电风扇没开，以防毛著凉，只放了一大盆冰。毛跟随行的其他男人一样，光着脊梁，只穿条裤衩。（这趟出行之后，中国从东德给毛买了辆带空调的专车。）毛游了长江、湘江。对从不洗澡的毛来说，这就算是洗澡了。

二十四日，毛叫秘书给北京打电话通知在长江畔的避暑胜地庐山开会，指定了参加会议的人。

清洗就要开场了。这次要对付的是老资格的、最桀骜不驯的彭大元帅。毛似乎想亲自了解一下人们在饿肚子时对他的反应。他的火车这时正停在韶山附近，毛忽然决定回乡。

三十二年了，这是毛第一次回乡，尽管他的火车经常路过韶山。地方上早给他盖了别墅，叫“松山一号”，随时恭候他的驾临。韶山的“阶级敌人”也早都迁走，怕他们撞上毛，或前来瞻仰的外国人。

毛在韶山住了两个晚上。他要乡亲们对他“讲真话”，乡亲们也就壮胆说了些心里话：亩产收成夸大，说实话的挨斗挨打。一位老人质问：“现在吃食堂，搞集中，男男女女要分开住……像个什么世道？”人们讲得最多的，还是吃不饱饭。从前韶山是“一身一口，七担二斗”，折合九百二十五斤粮一年，现在吃粮数不到从前的三分之一。这还是在毛的故乡，享受各种特殊照顾。毛请大家吃饭，他们狼吞虎咽地把桌上的饭菜一扫而空。

乡亲们的真话，没有一句支持毛的政策。但毛也看得很清楚，再牢骚满腹，人们也不敢指责他，有的还得以歌颂他的形式发怨气，说：“您老人家的政策到下面就变了卦。”“主席，要是您不回，我们都快饿死了呀！”有个年轻人敲着饭钵诉苦：“饭钵叮当响，餐餐吃四两〔老秤四两折合新秤二点五两〕，做事冇有力，全都懒洋洋。”毛把脸一沉对他说：“现在还有三四两，总比过去吃百家饭（指乞讨）好吧？”虽然毛的话根本不是事实（他从前说韶山人“易于致富”），可是没人敢顶撞他。接着他文不对题地下指示：“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搞好节约，计划用粮。”没人敢问他这指示从何落实。毛针对村民的意见对随行的省委书记大言不惭地说：“这是在告你的状，这些是你管的范围，你要把这些意见记起来。”做了替罪羊的书记也只能默默地听着。

毛的造神运动已使他凌驾于众怒之上。民不聊生，人们仍对他欢呼万岁，他跟将近三千人握了手，手都握红肿了。“松山一号”别墅的一个年轻服务员很有代表性。她回忆道：毛来的时候，招待所所长把她叫去，要交给她“一个最好的光荣的任务”——洗毛的内衣裤。她想：“毛主席的衣服，不得了的。一定要把它洗好。衣服一身都汗湿透的，都黄了。我想到毛主席，世界人民的领袖，生活是这么的艰苦。衣服是丝绸的，我怕搓，就轻轻地揉，洗坏了怎么交得了差。晒出去我怕让别人看到，看到就怕搞破坏。我坐在办公室，坐一下，就到外面去看一下，随时去摸一下。没有电，★不能电烫，我就把它放在玻璃板下压。”“我现在一穿衣服就想到毛主席。”
（★一九六○年五月十八日，当毛再次经过此地时，四百七十名工人冒着八级大风，架上了通往韶山的电线，以备毛回韶山，可是毛没有回去。）

毛泽东以必胜的信心上了庐山。


长江边一千五百公尺高的庐山是古人学道求仙的地方，生活在这里也有些飘飘欲仙的味道。山里的云时聚时散，时浓时淡，从峡谷里奔驰而上，一瞬间便把街上的行人包里起来，路边闲谈的人会忽然失去了对象。有时可见一朵白云从一扇开着的窗户飘进来，转个弯儿从另一扇窗户飞出去。“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的著名诗句再贴切不过地形容出庐山的变幻莫测。

十九世纪后期，欧洲人最先看中了庐山作避暑之地。从山下难耐的湿热上得山来，人全身立刻一爽。在庐山的中心牯岭，各式西洋风格的别墅有八百多座。蒋介石把这里作为自己的“夏都”，常住在一幢原属于英国人的别墅里。一九四八年夏天，他最后一次来，把别墅以他夫人“美龄”的名字命名为“美庐”，叫石匠把他题的字刻在大门外的岩石上。


“美庐”如今成了毛的下榻之处。毛这是第一次上庐山。一天他看见石工在锉去“美庐”二字，连忙摆手制止。

蒋介石是坐滑竿上山的。中共修了条七、八公里长的环山公路。毛的车要上公路时，从山顶到山脚所有车辆一律不许通行，他居住期间全山封山，远近老百姓都被临时迁走。毛的保安措施之严密，远超过蒋介石。“美庐”他嫌不够安全，另造了一幢巨型仓库似的毛式建筑，防弹防炮，取名“芦林一号”，紧挨着水库，以便毛随时游泳。“芦林一号”是在大饥荒最严重的时期修建的。

毛把庐山会议称作“神仙会”，要一百多名与会者来“读书”，畅所欲言地谈“国内形势”，“放松一下”，把妻子、孩子也带来。第一次住进欧式建筑的孩子大开眼界，领略了石头墙壁和抽水马桶。天天饭菜丰盛，连工作人员用餐每顿也有八、九个菜。晚上不是看戏就是跳舞，戏有毛亲自点的《思凡》、《惊梦》之类，舞厅设在天主教堂，歌舞团的伴舞女郎由大客车载着上山。起码一个女演员和庐山疗养院的一个护士，很快在夜间被召到毛的住处“谈话”。

彭德怀被毛点名上庐山开会。汽车行至牯岭路口，警卫人员举旗示意停车，说“一组”（毛的代号）在休息，请彭和其他中共领导人下车步行。为彭挑选的一百七十六号别墅，离毛的别墅只有一百多公尺，与彭德怀来往的人尽入眼底。

会议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开场。毛一开始不开全体会议，把与会者按管辖数省的行政大区分成六个小组，每组由他信得过的大区第一书记执掌，把谁说了什么直接向毛汇报。凡是不利于毛的声音，都无法越出小组之外。想知道其他小组的人说了些什么，只能通过“会议简报”。简报由毛控制，只登毛想要人看的，其余一律不登。

彭德怀被分配在西北组。从第一次发言起，他就把批评矛头直指大跃进，直指虚假的收获数字，差一点说毛撒谎：“毛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搞的增产数，实际没有那么多，我去了解实际只增长百分之十六……国家还给了不少帮助和贷款。主席也去过这个社，我曾问主席，你了解怎么样，他说没有谈这个事。我看他是谈过。”

第二天他又提到毛的责任问题：“一千零七十万吨〔一九五八年钢铁指标〕是毛主席决定的，难道他没有责任？”以后的发言里，他要么抨击毛的腐化（“好多省都给毛主席修别墅”），要么告诫毛不要为所欲为：“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他反对为了出口而剥夺老百姓，说“农村四个月不供油”不行，不能搞“内销服从外贸”。

但是，正如毛算计好的，彭的这些话都只有小组的人听见，简报上一字未登。毛不开全体会议，使彭没有机会把他的意见传达给与会者。彭一天比一天沮丧，感到会开得不死不活。十一日下午，彭突然接到会议秘书处通知，说会议就要结束。这增加了他的急切心情，要把自己对大跃进的意见在会议结束前让与会者知道。第二天，他坐下来给毛写信，十四日送交毛。信的语气比小组发言温和得多。他希望这样一来，毛能把信印发与会者，大家读了信后能响应他，促使毛改变大跃进政策。

这封信也正是毛所想要的，他要以此为题目来清洗彭。十六日，毛把信印发了大会。

毛已经对彭观察了两个星期，看彭跟谁来往，他好“一锅端”。彭德怀曾想过找同盟军。他知道张闻天也反对毛的政策，曾请张闻天看他给毛写的信。张怕被说成是搞阴谋，不敢看，彭便念给他听。张听了一段，藉故仓皇离去。毛把“搞阴谋”跟“里通外国”一样定为滔天大罪，其实毛自己才是“搞阴谋”和“里通外国”的大师，要不然他哪里有机会进得了紫禁城。正如斯大林的副手莫洛托夫所说，只有一个人允许搞阴谋，那就是大老板本人。

七月二十三日，毛出其不意地首次召开全体会议。大会采取临时通知的办法，使任何人都没有机会串联。毛一上来就说：“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这口气好像是有人不让他讲话。毛用这种蛮横不讲理的架势说话，为的是造成一种吵架的气氛，使得任何理性的辩论都不可能。他故作发火状，把大跃进的灾难轻描淡写地说成是：“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没有肥皂……”接着他亮出了杀手锏：要是不听他的话，“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人民解放军跟你走，我就上山打游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毛这是告诉在座的：要么跟我，要么跟彭，你们跟彭，我们就兵戎相见，来个你死我活。
人人都知道斗不过毛。连彭德怀本人也临阵怯场，没有站起来针锋相对地说明自己的观点。

为了强调解放军会跟毛走，毛把他的老搭档、军中威望不亚于彭的林彪元帅召上山来。在随后的会议上，林彪说“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都是丘八”。毛拿出他惯有的软硬两手，一方面吓住人们，一方面摆出妥协的姿态，表示愿意降低征粮数量，减少钢铁指标，压缩军工投资，还答应给农业投资一点钱。所有这些让步他都在庐山会议后一一推翻。

毛把彭德怀和另外几位跟彭来往，并批评了他政策的人打成“反党集团”，有总参谋长黄克诚，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毛把庐山会议扩大为中央全会，以党的决议正式谴责他们。决议是毛念的，念完也不走走举手表决的过场，就自己宣布一致通过。

几番批斗后，彭德怀被送到北京郊外的挂甲屯软禁，其他人也受到惩罚，他们的家庭一夜之间成了罪人。黄克诚夫人在严重打击下一度精神失常。这个“反党集团”中最年轻的人是毛的秘书李锐，毛对他的惩处也最为严酷。他经历了近百次批斗会，然后被流放到北大荒劳动。妻子同他离婚。有次他想要张孩子们的照片，却收到这样一封回信：“你对我们还有感情，而我们要同你划清界线。照片现在不能给。”庐山会后二十年，他的生命大半在监狱、劳改农场孑然一身地度过，还被判过死刑。可是，一切折磨，一切痛苦，都未能摧毁这位顶天立地的人。在当今中国，他仍以他的才思智慧、敢做敢为，为中国人放声疾呼。


庐山会议后，林彪做了国防部长，在军队里清洗同情彭的人。林彪卖力推行毛的个人崇拜，一九六○年初，下令部队背诵毛著作中的“警句”，这就是后来《毛主席语录》的开端。毛对林彪的做法大加赞赏，他对澳大利亚毛派领袖希尔（Edward Hill）说：林彪“发明了一个新方法，就是编语录。”“孔夫子的《论语》是语录，佛教也有语录。”毛接着提到基督教的《圣经》。显然在毛看来，他说的话足以同这些不朽的经典媲美。

一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运动横扫全国，打击对像大多数是那些抵制从农民口中夺粮、相对心软的基层干部。邓小平一九六二年五月说：这次运动被整的“全国估计总有一千万，影响的人总有几千万”。替换他们的是心狠手辣的人。

挨整的人中有医生，罪过是诊断出大批人生病死亡的原因是饥饿。医生王善身在被问到为什么浮肿病治不好，少了什么药时，说了一句：“少一味粮食！”他被开大会批斗，扔进监狱。浮肿病同饿饭有关系，连病名在不少地方也不准提，被隐讳地称作“二号病”。多年后毛还对医生们耿耿于怀，说：“困难时期为什么有那么多高血压，那么多肝炎，还不就是你们医生给找出来的！”

庐山会议后的第二年，一九六○年，中国因人为的原因饿死二千二百万人。这在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


毛的庐山一行也影响了他的前妻贺子珍后半生的命运。二十二年前，因为无法忍受毛跟其他女人胡搞，以及对她的漠不关心，子珍离开延安去了苏联。在那里，她精神崩溃，关进一家精神病院，过了两年与世隔绝、梦魇般的生活。一九四六年秋，她出院了，反应有些迟钝，但人恢复了正常。回国后，毛不让她进京，多年来她一人独居，没见过毛。

庐山会议时子珍正住在山下的南昌。毛心血来潮，想见她一面。七月七日，他派江西省委书记的妻子接子珍上山，特地交代不要说是来见他，怕子珍“过于激动因而触发旧疾”。毛很清楚子珍禁不起情绪波动。女儿娇娇曾告诉他，一九五四年子珍偶尔听到收音机里传出毛讲话的声音★，当场发病，很久才恢复过来。
（★毛不允许播放他的讲话，事后电台受到查处。）

毛只关心子珍见到他之前不要发病。使者受命哄子珍：“今年南昌太热，省委请你到庐山去休息几天。”子珍欣然前往，一路上说说笑笑，非常愉快。晚上九点钟，她被带进毛的住所，突如其来看见毛站在面前，她精神当即失常。

跟毛分手时，毛说：“时间不早了，我们明天再见面，再谈谈。”但转过身，毛下令第二天送子珍下山。子珍被强行送下山去。她不停地问：“为什么要让我下山？主席说好同我再见面的……”这次发病比以往任何一次部严重，连女儿也认不出来。在南昌，她不时蓬头垢面，神情凄惶地冲到省委的大门口，要找江西省委问个清楚，是谁从中作梗破坏她与毛的再次会面。有一天下着倾盆大雨，她浑然不觉地立在雨中，对着省委的大门。守门的战士说她是疯子，她身边的工作人员看到她病成那样，忍不住心酸落泪。从此，她在精神分裂症的反覆发作中，定完了余下的一生。

42 西藏的灾难 1950～1961年 56～67岁


毛泽东对西藏的战略，从来都是武力征服。一九五○年一月二十二日他跟斯大林会晤时，要求苏联派飞机帮他运部队进攻西藏。斯大林答道：“你们准备进攻，很好，是该制服西藏人了。”斯大林还建议毛向西藏和其他边疆地区移民，说：“新疆的汉族人还不到百分之五，应当增加到百分之三十……所有的边疆地区都应当多迁移些汉族人去”。这成了中共的政策。

一九五○到一九五一年，两万中共部队进逼西藏。但是毛意识到他不可能派进足以占领全西藏的大批军队，因为没有公路运兵运粮草，士兵不习惯高原气候，当地武装也不可小视。毛决定搞谈判，装作他将给西藏自治权。他上演了一出英明君主的戏，承认达赖喇嘛在西藏的领袖地位，送给这个年轻人电影放映机之类的礼物，对西藏代表团也说着宽心话。但同时，两条通向西藏的公路紧锣密鼓地修了起来。

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九岁的达赖喇嘛到北京去出席橡皮图章式的人民代表大会。他在北京待了半年，毛跟他至少见了十几次面，每次都和蔼可亲，要让他没有戒心。毛作了调查研究，知道达赖对科学感兴趣，对他说：“我知道你是喜欢新东西的，我也喜欢。我们有很多共同之处。”毛跟他讨论教育改革。达赖喇嘛对我们说：“毛的危险性也就在这里，他说的话总好像是对的！”毛也以君主的身份教训他，跟他大谈“宗教是毒害人民的鸦片”。

为了保护西藏人的利益，达赖喇嘛申请加入共产党。中共没有同意。他继续跟毛搞好关系，回西藏后写信给毛，信中夹着一朵西藏的鲜花。毛手书的覆信简直称得上情意绵绵：“亲爱的达赖喇嘛：一九五五年七月六日给我的信收到了，很高兴。我时常想念你，想念你在北京的时候我们相处的那种愉快的情形。何时再能和你见面呢？……很高兴地看到你在信里附寄的西藏鲜花，我在这里也附寄一朵给你。”

一九五六年初，公路通车，毛开始变脸。他首先在康巴藏区搞“改革”，斗争上层，收缴枪支，实行征税，破坏宗教。那里的五十万藏民立刻反了，到三月底已经拉起一支六万人的队伍，有五万杆枪。其他藏区的“武装叛乱”也如野火一般燃烧蔓延。毛只得动用军队，靠围剿、重炮，甚至空中轰炸，才把反抗镇压下去。

这样的几乎全民性的参与造反，以及藏军的强悍善战，使毛得出结论：在西藏“现在还不是实行改革的时候。”“我们已经等了好几年，现在还必须等待。”

两年过去了。在大跃进中，当饥荒出现时，藏民又揭竿而起，在他们聚居的几个省，都发生了武装反抗。藏民有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们靠游牧为生，有马，有枪支。他们还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宗教，能秘密组织起来而不为中共所知。

在青海，武装起义遍及全省。毛在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四日批示严厉镇压，同时说：“西藏要准备那里的可能的全局叛乱。乱子越大越好。”次年一月二十二日，他再次批示，在西藏，“总要来一次总决战，才能彻底解决问题。”西藏有“一支斗志较强的万人叛乱武装”，“这是我们的严重敌人。但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反而是一件好事，因为有可能最后用战争解决问题。”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西藏人风闻达赖喇嘛可能被劫持去北京，在拉萨暴动了。数千人上街游行，高呼：“汉人滚回去！”第二天，毛电令中共驻西藏部队，放达赖喇嘛逃走。如果达赖喇嘛在中共军队镇压中被打死，世界舆论将对毛很不利，特别是在毛想搞好关系的中国周边的佛教国家和印度。十七日夜晚，达赖喇嘛逃出拉萨，奔向印度。他的逃离一经证实，毛就下达作战方针：“全力抓住敌人在拉萨市区，勿使逃走，以便主力到达，然后聚歼。”


随着战争而来的是宣传战。四月七日，毛给管西藏事务的官员写信了解西藏情况，特别询问：“贵族是否有杀人权？是否私立审判，使用私刑？……有人说对反抗的喇嘛剥皮、抽筋，有无其事？”“有人说〔喇嘛庙里〕搜出人皮不少，是否属实？”在毛亲自主持下，二十九日，媒体宣传运动揭幕，把西藏描绘成人间地狱，抽人筋、剥人皮、挖人眼睛。毛的军队是正义之师，是去拯救西藏人民的。本来汉人对西藏就有偏见，毛的宣传更是在人们脑子里种下了西藏野蛮落后的根深柢固的印象。

当然，西藏过去的神权统治有黑暗的一面。但毛管辖下的西藏要黑暗得多。地位仅次于达赖的班禅喇嘛一九六二年写给周恩来的七万言书中，淋漓尽致地说明了这一点。班禅喇嘛曾支持中共“解放西藏”，甚至在一九五九年拉萨暴动后还拥护中共“平叛”。他描写的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在西藏发生的事，周恩来本人和管理西藏事务的李维汉，都承认是事实。这使七万言书格外有份量。

班禅喇嘛写道：“过去西藏虽是被黑暗、野蛮的封建统治的社会，但是粮食并没有那样缺，特别是由于佛教传播极广，不论贵贱任何人，都有济贫施舍的好习惯，讨饭也完全可以为生，不会发生饿死人的情况，我们也从来没听说过饿死人的情况。”

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两年中，农牧业产品“收购过头，甚至连香袋内的粮食和糌粑也收了，对翻出隐藏几升粮食和糌粑的人家，也进行斗争……对大多数家户，进行了搜查，把居民自己库存的粮食、肉类、酥油等，差不多都挖光了。”“不少居民的口粮很紧，有的断粮，肉类、酥油、清油等极缺，连灯油也没有。甚至买不到烧柴。人们恐慌着急，叫苦连天。”

“我们藏区以前作为马驴、牛、黄牛饲料的油渣、麦糠等，也成为人的难得的有养分的香的食物了。”“别说稍微能吃的一切草类，就连不能吃的树皮、树叶、草根、草籽也采集了许多，加工后和那点粮食掺合起来作为猪食一样的稀糊糊给人们吃，就是这也很有限，不能果腹。由于这种藏族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人们做梦也想不到会有如此严重的饥饿之痛苦，人民群众抵抗不住这种残酷地折磨，群众的体质日益衰弱。所以一些地方感冒等一些小小的传染病就会使达到百分之数的人轻易地成批死亡，有些地方也有不少人因为断了粮而被直接饿死，因此有些地方，也有些全家人死光的现象。”

班禅喇嘛写七万言书的时候，到藏区各地视察。在青海，他看到“许多百姓连吃饭的碗都没有”。他掏钱买碗送给老百姓，并对中共官员愤怒地说：“过去只有俗人向僧人布施，群众向活佛奉献，没有听说过活佛买碗给群众。旧社会要饭的手里还有个破碗。蒋介石、马步芳统治青海十几年，藏族老百姓也没有穷到连个碗都买不起的地步。”

西藏人民还受到毛式的残酷批斗，班禅喇嘛的家里“从我父亲开始一个个都挨斗了”。“被斗者虽然没有特别严重的罪行和过错，也要捏造许多严重的罪行，并予夸大，随心所欲，颠倒是非等，不仅毫无根据，一个比一个更尖锐激烈、更粗暴、更狂妄、更矜夸过火地肆意进行诬陷”。“斗争一开始，大喊、怒吼几下，同时拔发揪须，拳打脚踢，拧肉掐肩，推来掀去，有些人还用大钥匙和棍棒加以毒打，致使被斗者七窍流血，失去知觉而昏倒，四肢断折等，严重受伤，有的甚至在斗争时，当场丧命。”不少人被迫“投河或以武器自杀”。

由于西藏武装起义的全民性，青壮年男子被大批逮捕关押，“可以断言，藏族中我们的亲人除了妇女、老头、小孩和极少数的青壮年外，就所剩无几了。”

在监狱里，看守不把藏民当人看：“残酷无情地恶言恫吓，恣意毒打；并故意把地势高低和寒暖差别很大的南北上下的关押犯，迁来迁去，以致水土不服，衣被不能暖体，褥垫不能防潮，帐篷、房屋不遮风雨，食不饱腹等等，生活十分困苦凄惨，还让起早摸黑的劳动，并由于把最重最苦的劳动活交那些人去干，因而使那些人不可抵御地出现体力日衰，疾病很多，加以休息不充足，医疗不完善，使大量关押犯遭到非正常的死亡。”班旦加措喇嘛曾在监狱里度过多年，他告诉我们，他和别的囚犯被用鞭子抽打着拉犁。

对战场上被打死的藏民的处理也令人发指。班禅喇嘛在毛死后的一次会议上讲到：“果洛地区打死了许多人，把尸体从山上拖下来，挖个大坑埋在里面，把死者的亲属都叫来宣布：‘我们把叛匪消灭了，今天是喜庆的日子，你们在尸体坑上跳舞。’”

与对西藏人民的暴虐同时发生的，是对西藏文化的摧残。当时有个“三大”运动，第一“大”就是“大破坏”。西藏的一切生活方式都被认为是“落后的、肮脏的和无用的”，要“破坏”。毛最致力于消灭的是宗教，早在与达赖喇嘛见面时，他就讲西藏喇嘛太多，不利于增加劳动力发展生产。如今在西藏的寺院里，班禅喇嘛说：“竟有让喇嘛站一边，尼姑和俗女站一边，强迫他（她）们互相挑选〔配偶〕。”“掀起了消灭佛像、佛经、佛塔等的滔天浪潮，把无数佛像、佛经、佛塔烧毁，抛入水中，扔在地上，拆毁和熔化，对寺庙、佛堂、玛尼墙、佛塔恣意进行了疯象闯入般的破坏。”“把《大藏经》用于沤肥的原料，专门把许多画的佛像和经书用于制鞋原料等，毫无任何道理；由于做了许多疯子也难做出的行为，因而使各阶层人民诧异透顶，心绪混乱至极，极度灰心丧气，眼中流泪，口称：我们的地方搞成了黑地方（西藏俗语中把没有宗教的地方称为黑地方）等而哀号。”

破坏后的西藏，班禅喇嘛说，就像“炮弹摧毁，战争刚结束的样子，目不忍睹。”“西藏有大、中、小寺庙两千五百余座，而民改〔中共的“民主改革”〕后由政府留下来的仅只有七十多座，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七多”。僧尼人数“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三”，从十一万多人下降到七千人。

使西藏人民最为痛苦的还有死人不准超度：“按我们藏人的习惯，人死后若不进行超度，就被看成是对亡人不孝敬、残酷无情而极为恶劣的。因而一段时间人们说：‘我们死的太迟了，如果早死一点，还能得到超度，现在死就像死了狗一样，气一断就会被扔到门外去。’”

在藏区视察时，班禅喇嘛见到以下场景：“不少越过基层干部的各种阻挠之难而来朝拜的藏族群众，不论男女老幼，一见我就想起了一个时期来的痛苦，情不自禁流出眼泪，他们中的一些大瞻的人，流泪哀呼：‘勿使众生饥饿！勿使佛教灭亡！勿使我雪域之人灭绝！为祝为祷！’”

在这些伤心事的激励下，班禅喇嘛勇敢地写了“七万言书”。到了毛泽束手里，毛大怒。不久，班禅喇嘛就被批判斗争，身陷囹圄近十年，直到毛死后才重见天日。(待续)

刘逸明被抓了，拘留十天，罪名是“造谣”。警察的理由是刘逸明“散布”了关于杭州欺死马案件的胡斌是“替身”出庭，“替身”服刑的言论。正式的文字是这样的：

湖北、浙江两省的公安机关称，熊忠俊利用互联网捏造、散布"胡斌替身"谣言，引发网民猜疑，误导公众舆论，扰乱公共秩序，已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鄂州公安机关于2009年8月21日对熊忠俊（刘逸明）作出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

我不是学法律的，我不知道中国的法律是否有造谣这样一个罪名，以及相应的惩罚条款。但是，我相信这样一个常识：所谓造谣者，他一定是一切相关言论的“始作俑者”。但是，我看到的报道是刘逸明坚决否认自己是“原创者”，并且提到他在发文前实际上是看到了另外一篇提出“替身说”帖子，才更加肯定地发文的。

那么，为什么单单抓他呢？何况，这个“故事”的流传，其实一路综合了很多网友的创作，比如说找到了一个叫张礼礤的人，并指责此人就是胡斌的替身，并且“人肉”出了他的哥哥。当时明确指责杭州司法机构枉法的文章铺天盖地，连我自己都写了一篇，当然名气最大的是韩寒。

刘逸明不是原创，只不过他比较有一点名气，他的帖子被很多媒体扩大影响了，所以他被拘留了。这样做有法律依据吗？警察为什么要单单抓他而不是别人？因为他有一定的名气，又不至于大到韩寒那种程度，拘留十天也不是很大的惩罚，于是他被选中了。这是司法机关的一次司法恐吓。

出来这么大的一个“谣言”，总要对上级有个交代，还有一定要制止以后有任何疑问，否则杭州警察不安全，真“胡斌”也不安全。这是司法机关的一次使用司法手段的恐吓：以后谁还敢继续“造谣”，就法办谁。

关于“替身”的说法，一直到现在还时不时有人撰文质疑，我就从不曾相信过政府的言论。因为一个人坐牢坐了几个月，居然还胖了很多，这不合逻辑。胡斌是富家子弟，娇生惯养的，一下子从“人上人”变成阶下囚，还要面临至少是几年的徒刑，他能吃好睡好吗？我也有朋友蹲过拘留所的，他说一进去首先要挨一顿打，相当于水浒传的“杀威棒”。然后睡觉是挨着马桶睡，还要服侍牢头，还要进贡。这样的环境让一个从小受尽宠爱的小孩子进去几个月居然胖了那么多？

即便他父母有关系有钱，他受到了礼遇，可是环境总是那样的环境，不是富家大宅。何况光是心理上产生的疑问、后悔、对未来的不确定就够他受的，他能睡好吗？假如杭州警察真的那么肯定，为什么不提出客观的法律证据来证明他的真身？后来由他自己出来辟谣的视频有多少价值？那伤疤是可以化妆化出来的。其可信度绝对不如在法庭上的那一段视频，那上面非常清楚，就是没有伤疤。为什么不提供第三方机构的DNA验证？至于杭州警察的辟谣，那力量跟屁没有差别，共产党可信？共产党的警察可信？母猪都会爬树了。

要是最初杭州警察不是有意包庇他，就不会出现“七十码”这样荒唐的笑话了。

要堵住天下的悠悠之口，不是拘留一个名人十天就能完全办到的。以后只要是社会事件，有疑问的，我们都一定会问下去。有那么多的网络舆论监督，政府都一直在胡作非为。要是完全没有了，那中国真的是暗无天日了。

40 大跃进：“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 1958～1961年 64～67岁


有了精心培植的个人崇拜，有了中共领导的集体就范，有了反右造成的万马齐喑，毛终于得以加速他的军事工业化进程。一九五三年他首次推出这个纲领时，曾把实现的时间定为“十年到十五年”，现在他把期限缩短到八年，七年，五年，甚至三年。这个过程他叫作“大跃进”，于一九五八年五月“八大”二次会议拉开序幕。

毛政权宣传说，大跃进是为了中国“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赶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世界上最先进、最富强的国家之一”。但这个目标跟提高人民生活水准毫无关系。六月二十八日，毛在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座谈会上说：“目前太平洋实际上是不‘太平’的，将来归我们管了才算是‘太平’洋。”林彪插话说：“×年后，我们一定要造大船，准备到日本、菲律宾、旧金山登陆。”毛接着说：“造船还要几年才行？一九六二年我们有××——××万吨钢，有××万台工作母机，生产能力就大了。”（数字在文献原件中略去）

八月十九日，毛以同样的气概对省委书记们说：“将来我们要搞地球管理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毛搞大跃进，就是要称霸世界。

大跃进的主要内容是大规模地从苏联和东欧进口以军工为核心的重工业项目。这就意味着食品大量出口。当毛要赫鲁晓夫卖昂贵的核潜艇技术设备时，赫鲁晓夫问毛怎样付费，毛的答覆是：苏联要多少食品，中国就可以出口多少。为了名正言顺地从农民手中夺粮，毛硬说一九五八年有了神话般的大丰收。在他示意下，各省领导纷纷宣布各自省内的粮食产量将会激增。比如，毛最喜欢的柯庆施声称，他管辖下的华东地区这年的产量将比上一年增长百分之七十。新上任的河南第一书记吴芝圃，也提出高于通常产量几倍的收获数字，被毛封为头号模范。

六月是夏收时节。在各省领导给特别听话的基层干部打招呼后，这些基层干部便宣称他们那里有了奇迹般的收成。毛的宣传机器接着鼓吹一连串“高产典型”，把它们叫作“放卫星”。六月十二日，《人民日报》报导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小麦每亩产量达到了三千五百三十斤”，十倍于实际产量，被称作“卫星田”。后来官方说，这些都是基层干部和农民“头脑发热”的“吹牛浮夸”。《人民日报》何时成了人民的声音？它从来就是毛的喉舌。

很快全国出现了不少“卫星田”，通常是把几块田的庄稼移到一起。这些弄虚作假的典型不是给上级、不是给毛看的，恰恰相反，是上边安排来给下边的人看的。各地农村的基层干部被组织起来参观，让他们回去也编造同样的高产。那些不肯睁眼说瞎话的基层干部被批判撤职，让位给敢吹大牛的人。天文数字般的高产充斥全国报刊。★
（★“卫星田”完成了使命后，上面就不让干了。谁都知道它们糟蹋粮食，影响收获。）

到了七月底，《人民日报》社论正式宣布：“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生产出多少粮食来。”毛泽东于八月四日公开指示：“应该考虑到生产了这么多粮食怎么办的问题。”一月二十八日，毛才在说：“中国地大物博，只有那么一点田，但是人口多。没有饭吃怎么办？无非少吃一点。”“吃那么多把肚子胀那么大干啥，像漫画上外国资本家那样。”毛的话翻云覆雨，为的都是从农民那里把粮食挤出来。

九月，《人民日报》报导了最高纪录的“水稻卫星”，广西省环江县亩产十三万斤！这颗卫星是野心勃勃的县委书记逼着放的，结果这一年环江县上报的粮食产量是实际数字的三倍多，国家下达的征粮任务是上一年的四点八倍。

这是无论如何也交不出来的。在环江，在全国，政府以高压手段强迫农民交粮。八月十九日，毛亲自对省委书记下令说：“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调东西调不出来要强迫命令。”“强迫命令”在中共的语汇中是动武行凶的意思。全国乡村到处是“逼粮会”，到处是捆、打、吊。

为了使暴力师出有名，毛一而再，再而三地指责农民和基层干部“瞒产私分”。他反覆说：“生产小队普遍一致瞒产私分，深藏密窖，站岗放哨”，农民“白天吃萝卜缨，晚上吃大米”。毛还用鄙夷的口气说：“瞒产私分，名誉很坏，共产主义风格哪里去了！农民还是农民，农民只有如此。”

毛泽东清楚得很，农民没有粮可私分。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云南省向毛报告省里因肿病而大批死人。肿病就是吃不饱造成的。毛的批示是拿下级做替罪羊：“云南这个错误就是主要出于县级干部”。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七日，他收到一组文件，报告半个中国缺粮，他为文件拟了个标题：“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但他的反应是做戏。他指示把文件用“飞机送到十五省委第一书记手收，请他们迅即处理”。毛既不说明如何处理，更没有松口要他们少征粮食。


毛一方面需要农业增产，一方面又不肯给农业投资。他的宗旨是不花钱，或少花钱，最大限度地使用人力。搞大跃进靠的是奴役劳动。水利是发展农业的关键，毛就叫农民去修水利，一分工钱不给，美其名曰“大搞群众运动”。自一九五八年起的四年内，一亿农民被投入大大小小的堤坝、水库、水渠工程里，移动的土石方足以建造九百五十条苏伊士运河，而使用的工具大多只有手工的锄头、榔头、铁铲之类，靠农民自带。劳作时吃的东西得自己出，经常还得在露天搭起棚帐，权作栖身之地。

安全无从谈起，工伤事故如家常便饭，医疗也基本上没有。死亡率高到什么程度呢？毛谈到修水利时，常把挖的土方数和死人数连在一起。一九五八年四月上旬，毛召集各省谈水利工程，表扬了两个省：吴芝圃的河南和曾希圣的安徽。毛说：“吴芝圃讲搞三百亿方，我看得死三万人；曾希圣讲搞两百亿方，我看得死两万人”。甘肃省副省长等干部把这样搞水利叫作“秦始皇磨民”，“是人命换来的”。这批干部被打成“右派反党集团”。

对水利工程，毛追求的是立竿见影，他推崇“三边”式：边测量、边设计、边施工。地理查勘等不可缺少的程式被当作陈规旧习推翻，“三边”很快成了“四边”，多了个“边修改”。

如甘肃省的“引洮上山”工程，修一条长达一千四百公里、翻越八百余座山岭的大水渠，把洮河引到黄土高原。参加施工的十七万民工在高山大壑里挖洞穴居，席地裹衣而卧，下工后在山里采野菜合着自带的干粮充饥。他们先挖了几个月的隧道，发现不行，上面决定劈山修明渠。干了几个月又不行，又改修隧道。三年过去了，葬身在工地的民工，最少也有两千多人，工程“血淋淋”地下马了，官方自己承认：一亩地也没浇上。

像“引洮上山”一样，大跃进中的大部分水利工程都是浪费。许多修到半途，修不下去，只好停工。蓄水量一亿立方公尺以上的大型水库，开工的有五百多座，一年多以后就减掉了两百座。建成的有不少毛还在世时就坍塌了。其中有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蓄水工程垮坝惨案，发生在一九七五年的河南。短短几小时内，板桥与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数十座中小型水库的一整套水库群，在一场大暴雨中相继溃决，淹死人数达二十四万。（官方说法是八万五千六百多人。）毛死前没垮的，在他死后继续遗祸于人。一九九九年，有三万三千座水利工程被列为危险建筑，随时可能给下游地区带来灭顶之灾。


毛的增产办法包括用人工深翻土地：“用人海战术，把耕地全部翻一遍。”另一个办法是密植。这需要多施肥料——要增产无论用什么法子都得多施肥料。可是毛在最需要化肥的一九五八年后期反而决定“不走化肥的道路”，“进口化肥也要减少。”毛不愿意花钱，要求“搞得中国除了人之外就是一个猪国”，“养猪就有肥料，肥料多就能增产粮食……肉食就吃不完，出口换钢铁，外汇就多。”可是靠什么养猪呢？毛没有行得通的办法。事实上，一九五七到一九六一年，中国的猪减少了百分之四十八。

为了肥料，中国农民祖祖辈辈绞尽了脑汁，能够想到的肥源都已经用上了。在增产指标压力下，人们只好拆自己的茅草房作肥料。烧饭的油烟不是渗进草屋顶了吗？还有那土垒的墙，那也有肥力啊！百万农民的家就这样毁掉了，沉进了“屎湖尿海”。

增产之外还得省粮，毛的心思转到围歼那些吃粮食的麻雀身上。全国老少遵命挥舞竹竿扫帚，敲打铁锅铝盆，要吓破麻雀的胆子，使它们不得停下歇息，最后筋疲力尽堕地被捉。殊不知，别的鸟儿跟着玉石俱焚，以鸟为天敌的庄稼害虫横行霸道。昆虫学家痛陈利害的上书被置之不理。★
（★毛曾怂恿北朝鲜的金日成仿效中国的打麻雀运动。金为了敷衍毛也订了一个“惩罚麻雀的三年计划”。但他按兵不动，等到毛的运动不了了之，他的计划也就束之高阁。）

大跃进中还有一场灾难：大炼钢铁。毛规定一九五八年中国钢铁产量为一千零七十万吨。这个指标是这样来的：六月十九日晚，在中南海的游泳池旁，毛问冶金部长：“去年是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冶金部长迎合说：“好吧！”

正规的钢铁厂受命“多装快炼”，日夜加班连轴转。但“洋炉子”不管怎样被滥用，还是远不能完成毛的指标。毛叫全国人民造“土炉子”。被“强制性”（毛的话）卷进土法炼钢的人起码有九千万。
炼钢需要废铁，人们家里的铁器便交了出去，有用没用的都交，哪怕生活必需品，像门上的铁环，做饭的铁锅铁铲，妇女头上的铁发夹。宝贵的农具也填进了怎么也填不满的土高炉。当时有这样的口号：“交一把橛头就是消灭一个帝国主义，藏一个铁钉就是藏一个反革命。”

为了大炼钢铁需要的燃料，长满森林的山被砍秃，农民的草房被扒掉。人们一天二十四小时围着土高炉转。收获季节到了，收庄稼只剩下妇女儿童，大片庄稼烂在地里。

毛一心惦记着他的“一千零七十万吨”，每次见到管经济的人，他都要拿手指头当计算器，一根根扳着算时间：今年还剩多少天？“钢铁尚未完成，同志仍需努力！”到年底，《人民日报》终于以套红标题报导指标达到。但就像毛自己承认的：“只有四成是好的。”这四成实际上是正规钢厂炼出来的。土高炉出产的最多不过是生铁，大多连生铁也够不上，是些毫无用处的“牛屎疙瘩”。赫鲁晓夫挖苦地把土高炉叫做俄国“茶炊”。连几船从苏联高价买来的高质合金钢，也被地方干部偷偷扣下来送进了“茶炊”，成了废物。毛后来自己也说：“我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至一九五八年底，中国上马修建的大型企业高达一千六百三十九座，然而，只有二十八座建成投产。多数成了“胡子工程”，半途而废的比比皆是。被浪费掉的设备不少是花巨资从苏联买来的，因为没有基础设施而闲置一旁，任其生锈报废。

投产的设备像人一样没日没夜地用，不得片刻休息。重大事故不断，几个月内最少有三万多工人死于严重工伤。鼓起勇气提意见的专家被当作“白旗”拔掉，毛号召人们唾弃他们的知识，说：“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重金聘来的苏联专家告诫中方要照章办事，但毛鼓励干部“破除迷信”，不要当“贾桂（即奴才）”。一九五九年六月，苏联副总理、冶金专家扎施亚科（Aleksandr Zasyadko）访华回去后，向赫鲁晓夫汇报：“他们简直把我们的东西都躇蹋了。”就连那位非常亲华的总顾问阿尔希波夫说话也没用。他对我们说：“我请周恩来和陈云劝毛不要瞎指挥，但毛不听。他们告诉我：对不起，毛主席不同意苏联方面的意见。”

毛不惜一切代价的贪多求快，反而使他的军事大国梦更加遥远。生产出来的飞机、坦克、军舰一直受到质量问题的困扰。毛要送给胡志明一架直升飞机，飞机倒是运到边界了，但工厂不敢送出手，怕胡伯伯坐上去机毁人亡。

四年大跃进是一场对人力、物力不可估量的浪费，在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毛式浪费与别的浪费资源、效率低下的国家不一样，没有任何人像他那样先强迫本国人民拚命干活到筋疲力尽，再把他们辛劳的结晶无度地挥霍掉。

大跃进时，人们真是累到了极点。毛说：“不休息，这是共产主义精神。”他不断要大家互相“竞赛”、“挑战”。只见水利工地上，肚子里空空如也的男女老少一天十多个小时，或挑着一百来斤的担子奔跑，或挣扎着飞快地挖土。山路上挑水浇庄稼的人们也在小跑。守着土高炉的人就更不用说了，高炉虽是废物，可是不能停火，人们得昼夜往里填东填西，往外刨这刨那，常见有人累昏在地。
饿着肚子不得休息地干活导致恶性传染病蔓延。离北京不远的河北邯郸地区，伤寒波及到二十一个县市。毛指示：“把各种疫病大大消灭”，他要的是确保“出动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


一九五八年夏天，中国实行农村人民公社，把全国几亿农民集中在两万六千多个公社中。毛说公社的好处是：“大，好管”，“便于管理”。第一个公社，山查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就是在他的模范省河南搞起来的。经过毛修改、被他称为“宝贝”的公社章程，规定社员的生活全部围绕着一个中心：劳动。九千三百六十九户社员得“交出全部自留地，并且将私有的房基、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为全社公有”。他们得“根据有利生产和便于领导的原则”集中居住。“社员原有住宅的砖瓦木料，由公社根据需要逐步拆用。”他们必须“积极参加劳动”，“服从指挥调动”。人民公社实质上就是一个个大劳动营，人民公社制就是农奴制，五亿五千万中国农民成了农奴。


毛甚至设想过取消他们的姓名，而代之以号码。这一设想在河南等地试行过，地里劳动的人们，背上缝着大号码。毛的意思是抹掉他们“人”的象征，把他们变成一群埋头苦干的人面牲畜。

社员只能在公共食堂吃饭。在家开伙不但不允许，连锅、灶都被砸了。不出工就没有饭吃。“扣饭”成了常见的惩罚，基层干部不高兴谁了，就叫谁挨饿。

为了吃上饭，无奈的农民往往搬到食堂去住，男女老少挤在一处，隐私当然是没有的，家庭生活也无从谈起。各自的房屋因无人照料，在风吹雨打中坍去。刘少奇一九六一年春返乡视察的记录上，有一个天华大队，公社化前有一千四百一十五间房屋，现在几经横祸，只剩下破烂不堪的六百二十一间。
公共食堂初建时，正是毛泽东宣布中国粮食太多时，基层干部于是放手让农民敞开肚子吃。这样的吃法只持续了一两个月。至今相当多的人仍以为敞开肚子吃是大饥荒的原因，其实它只是让大饥荒来得更早更猛，一九五八年尚未过完就已经有大批人饿死。三年后，毛满心不情愿地同意解散食堂时，农民欢喜之余，却发愁无锅无灶，有的无家可归。


饿得虚弱无力的农民还得干沉重的体力劳动。不干不行，有干部监督，用安徽凤阳一个副大队长的话说：“群众是奴隶，不打骂不扣饭就不行。”基层干部的穷凶极恶往往是不得已，他们不这样做就会失掉监工头的特权，自己和全家就会沦入“奴隶”的境地。

这些干部也是狱卒，把农民死死关在他们的村子里。中国传统上老百姓遇到天灾人祸还可以有“逃荒”一条生路，毛政权把这叫作“盲目外流”而一再严禁，有农民这样痛诉：“日本鬼子来，我们还可以跑，今年（一九六○年）我们哪都跑不掉，活活在家管死了。我家六口人，死掉四口人。”

由于饥饿，农民不得不“偷”自己辛勤种植的粮食，特别是还不懂事的孩子。基层干部的一个主要任务是抓偷。八十年代的调查报告《乡村三十年》里有这样一些记录：乔山大队总支书记、大队长“一天就活埋四个小孩，埋达腰深才被家人苦苦哀求扒出来。有的小孩扒出来后，拉了一裤子屎，有的回家吓得生了病”。段桥生产队长“用绳勒社员杨四喜小孩的脖子，放下后已断气（后被救）”。殷涧公社赵窑生产队长“逮住一个偷青的小孩，用刀砸劈了小孩的四个手指”。三小队支书指使亲信“将社员吴开聪的两个小孩（偷青）用铁丝把两人的耳朵串在一起，挂在墙上的钉子上，并取笑的对孩子说：‘你们俩打个电话吧’！”


大跃进时，毛想把“人民公社”引进城市。但相对复杂的城市不容易变成农村那样的劳动营，这个尝试最终不了了之。毛对城市的方针是：“生产第一，生活第二。”城市在他眼里应该是纯工业生产基地。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毛看着那时宫殿、庙宇和宝塔林立的北京城，对北京市长说：“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

城里人靠食物定量苟延残喘，也有不少人饿死。当时在北京的波兰学生罗文斯基（Jan Rowinski）描述说：“生活的图景仿佛是慢动作，三轮车夫每踏一脚都用尽全力，骑自行车的人好像怎么也蹬不动，路人眼里透着无神无助。”城里人的肉食定量一九五七年一人一年还有五点一公斤，到一九六○年降到只有一点五公斤。政府要人们吃“代食品”，其中一种是像鱼籽似的含有蛋白质的小球藻，养在人尿中，吃起来非常恶心。周恩来带头品尝了这“食物”后，全国城市居民的蛋白质来源就指望它了。

波及全国的大饥荒自一九五八年起，持续至一九六一年，以一九六○年为最烈。这一年，根据中共自己的统计数字，人均热卡吸收量仅达一千五百三十四点八。城市家庭妇女的热卡量，据一向为中共代言的作家韩素音说，最高不过一千二百。而在臭名昭著的纳粹集中营奥斯威辛（Auschwitz），苦役犯的每日热卡量还有一千三百到一千七百。

为了活命，有被逼得吃人肉的。《乡村三十年》记载：安徽省凤阳县仅一九六○年春就“出现了人吃人的残酷事件六十三起”，其中一对夫妇“将亲生的八岁男孩小青勒死煮着吃了”。凤阳或许还不算最坏的，在大饥荒中饿死三分之一人口的甘肃省通渭县，吃人相当普遍。一个公社书记后来对来访的记者说：“我家那个村里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妇女把自己女儿的肉煮着吃了。她男人从新强回来找女儿，村里人都替她打掩护，瞒过去了，因为村里吃过人肉的不少。那时人们饿急了，饿疯了，提着篮子出去，看看倒在路边的死尸上还有可吃的肉，就割回家去。你们去看看公社门外蹲在那里晒太阳的人，他们中就有一些是吃过人肉的。”

在所有这一切发生的同时，中国的仓库里囤满了等待出口的粮食和其他食品，由军队或民兵把守。波兰学生罗文斯基亲眼看见“水果成吨的烂掉”。可是上面有规定：“饿死不开仓。”★
（★粮食还被大量用来提炼高纯度的酒精，作核工程的燃料。一九五八年九月八日，毛宣布中国粮食太多吃不完后，在最高国务会上说要给粮食“找工业方面的出路，例如，搞酒精作燃料”。光是我们所知的导弹试验，每一枚消耗一千万公斤粮食。）


为时四年的大跃进使大约三千八百万中国人饿死、累死。

这个数字是这样算出来的。根据一九九五年出版的，由中国人口学家杨子慧等编著的《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一九五八到一九六一年中国人口死亡率分别为：百分之一点二，百分之一点四五，百分之四点三四，百分之二点八三。在它们前后三年的死亡率平均百分之一点零三（一九五七：百分之一点零八，一九六二：百分之一，一九六三：百分之一）。比平均死亡率高出的就是非正常死亡率。用非正常死亡率去除这四年的中国人口，得出非正常死亡人数共三千七百六十七万。

这个数字被刘少奇证实：他在大饥荒中的一九六一年初告诉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Stepan Chervonenko），已经有三千万人非正常死亡。

这是二十世纪最大的饥荒，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饥荒。而这完全是人为的，是蓄意的。中国的粮食出口仅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两年就高达七百万吨，可以为三千八百万人每天提供八百四十热卡。这还不包括肉类、食油、蛋品等大量的出口。如果没有出口，中国人一个人也不会饿死。

大跃进一开头，毛就告诫中共高层做好大批死人的思想准备。在为大跃进揭幕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大谈死亡是“白喜事”：“是喜事，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二千多岁了，就很不妙。讲辩证法，又不赞成死亡，是形而上学。”“〔庄子死了妻子以后〕鼓盆而歌是正确的”，“人死应开庆祝会”。

乍一听来，毛好像是信口开河讲哲理。但这代表他的政策。安徽一个公社党委书记被带去看饿死的人堆时，几乎是在重复毛的话：“人要不死，天底下还装不下呢！……人有生就有死，那个人保就哪天不死！”有些地区规定死人后“不准哭”，“不准带孝”。

毛甚至还大讲死人的实用价值。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他对八届六中全会说：“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据《乡村三十年》记载，有地方人死了埋在田里，上面种上庄稼。
毛多次说过为了他的目标，他准备以无数中国人的生命作代价。一九五七年，他在莫斯科对苏联领导人说：“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我们准备牺牲三亿中国人。”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他说：“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他从汉武帝说到宋朝，都是几千万几千万地死人。“原子仗现在没有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

毛知道他搞大跃进，中国会死多少人。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对中共高层讲：除了“大办水利”以外，“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碳、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毛明白这样说话太露骨了，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说：“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但他没有下令不干，反而示意要下面的人干，把责任推给他们：“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41 国防部长彭德怀孤军奋战 1958～1959年 64～65岁


大跃进的头一两年，中共政治局内只有一个人起来反抗，他就是国防部长彭德怀。

彭德怀的穷苦出身使他跟农民更有感情。他后来在狱中写成的《自述》说：“我常常回忆到幼年的遭遇，鞭策自己不要腐化，不要忘记贫苦人民的生活。”中共执政后，他对毛泽东在全国各地修别墅，招文工团员伴舞伺寝等，屡表不满。

赫鲁晓夫一九五六年谴责斯大林之后，彭欣赏他的“非斯大林化”，反对个人崇拜。看到《军人誓词》上第一条是“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他说这个写法有毛病，“现在的军队是国家的，不能只说在哪一个人领导之下。”

彭对毛的军事工业化也持不同意见，不赞成“国家进口的最新式机械，多数是用在国防工业或与国防工业有关的工厂”，说：“和平时期的国防建设，一定要适合国民经济的发展。”

虽然彭让毛不舒服，但毛一直还用他，因为他在几个关键时刻与毛合作，比方入朝参战。就是在朝鲜战争后，毛让他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任命他为国防部长。但毛又故意制造重叠交叉的指挥系统，拒绝澄清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权限关系，使彭不断陷入纠葛之中，权力和威信受到严重影响。

一九五八年五月毛发起大跃进时，把他的老搭档林彪提拔为党的副主席，这使林位居彭之上。毛把彭和一千五百名高级军官集中起来“整”了两个多月“风”，让他们一天到晚开会，当面互相攻击。这种所谓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自延安以来一直是毛进行控制的利器，用它来破坏人们彼此的关系，破坏人的心理平衡，叫大家提心吊胆，不得安宁。这次整风把军队高层搞得四分五裂。★焦头烂额的彭向毛要求“不担任国防部长的工作”，毛未准。
（★毛利用整风，清洗了一批军中高级将领，目的是清除苏联对中共军队的影响。由于苏联在帮毛建设现代化的军队，军中高层同苏联有密切来往，毛怕削弱他对军队的控制，以清洗为警告，要人们和苏联人保持距离。）

八月，在北戴河，彭听到毛宣布天方夜谭式的粮食产量指标。联想到毛一开口就向苏联人提出要造两三百艘核潜艇，彭警觉出高征购就要开始，农民就要大批饿死。九月三日晚上，彭德怀突然失踪了。中央警卫团派人四处寻找，最后在一处僻静的海滩上看见彭独自在月光下来回踱步。彭满面阴沉地回到住处，那天一夜未眠。

之后，彭去北方视察。一路上，他看到粮食收成被大大夸大，农民已经在挨饿。他领教了毛的“大炼钢铁”，招待所服务员向他诉说家里“房子被拆了，果树也砍了，把木料拿去给‘小土群’当柴烧”，“有的煮饭锅也砸了，把废铁拿去当了原料。”火车经过毛的模范省河南时，他看到密密匝匝的土高炉，拉车的、挑筐的、扛铁锹扛梯子的人群围着高炉川流不息，从高炉里腾起的熊熊大火遍地延伸。他俯在车窗口凝视良久，掉转头对秘书说：“这一把把火会把我们的家底烧光！”

十二月初，毛在武汉宣称他天方夜谭式的粮食产量已经达到。彭说：“粮食没有那么多。”管农业的人把他堵了回去，说：“老总呀！你这也怀疑，那也怀疑，怎么办呢？”

彭回家乡了解情况。他的老家乌石离韶山不远。彭的看法得到证实：“实际收获的粮食数字没有公布那样多”，他感到“这样的造假数字，真是令人可怕。”他看到农民被强迫干活，“有的地区打人竟成了风气，完不成任务打，出工迟到也打，说话不好听也有挨打的。”过度劳累“致使不少妇女发生子宫下垂和停经的疾病”。

彭少年时代的伙伴现在都六十来岁了，住在号称“幸福院”的人民公社敬老院里。他们揭开食堂的锅给彭看，锅里是清汤菜叶，只有几颗米，没有油。他们的床数九寒天还是光光的篾席，连褥单也没有，被子也破烂不堪。彭看看锅，看看床，再看看他们菜色的脸，紧锁眉头忍不住说：“名字好听，幸福院！什么幸福院？”

彭用个人的钱捐给敬老院两百元。给了幼儿园两百元，幼儿园床上也没有被褥，不少孩子在生病。彭离开家乡时，一位因伤残回乡的老红军把一张纸条塞进他的手心，上面写着：“请为人民鼓咙呼！”
十二月十八日，彭遇到管经济的薄一波，对他说粮食产量绝没有毛公布的那样高，决不能在此基础上征购。薄有同感。但当彭提议联名给中央发电报表示意见时，薄害怕了，说还是各自反映好。彭自己发了封电报给毛，力请降低粮食征购数字。

毛没有回音。就在半个月前，毛刚弹了一番死人没关系的老调，说：“托儿所死几个娃娃，幸福院死几个老头……如果没有死亡，人就不能生存。自从孔夫子以来，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

彭德怀没有什么办法制止毛的胡作非为。身为国防部长，他手里并无军权，所有部队调动都得经过毛批准。彭开始考虑从国外寻求帮助。

在当时的情况下，彭的唯一希望是苏联。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暴政，他或许会给一些帮助？当然，这个希望是渺茫的。但心急如焚的彭德怀，感到非试一试不可。


彭德怀早就收到若干对东欧军事代表团回访的邀请。去东欧会经过莫斯科。毛明显表示他不想彭接受邀请，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七日批示说，回访得取决于“时局许可与否”。中共高层都知道毛忌讳他手下的人跟外国有关系，这事就搁下了。彭回乡视察之后，于一九五九年一月八日主持军委会议，决定由他率团于“五一”国际劳动节后回访东欧。报告毛后，毛没有回覆。二月十六日，彭异乎寻常地催毛同意：“大家都认为不应再加推托。因此，准备在四月下旬派一个军事代表团去德，然后即到其他六国访问。”毛在二十八日批覆：“照办。”

毛猜到彭为什么急于出访。四月五日，他当着全体中央委员忽然问道：“彭德怀同志来了没有？”然后他发了一通身边人从未见过的大脾气，说彭：“你是恨死了我的”，“你彭德怀是一贯反对我的”，“我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毛显然是警告彭，同时他也故意刺激彭：“看了湘剧《生死牌》，那剧中的海瑞，很有勇气，敢于批评皇帝。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勇敢？我已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同志。”

彭看出毛猜到了他心中的念头。何去何从？彭内心的激烈交战不难想像。那天晚上，他在办公室一人长久地踱步，低头沉思。秘书进来向他请示第二天的日程时，吃惊地发现向来不谈私事的彭若有所感地对他说：“我现在很思念刘坤模同志！”刘是彭的前妻。彭的现任妻子是个循规蹈矩的“好”党员，从她那里彭是不可能指望得到支持的。

四月二十日，彭出访前夕，东欧国家大使馆为代表团举行招待会。会上，彭不顾毛定下的任何谈话必须有中国翻译在场的规矩，把苏联大使尤金和苏联翻译请进单独房间。他对两人讲起了大跃进。这位翻译告诉我们：“彭显然是想引大使谈大跃进，试探大使对大跃进的看法。”彭的试探是小心翼翼的，“只是从他问的问题上，和他谈话的口气上，可以听出他对大跃进持反对立场。”尤金大使嘟嘟囔囔说了些大跃进的“积极”方面。翻译回忆说：“深深印在我脑子里的，是彭元帅悲哀而复杂的眼神，既为他的国家担忧，又要为它争取一条出路。”

在东欧，彭也没有得到任何同情。东德的乌布利希说他从报上看到中国农业获得奇迹般的丰收，问可不可以多给东德一些肉，使东德能赶上西德的肉食消费水准，每人每年八十公斤？在中国，即使是城市里，每人每年定量也不过两三公斤。

听了乌布利希这番话，彭德怀沉默了许久，说：“各地报纸宣传都有很多假话，粮食肉类不是很多，而是很缺。”乌布利希这个老牌斯大林主义者自己也虚构过不少数字，当然明白彭所言不差，但他无动于衷。中国老百姓挨不挨饿跟他没关系，中国只要能供给他食品就行。正是中国的食品，使东德在上年五月取消食品配给制度。★1（★1当数千万中国人饿死之后，乌布利希仍继续向毛要食品。一九六一年三月，周恩来约见东欧各国驻华使节，说明中国农产品出口困难，希望减少贸易额，推迟和撤销一些订货。波兰表示合作，但东德拒绝考虑，派人来中国要求中国履行合同，继续供应大豆、大米、油脂等。周恩来生气地说他们是“德意志高于一切”，但还是给了东德两万三千吨大豆。）

同乌布利希谈话以后，彭德怀对中国代表团苦笑着说：“我们的老百姓要知道人家要我们帮助他们每年吃上八十公斤肉，不知作何感想！”他的下一站是捷克斯洛伐克，又是向中国要食品的国家。彭告诉他们中国老百姓很苦，换上他们的国家恐怕要上街游行了。可是捷克人也充耳不闻。彭看出东欧都是“在我们这个干骨头兄弟身上刮油”。一九五八年，东欧与中国机器换食品的贸易达到了最高峰。整个旅途彭德怀的情绪都很坏，常常独自沉思，一声声长吁短叹。★2
（★2此行也使彭德怀预见到未来的毛的陵墓。他说：“领袖遗体看到了列宁、斯大林、哥特瓦尔德、季米特洛夫，每个国家都搞一个。亚洲国家大概将来也要搞。”）

彭的最后一站是阿尔巴尼亚。他五月二十八日到达时，赫鲁晓夫也刚到。两人随后见了面。此事使毛寝食不安。(待续)

目前，商业贿赂在中国大地上到处开花，甚至从“潜规则”到“明规则”，就连外资企业也成了商业贿赂的主力军。网民纷纷表示，在法律上，尽管商业贿赂现象已经十分严重，尽管民间关于立法的呼声很高，但我国至今还没有一部《反商业贿赂法》。正是当前这种不健康的氛围、不完善的法治体系以及失衡的权力体制，导致商业贿赂愈演愈烈。

　　开发商自曝：商业贿赂已成行业“真规则”

　　“很多人都认为开发商都是些借着政策发不义之财的奸商，可是，事实上，开发商在全国性的房价上涨风潮中一直处于一个很尴尬的地位。一方面，房地产商要冒着巨大的风险来面对一天比一天高的土地成本和政策成本，忍受着政府和政府官员的盘剥；另一方面，还要忍受着消费者的各种指责，当着黑心肝的代言人。”一位自称房地产开发商的网友“youkor”在搜狐论坛上开帖《我是一个有良知的开发商，我来告诉你们真相！》曝出“房地产业内没有一个不行贿的”。这条帖子迅速引起了网友的强烈关注。

　　该人士透露，他在做第一个房地产项目时，除了地价，还要交六十四项行政性收费，如果这些收费减少一半，中国的房价至少降1/3。“为了少交或者免交某些费用，开发商必须想方设法拉关系走后门。我一直认为房价过高最大的问题，在于开发商对政府官员的行贿行为由买房者承担。”该人士调侃道“面粉涨价了，馒头能不涨？”

　　文章指出，房地产行业的大部分利润都被收到政府的口袋去了，尤其是在现在以拍卖拿地的现状下更是如此。说个最简单的，某城市的地王，44亿元的标价，土地面积1.3709万平方米，容积率4.8，总建筑面积6.58万平方米，楼面价就超过6万元。国土局为什么那么容易出贪官？受贿原因全是那红线内外一米！

　　该人士认为，对于土地的违法行为，恫吓的多，实际上处理过软，因此警示的作用并不大。“一些受处分的领导干部，不但毫发无损，有些官帽子还越戴越大呢。我现在做房地产，就不得不研究国家关于房地产的有关政策，就不能千方百计地和对我有用的各级部门官员打交道。作为房地产商，我的脑子里一直有一个声音：‘一套房子会压垮中国’。”

　　商业贿赂根源于“权力垄断”与“低成本违法”

　　美企陆续被外媒曝向中国地方官员行贿以获取项目，并在美国受到法律惩治。网民纷纷表示汗颜，难道要让美国来帮助我们反腐败吗？对此，博主“童年”在其博客上表示，外企在华行贿，却在国外付出了代价，老外急于自揭家丑颇有点“皇帝不急太监急”的意思。外企用不正当手段获取项目，干扰的正是我国的商业秩序，但我们至今连所谓的“地方官员”姓甚名谁都不是很清楚。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相对于国外法律的“铁面无私”，国内企业行贿行为的违法成本却似乎并不太高。在很多重大的腐败案件中，官员都受贿数额巨大，就在我们忙于惩治相关官员的时候，却不见行贿企业为自己违背商业伦理的行为付出什么代价。

　　文章指出，相继曝出的跨国企业在华丑闻，一方面反映了商家逐利的本质；另一方面，这些行贿行为能得到相应的惩罚，也是国外成熟的商业法制规范的运作结果。或许是因为悠久的商业历史，让这些国家有条件对商家形成一套自己的商业伦理观，同时，这种商业伦理观在法制的规范下，也能够不断得到强化。而在国内，不但一些企业缺少商业伦理意识，更缺乏相应的法制规范。在这样的环境下，比外企更加危险的，恰恰是国内的企业。他们不会心存对商业伦理的敬畏，又对种种“潜规则”驾轻就熟，实在难以想象，对行贿行为惩治的乏力将会滋生怎样的腐败。

　　“如果此次美国企业被处罚是一个警钟，敲打的不该仅仅是外企，更是在提醒我们，尽快建立商业领域的法制规范。”博主一针见血的观点得到了众多网发的赞同。

　　期待“斩断重建”式反贿赂行动

　　目前，国家掀起了打击商业贿赂的“风暴”，来势凶猛，摧枯拉朽，起到了良好效果，但网民却心存疑虑：可是“风暴”之后呢？会不会一段时间之后又风过云散，雨过天晴？甚至有网友调侃道“反商业贿赂制造声势的‘第一声’已经蛮响亮了，可是‘第二声’你就通宵熬着等吧”。“反腐风暴”只能治标，难以治本，造成商业贿赂的关键因素就是权力体制，最根本的还是构建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秩序，特别是限制行政权力操控市场资源的配置，真正斩断“权力垄断”，根除商业腐败滋生的土壤，才是“釜底抽薪”之举。

　　在我国的许多行业，商业贿赂已成“行规”和企业运行的潜规则，从业者已陷入恶性竞争的环境。如果不及时治理，商业贿赂导致的市场腐败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商业贿赂是极不公正的商务潜规则，严重破坏了市场竞争秩序。

　　另外，尽管我国已初步建立起惩治商业贿赂的立法体系，但仍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商业贿赂的有效治理。 (记者 肖婧)

http://finance.sina.com.cn/chanjing/cyxw/20090824/08336654574.shtml

为了表现他高于与会者的地位，毛拒绝了大会要每个讲话人事先递交讲稿的规定：“我没有讲稿，我要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毛确实没用讲稿，但他的即兴演说，经过了仔细的准备。进入大厅前，他处于思想高度集中状态，中山装领扣没扣好，翻译帮他扣时，他混然不觉。

毛也是唯一一个坐在座位上，而不是站着讲话的人。毛谈到核战争：“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在场的意大利代表英格劳（Pietro Ingrao）对我们说：大厅里听众感到震惊、生气，感到“人”对毛无非是数字，死人他满不在乎，核战争他毫不介意，还挺欢迎。南斯拉夫首席代表卡德尔听毛讲完后想：“再清楚不过了，毛泽东想要战争。”就连信仰斯大林主义的法国共产党也很反感。

毛反驳了希望改善人民生活的倾向，说：“有人说穷是坏事，我看穷是好事。越穷越要革命。人人都富裕的时代是不堪设想的……热卡太多了，人就要长两个脑袋四条腿了。”他的观点跟斯大林死后共产党世界不希望战争，更在乎生活水准的风气背道而驰。

毛见了各国共产党领导人，但这些人感到他说话不着边际，无法当真。英国共产党本是个微不足道的小党，可是毛对英共领袖戈兰（John Gollan）说：“等待最好的时机行动，英国会是你们的。胜利以后不要把他们〔资产阶级〕都杀了，把他们养起来。”毛对能力有限的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日夫科夫（Todor Zhivkov）说：“你又年轻又聪明，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以后，我们推举你做全世界人的领袖。”听者中相信的只有日夫科夫自己。

毛本想此行能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但尽管对他感兴趣的人不少，响应他的人寥寥无几。

毛略带失落感地对哥穆尔卡说：“我们树矮，苏联树高。中国从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却是个小国。我们产的钢只有五百万吨……而苏联是五千万吨。”他要和赫鲁晓夫在经济实力上比高低的情绪在大会最后发言中表现得十分强烈：“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虽然树矮，毛也要压赫鲁晓夫一头，他同赫鲁晓夫谈话，就像老师对学生：“你的个人脾气不好，很容易伤人……有什么不同意见，让人家讲出来以后，慢慢谈。”“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一句成语，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你赫鲁晓夫同志这朵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听到拿他比作荷花，在场人看到苏联领袖“把头垂下，脸胀得通红”。★
（★毛想让人觉得他充满哲理，说话用了很多中国成语。这些成语很难翻译。一个意大利代表说：“大家都不知道毛在说些什么，我记得我们的翻译双手托头，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更令赫鲁晓夫屈辱的是，毛当着六十四国代表的面，提起几个月前那场企图搞掉赫鲁晓夫的政变，称搞阴谋的带头人莫洛托夫为“老同志，有很长的斗争历史”，说赫鲁晓夫的路线仅仅是“比较正确”。毛讲到这里时，整个大厅陷入死一般的沉寂。会外毛也常常说：“我们热爱莫洛托夫。”毛三番五次赞美莫洛托夫的原因是，莫洛托夫一九五五年曾说毛可以与苏共“共同领导”共产主义阵营。
对这些轻蔑、侮辱，赫鲁晓夫有切肤之痛，在回忆录中说：毛是个“自大狂”，“毛认为他是上帝的特使。他很可能认为上帝是他的特使。”但是，赫鲁晓夫都忍了——为了共产主义阵营的团结。毛很清楚赫鲁晓夫的这个弱点，无论他怎样欺负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也不会跟他决裂。他将不断利用这一点来为自己服务。

从莫斯科回来以后，毛对苏联的购货单又添加了一项：当代武库中的王牌核潜艇。一九五八年六月，周恩来写信给赫鲁晓夫要求提供生产核潜艇的技术、设备，此外还要航空母舰和其他军舰。

这一次赫鲁晓夫没有照单发货。他建议中、苏建立一支共同舰队，越南也参加。这样中国既有了核潜艇，苏联也可以借用中国直通太平洋的海岸线。苏联大使尤金七月二十一日向毛提出合作的建议。

毛当然不会同意，他要的是建造和拥有自己的核潜艇。但他抓住苏方建议借题发挥。第二天他把尤金叫来，当着其他中共领导人的面大发雷霆，说：“你们昨天把我气得一宿没有睡觉。”他把合作建议上升到民族感情、主权问题：“你们只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发火之余，毛露出他的真实目的：“你们帮助我们建设海军嘛！”“我们打算搞二三百艘这种潜艇。”最后毛要求：“请赫鲁晓夫同志来北京。”

赫鲁晓夫按毛的要求于七月三十一日飞来北京。毛板着脸到机场去接他，没有红地毯，没有仪仗队。落座后，赫鲁晓夫不断解释，说他根本没有想控制中国的想法。毛仍然表现得好像他的民族自尊心受了莫大伤害，站起来指着赫鲁晓夫的鼻子声色俱厉地说：“我问你，什么叫联合舰队！”他还装作赌气地说：要是“我们没有核潜艇舰队，将来索性把海岸都交给你们，你们去打好了。”毛的表演把赫鲁晓夫蒙住了，许诺帮助中国在黄河或其他河流边“建立一个制造潜水艇的大工厂，大量生产潜水艇”。

赫鲁晓夫走后不久，八月二十三日，毛突然炮轰金门，一口气朝这个最靠近大陆的国民党海岛，发射了三万枚苏制炮弹，引发了第二次台海危机。美国又以为毛要打台湾。没人知道的是，毛在故伎重施，以迫使苏联人给他核潜艇和其他最新的军事技术。

美国舰队驶入台湾海峡，九月四日，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宣布美国不但坚决保卫台湾，而且也要保卫金门，威胁要轰炸大陆。赫鲁晓夫紧张了，怕苏联被拖进与美国的军事冲突中去，第二天派外交部长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来中国。毛要葛罗米柯放心，说：当前我们不会打台湾，也不会打美国，不至于引起世界大战。但毛又让苏联人感到，他将来和美国必有一战。

毛接着吓唬苏联人，对葛罗米柯说，他希望同赫鲁晓大交换意见，看核战争爆发了怎么个打法。他暗示苏联届时将被整个毁掉，问葛罗米柯：这样一场世界大战之后， “我们应当在哪里建立社会主义世界的首都呢？”言外之意是莫斯科那时不复存在。毛建议在太平洋上人造一座小岛，作为社会主义世界的新首都。葛罗米柯听得毛骨悚然，不想把这些话写在发回莫斯科的电报里，但想想还是写了，起草电报的助手说毛的这番话引起了莫斯科的特别注意。

吓唬了葛罗米柯后，毛给他吃定心丸：我们的方针是我们自己来承担这个战争的全部责任。我们同美国周旋，我们不要你们参加这个战争。我们不会拖苏联下水。当然，前提是，你们得帮我们，使我们能独自对付美国。

赫鲁晓夫九月二十七日给毛写信说：“感谢您愿意独自承受打击，而不把苏联卷进去。”赫鲁晓夫同意帮助毛，使毛有能力对抗美国。毛的要求得到满足，他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写了一纸声明，宣布暂停炮击金门。第二次台海危机解除。

十月十四日，毛给赫鲁晓夫写信说，他十分乐意让中国独自承受美国的核武打击：“为了最后胜利，灭掉帝国主义，我们愿意承担第一个打击，无非是死一大堆人”。当然，毛泽东自称的“我们”，准备“死一大堆”的中国人民，是没有被征求意见的。★
（★ 毛不久恢复了炮打金门，但只是象征性的，单日打，双日停。这种典型的毛式挥金如土令总参谋长黄克诚深感不解，问毛：“既然我们并不准备真打，炮轰的意义就不大，打大炮花很多钱，搞得到处都紧张，何必呢？”毛无言以对，只有指责黄是个“‘右’的参谋”，不久黄被打倒。昂贵的炮弹朝金门岛倾泻了二十年，直到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美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也已经死了。）

这次台海危机带给毛的是：赫鲁晓夫批准转让一系列尖端技术，一九五九年二月四日签订了惊人的“新技术援助协定”，规定苏联帮助中国建造整套先进武器、军舰，包括常规动力导弹潜艇、潜对地弹道导弹等。第一次台海危机使毛从莫斯科挖出了原子弹的秘密，四年后的第二次，使他所得更丰。
从一九五三年毛首次推出军事工业化纲领以来，他的购货单膨胀了不知多少倍。每一次膨胀都加深一次毛的根本困难：怎么挤出农产品去偿付。一九五六年，当政治局反对时，他只能以下马项目来让步，因为赫鲁晓夫的权威使他有所顾忌。如今，他不必担心赫鲁晓夫，他已经把赫鲁晓夫的威信从中共领导中一扫而光。从此毛说了算。

39 杀鸡儆猴的反右派运动 1957～1958年 63～64岁


毛泽东向来的做法是用恐怖开道。从莫斯科回来后，他感到要使他的军事工业化得以腾飞，必须再度祭起恐怖的法宝，把所有可能的、潜在的批评声音打哑，从上到下消除一切障碍。

选什么样的人当牺牲品，以什么借口来清洗他们，是毛那年冬天反覆思考的问题。他整天半躺在床上，吃饭坐在床沿，起床只是去上厕所。

毛选中了知识分子。传统上他们是民族的声音。迄今为止，毛让他们过比普通老百姓优裕的生活。有名的、有成就的，待遇甚至优于中共高干。只是他们失去了表达思想的自由，不停地被迫搞“思想改造”，接受强制性的精神折磨。毛说：“有些外国人说，我们的思想改造是洗脑筋。我看也说得对，就是洗脑筋嘛！”洗脑还不算，他们在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中备受打击。

知识分子中，首当其冲是民盟等“民主党派”的成员。为了摆样子，毛允许这些人在政府内任职，甚至国务院部长一类的高职。他们有头脑，有影响力，有一般人得不到的资讯，还有中国知识分子为民请命的传统。他们的批评声音一向使毛很不舒服，在内部骂他们是 “历史上包下来的一批王八蛋”，说：“每年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政协会议，总是要对付他们一场。通过法案，他们都举手，下去视察就找岔子”。“一个是法制，一个是农民苦，一个是没肉吃。总的是社会主义有没有优越性。”毛要把他们清除出去。

这些人同中共高层如周恩来，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整他们可以起敲山震虎的作用。

为了整这批人，毛设了个陷阱。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在民主党派人士众多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四个小时的话。他显得通情达理，批评斯大林“杀错了很多人”，给人印象是中共将来不会再杀人了。他借用成语，说中国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人们起来批评共产党，监督共产党，帮共产党“整风”。讲话录音事后专门放给不在场的民主党派人士听。三月一日，毛再次对他们讲话，请他们批评中共，特别声明“言者无罪”。

没人猜到毛鼓励人们畅所欲言，是为了用他们说的话作借口镇压他们。这个意图，毛只透露给了少数几个亲信，其中有上海地区的负责人柯庆施。四月初，毛在杭州对这些人说，他欢迎批评共产党的讲话，已使知识分子“犹豫情绪变得比较开朗”，开始“鸣放”了。他说：“鸣好鸣坏由他们自己负责，反正总有一天要整到自己头上来。”“我们要放，要硬着头皮，让他们攻！”“让牛鬼蛇神都出来闹一闹……让他们骂几个月。”毛说他是在“放长线钓大鱼”。他后来还用过类似的字眼来形容他的策略：“蛇不让它出来怎么能捉它，我们要叫那些王八蛋出现唱戏，在报纸上放屁，长长他们的志气”，“我们是一逼一捉”。“引蛇出洞”是对毛的阴谋的贴切描述。

毛的陷阱设得很成功。一旦高压的盖子稍稍松动，对共产党的不满就像潮水一样涌出，倾泻在两个特许的场地上：大字报和座谈会。这两种方式不像印刷品发行面广，影响面大，只局限在小范围内。
北京大学的第一批大字报里，有沈泽宜，张元勋的一首诗：《是时候了》。
是时候了，
是时候了，
　　年轻人
　　　　放开嗓子唱！
把我们的痛苦
　　和爱情
一齐都泻到纸上！
不要背地里不平，
　　背地里愤慨，
　　　　背地里忧伤。
心中的甜、酸、苦、辣
都抖出来
　　见一见天光。
……
昨天，我还不敢
　　弹响沉重的琴弦。
我只可用柔和的调子
　　歌唱和风和花瓣！
今天，我要鸣起心里的歌，
　　作为一支巨鞭，
　　鞭笞死阳光中一切的黑暗！
　　为什么，有人说，团体里没有温暖？
　　为什么，有人说，墙壁隔在我们中间
　　为什么，你和我不敢坦率地交谈？
　　为什么……？
我含着愤怒的泪，
　　向我辈呼唤：
　　歌唱真理的弟兄们
　　　　快将火炬举起
　　为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

尖锐的矛头直指共产党专制制度的，有王书瑶的大字报：“斯大林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骄傲了。但是他可以破坏法制、进行独裁、进行疯狂地屠杀的保证又是什么呢？”他认为，无论是苏共还是中共都“害怕说出问题的原因，是由于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绝对控制，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张锡锟把中共统治比作“希特勒统治”。数不尽的抨击中还有这样一些话：“现在的政府不保护公民权利的状况，还不如封建王朝和蒋介石。”

“宪法自一九五四年通过以后，有的被彻底破坏了，有的有名无实”，“把宪法当作手纸”。

“亲身经历过三反、五反、肃反这些运动的人，想起来就感到心惊肉缩，毛骨悚然。”“真是人人自危，社会大恐怖。”“斗的场面，比坐牢难受多了。”

“民主化”是人们充满激情的要求。岑超南一针见血地写道：“毛主席说：发扬民主，鼓励批评，只有理论价值罢了，当人民的公民权利在实质上还没有保证的时候，当打击、报复、暗害盛行时，批评者地位没有保障时，当你的命运还被掌握在领导的手里时，鼓励批评，不过是对批评的讽刺。”“要真正整风，首先要把一切不民主的制度一扫而空！”

“法制”与民主连在一起。监察部副部长王翰要求司法部门独立于中共领导：“监察机关从属于谁，就不能监察谁”。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贾潜说：“政治是政治，法律是法律，我们是司法不是司政策”，“审判员只需服从法律，再不必有什么党的领导了。”著名剧作家吴祖光问： “对于文艺工作者的‘领导’又有什么必要呢？谁能告诉我，过去是谁领导屈原的？谁领导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鲁迅？谁领导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贝多芬和莫里哀的？”

中共最讳莫如深的外交政策也不乏人批评。国民党时期的云南省长、中共同路人龙云说“抗美援朝战争的经费，全部由中国负担很不合理”，主张压缩对外援助。略知内情的人把大把撒钱的援外叫作“打肿脸充胖子”。

政权毫无透明度，人民毫无知情权，被谴责为“有意识地愚民”。北大的呵欠伯这样结束他的大字报：“在鱼米之乡吃南瓜而肚子胀，吃草根而饿死农民的消息，确有所闻，报上却只字未见，岂不引人深思。”

为农民呼吁的人尤其多。朱庆圻从报上看到政府经常举行盛大宴会，为了欢迎苏联国家主席伏罗希洛夫，曾举行上千人的盛大酒会，他问道：“既然我们公开承认我国人多经济落后，实行公开的统购统销政策，宣传要勤俭办社、勤俭办国，为什么还要这样大摆国际场面？”“特别是在农村出现了‘党员土皇帝’的称号，甚至采用打骂、禁闭等方式强迫农民卖余粮”。这位勇敢的作者警告说：“要知道农民由于对统购统销施行的不满是会将毛主席的像丢在厕所内的。”

这些盛开的百花中，一般民众只能看到少数被掐头去尾的几朵。毛泽东非常仔细地掌握着什么可以在报上发表，指示说：“机关学校出大字报的消息，报纸不应登载”。毛格外强调不准串联，说：“反动分子将到本机关本学校以外的工厂学校去活动，要预作布置，实行挡驾。”学生们出的刊物被宣布为“反动刊物”，编辑受到“逮捕和法办”的威胁。由于严密的控制，中国的百花无论怎样合民意，在大地上都只是脆弱分割的斑斑点点，不可能开成一片，不可能对毛的政权造成任何像匈牙利事件那样的威胁。

六月六日，毛读到一份内部简报，上面说北京大学某学生写了篇题为《我的忧虑和呼吁》的文章，说党中央开始分裂，毛是主张“鸣放”的，遭到中共党内保守势力的反击，有人想逼毛下台。毛封锁讯息的结果竟使他被误会成了自由派的先驱。北大有人大声疾呼要大家“团结在毛泽东——赫鲁晓夫的周围”，还有人天真而充满感情地写道：“看来我们亲爱的毛泽东同志处在十分困难的地位……”
毛在内部简报上批语说：“完全造谣，但值得注意。”幻想有毛的支持会使人们更大胆，采取更多的方式反抗。毛决定“引蛇出洞”立即停止。

第二天，毛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动了反右派运动，说右派正在向共产党挑战，要共产党下台。中共的镇压机器就此启动。

六月十二日，毛把一份他亲自署名的通知《事情正在起变化》印发全党，除了“党内不可靠的人”。他把写文章的时间定为五月十五日，在文章里说，他迄今为止搞的都是“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毛不能让他的党以为他是自由派，那样他们也会自由派起来。

在这份通知里，毛把右派的人数定为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十。结果，中国五百万知识分子中，至少五十五万被划为“右派”。他们中也有什么“反党”的话都没说的，硬戴上帽子来填比例。毛痛恨的民主党派人士被一网打尽，包括民盟负责人交通部长章伯钧、森林工业部长罗龙基。就像把不搭界的高岗、饶漱石拉在一起打成“高饶反党集团”一样，毛硬把冤家对头的章伯钧、罗龙基凑成“章罗联盟”。

毛需要知识分子。但是搞政治的，搞社会科学的如作家、艺术家、历史学家，毛不需要。他要的是科学家、技术人才。九月八日，中共特别发了一个《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要区别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特别是对于那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和技术工作人员，除个别情节严重非划不可者外，应一律采取坚决保护过关的方针。”“对有较高科学成就的，不可轻易划为右派，必须划的，也应‘斗而不狠’；对有的人，‘谈而不斗’。”“对在日内瓦会议后争取回国的欧美留学生，一般要‘不划不斗’。”为毛搞核武器的更是备受优待。

毛著重打击的是为农民仗义执言的人。《人民日报》连篇累牍地，“驳斥‘农民生活苦’的无耻谰言”。龙云的罪名之一是“强调这里饿死人，那里饿死人。”孙中山大本营军需总局局长罗翼群曾说农民“接近饿死的边缘”。他所在的广东省组织了一场二十多天的农村“视察”，让他吃够了苦头，由《人民日报》跟踪报导。“每天，他只要一出门，就有几百人甚至几千人围上来”。一天，他的去路“被几万愤怒的群众挤得水泄不通，连汽车都上不去。大家高呼，要继续和罗翼群辩理，有人恨得想用伞柄戳他……一路上，沿街店户的商人、店员、小贩也都围上来，痛骂罗翼群。”车身上贴满了诅咒他的标语。

毛的手段既有闹剧，也有杀人。毛后来对中共高层说他如何“开捉戒，开杀戒，湖南斗十万，捉一万，杀一千，别的省也一样，问题就解决了”。

杀人是为了杀一儆百。湖北省汉阳县的三名教师、图书管理员为此倒在刑场上。他们的罪名是煽动汉阳一中的学生闹事。这个县城的初中生罢课并上街游行，抗议教育经费又要缩减，严重影响农村，“二十个初中毕业生中，只有一个能升入高中”。他们要求扩大招生比例，缩小城乡招生差别。这一事件被定性为“小匈牙利事件”，全国报纸都刊登了对他们的死刑判决。可以肯定，死刑是毛泽东一锤定音，他在宣布死刑的头一天（九月五日）到达武汉。他来之前，当地法院对是否判死刑意见不一。

毛政权把少得可怜的教育经费集中在城市里，特别是“重点学校”，主要培养一小部分从事科学和其他“有用”科目的人才。广大农民的孩子能认几个字就行。给县城学校，国家好歹还投一点钱，村子里的小学几乎分文没有。农家子弟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微乎其微。

即使在城市里，一九五七年的教育经费也受到一次大削减。五百万高小毕业生中，百分之八十不能升学。而一百万初中生中的八十万毕业后不能上高中。“小匈牙利事件”的镇压就是为了防备愤怒的星星之火形成燎原烈焰。

反右运动中枪毙的不少，自杀的更多。住在颐和园里的人早上起来散步，经常会看到树上吊着一两个人，还有跳湖自杀的，身体插入湖底淤泥里，两只脚露出水面。

大部分右派都经历了斗争大会，尽管没有拳打脚踢，横眉瞪眼的辱骂也难以忍受。他们的家庭从此成了贱民。为了保护孩子，也为了保护自己，许多人跟右派离了婚。无数家庭就这么拆散了。

多数右派被遣送到边远的地方做苦工。毛需要劳动力去开垦处女地。新华社记者戴煌后来描述他在北大荒的日子：摄氏零下三十八度的天寒地冻，他们一百多人睡在一间自己匆匆搭起的大窝棚里，麦秆儿苫顶，“窝棚内生了地塘火，也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零下十几度，许多人只得穿着鞋和衣而卧。”“窝头、玉米渣子、黑面膜虽管够，但菜极少，有时只有几粒黄豆咸菜，甚至连盐都缺少。”

“我们每天早晨四点多钟就起来，直到晚上七、八点钟才休息，是地地道道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这十五、六个小时内，除了吃三顿饭和洗脸洗脚的时间外，基本上都是在不停顿地劳动，要抽空儿写封信或洗件衣服，简直就成了一件十分困难的‘任务’。很多人不得不带着一些硬纸头，工间一有小歇就把硬纸头放在膝盖上写起来，一封信往往要写好几次才草草写完。脏衣服和泥袜子只好堆在屋外墙脚下，洗澡更成了一大奢望。”

苦工的内容，像在原始森林里伐木，是右派们从来没干过的，锯树中被砸死、砍伤的不计其数。一边干，一边还要听“奴隶主对待奴隶般的训斥”：“你们不要忘记你们是来劳动改造、认罪服法的！你们可不要调皮捣蛋、偷奸要滑！”

戴煌，这位把北大荒栩栩如生留给后世的记者，是在知道毛泽东搞“引蛇出洞”后挺身而出的。他感到“骨鲠在喉，非吐不可”，给毛写了一封长信，说：中共特权阶级正在全国各地形成和发展中。在这个新特权阶级举行着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宴会和酒会时，“数以万千计的灾民在啃着草根树皮呢！”戴煌反对对毛的神化： “在我们国家里，做了一件什么好事，或完成了什么工程，都要向人民说这是‘党的英明’、‘毛主席的领导’；甚至连炊事员做好了饭，也要说这是由于‘毛主席的领导’。”这个勇敢的人警告毛：“不要自负为英明的神吧！”

戴煌的妻子跟他离了婚，全家部受到牵连，“我的一个正在小学执教的年方二十岁的侄儿，患了心尖瓣狭窄症，公家只要出二百元给他动了手术，就可以挽救这条年轻的生命，但有人说他是我这个大右派的侄儿，他本人又尚未被转正，就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去了”。戴煌自己九死一生，从北大荒活着回来了。他还算幸运，无数中华民族的精英永远地长眠在那遥远的流放之地。


封杀了知识分子反对的声音，毛泽东集中精力对付中共领导中他认为拖了他军事工业化后腿的人。首先是左右手刘少奇和周恩来。毛的策略是“打周儆刘”。

一九五八年初，毛在杭州、南宁、成都，开了三次由他唱主角，地方大员唱配角的会议。会上他指斥周“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了”。毛把周一九五六年缩减重工业建设规模的“反冒进”，跟“匈牙利事件”相提并论，说：“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周不得不一次次作检讨。毛在二月分解除了周外交部长的职务，当即传出周行将垮台的风声，外交部的高级干部受到鼓励公开批周。

毛也激烈指责周手下管经济的人，使这些人紧张得睡不着觉。南宁会议期间，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彻夜不眠在房间里不停地来回走，受不了压力发了精神病。毛的大夫去看他，只见他“语无伦次，精神恍惚。不断地说：‘饶命啊！饶命啊！’”在送他去广州住院的飞机上，黄敬突然跪在同行者面前，磕头说：“饶了我吧。”不到三个星期，他就死在医院里，死时才四十六岁。 ★
（★黄敬是江青的第二任丈夫。一九三二年他们结婚时，他是个二十岁的激进学生，江是个十八岁的图书管理员。在黄的影响下，江青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毛结婚后，江青曾数次约他“谈谈”，但都被黄敬断然回绝。这些私事同毛给黄敬施加的压力并无关系，毛似乎从来没有嫉妒的感情。一九四五年在重庆，毛还特地邀请江青的另一前夫唐纳出席招待会，会上介绍见面时，毛握着唐纳的手含笑说：“和为贵！”唐纳为江青曾两度自杀，毛或许对他有些好奇心。毛掌权后，唐纳定居巴黎，在那里终老。）

五月，毛令周在即将召开的加速军事工业化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面对一千三百六十名代表，当众作检讨，主要谈他如何犯了反冒进的错误，被右派分子利用来向党猖狂进攻，反右运动才使他“开始觉醒”。

写这样一份检讨使周恩来痛苦万分，他整整花了十天时间，天天关在屋子里，胡子不刮，衣衫不整，往日的翩翩风度荡然无存。写检讨的方式是周说一句，秘书记录一句，秘书看到他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话来，建议自己走开，让他安静地构思。“周恩来同志同意了我的意见，当时已经深夜十二时了，我回到宿舍和衣躺在床上，等候随叫随去。……在第二天凌晨二时许，邓大姐把我叫去，她说：‘恩来独坐在办公室发呆，怎么你却睡觉去了？’”邓颖超同秘书到了周的办公室，和周争论了很久，要他写。周继续口授时，“几乎流出了眼泪”。周选择邓颖超做夫人，本来就不是出自爱情，而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邓正合周的要求。

周的检讨终于叫毛满意了。这次大会气势汹汹，用《人民日报》的话说，是“反对混入党内的右派分子、地方主义分子、民族主义分子的会议”。后两项罪名针对的是各省领导中为本地老百姓说话的人。其中有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他说过这样一些话：河南地少人多，水旱灾害不断出现，但上缴的粮食太多，以至于“农民家无隔夜之粮”，“牲口死亡很多，人拉犁拉耙”。他希望少调些粮出省。会上他受到批判，取代他的是善于发表“谁说灾区人民苦得不得了”、“巧妇能为无米炊” 等妙语的吴芝圃。
刘少奇在会上作的工作报告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不点名地批判他本人在一九五六年说的“宁可慢一点好”这一类话。小组会上，地方大员对刘进行围攻，说他批评得不够，语气太轻。像周恩来一样，刘选择了跟毛走。其他管经济的人也纷纷作检讨。

毛事先已准备好，谁不听话，就打成搞阴谋的反党分子：“不经合法手续”，“进行反对活动”。但到闭幕会上讲话时，他提纲上写的这类话都没有讲。不必讲了，人人都已俯首听命。

刘仍然做毛的副手。周恩来感到威信扫地，他问毛“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毛叫他继续干，连外交也还让他管，尽管他已不再是外交部长。毛很清楚，论到在外国人面前给他的政权脸上贴金，没人赶得上周恩来。接替周当外交部长的陈毅后来不无自嘲地说，中国外交都是毛决策，周直接管，他这个外交部长无非是个 “大招待员”。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作了一项十分重要的人事任命：把他的老搭档林彪提拔为党的副主席。这使得毛在核心领导中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

毛开始强化对他本人的个人崇拜。毛的个人崇拜在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后稍有收敛，现在毛为它全面翻案。一九五八年三月，他在成都会议上说：“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他毫无逻辑地说不赞成个人崇拜的人“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他手下的大员陶铸说：“对主席就是要迷信。”柯庆施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

搞对毛的个人崇拜，主要靠报纸，不仅识字的人看得到，不识字的也知道，因为中国那时有集中起来听读报的规矩，不想听也得听。毛搞了一连串基层视察，使报纸有机会大登特登。毛在成都附近一个合作社聊了聊天，报上马上告诉全国人民：“社员们都说：能够看到毛主席，是一辈子最大的幸福；毛主席看了自己社里的庄稼，是全社最大的幸福。”毛在十三陵水库铲了几铲土，这几铲土大概是毛执政以来的唯一一次劳动，《人民日报》头版跟着就是一篇妙文：“当毛主库铲土的时候，在周围聚集上万的人以幸福的眼光仔细看着毛主席怎样把一掀一掀的土送进柳条筐里。毛主席刚一放下铁掀，一个叫余秉森的解放军战士，马上用自己的衣服把这张铁掀包起来。他激动地说：‘看到这张掀，我们就想起了毛主席，这样，我们的干劲就会更大。’”所有这一切都在报上详细报导，使全国人民明白这是他们对毛应有的态度。

八月十三日，毛破天荒进了家餐馆：天津“正阳春”。他理所当然地被认出来了——怎么可能认不出来呢？他不仅在餐馆门口下车，还在楼上餐厅里打开纱窗，探出头去。“毛主席！毛主席！”人们开始惊呼，很快数万人挤在楼前街上欢呼跳跃，喊着“毛主席万岁”。秘书担心他的安全，建议毛离开，用身材相仿的警卫战士把人群吸引走。毛拒绝了。他来餐馆就是被看的。他知道他不会有任何危险：来前没人知道，餐楼离人群很远。环绕餐馆的人也肯定是事先安排的，就像毛参观的别处一样。毛几次在楼上窗前亮相挥手，人群更是不可遏止地激狂。毛事后对中共高层不无得意地说：“我在天津参观时，几万人围着我，我把手一摆，人们都散开了。”毛俨然已是上帝。(待续)

前天半夜回到家，习惯性地打开电视机，习惯性地看凤凰。看到石齐平在三人行中的言论，谈到关于台湾这次泥石流的灾难，谈到台湾政府救灾的事宜。他的意见是：温家宝在救灾中的表现，要优于马英九。另外，看报道说陈文倩也在自己的节目中，拿温马二人的表现，观点与石齐平相似。据说这是台湾媒体的意见，他们是转述，也同意这样的观点。

对台湾媒体的意见，我是不太关心的，台湾人了解大陆的大概不会太多了。他们的意见影响的是台湾人，毕竟与我们是没有太大关系的。但是石、陈二人则大不相同，他们表达意见的平台是凤凰。谁都知道其实凤凰不过是“次等”的大陆官方媒体，是大陆间接拥有的媒体。面对的观众主要是大陆民众，影响的当然也主要是大陆观众。这点从他们的赞助、广告基本上没有大陆以外的企业就可以看出来。

那就需要辩驳一下了，免得大陆民众中了他们的毒。当他们以台湾媒体从业人的身份对大陆民众发表言论，毒性比CCAV还要大，更能欺骗大陆“不明真相”的观众，所以有必要消消毒。

首先，温家宝到四川灾区的时间是非常及时的，我记得好象是灾难发生五个小时他已经到达四川了，这点倒是值得赞许的。但是，他及时到现场起作用了吗？他转来转去都一直就在都讲堰，那里是外围，不是重灾区。那时候重灾区的一切交通通讯全部失去了，他的表现其实就在那一句：“是人民在养着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

这句话泄露了天机，他无法调动军队，这时候只有军队的空降兵能建立与重灾区的联系，然后才能了解情况，采取必要措施。也许朋友们说温没有军职的，部队不听他的很正常。但是，他老板是军委主席胡锦涛，胡当然全力支持他，但是胡也无法调动军队。据说是因为总参谋长只听小江的，是小江搞鬼。

拜托，胡温不是今天才上任的，他们上任七、八年了，竟然一个不听话的总参谋长都没有搞掂，这不是无能的表现吗？灾难时刻军队救援是全世界的普遍行为，又不是叫他们去打仗，这都叫不动？况且胡二十年前就是政治局常委了，温二十多年前已经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了，都不是后生了，这点手腕都没有？小江已经退位很多年了。于是白白损失了救灾最关键的四十八小时，这四十八小时死的人恐怕比地震发生那一刹那死的人还要多。这信息固然是被掩盖了的，但是石、陈两人应该知道的，因为他们与大陆有很多联系，石更加是专业评论大陆时事的。两人这样说，很难逃脱舔大陆政权屁沟的嫌疑。

再者，四川的豆腐渣校舍，害死了多少可爱的孩子？据艾未未的调查，有名有姓的就有一万五千个，还不要说没调查出来的。光是这个数字，就比台湾整个灾难逝世的多几百倍。这难道温能逃其责？豆腐渣校舍害死这么多的孩子，中国政府还要掩盖真相，打压家长和有关社会热心人士的问责，谭作人要坐牢了，还有黄琦、还有许志远。

除了这些，还有全世界捐献的六百多亿善款，居然被执政党及政府眯了。所谓列入预算不等于是他们眯了吗？这样原来应分的政府拨款就省下来了，那多出来的钱呢？天晓得谁拿去用了，反正不是大陆国民。这样一个丧尽天良的政府、党，居然能得到台湾媒体的称许，真是奇了怪了。台湾记者不明真相还说得过去，石、陈两人就实在是说不过去了。请问你们两位良心何在？

台湾媒体大概享受民主权力时间长了，忘记当年台湾在他们敬爱的老总统蒋介石时代了。要是在那个时代，记者居然敢跟踪报道行政院长去剪头发、部长去吃大餐的话，怕都进去坐牢了吧？李敖也不过是写了几本书而已，大概连枪长什么样子都不太熟悉的，不也坐了那么多年的牢？台湾记者敢跟踪报道高官的行踪，大陆记者敢吗？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罪，都是替他们预定的。

台湾媒体要批评政府，批评总统，我们乐见今日台湾的民主发展成果。但是，假如要拿大陆政权说事，就太不明白事理了，何况对大陆情况非常了解的石、陈两位？你们是在欺骗大陆观众，你们专业操守何在？大陆媒体是被迫的，你们不是。

其实，温家宝个人能力是不是比马英九要强，还真不好比较。马固然是哈佛博士，但大陆幅员比台湾大数百倍，人口多几十倍，自然工作难度也大无数倍了。但还是那句老话，好的制度能使坏人成为好人，坏的制度能使好人变成坏人。温的个人能力、人品即便比马好，甚至好很多，但身处大陆吃人的社会制度，温也只能成为一个魔鬼，马至少还是一个人。

37 向农民开战 1953～1956年 59～62岁


为了挤出农产品以供出口，毛政权在一九五三年秋制定了“统筹统销”政策。中共宣传说这是为了粮食分配更公平合理，以免有人食不果腹，有人囤积居奇。还说国家只是购买余粮，农民会有基本口粮留下。这一政策实际上是把农民的产品全部拿走，只留下维持生存和再生产的部分。

毛政权定了个人均“口粮”标准，依据的是传统南方农村“不饥不饱”的水准：四百斤“贸易粮”。但这个标准很少达到。毛去世的那年，人均口粮仅为三百八十一斤。对农民的口粮，毛说：“有些地方只要二百八十斤粮食就够了，有的只要二百二十斤粮食”。

民盟中央的周鲸文下乡调查，问起北京西郊一位老农民收获的情形。老农说：“收成还不错，那有什么用，收了多少自己也吃不饱。”“土改分地以后，我分了这块地，一年忙到死，也混不了一家几口人的生活。未等秋收先把你的粮叫政府号下了。先交公粮，然后统购，给你剩下的粮食简直不够一家人吃，一年至少缺三个月的粮，全家是吃稀粥，煮点野菜，杂七杂八混吃一顿。统购卖粮所得的那点钱，还不够完杂税，和各样官派的开销，什么冬学费、清洁费、村公所办公费、报纸费、买公债等等，这些费用是说不完的。你想卖点余粮的钱能够用吗？”

在毛的故乡湖南乡下，一个军属说：“表面上每家每人有三四百斤口粮，实际上谁也没有那么多。”“到头来我得挨几个月的饿……不但我一家如此，我的邻居，他们也是这样。”国家对农民说，粮不够吃的可以买“返销粮”。返销粮远不能满足农民的需求，毛还不断告诫干部们：“现在有的地方粮食销多啦！”

对农民挨饿，毛的答覆是要农民用喂猪的“薯叶填补”，一九五五年八月三日批示道：“教育农民吃少点，吃稀一点，国家则要尽可能减少销售，以免在一般农民有粮季节吃得过多”。

薄一波后来说：“国家征购过头粮的现象比较普遍，农民生产的粮食，大多都给收购上去了，所剩无几。”他还说：统购中“乱批乱斗、逼死人命等现象部发生过”。这样的暴力早在毛预料之中，他和征购政策的策画人陈云一九五三年十月一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特地讨论过这项政策的严酷后果。第二天，毛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征粮是打仗：“一面对付出粮的，一面对付吃粮的”。毛要以农民为敌，特别说：“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说过农民一切都是好的。”陈云接着向各省管粮食的传达毛的指示，要他们准备全国一百万个村子有十分之一，即十万个村子，出现“逼死人或者打扁担以至暴动”。陈云叫在座的放心，这是不会危及共产党统治的，他举例说：满洲国也搞过严厉的强行征购，“但就是这样，如果苏联红军不出，满洲国还不倒。”换言之，共产党是垮不了台的，不管它怎样对农民巧取豪夺。


征粮制度实行一年之后，到一九五五年初，全国已是一片天怒人怨。无数报告飞向毛的案头，报告说农民如何“吃树皮、草皮”，如何“卖子女”，如何“老弱者躺在床上饿死”。中共设有若干从基层收集反映的管道，毛要控制这个大国，必须随时了解真实情况。中央警卫团战士回家探亲，毛要他们写报告，讲村子里的情况。他们笔下出现的是一幅幅黑暗的图画。有的说：“缺粮户达到百分之五十。今春没有东西吃，只好吃树叶。”有的说：“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一两米，完全靠上山挖野生植物吃，有人因此中毒身亡。”

各地的反应还有：“社会主义在哪里呢？现在就不给油吃了！”“光叫生产加油，没有油吃还加油呢。”“共产党把我们当鱼鹰，脖子一压，大鱼小鱼都吐光了。”当时在广东省任职的赵紫阳，在调查报告里描述基层干部如何用捆打、搜屋，封家等办法逼着农民交粮。有一个村子“将一老妪封在屋内，至上吊自杀”。在他调查的高要县，“全县因逼粮造成的自杀事件一百一十一起。”

一些有正义感，有勇气的人上书毛和中央政府。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黄炎培给毛写信说，他的江苏家乡，“一般居民生活苦，尤其是农民特别苦，农民说：我们吃不饱，哪有力气去种田呢？”

毛不为所动，反而整黄炎培，说：“黄炎培，得意得不得了，整了他一下。”毛还理直气壮地说：“缺粮户，也不是一年到头都缺粮，顶多缺四个月”，“顶多六个月”。有的高级干部用“良心”这个概念恳求毛手下留情。毛斥责他们说：“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很没有良心哩！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良心少一点好。我们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厉害，就是说，不那么马克思主义。”

为了便于征粮，一九五五年中期，全国农村实行合作化。没有合作化，个体农民是先收获，再上缴给国家。这就使农民可能藏粮。中国农民有几亿，要挨个检查谈何容易。合作化后，收成从田野里直接到国家手里，再由国家分发给农民，国家对收获全盘控制。

合作化对毛的另一个好处是能监督农民劳动。个体农民出工收工、干多干少是自己的事，合作化后就身不由己了。一九五六年元旦，《人民日报》社论要今后农民干活时间加倍，妇女下田做工：“农村中的男劳动力，在黄河淮河一带，有些地方，从前每年只能做工一百多天，合作化之后，可以做工两百多天，女劳动力过去不使用或较少使用，合作化之后就使用上了，也可以每年工作一百多天或二百多天了。”

为了强行推行合作化，毛提出：“反革命五年抓一百五十万，每年三十万”，“我主〔张〕多抓”，“大捉特捉是重点”。

农村合作化是中国完备极权体制的重要一步。工商业国有化也同时进行。对城市工商业者，毛没有像对农村地主富农那样狠，原因是实际的。毛说：“资产阶级要比封建地主有用的多，有技术和管理能力”——尽管这些能力在他统治下大都被浪费掉了。中国灿烂的手工业像霜打的鲜花一样萎缩，维修保养等服务行业大批关门。用刘少奇的话来说：“我们一搞社会主义，反而什么都没有了。”

为了使城市里的人规规矩矩，毛搞了个运动叫“肃反”。一千四百三十万国家工作人员受到“审查”，方式是“坦白检举”，既有精神恐吓的公审大会，也有肉体折磨的所谓逼、供、信。办公室、住宅楼、礼堂、书斋都成了关人的地方。毛说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占受审查人的大约百分之五左右，下指示说超过比例须得到批准。也就是说在这场运动中，至少有七十一万五千人被打成反革命。

和肃反运动一起来的是对文艺自由的进一步封杀。毛掌权以来已以他特有的彻底性搞了一个又一个摧残文化的运动，像“思想改造”、批判电影《武训传》等等。仅就电影业来说，一九五○年还有三十九部剧情片出品，一九五二年就只剩五部了。一九五四年，毛搞了一场批判胡适等流亡海外、深具影响的中国文人的运动。一九五五年，他转过头来对付留在大陆的、保持着独立精神的文化人。毛选中了胡风。五月，胡风被公开批判，投入监狱。直到二十多年后毛死了，才重见天日，但已精神失常。
给胡风定罪的重要依据是胡风和朋友之间的来往信件，里面有书生议政，有牢骚怨言。毛把这些放在报上发表，以此说他们是“反革命集团”，吓得人们不敢在通信中谈论国事。

一九五六年初，毛说：“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霾满天”，“到处骂我们，党内党外都说我们不行，就是为几颗粮食，下半年不骂了。下半年有几件喜事，丰收和合作化是两件大喜事，还有肃反也是喜事。”


毛泽东没有提的，对他也许是最大的喜事，是拿到了朝思暮想的原子弹技术。

早在一九五三年，毛就曾用拖着朝鲜战争不停战的办法，想要苏联人给他核技术。但苏联人不点头，毛只好停战。一九五四年七月，毛作出一副要打台湾的样子，利用苏联担心被拖下水，来实现他的目标。台湾与朝鲜不一样，打不打由他说了算。周恩来被派赴莫斯科告诉苏共领导人，毛决心要“解放台湾”。

九月三日，中共军队向国民党占领的金门岛开炮，引发了第一次台海危机。炮打金门不久，苏联头号人物赫鲁晓夫来北京参加中共建国五周年庆典，还带来好些苏共领导人，这在斯大林时期是不可思议的。赫鲁晓夫想消除两国间的芥蒂，主动提出取消斯大林同毛签订的条约中损害中国利益的秘密附件。他还答应除现有的一百四十一个项目外，再卖给中国十五个大型企业，同时给中国一笔五亿二千万卢布的新贷款。

毛就势提出要赫鲁晓夫帮他造原子弹，说是为了抵御美国人。赫鲁晓夫问他美国为什么要朝中国扔原子弹，毛说因为“台湾危机”。赫鲁晓夫没有劝毛不要因台湾问题而引发核大战，他在回忆录里写道：“原因是；我们认为统一中国领土的举动是无可非议的。”赫鲁晓夫只劝毛不要造原子弹，说：我们这个大家庭有核保护伞就行了，无须大家都来搞。须知那东西既费钱费力，又不能吃，不能用。假使目前要搞核武器，把中国的全部电力集中用在这方面是否足够，还很难说。那么其他各项生产事业怎么办？国计民生怎么办？

毛摆出一副样子，好像赫鲁晓夫的话伤了他的民族自尊心。赫鲁晓夫虽然心里不痛快，但还是答应考虑帮中国建设一个核反应堆。

赫鲁晓夫走了以后，毛加紧了对国民党控制的沿海岛屿的轰炸，导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与台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毛继续攻占沿海的一系列岛屿，扯开架式准备进攻金门、马祖，给人他不惜一切要打台湾的印象。一九五五年三月十六日，艾森豪威尔暗示他可能使用核武器，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为什么不能像用子弹或者别的什么弹一样使用原子弹。

赫鲁晓夫不想卷入跟美国的核武对抗，将来也不想卷进去。他答应向毛提供核技术。毛的目的达到了，台海危机结束了。

这原子弹毛也有了原料。这时苏联专家刚在广西省发现了铀矿。毛兴奋已极，把它称作“福音”，马上召来地质部负责人刘杰。刘杰回忆道：“寒暄以后，主席让我汇报铀矿石的情况。我把铀矿石放在桌上，又用计数器对着铀矿石作表演，当计数器在铀矿石上面晃动便发出‘嘎、嘎、嘎……’的声音时，毛主席感到非常好奇，他天真地笑了，并自己拿起计数器，也学我的样子在铀矿石上晃了晃，于是又听到了‘嘎嘎’声。总理也在旁边乐得合不拢嘴。”“临走时，毛主席、周总理把我们送到门口。毛主席拉着我的手说：‘刘杰啊……这是决定命运的事哟，你可要好好地干啦！’”

事后开庆祝宴会，毛举杯祝酒：“为了我们能尽早有自己的原子弹，干杯！”

四月，苏联正式签约帮助中国搞两个发展原子弹的必需之物：一座重水反应炉和一台回旋加速器。中国成为核大国就此起步。一组组中国科学家立即赴苏受训。十二月，在苏联科学家协助下，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七年十二年发展核工业的大纲订出。毛的喜悦就不用说了。他对秘书说：他很高兴，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时都没有这样高兴。他感到自己已在世界之巅，气概冲天地说要“把地球管起来！”

要实现核工业的十二年计划，毛需要更多的农产品来偿付。他制定了个有关农业的十二年计划，即《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纲要》要求农民到一九六七年时年产一万亿斤粮食。这个数字是毛根据十二年中需要多少农产品出口推算出来的，比历史最高年产量一九三六年的三千亿斤，高出两倍多。

这个指标完全不切实际，遭到几乎整个政治局的反对。出声最高的是负责编制国民经济计划的周恩来，为他撑腰的是刘少奇。大家都很清楚，如按《纲要》征粮，已经在饿饭的千百万农民就得饿死。
一九五六年二月，一向顺从的周恩来把计划中的以军工为核心的重工业投资砍掉大约四分之一。周知道中国没有条件买毛要的所有的东西。他的打算是集中资金发展核工业和主要项目，把次要项目放一放。其实不放也不行，中国没有足够的钢铁、水泥、木材等物资。周的这一举动，被称为“反冒进”。

毛要的是所有项目一齐上马。毛对经济是外行。薄一波说，毛那时要听管经济的部委汇报，但听得非常吃力：“毛主席十分疲劳。有次听完汇报，他带着疲乏的神情，说他现在每天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听完汇报就上床休息。”累的原因是：“汇报材料很不理想，只有干巴巴的条条或数字，没有事例，使他听起来非常吃力。”一次，听一位部长汇报，毛紧皱眉头，抬起头来说，这是使他强迫受训，比坐牢还厉害。周恩来某次检讨说，他给毛的报告是材料数字一大堆，没有故事性。

数字跟毛无缘。南斯拉夫第二号人物卡德尔（Edvard Kardelj）跟毛打交道后说：“数字对他是不必抠死的。比方说，他说：‘要两百年的时间，或者四十年。’”苏联在华经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Ivan Arkhipov）对我们叹着气说，毛对经济“完全不通，一窍不通”。

毛对自己想达到的目标却一点儿也不糊涂。四月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叫把砍掉的部分加回去。政治局没有从命，坚持他们的意见。毛怒而宣布散会。会后周恩来去找毛，想说服毛，最后实在无法时冒出一句，说他“从良心上不能同意”毛的做法。周恩来跟毛讲良心，使毛怒不可遏。但毛无可奈何。
毛的同事们跟他顶撞，原因是毛的要求太过分，后果太严重。这时莫斯科发生的一件大事，也使他们的胆子格外壮。这年二月二十四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秘密报告反斯大林，谴责斯大林的肃反杀人、独断专行，还有斯大林的工业化措施。中共领导人现在纷纷就这些问题批评斯大林。刘少奇说斯大林的错误第一是“肃反扩大化”，还有“农业上犯错误。苏联至今没有解决农业问题”。张闻天说：“苏联内政主要错误是没有把农业搞好，粮食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太偏重于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苏联轻工产品几十年无改进，我在苏联当大使时去商店几乎没什么可买。粮食也一直很紧。……值得从中吸取教训。”四月二十日，周恩来在国务院说：“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对的，但忽视了农业就会犯大错误。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

在这些问题上对斯大林的批评打在毛泽东身上。毛反守为攻，规定对斯大林必须“三七开”，“正确是七分，是主要的；错误是三分，是次要的。”错的三分不是别的，仅是斯大林怎样虐待了毛：“这些事想起来就有气。”

但毛不能公开跟赫鲁晓夫翻脸。赫鲁晓夫代表共产主义阵营的“老大哥”。毛离不开赫鲁晓夫，他的军工项目、原子弹，都得从赫鲁晓夫那里来。赫鲁晓夫出其不意地大反斯大林，也让毛对他刮目相看。毛觉得这个人不简单，多次若有所思地讲：“赫鲁晓夫有胆量，敢去碰斯大林”，“这确实需要点勇气。”毛拿不准赫鲁晓夫，他得小心从事。就是在这样的心态下，当他的同事们赞同赫鲁晓夫而反对他的政策时，毛没有一榔头打过去。他忍下了。无从发泄的怒火使他拂袖而去，离开北京到了外省。中国各省的“第一书记”，都是毛特别挑选的。

毛这次离开北京的方式不同以往。他在深夜亲自给空军司令刘亚楼打电话，要他准备飞机。毛一向认为飞机危险而不愿意坐，上次还是在一九四五年，他不得不飞到重庆去跟蒋介石谈判。毛这次要坐飞机了，可见他是多么迫不及待地要离开北京。

毛第一次坐由中国人驾驶的飞机。为了照顾他的生活习惯，机舱里放了张木板床。登机前一刻，机组人员才得知乘坐飞机的是毛。这是五月三日早上，一个难得的好天气。毛跟机组握手，接着站着不动，良久不作声。刘亚楼提醒他上了飞机后，他坐下再度陷入沉思，手里夹着的香烟烟灰结得老长也未弹去。突然他像醒过来似的命令起飞。

首站是武汉，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候机大厅里立了座毛的立体塑像，这大概在全中国尚属第一。当时赫鲁晓夫刚谴责了斯大林搞个人崇拜，毛对塑像表示不满意，叫王任重“一定要搬掉，不然唯你是问。”王翻来覆主地想，搬好还是不搬好，最后决定不搬，塑像就留了下来。

毛从武汉飞往广州，接他的是另一个对他五体投地的省委书记陶铸。江青也在那里。毛的别墅是美丽的大庄园“小岛”，靠在珠江边上。因为毛来了，江上交通运输都停了下来，附近江面也封锁起来。毛的随从奉命不许见客，不许写信，不许打电话，更不必说出门走一走了。天气又闷又热，毛的房间里放了五桶冰块也无济于事。花园里的热带花草茂盛，蚊子到处乱飞，从香港买来灭蚊的DDT杀虫剂，但漏网分子众多。毛怪工作人员灭蚊不力，发了脾气。

真正使毛心情烦躁的是北京。刘少奇、周恩来继续地不听话，还在那里砍军工项目。五月底，毛离开广州飞回武汉。他要用游长江的方式，给刘、周们发出一个严厉而又意味深长的警告：他身强力壮，有体魄、有决心斗到底。

长江宽阔流急，游泳似乎有风险。但就像毛的警卫所说，毛游泳“是有限度的，没有把握和冒风险的事他是不会做的”。后来他想游三峡，警卫告诉他那里的水情险恶，他就没有游。在武汉，王任重带领几十个人先试游，找暗流，探漩涡。当毛游泳时，若干训练有素的警卫按照规定的位置，把毛围起来，使他万无一失。旁边还有三条船，以便他略感不适或有任何不测时，可以随时上船。

毛连游了三天。风大，浪也高，但是毛怡然自得，写了首词，称自己是“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最后那天下着小雨，长江两岸组织了几万人从远处观看毛游泳，“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不断。


在北京，六月四日，政治局进一步决定更多的项目下马。毛在这天下午回到北京，他的“回銮”并未影响同事们的决心。

十二日，刘少奇把他安排写的“反对急躁情绪”的《人民日报》社论送给毛看。社论批评说：“一切工作，不分轻重缓急，也不问客观条件是否可能，一律求多求快……齐头并进，企图在一个早晨即把一切事情办好”，“贪多图快而造成浪费”。社论还说：急躁情绪“首先存在在上面”，“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毛后来说，社论“尖锐地针对我”。他在稿上批了三个字：“不看了”，就退给了刘少奇。尽管毛明显恼怒，社论照样在二十日登出。

这时的毛心里很不踏实，甚至比跟斯大林较劲时还不踏实。毛了解斯大林，但赫鲁晓夫是个未知数。赫鲁晓夫摒弃了斯大林主义，天晓得这个莽汉下一步会干什么。特别是赫鲁晓夫刚把匈牙利的斯大林信徒拉科西弄下了台。金日成的同事们，为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所鼓舞，也差点儿把看去地位牢不可破的“伟大领袖”在八月党的全会上选下台。

毛泽东本人面临他掌权以来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八大”。大会即将在九月召开，改期是不可能的，赫鲁晓夫时期的新精神是按章程办事，大会宣传也已作出。毛担心他要是跟政治局闹翻了，逼急了他们也许会在党代会上对他来这么一手，比方说给他一个有职无权的职位，或者是把他的政纲的灾难性后果在大会上公开，这样一来把他选掉也未可知。共产党的党代会当然都是精心操纵的，但问题是谁来操纵，毛平时都是靠政治局，现在政治局跟他处在“交战”状态。莫斯科派来参加“八大”的代表又是米高扬，正是此人在几个星期前具体策画把拉科西拉下马。

为了使“八大”不会危及自己，毛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是提醒同事们不要想入非非。九月十日，“八大”开幕前的一次预备会议上，毛仿佛推心置腹似的说：“有些话我过去也没有讲过，我想在今天跟你们谈一谈。”接着他长篇大论地讲起从前他受到的各种处分、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赶出红军等，有多少次呢？记得起来的有二十次。”毛承认：“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毛还说：“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如此等等。毛的坦诚并非心血来潮作检讨，他是在强调：再犯错误，造成再大的灾难，我毛泽东也垮不了，谁也奈何不了我。

毛的主要步骤还是表现得通情达理，愿意让步。他同意在党章中不提“毛泽东思想”。当然，他用别的办法来补偿。党章报告中把他称为英明领袖，“从来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反个人崇拜的潮流被他导向对他有利的方向。“朱总司令万岁！”这类口号一律不准喊了，中共其他领导人的肖像一律去掉，只留他一个人的肖像。毛对外国人说起时，好像他是不得已而为之：“过去我们游行中拿着马、恩、列、斯的像，拿着几个中国人——毛、刘、周、朱的像和兄弟党领袖的像。现在我们采取了“打倒一切”的办法：谁的像都不拿……但是有五个死人——马、恩、列、斯、孙的像，和一个活人——毛泽东的像还挂着。挂就挂吧。”

毛在别的方面也给人印象他在妥协。“八大”推崇法制，刘少奇的政治报告说要“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毛泽东统治的法宝“搞运动”被批评为：“助长人们轻视一切法制的心理”。不过，“八大”一完，法制也就完了。

毛最大的让步是同意他的以军工为核心的工业化走得慢一点。在政治报告上，毛删去他喜欢的口号：“又多、又快”；允许把他“十五年”内实现工业化的提法改成“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忍耐了对他的批评，如暗示他犯了“‘左’倾的错误”，“冒险主义的错误”，“脱离经济发展的正确比例，使人民的负担过重”，“造成浪费”。

由于毛的退让，军工项目减少，一九五六年人民吃粮水准是毛二十七年统治下最高的：四百一十斤。一九五七年，经毛点头，军工投资继续下降百分之二十一。

一年工夫，他将卷土重来。

38 打掉赫鲁晓夫的权威 1956～1959年 62～65岁


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几个月不到就遇到了麻烦。一九五六年六月，波兰波兹南市（Poznan）的“斯大林工厂”爆发力罢工游行，导致五十多个工人死亡。在全国此起彼伏的反抗局势下，斯大林时期被监禁的前波兰共产党总书记哥穆尔卡（Wladyslaw Gomulka）重返政坛。哥穆尔卡追求独立于莫斯科的民族主义政策。十月十九日，莫斯科通知毛说，波兰反苏情绪高涨，他们考虑采取武力。

斯大林死后，毛一直想坐共产党阵营的第一把交椅。开头他对赫鲁晓夫还摸不透。如今他看出：“赫鲁晓夫这个人也能捅漏子”，“多灾多难”，“可能日子也不太好过”。毛越来越自信，觉得他可以挑战赫鲁晓夫。正好，波兰事起，毛决计做波兰的保护人。

毛又担心弄不好会适得其反。他在床上待着想了一天，第二天召开政治局会议，听众人发议论。大家都附和毛。毛便穿着一身睡衣把苏联大使尤金召进卧室，叫尤金马上打电话告诉赫鲁晓夫：如果苏联出兵，我们将公开谴责你们。毛一再重复，讲得很严厉。

毛的警告到达莫斯科之前，赫鲁晓夫已经决定不出兵波兰。但毛不想放过这个机会，他派刘少奇去苏联，指责苏共是大国沙文主义，要莫斯科公开作“自我批评”。毛的目标是让赫鲁晓夫丢脸。

就在这时，匈牙利事件爆发。匈牙利人民追求的不仅是民族主义，而且要推翻共产党统治。十月二十九日，苏联决定从匈牙利撤出苏联红军。红军一走，匈牙利的共产党政权肯定垮台。若是共产党阵营不复存在，毛泽东又怎么谈得上坐第一把交椅呢？刚刚还在谴责苏联“武装干涉”的毛，转身向莫斯科强烈要求：苏军不能走。

十一月一日，莫斯科改变主意，苏军留下了，血腥地镇压了起义。事实证明，东欧卫星国离不开苏军。毛看出，这种状况的根源是东欧国家镇压反对派手软。他早就在劝说东欧，向他学习，大杀“反革命”，不要依赖苏联坦克。在匈牙利事件初期任总理的赫格居斯（Andras Hegedus）告诉我们，毛一九五四年就这样告诫他，说巩固权力非靠铁腕暴力不可。当毛听说南斯拉夫的铁托逮捕了自由派对手吉拉斯（Milovan Djilas）时，彭德怀注意到：“主席很高兴，脸都红了。”


波匈事件后，毛采取迂回战术继续跟赫鲁晓夫争权。一九五七年一月，他派周恩来去反苏情绪高涨的波兰，说共产主义阵营应该有个带头的，要哥穆尔卡同意宣布“以苏联为首”。毛料到波兰人决不会同意，他的目的是引出哥穆尔卡的话：还是以你们为首吧。

使毛失望的是，哥穆尔卡对这个提法听也不要听，周恩来一说他就皱眉头。★
（★东欧当时流传着一个政治笑话：一个人去买茶叶。店主说：“我们有俄国茶，有中国茶，你要哪一种？”他答道：“那我还是喝咖啡吧！”）

游说波兰未遂，毛当即转向同样反苏的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在斯大林死后与共产主义阵营的关系已经“解冻”。毛指示正在那里访问的彭真，单独会见铁托总统，以苏共声誉不好，没人听它的为理由，请铁托同中国一道发起世界各国共产党最高级会议。在毛看来，谁发起会议就等于谁为首。这时的毛正在内部骂铁托、骂哥穆尔卡，说他们是右派的祖师爷。毛主动找上门去不过是想利用他们。可惜铁托听彭真说完以后，表示没有兴趣，连参加也不能保证。

毛再度努力要苏联领导人当众出丑的计划也没有成功。周恩来在莫斯科教训苏联领导人，要他们公开承认犯了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并按毛的调子重新评价斯大林。愤怒的苏联人一口回绝。未能如愿以偿的毛，在各省书记会议上说：“我在电话里跟恩来同志说，这些人利令智昏，对他们的办法，最好是臭骂一顿。什么叫利呢？无非是五千万吨钢，四亿吨煤，八千万吨石油。这算什么？这叫不算数。你无非是在地球上挖了那么一点东西，变成钢材，做成汽车飞机之类，这有什么了不起！”毛把自己的不得志归咎于中国缺乏经济实力。


赫鲁晓夫没有惩罚毛。他有求于毛。波匈麻烦一波未平，国内危机一波又起。一九五七年六月，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一帮老斯大林分子联合起来企图推翻他。赫鲁晓夫挫败了这个企图，各国共产党都表态支持，就是毛泽东迟迟不出声。赫鲁晓夫只好派米高扬到杭州去见毛。米高扬的翻译告诉我们：毛听米高扬谈了大半夜，然后把手懒懒地朝坐在沙发后面的前驻苏联大使王稼祥挥挥：“老王，电报呢？”其实支持赫鲁晓夫的电报早巳就绪，“毛无非是想要我们派个高级领导来求他。”毛不可能不支持赫鲁晓夫这个赢家。

赫鲁晓夫还需要毛更多的合作。共产主义世界空前的最高级会议即将于“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时在莫斯科召开，赫鲁晓夫生怕毛拆他的台。

毛表示可以参加这次会议，但有一个条件，苏联要保证转让制造原子武器以及运载手段的材料、模型。莫斯科反应积极。十月十五日，最高级会议开幕前三个星期，中国核武器制造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国防新技术协定”在莫斯科签字。苏联给中国一个原子弹模型。苏联各部接到的指示是：“提供中方一切东西使他们能够自己造原子弹。”大批导弹（飞弹）专家调往中国。据一位专家说，连苏联自己的导弹项目也受到影响，造成“混乱”。中国原子弹、导弹的试验场也是苏联专家帮助定下的。

不顾苏联“原子弹之父”库尔恰托夫（Igor Kurchatov）的强烈反对，赫鲁晓夫派最好的核专家弗洛比约夫（Yevgenii Vorobyov）到中国帮助策画原子弹制造。弗洛比约夫在华期间，中国核科研人员从六十名增加到六千名。周恩来在中共高层说：苏联“把整个蓝图给我们”“凡是它一种定型的东西，包括原子弹、导弹这些东西，都愿意给我们。这是最大的信任，最大的互助。”赫鲁晓夫后来说：“我们给了他们不少东西。”米高扬插话说：“是我们帮中国建的核工厂。”

苏联的技术转让大大加速了中国原子弹的建造。中方谈判代表报告毛，有苏联这些“极慷慨”的援助，中国的军事力量将在五年内“跃进”到一个崭新的水平。

一九五七年十月四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在太空技术上超过了西方。毛立刻迷上了卫星，他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我们要抛就要抛大的。要干就要干一二万公斤的。也许要从较小的抛起，但我们也要从一两千公斤开始。”（苏联的卫星重八十三点六公斤。）毛的卫星技术从哪里来？还得向赫鲁晓夫要。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日，毛飞去莫斯科开共产党阵营最高级会议。有六十四个共产党代表参加，其中十二个是执政党。为了表现自己在阵营内与赫鲁晓夫平起平坐的地位，临行前，毛向苏联建议大会宣言仅由他和苏联两家签署。

这一招没能奏效。但大会宣言只由中、苏两方起草。毛也受到特殊待遇，是唯一下榻克里姆林宫的外国领袖。寝室里特地为他安上木板床，抽水马桶上搭了个平台改成蹲式。在“十月革命”前夕的庆祝仪式上，赫鲁晓夫和他手拉手出现，高尔基大街和红场上的游行队伍挥舞着中国国旗，高呼：“毛和中国万岁！”

毛能够争得这样的地位，靠的是中国人多，有的是人为共产党世界打仗。毛跟赫鲁晓夫一块计算过，打起仗来每个共产党国家根据自己的人口能出多少军队，结果中国比苏联连同所有卫星国加在一起还多一倍。有位苏联官员当时对芬兰共产党领导人说：“我们再不用害怕美国了，中国军队和我们同中国的友谊，改变了整个世界形势，美国根本拿我们没办法。”毛深知人口众多是他的无价之宝，回国后他否决了计划生育。在此之前，中共曾想实行计划生育，毛本人也还没拿定主意。莫斯科之行使他打定主意，中国人多多益善。(待续)

最近，陆续发生了美国公司在美国的总公司向美国政府和媒体承认了，他们在华贿赂中国官员和企业管理人员以获得商业利益的事情。有联合组件公司、艾尼丹尼等等，都是名列五百强的大公司。受贿的有中石油等国有企业，和公安部门等等。

奇怪的是，中石油马上跳出来，否认其内部人员接受了美国公司的贿赂。政府机构则默默地否认，司法部门甚至装聋作哑，只当是没有听见。

难道这又是美国人的一场阴谋？意在败坏中国企业和中国执政党和政府的名誉？难道他们又在试图颠覆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政府？伟大的国有企业？假如真的如此，那这些美国企业还真够弱智的。他们能得到什么？大概他们来华办企业，最终目的是为了赚钱吧？难道还有可能是为了颠覆政权？那中国政府为什么要接受他们的申请，允许他们在华设立分支机构？还要花大力气引进投资，还要给予大量的优惠政策加以扶持呢？

似乎这些公司还是为了在中国赚钱吧？难道他们会为了诬陷中国政府和企业而甘冒损失吗？他们这样承认自己的行贿行为会遭受什么损失呢？首先损失的是商誉啊，行贿永远都不会是一种正当的行为，法律是禁止的，要惩罚的，是正常人所不齿的。因此行贿行为曝光，公司的名誉、形象当然遭到相当的损失的。

然后损失的，是以后的生意机会。你这么曝光法，中国的党政机构和企业怎么会还敢收取他们的贿赂？行贿受贿都无非是为了谋取利益，行贿是为了得到生意，无法行贿也就无法得到生意了。这当然是损失，是最大的损失。

第三，承认了在华行贿获得商业机会，是要接受美国相关机构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法院的惩罚的。

美国企业承认在华行贿不是良心发现，而是遭到调查不得不承认的。也就是说，他们不会傻到损失自己而诬陷中国政府和企业的，这是常识，每个人都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傻的是中国执政党和政府，他们居然会否认官员们受贿了，这不是挣着眼睛说瞎话？国人能傻到相信这么愚蠢的谎话？

官员们当然不傻，他们不是不知道没有人相信他们，而是他们天天叫嚣的反腐败，不过是谎话而已。对于执政党和政府来说，反腐败从来就不是真心真意的，从来就是他们进行政治斗争、人事斗争的手段而已。陈良宇是如此，陈希同也是如此，还有郑少秋，黄光裕等等等等。

这个政党，这个政府早就彻底腐烂了，要真的反腐败，那不是抓光了？还能有几个剩下来的？中国共产党早就成了中国腐臭党，中国政府早就成了中国腐臭政府，谁不知道？官员心里很明白，国民心里也很明白。他就是挣眼说瞎话，说没人相信的瞎话。

因为他们头上没有任何监督力量，他们已经顶着天了。腐臭是早已经腐臭了，但是架子还在。

不过，架子是迟早要倒的，也许顶不了太久了。

导致斯大林脑溢血，毛泽东的压力，说不定也有一份。斯大林在他最后一顿晚餐上谈到朝鲜战争，把在朝鲜老打不赢，同没能把南斯拉夫的铁托留在共产主义阵营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斯大林还谈起共产国际早年在远东的工作，提到共产国际在日本的失败。晚餐后，斯大林读的最后一份报告内容是暗杀铁托失败。从斯大林的话题，到他看的文件，都跟毛有关系。★
（★一九九四年，发动朝鲜战争的四十四年后，金日成因心脏病突发死去，死时坐在椅子上，手里攥着俄罗斯政府即将解密的关于朝鲜战争内情的文件。）


毛泽东到苏联大使馆去吊唁斯大林。使馆工作人员称他含着眼泪，有点儿站立不稳，周恩来痛哭失声。事实上，斯大林的死是毛泽东的解放。

三月九日，天安门广场召开追悼大会，全国举哀，规定的纪律里有一条：“不准笑！”天安门城楼上挂着斯大林的巨幅画像，仪式以毛向遗像鞠躬、献花圈开场。会上有多人讲话，但毛没讲。他也没到莫斯科去给斯大林送葬。江青那时在苏联，去向斯大林的遗体告了别。周恩来受命出席红场上举行的葬礼，同苏联领导人一道跟在斯大林的棺材后面走。那天天气特别冷，不怕冷的周恩来只穿着件薄薄的大衣。走在周后面的捷克党首脑哥特瓦尔德（Klement Gottwald），几天后也一命呜呼，说是“感冒”，实际上是酗酒过度。在布拉格举行葬礼时，周恩来也去了，碰上英国共产党领导波立特，向周要了五千五百英磅重修伦敦的马克思墓。

三月二十一日，以马林科夫为首的苏共新领导人与周恩来开了一夜的会，对周说他们决定结束朝鲜战争，要是毛合作的话，他们愿意卖给毛九十一座大型军工企业。这些都是斯大林迄今拒绝出售的。苏共新领导人不像斯大林把毛看成是对他个人的威胁，他们认为军事上强大的中国对共产主义阵营是件好事。

但毛不停战。他想要的一样东西还没得到：原子弹。周恩来参加斯大林葬礼时，曾再次提出这个要求。此时仍在苏联的钱三强代表团一再请求核技术转让，都被莫斯科拒绝。钱三强等人在苏联“赖”了三个月，这三个月正是毛拒绝停止朝鲜战争的三个月。五月，苏共新领导人给毛发了“最后通牒”。

朝鲜战争期间，共产党一方指责美国在中，朝两国使用细菌战。被俘的美国空军被迫供认扔细菌弹。中共至今指控说美国“布撒细菌即达八百零四次之多”，而宣布的死亡人数只有八十一个。当时在朝鲜的两位苏联将军，北朝鲜总参谋长南日的顾问索兹诺夫（Valentin Sozinov），和北朝鲜军的主要医药顾问斯里瓦诺夫（Igor Selivanov），都对我们说，他们没有见到任何细菌战的痕迹。斯里瓦诺夫特别说，以他的职位，要是扔了细菌弹他不可能不知道。其他苏联将领、外交官也异口同声说没扔。

“捏造细菌战”当初毫无疑问斯大林是点了头的，如今苏共新领导把它变成罪名，给毛施加压力，要他停止朝鲜战争。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说细菌战是中方“故意捏造”的，给北朝鲜方面“造成既成事实”。北朝鲜官员对苏联人说：“细菌弹很可能是中国飞机自己投下的。”

五月二日，苏联新任驻华大使库兹涅佐夫（V. V. Kuznetsov）递交给毛一封空前严厉的信，说：
苏联政府、苏共中央委员会被给予了错误的信息。报纸上关于美国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的大肆宣传，是建筑在虚假的消息来源上。对美国的指控是虚构的。

信中“建议”北京不要再提这些指控，并说苏联方面“参与捏造这一指控的人将受到严厉惩罚”。苏联驻北朝鲜大使拉兹瓦也夫（V. N. Razuvayev）已经被召回，关进了克格勃的监狱。

库兹涅佐夫大使在五月十一日深夜把信交到毛手上，周恩来也在座。据库大使向莫斯科报告，毛说关于细菌战的宣传是“根据前方的汇报”，“要确定这些汇报的精确度是很难的”。“如果你们发现了造假，那么这些来自下面的汇报就是假的。”库大使显然奉命要详细描述毛的反应，他说他“注意到毛泽东表现得有点紧张，不断地掐断香烟……到会见快结束时，毛才镇定下来，开始有说有笑。周恩来的举动是刻意的严肃，也有些不安。”

从对细菌战的否定，到莫斯科声色俱厉的用语，毛看出不结束朝鲜战争不行了。第二天凌晨，苏联大使离开后，毛做出决定，结束朝鲜战争。

苏共新领导人一心要缓和与美国的紧张关系，毛知道他得不到原子弹了。他召回钱三强，接受了军工项目。他通知停战谈判代表接受美国方面坚持了十八个月之久的自愿遣返战俘的方案。

两万一千三百七十四名中国战俘中，三分之二拒绝返回大陆，大多数去了台湾。回到大陆的从此被当作“叛徒”、“特务”，在一次次整人的运动中历尽苦难，直到毛死。毛还向金日成建议，扣下当时北朝鲜秘密关押的六万南朝鲜战俘。金日成把他们分散在北朝鲜最偏僻的角落里做苦工。他们中的幸存者也许今天还在那些地方。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朝鲜停战协议签字。这场历时三年，导致数百万人死亡、不计其数的人伤残的战争，终于结束了。

中国赴朝参战的至少三百万人，起码死亡四十万人。中国官方数字是十五万二千人，但邓小平对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康生对阿尔巴尼亚的霍查（Enver Hoxha），都承认是四十万。志愿军副司令洪学智也说：“我们在朝鲜战场上牺牲了几十万同志”。苏联官方文件认为中国死亡人数为一百万。★美国死亡人数三万七千人，英联邦一千二百六十三人，其他国家一千八百人。在这场战争中，据估计南朝鲜包括平民在内的死亡人数大约有一百万，而北朝鲜更高达二百五十万人。
（★这些牺牲并未让北朝鲜感激中国。当我们要求参观平壤的中国参战纪念馆时，当局一口回绝；我们问中国的牺牲人数，当局两次拒不作答，最后答覆是：“可能一万。”）

这场大战打下来，金日成一寸土地也没拿到，他的国家反而变成一片焦土。毛泽东得到了什么？势力范围的扩大，航空工业的起步，和苏联签了几十个军工项目。但战争使中国每年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国民经济总产值被吞噬，还背上了从苏联那里贷款购买军火的沉重包袱。更不用说数百万中国人伤残死亡。

在那无数葬身异地的中国人中，有毛泽东的长子岸英。他在志愿军总部给彭德怀当俄文翻译，在美国空袭中被炸死。那天是一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他刚到朝鲜一个月，年纪只有二十八岁。

一年前他才结婚，妻子刘思齐是毛泽东的干女儿，两个年轻人相识有几年了。一九四八年，岸英告诉父亲他想结婚，毛勃然大怒，冲着他大吼，岸英又吓又急又气，走出毛的屋子就晕倒在院子里。他两手冰凉，人们赶紧用暖水袋给他暖手，滚烫的暖水袋把手烫出两个大水泡，他也毫无知觉。毛的大怒也许带些“性”妒忌。思齐长得文雅出众，在毛身边待了好些年。岸英又跟毛提过几次，毛都不松口，后来终于说可以，但得等到一九四九年“十一国庆”以后。新婚刚一年，岸英就走了。按照共产党的纪律，他没告诉妻子他到哪里去。思齐也没问，但她猜到他是去了朝鲜。

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把岸英的死讯报告给毛。叶记得很清楚，毛“听后久久没有说话”，然后“自言自语：‘打仗嘛，怎么会没有伤亡呢？’”“我回到自己办公室，过了一会儿，江青来到我这里流了一阵眼泪，可能是毛泽东把岸英牺牲的消息告诉她了，可她同岸英的关系一直不怎么样。”根据叶的观察，毛泽东本人“硬是没有流露出十分痛苦的表情”。

两年半多的时间，岸英的死讯一直没人告诉他年轻的遗孀。朝鲜战争还在打的时候，她没觉得丈夫长久的沉默不正常，在共产党里待久了，她明白搞秘密工作的人常常这样。但是一九五三年夏天，停战协议签订了，岸英还是没有消息，她感到奇怪了，去问毛，毛这才告诉她岸英早已去世。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她几乎每星期都见到毛，寒暑假也跟毛一块儿过，毛从来没有表现出任何悲伤，一点让她觉得事情不对的样子也没有。相反地，毛还不时谈到岸英，还开玩笑，完全不像谈已死的人，就像岸英还活着一样。

36 军事工业化的起步 1953～1954年 59～60岁


斯大林继任者卖给毛的九十一个大型项目，连同斯大林从前答应的五十个，使毛得以在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推出称作“总路线”的中国工业化蓝图。鲜为人知的是，这些项目是以军事工业为核心，毛的工业化实质上是“军事工业化”。

毛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至多再长一点时间内，实现这个目标。他反覆交代的是要“快”，“提前完成”，“超额完成”，说速度是“灵魂”。为什么这么急呢？毛泽东有一个说不出口的理由：他要在他活着的时候，中国就变成军事大国，使他在全世界“说话有人听”。

毛快六十岁了。在谈起工业化时，他经常说到岁数生死问题。一次对中央警卫团战士讲话，他一边说：“大家努力干，用十五年时间实行工业化”，一边冷不丁地说：“孔夫子是七十三岁死的。”孔夫子和工业化有什么关系？毛的紧迫感显然很强烈。

又一次，他讲到再过三个五年计划，就超过英国时，他说他也有个五年计划：“最好再活十五年，我就心满意足了。能超额完成当然更好。”

早在一九一八年，毛就表示过，他对身后名利完全不感兴趣。这种彻底唯物主义思想贯穿了他的一生。一九五○年在莫斯科参观列宁墓，毛对随行人员说：列宁的遗体保存得很好只是为了他人，“从个人看，人一死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保存遗体也就没有必要了。”

毛既不追求流芳千古，也不在乎遗臭万年，对他死后天塌地陷都不关心。他去世的时候，没有留下任何遗嘱，也没有指定接班人。而且，不像绝大多数中国父母，不像中国历代皇帝，更不像蒋介石，毛泽东完全不在乎断子绝孙。在朝鲜战争中死去的岸英既是长子，又是毛唯一头脑健全的儿子，可是岸英没有孩子，原因是岸英的妻子当时在上学，不想要孩子。毛泽东没有向岸英两口子表示过希望他们生孩子。

一九五三年，以军工为核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周恩来曾把计划草案呈报斯大林，斯大林看到军工在预算中占的比例时，说：“这个比例太不平衡了，即使在战争时期，我们的军事开支也没有这样高。”“问题是我们能不能生产出这么多的设备。”从中国官方公开的数字看“一五”时期，军事开支和以军事工业为中心的重工业投资，占总开支的百分之六十一。真实的数字更大，以后越来越大。
而国家花在教育、文化、医疗卫生上的全部钱加在一起，也不过是可怜的百分之八点二。西方人长期以为毛时代的医疗免费，实际上，享受这类福利的只有城市里一部分人。对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和城市底层人民来说，除了治疗急性传染病以外，医疗从来不免费，而且普遍缺医少药。

中国从苏联进口的企业称为“苏联援建项目”，给人的印象是这些项目都是苏联送的。其实每一颗螺丝钉都是中国人花钱买的，而付款方式大多是出口食品和其他农产品。周恩来在国务院说：“我们同苏联的贸易是卖出农产品，换回机器”。根据官方的《当代中国对外贸易》，整个五十年代，“出口商品主要仍是大米、大豆、植物油、猪鬃、肠衣、生丝、猪肉、羊绒、茶叶、蛋品等”。毛曾对印尼总统苏加诺（Achmed Sukarno）说：“说老实话，我们没有好多东西〔出口〕，无非是一些苹果、花生、猪鬃、大豆。”

中国耕地只占世界百分之七，人口却占世界百分之二十二。这是世界上少见的土地宝贵到不能大量饲养牲口的国家，人民少有肉、奶制品吃。中国人的蛋白质来源主要靠大豆、植物油、蛋品、猪肉，主食是稻麦。这些食物向来匮乏，粮食传统上更是依赖进口。管经济的陈云说，大清帝国、北洋军阀、国民党都是靠进口粮食，向美国、加拿大、澳洲买粮食。而如今，食品要大批出口，大米居首位。
一九五三年十月，中共中央指示外贸部：粮食、大豆、植物油等，“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挤出来，以供出口。”次年七月，又一道命令：“有些商品如肉类，应该压缩国内市场的销售，保证出口。有些商品如水果、茶叶和各种小土产，应尽先出口，多余的再供国内市场销售。”

在“挤”、“压”政策下，受害最重的是农民。毛政权用严格定量的办法，保证城市人口有基本食品，而农民就没有保障了。为了限制城市人口，农民不准搬进城里，不准进城找工作。他们被终身钉死在自己的村子里，子孙后代难有出头之日。传统上，中国农民享有充分的迁徙自由，可以通过本事发财致富，可以通过读书出人头地。毛政权对农民的限制和压迫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这就是为什么在毛统治下，城里人都怕下放农村。下放意味着全家、子子孙孙从此生存没有保障。毛利用这一惩罚手段使城里人听话。）

有一次，周恩来答应向东德出口大豆时说：“我们的人要是挨饿是在乡下，不像你们的人在城里。”意思是：中国挨饿的人外人看不见。

毛泽东一方面出口农产品，一方面却不向农业投资。一度管农业的邓子恢对部下说：“我们发展农业生产，是靠农民的两个肩膀、一个屁股。”就是说靠农民的手工劳动和粪便。

在如此可怜的条件下从事生产的农民，不但要偿付毛从苏联、东欧进口的大量军工设备，还要支付毛为了扩大势力范围而有求必应的慷慨赠送。中国不但把北朝鲜、北越等穷国养起来，还对比它富得多的欧洲国家也大给特给。罗马尼亚举办青年节，毛一口气就捐赠了三千吨植物油。而中国产油地区的农民这时一年一人只许留用一公斤，除了做饭还要点灯。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后，尽管匈牙利的富裕程度与中国比有天壤之别，毛大笔一挥，赠送了价值三千万卢布的食品，外带三百五十万英镑的“贷款”。毛的“贷款”，他反覆说，是不需要偿还的。

一九五三年六月，东德人民闹事。毛马上送给东德专制政权价值五千万卢布的食品。东德还想多要，要求用机器偿付。这些机器当时在中国没用，外贸部决定不要。但是毛下令接受，说什么“他们比我们苦得多，我们不能不管。”毛还在这些荒唐的话下面加圈加点，以示强调。正是中国的食品，使东德得以取消定量配给制度。

毛的慷慨解囊，中国人民是没有资格过问的。享受满足感的只有毛。毛送了东西便以老师自居，要东德的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在“镇压反革命”上搞彻底，还建议他们学习中国建长城，把“法西斯”关在外面。几年后，柏林围墙还真的修起来了。

世界上最富有国家的对外援助，也极少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千分之五，美国在二十世纪末的外援远低于万分之一。可是在毛泽东时代，中国这样一个一贫如洗的国家，外援居然曾达到财政支出的百分之六点九二（一九七三年）！


毛很清楚农民在饿饭。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一日，他在一份报告上写道：“全国大约有百分之十的农户要遭春荒夏荒，缺乏口粮，甚至断炊” ，这种状况“年年乡如此”。

在这样的状况下出口食品，必然导致农民大批饿死。毛的第一副手刘少奇不希望有这样的后果。他也想中国工业化，但他希望步子走得缓一些，先提高人民生活水准，建立适当的经济基础。刘在高层反覆讲了他的设想，强调“不可以先发展重工业”。所谓重工业，在毛时代就是以军工为核心的工业。刘解释说：“重工业积压资金很厉害，需要大批资金才能建立……我们没有别的办法筹钱，只有一个办法，靠人民节省……现在人民生活很苦，”刘说：“农民要穿新衣服，要买袜子，要穿鞋子，要‘梅兰芳’的镜子，要肥皂，要毛巾。他们需要各种东西，他们的孩子要读书。”刘的看法是应该先满足这些要求。而毛泽东从来没有说过这类具体的关心人民生活的话。

刘少奇比毛泽东小五岁，出生地离韶山只有几公里。他一九二一年去莫斯科，二十三岁时在那里加入了共产党。同学们说他深沉文静，几乎没有什么个人爱好，时间都花在学习俄文、看书、思考问题上，从来不闲聊天。不少女孩子被他吸引。刘认识毛是在一九二二年回到湖南后，两人并非一见如故，也没有特别的交情。直到三十年代后期，刘支持毛利用日本人打垮蒋介石、扩张共产党的主张，他们才成了同盟。毛在一九四三年把他提拔成自己的主要助手，一九四五年去重庆、一九四九年去苏联时，都依靠刘看家。


在毛网罗的人才中，刘的能力是最全面的。毛对他有知遇之恩，他也兢兢业业地报答。他的秘书写道：“为了适应毛主席的没有任何规律的生活习惯，所以他也逐步地使自己习惯了通宵达旦地工作。毛主席召集会议没有固定的时间，有时上午，有时下午，有时晚上，有时凌晨。而且要求很急，秘书一通知就是‘现在就来’。有时少奇同志的汽车还没到，毛主席的秘书就又来电话催。……有时少奇同志正在睡觉，我们叫醒他后，因安眠药正在起作用，他总是显得很疲倦、很难受，这时，他连卫士泡好的浓茶也来不及喝一口，立刻驱车赶到毛主席的住处。”

最令毛宽心的是，刘守口如瓶，谨慎小心，没有取代他的野心。但是，中共掌权后，毛刘之间产生了严重的政策分歧，焦点是中国到底是要不顾一切地搞军事工业，还是先发展民生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准。

刘是毛的政策的头号执行人，毛得确保刘按照他的意旨办事。在多次对刘的观点表示不满之后，毛感到他得给刘点“颜色”看看，使刘能对他说一不二。毛的动作选择在斯大林死亡之际。在这之前，毛不想给在毛刘间制造嫌隙的大老板以可乘之机。

斯大林病危时，刘正患阑尾炎住院。毛对他封锁了有关斯大林的消息。斯大林死后，中苏友好协会给苏方发唁电时，虽然刘是会长，但唁电却不署他的名字，而是刘手下人的名字。这在礼节上完全是说不过去的。在天安门广场上召开的追悼大会也没通知刘参加。

五月十九日，毛写给刘一封尖锐的信：“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毛还在“否则无效”四个字下面加上了着重号。写完以后，毛似乎觉得言犹未尽，立刻又写了一封（收信人加上周恩来、彭德怀）：“（一）请负责检查自去年八月一日（八一以前的有过检查）至今年五月五日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经我看过的……，以其结果告我；（二）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这样的声色俱厉在两人的关系中迄今为止很少见。

六月十五日，毛在推出军事工业化纲领的政治局会议上，当面谴责刘的观点，不点名地指责他“右倾”。开会当天，中央警卫团把警卫中央常委的一批官兵突然调出中南海，调出北京城。之前，三月初毛开始给刘颜色看的时候，中央警卫团就在逐个了解成员的情况。

政治局会议后，毛在几个场合打击同刘亲近的人。其中一位是财政部长薄一波，毛在全国财经会上搞了个“批薄射刘”。接着毛又亲自授意东北局组织部长在组织工作会议上影射刘和所谓刘的人是叛徒内奸（因为他们坐过国民党的监狱）。仅以这个罪名，刘少奇面临的就决不只是一个丢官的问题。

毛让刘在煎熬中度过了几个月。突然，十二月二十四日，毛向政治局宣布他要外出度假，由刘少奇主持在北京的日常工作。这等于说刘还是第二号人物，好比把已在悬崖边上就要掉下去的刘一把拉回生路。刘如释重负，马上按毛的意思挨个找中共领导层的人检讨自己，最紧张时三天三夜没有睡觉。毛达到了目的：他狠狠地惩罚了刘少奇，使他的总管对军事工业化纲领不敢再有二话。

毛整刘少奇的同时，给人一种印象，他要用主管东北的高岗来取代刘。高岗全心全意拥护毛的总路线，为了刘少奇的观点同刘屡动干戈。毛示意他喜欢高岗，不喜欢刘，向高岗放风，他有意以高代刘。在毛的默许下，高把毛的话透露了出去。不少人以为高上刘下已成定局。

谁知，晴天一声霹雳，毛依然用的是刘少奇，反而清洗了高岗，给高安上“分裂党以图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罪名。这是毛掌权以来第一次高层清洗，而清洗对像又完全出人意料。达赖喇嘛那时正到北京，随行人员对他说这是个凶兆。我们在四十五年后见到达赖喇嘛时，他想谈的第一个话题就是高岗问题。

毛早就有了搞掉高的想法。他先利用高和高手下的人打刘，然后利用高打刘这一点，来清洗高。高岗的倒楣可以说是祸从口出。他是“东北王”，经常跟苏联人打交道，他同苏联人说话没什么忌讳，甚至把中共政治局内的争论也告诉斯大林的联络员科瓦廖夫，说政治局内有个以刘少奇为首的“亲美派”。毛在莫斯科时，斯大林把科瓦廖夫根据高岗谈话写的报告交给毛。高岗还对其他苏联人说刘少奇对资产阶级太软弱，抱怨周恩来，说他跟周在朝鲜战争问题上发生过“严重争执”。

高岗是个不拘小节、口没遮拦的人。早在十年前，到延安去的一对英国夫妇就留意到：“在我们访问过的共产党人中，高岗是最不谨慎的。”当时根本没人知道高岗是何方神圣，这对夫妇特别提到他，显然对高岗这一特点印象极深。

对毛泽东来说，跟外人谈论中共领导圈内的事是不可容忍的，特别是还传到了斯大林耳朵里。清洗高岗对人们是个警告：对苏联人，他们的口闭得越紧越好。毛搞军事工业化全仗苏联，跟苏联人将有很多来往，中国人一来二去放松了，可能像高岗一样真跟苏联人建立起“兄弟关系”。这对毛的权力是一种潜在威胁。在巩固权力这个问题上，毛总是不怕一万，只怕万一，防患未然，未雨绸缪。毛怕中国人跟苏联人亲近，但又不能阻止他们来往，只能在中国人脑子里设一道坚固的障碍，把他们跟苏联人无形地隔开。

不久，毛利用高岗一事要全体中共高干交代他们同苏联人的一切关系：“这里讲一个‘里通外国’的问题。我们中国有没有这种人，背着中央向外国人通情报？我看是有的，比如高岗就是一个。”“这样的事就不要干了。”“要讲就经过中央去讲，至于情报，不要去通。”什么叫“情报”？毛故意不说清楚，人们为了保险起见，干脆什么话也不跟苏联人说。

毛派周恩来在打倒高岗的会议上做主要攻击人，自己不出场。一九五四年二月周作长篇发言时，服务员事先得到通知，会议中间不许给茶杯上水，“任何人不许进去。”因为会开得太长，与会的领导们禁不起没茶水喝，一个服务员被指定进去添水。他看到周恩来正站在前面讲话，口气非常激烈严厉。他还是第一次看到周这个样子。周知道他的角色就是凶神恶煞，怕高岗冲动起来加害自己，派他信赖的陈赓、宋任穷破例地带枪进入会场。

高岗没想到毛会这样设圈套陷害他，他伤心、失望，在二月十七日触电自杀，但没死成。这一绝望的企图带给他更多的声讨。周恩来说这是“叛变党的行为” ，表现了高“仇恨党、仇恨同志”，高必须“沉痛认罪，彻底交代”，“必须长期加以管教。”高被关在家里，六个月后，他偷偷存够了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共产党世界里，要收拾某人最好说他有个“反党集团”，而不是一个人单干。于是毛给高岗拈来个同伙：中央组织部长饶漱石，说他们是“高饶联盟”。其实高、饶二人并没有什么关系。毛搞饶漱石的原因与饶从前在中共情报机构里任要职，一度主管对美情报有关。军事工业化的推出，使毛需要跟海外打交道。从饶开头，毛对跟海外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中共情报网进行了一场“大扫除”，把他不信任的情报人员全部抓了起来。其中最著名的是潘汉年。饶漱石成为中共高层中罕有的“关死犯”，一九七五年三月死在狱中。


敲响高岗丧钟的两天之后，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红光满面地同身边工作人员一起庆祝自己的六十大寿。他比平时多喝了葡萄酒，吃了长寿面，还一反不吃水果的习惯，吃了寿桃。他边吃边听喜爱的京剧录音，在大腿上打着拍子跟着哼哼。在座人看得出，毛的情绪异常的好。怎么能不好呢？斯大林死了，军工项目到手了，刘少奇驯服了，高岗清洗了。

第二天，他来到风景如画的杭州，一进门就叫准备打麻将。三十二年前，开完中共“一大”，他曾来过这里。那时，他是个穷教员，旅费还是俄国人出的。如今，他以中国最高统治者的身份旧地重访。一座建于十九世纪末的面湖背山的别墅“水竹居”，被选为他的下榻处。庄园周围的园林山峦，包括康有为的住宅康庄，共同为毛组成一座占地五百四十亩的大庄园。园子里小桥流水，荷塘竹亭，棕榈树为江南山水点缀着热带颜色，整个西湖尽收眼底。防空洞就在背后的山中。

庄园的主房是一幢岭南特色加海外风光的精致楼阁，里面的一根根梁、一条条柱、一扇扇门、一堵堵窗，都经过主人精心挑选，千里迢迢运来，甚至来自海外。可是毛只有住在钢筋水泥的库房般的毛式房子里，才感到安全。“西湖第一名园”上的这朵奇葩被一拆而光。

毛爱上了西湖的景色。每天爬山，哪怕细雨濛濛。在盛开的梅花树下，毛闻香吟诗，跟身边工作人员聊天说笑。摄影师侯波把毛的愉快情绪留在照片上：胖胖的毛泽东在阳光下笑逐颜开。

不久一场几十年罕见的大雪给毛遇上了，他在清晨七点钟通常酣睡的时候起床观雪景。冬去春来，一次出游，侯波采了一把野花递给毛，没人知道花叫什么名字，毛说：那就叫它侯波花吧。

一天爬到山腰亭子里，毛看见远处一座草房着了火，房子里的人只来得及抱出几件行李，无能为力地看着火焰把家烧光。侯波回忆道：
“哎呀，着火了！”我惊叫着。

毛泽东回过身来，看了一眼，不慌不忙地说：“着火好。烧了好，烧了好。”

咦，着火还好，他怎么说这样的话？

“不烧了，他就老住茅草房。”

“那烧了，他住哪里呀？人家盖不起瓦房才住草房呀！”

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好像没听见似的……自言自语地说：“唉，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这是《红楼梦》里的一句话。毛不光是在念诗句，他也在抒发喜欢毁灭的一面，年轻时他就对毁灭心向往之。

看着草房被烧掉，毛说：“这叫不破不立”。可毛是管“破”不管“立”的。在他统治下，农民盖房全靠自己。就是在城里，除了给有特权的人盖公寓，给工厂建宿舍，几乎没有给老百姓盖什么房子。
掌权四年多了，毛才着手修“宪法”。草案上说国家“保护全体公民的安全和一切合法权益”。毛在“全体公民”旁画了两条竖线，写道：“什么是公民？”

有人提议把这部宪法叫“毛泽东法”，毛否决了。宪法对毛如同废纸一张，他不久干脆就把它扔进废纸篓里。

又一天，毛进了一座山上的寺庙，里面为他的安全“清了场”，只有一个瞎眼和尚。大殿供桌上的香炉旁边摆着竹签筒，毛叫侯波给他抽支签。侯波抱起木筒摇了摇抽出一支，然后按签上的号码在壁橱里找出签诗，上面写着：“家里家外不安宁。”这样的签诗自然不便给毛看，侯波急忙重新找了一张吉利的签诗给毛送过去，毛看了哈哈大笑。

第一支签把毛的状况一语道中。江青几天后带着女儿李讷来杭州跟毛过春节团圆，但不久就哭泣着要了架飞机离开了。杭州是出丽人的地方，毛心猿意马，应接不暇。此后毛来杭州四十一次，一半为的是“美人”。毛喜欢单纯天真的少女。

毛对他夫人的性欲早就淡了。四十年代后期，苏联大夫阿洛夫就给他看过跟江青“性方面问题”的病。后来，江青生了严重的妇女病，毛更加失去跟她做爱的兴趣。江青曾长时间在苏联治病，化名尤素波娃（Yusupova），得名于她在雅尔达住过的豪宅（斯大林本人在雅尔达密会期间也住过）的前房主，刺杀拉斯普丁（Rasputin）的尤素波夫王公（Prince Yusupov）。毛无所顾忌的寻花问柳使江青实在难以忍受。中南海的舞场边，后来新添了个“休息室”，放上张床。跳舞中毛把一个或几个女孩子带进去“玩儿”。休息室隔音，外面听不见里面的声色追逐。毛和女孩子在干些什么，谁也清楚。在众目睽睽下，毛毫不在乎。

一天晚上，江青独自在中南海的湖边流泪，毛的大夫李志绥经过那里，吃了一惊。她控制住自己，对李说：“大夫，不要同别人讲。主席这个人，在政治斗争上，谁也搞不过他，连斯大林也没有办法对付他。在男女关系的个人私生活上，也是谁也搞不过他。”寂寞，抑郁使江青的心理越来越不平衡，人也越来越难伺候。她常常把一腔怒气发泄在身边工作人员身上，张口就骂，有时还动手打人。

在杭州的一九五四年那个春天，毛的家内不安宁，家外呢，刘少奇心力交瘁，高岗欲死不能。全国上下，随着军事工业化的起步，从农民口中夺粮的风暴就要来临。(待续)

34 毛泽东斯大林为什么要打朝鲜战争 1949～1950年 55～56岁


在划分势力范围方面，毛泽东的进展也不大。斯大林只是把越共交给了他。

斯大林是一举三得：既让毛高兴，又能在亚洲有效地扩展共产主义阵营，援助越南的巨大费用自然也由中国负担。

越共领袖胡志明十分亲华，在中国住过多年，去过延安，说一口地道的中文。毛一直在出资、出力支援他。尽管他与中共关系非同一般，为了体现大老板的地位，斯大林还是要由自己亲自把越共分配给毛。

在毛访苏期间，斯大林把胡志明召到莫斯科，对胡说援越由毛负责。胡志明成为共产党领袖中唯一跟毛会谈的人，还跟毛同乘火车回到中国。

自此，越南问题毛事必躬亲，大至战略计划，小到战场细节。首先是把越共的根据地与中国连成一气，就像当年中共打通苏联一样。中国国内通向越南的公路于一九五○年八月完工。接着中共帮胡志明打赢了“边界战役”，中国援助从此源源而至。八月十九日，毛告诉斯大林的使者尤金（Pavel Yudin），他准备训练六、七万越共军队。正是因为背靠中国，越共才得以打了二十五年的仗，先赶走了法国人，再赶走了美国人。

毛不久就开始“毛化”越南，搞毛式土改斗地主，中国顾问甚至坐在台上宣判越南本地人死刑。毛式土改为越南人所深恶痛绝，好些越共领导人强烈反对，就是胡志明也进行了抵制。

一九五○年九、十月间，毛暂缓了在越南的军事行动，以便集中精力打朝鲜战争。


二十世纪初沦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在二次大战日本战败后，被沿着北纬三十八度线一分为二，南边驻扎美国军队，北边驻扎苏联军队。一九四九年三月，北朝鲜首相金日成看见中共军队就要夺取全中国了，着急了，到苏联去想说服斯大林帮他打南朝鲜（南韩）。斯大林拒绝了，怕跟美国打起来。金日成于是求毛帮忙，派他的国防部副部长来北京见毛。毛明确表态支持，说等他拿下全中国再开战。毛说北朝鲜“最好是在一九五○年上半年举行全面进攻”。毛著重说：“如果必要，我们可以悄悄派些中国部队给你们。”中、朝两国人肤色一样，美国人“认不出来”。

这时候，毛的意思还是秘密派兵进去，乔装成朝鲜人，而不是公开与美国对阵。访苏期间毛有了改变。他要公开同美国作战——只有这样他才能从斯大林那里拿到他想要的东西。毛设想的交易是：我帮你打败你的敌人美国，你给我军事工业、势力范围。毛之所以敢打，是因为他拥有千百万可充当炮灰的中国人。他相信美国不可能跟他比赛死人，他不会被打败。打朝鲜战争还给他提供了一个处理上百万在国共内战后期投降的国民党部队的办法：把他们大量派去朝鲜。

斯大林收到了金、毛之间联系的报告。一九五○年一月十九日，苏联驻平壤大使什特科夫（Terentii Shtykov）又电告斯大林：金日成很激动地请求允许他发动进攻，强调说，毛曾向他许下诺言，中国战争一旦结束就来帮他的忙。三十日，斯大林叫什特科夫告诉金日成，说“可以帮助他”。这是第一份斯大林同意发动朝鲜战争的文献。斯大林改变主意是因为毛要参战。两个月后，斯大林把金日成召来莫斯科，对他说：中国人现在可以专心对付朝鲜问题了，我们有了成败攸关的条件——北京的支持，我们可以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来统一朝鲜了。斯大林要金“必须依靠毛，毛对亚洲事务的了解再高明不过”。★
（★西班牙共产党领袖卡里约（Santiago Carrillo）告诉我们：金日成曾对他说，朝鲜战争是金发起的，毛比斯大林更早、更坚决地支持他。）

从斯大林的角度看，中国和北朝鲜同美国打一场大仗对他有说不完的好处。第一他可以做军火商。第二他可以试验自己的新式装备，特别是米格飞机，还可能获得某些美国军事技术。第三他可以摸摸美国的底，在跟共产主义阵营对垒上，美国到底能走多远。

但最使斯大林动心的还是中国人能消灭并牵制大量美国军队，使世界权力平衡倒向对苏联有利的一边。斯大林的全球梦包括在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等若干欧洲国家夺权。他在给毛的电报里说：共产党面对一个绝无仅有、而且转瞬即逝的良机，那就是在资本主义阵营里，德国和日本这两个主要军事强国部刚刚战败，如果共产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我们应当害怕这一前景吗？我认为，我们不应当害怕”，“如果大战不可避免，那么让它现在就来吧，与其几年后打，不如现在就打”。

毛泽东很清楚斯大林的梦，反覆向斯大林表态：可以依靠他来实现这个梦。毛一再告诉斯大林的联络员尤金：美国可能在朝鲜投入三十到四十个师，但是中国军队会把他们“碾”得粉碎。

金日成入侵南朝鲜后，联合国安理会很快通过决议派联合国军队支援南朝鲜。苏联驻联合国的代表马利克（Yakov Malik）本来可以行使否决权，否决这一决议，但人就在纽约的马利克没有到会。马利克曾向斯大林要求去安理会，斯大林亲自给他打电话，叫他不要去。派联合国军队的决议于是得以通过。

苏联拒绝行使否决权的举动，一直使人们大惑不解，都说苏联错过了阻止西方出兵的机会。实际上，斯大林是故意让联合国通过决议，想要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队进朝鲜，好让毛的士兵们把他们“碾”得粉碎。


毛要帮金日成打仗了，斯大林自然要让他当金日成的顶头上司。但斯大林得让金明白，大老板还是他。当他首次电告金日成同意打南朝鲜时，毛正在莫斯科，斯大林对毛一字未吐，反而命令金日成不许向中国人露出一点风声。在毛回国以后，斯大林才把金日成接来莫斯科，跟他讨论作战方案。

五月十三日，苏联飞机把金日成送到北京。一下飞机金直奔毛处，向毛宣布斯大林已经同意了。当晚十一点半，毛派周恩来到苏联大使罗申那里去核实。第二天一早，斯大林的话来了：“北朝鲜可以着手行动；可是，这个问题应该与毛泽东同志本人讨论。”十五日，毛对金日成表示无保留的支持：“如果美国参战，中国将派兵入朝。”毛泽东特意排除了苏联军队的卷入：“苏联同美国有三十八度线的协议，不方便直接参与军事行动；中国没有这种约束，可以全面援助北部。”毛主动提议马上在中朝边界部署大军。

金日成同斯大林制定的计划得到毛的认可，斯大林十六日来电最后点头。六月二十五日，北朝鲜的军队越过三十八度线，侵入南朝鲜。

美国总统杜鲁门于二十七日宣布派兵入朝。同时他增加了对正同越共打仗的法国人的援助，改变了对台湾的“不干预”政策。由于这一政策改变，毛和他的后继者们都只能对台湾隔海兴叹。

八月初，北朝鲜军攻占了百分之九十的南朝鲜。美军增援迅速赶到，九月十五日在三十八度线以南的仁川登陆，把北朝鲜军截为两半，紧接着准备向北进攻。二十九日，金日成急电斯大林，请大老板叫中国派“志愿军”。

十月一日，斯大林告诉毛：履行诺言的时刻到了。斯大林的电报先推卸责任说：“我现在远离莫斯科在度假，跟朝鲜的事有点隔膜。”接着他委婉而客气地下命令：“据我看，如果您认为可能派兵援朝的话，您应该起码派五、六个师向三十八度线进发”，“他们可以称为志愿军”。

毛马上作出反应。十月二日凌晨二时，他要已经派到中朝边界的部队“随时待命出动，按原定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

决心已定的毛，在临战前，才召开政治局会议，想听听同事们的意见，看有没有自己还没想到的地方。对毛来说，政治局不是做决定的机构，而是为他提参考意见的智囊团和他的决定的执行者。这次，他特别要求智囊们畅所欲言，着重摆一摆出兵的不利条件。绝大部分人反对出兵。周恩来采取了模棱两可的立场。反对声音最高的是林彪。毛泽东后来曾讲出兵“是一个半人决定的”。一个是他，半个是周恩来。反对意见包括：美国具有完全的制空权，大炮优势是四十比一，美国可能轰炸摧毁中国大城市及工业基地，甚至可能朝中国扔原子弹。

这些问题毛都知道，他也曾为此多少天睡不着觉。毁了中国对他本人有百害而无一利。毛最终把赌注押在美国不可能打到中国本土来。中国的城市和工业基地也会有苏联空军保卫。毛不相信美国会扔原子弹。不过，他还是为自己采取了以防万一的措施：待在有坚固防空设施的玉泉山。

十月二日，毛起草了一封给斯大林的电报，说他“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这之后他意识到自己一向对出兵显得太积极，从未谈过困难，不利于同斯大林讨价还价。毛压下已起草的电报，发给斯大林另外一封，故意表现得犹豫不决，说：中国出兵“多半会带来极严重的后果”，“多数同志认为对此持慎重态度是必要的”。“因此，目前最好暂时不派出军队。”毛怕斯大林把他的话当真了，特地说：“我们尚未作最后决定，希望能同您商量。”


与此同时，为了给出兵铺路，毛假装给美国一个“警告”，派周恩来演了场有声有色的戏。十月三日凌晨，周把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Kavalam Madhava Panikkar）从睡梦中叫醒，要他告诉全世界，如果美国军队越过三十八度线，“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为什么中国政府不直接发表声明，而绕个弯透过一个在西方说话没人听的大使？显然毛有把握这个“警告”会被置之不理，他便能以“美国把战火烧到中国大门口”为理由出兵。

十月五日，联合国军队已经推进到了朝鲜北部，斯大林对毛感到有些不耐烦了。他回答毛那封“暂不出兵”的电报说：“我上次向您提出派五、六个师的中国志愿军，是因为我很了解，中国领导同志作出过一系列声明，说他们准备好了派几个军去支援朝鲜同志。”这里的“中国领导同志”显而易见是指毛。斯大林是在提醒毛，朝鲜战争是毛最先积极要打的。

毛只是想抬高身价。收到斯大林的这封电报时，他已经指定了入朝总司令：彭德怀。十月八日，他下令组成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当天电告金日成：“我们决定派遣志愿军到朝鲜境内帮助你们”。他同时派周恩来，林彪到苏联，向斯大林要武器。路上，林彪给毛发了封长长的电报，再次劝毛回心转意，放弃出兵。派强烈反对出兵的林彪去见斯大林，毛有他的用心。他想让林彪对斯大林多说、说够出兵的困难，以便从斯大林那里得到尽可能多的东西。

周、林于十月十日到达斯大林在黑海畔的别墅，当晚谈了一夜，直到黎明五点钟。斯大林答应卖给中国飞机、大炮、坦克等军事装备，周恩来连价格也没问，他知道不管多少都非买不可。斯大林曾许诺派“一个空军师，一百二十四架飞机，提供空中掩护”。可现在他忽然说派不出了，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要等两个月。没有空军掩护，志愿军只好在地面上等着挨美国飞机炸。周恩来、林彪坚持说苏联空军掩护决不可少，争来争去斯大林也不松口。最后，斯大林打电报给毛说：中国不必出兵。

用毛后来的话，斯大林说：“算了吧！”斯大林这是在将毛的军，明知毛想出兵，非出兵不可。果然，毛马上就不争了，说：“不管苏联出不出空军，我们去。”十月十三日，他打电报给周恩来：“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周恩来看完电报后，一言未发，双手抱着头，陷入深深的沉思。毛怕周不把他的意图传达透澈，双管齐下，通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中国一定出兵。

中国，就这样在一九五○年十月十九日被毛投进了朝鲜战争。

35 难发的战争“财” 1950～1953年 56～59岁


中国志愿军入朝参战时，金日成正败得一塌糊涂。两个月后，志愿军把联合国军赶出了北朝鲜。金现在说话不算数了，毛在朝鲜有四十五万人，是他七万五千残兵败将的六倍。十二月七日，志愿军收复平壤，金把战争指挥权交给了中国人。彭德怀打电报给毛说：“金同意组成联合指挥部，今后不再直接干预指挥。”联合指挥部司令长彭德怀，毛泽东接管了金日成的战争。

志愿军打到三十八度线时，彭德怀向毛要求停下来，说运输线太长：“目前部队粮、弹，鞋、油、盐均不能按时接济，主要原因是无飞机掩护，随修随炸。”毛拒绝停下来，十二月十三日，他覆电彭德怀：“我军必须越过三十八度线。”

志愿军不久攻占南朝鲜首都汉城（首尔）。斯大林给毛贺电的热度远远高过对毛夺取中国的祝贺。斯大林还特意指出，毛的胜利是“针对美国人的”。

十二月十六日，杜鲁门在电台上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或以后的越南战争中都未曾发生过。杜鲁门用严峻的语言对美国人民说，他们的家庭和民族“现在面临巨大的危险”。几个星期的工夫，在零下几十度的冰天雪地里，中国人把美国人往后赶了两百公里。国务卿艾奇逊说美国军队遭到一百年来“最惨的失败”。

中国的胜仗代价沉重。彭德怀十二月十九日报告毛说：“大衣和棉鞋多数未运到，棉衣、被毯，多被敌机燃烧弹烧掉，不少战士穿单鞋，甚至还有部分人打赤脚。……目前正值大雪，气温已降至零下三十度，战士在体力削弱，冻坏脚者无法走和沿途露营情况下，可能发生不可想像之损失。”一九五一年一月二日，中共负责志愿军后勤供应的李富春告诉苏联人，有的整支部队死于严寒。

志愿军打仗靠“人海战术”，用他们的唯一优势——人多——跟西方的炮火拚。英国名演员麦可·凯恩（Michael Caine）曾在朝鲜战场作战。他告诉我们，他出身穷困家庭，刚去朝鲜时对共产主义颇带同情，但战场的经历使他从此厌恶这个制度。他亲眼目睹中国士兵像大海波浪般一潮一潮地往前冲，用身体消耗西方的子弹。他当时就想：他们连自己人的生命部不顾惜，我怎么能指望他们关心我呢？
中国军队的胜利没能持久，一月二十五日，联合国军队发动反攻，形势逆转。中方的伤亡极其惨重。二月二十一日，忧心似焚的彭德怀赶回北京去见毛。一下飞机他驱车直奔中南海，听说毛住在玉泉山别墅，他匆匆赶去。警卫告诉彭毛正在休息，彭德怀焦急之下，做了件无人敢做的事：他推开警卫，闯进毛的寝室，把毛叫醒，向毛讲述朝鲜局势如何严重。毛听后说：“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

几天后的三月一日，毛泽东向斯大林陈述了他的作战方针：“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大部消灭这些敌人，则需要时间。因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他告诉斯大林，他准备用中国的人力来跟美国拼消耗。“在过去四个战役中，中国志愿军战斗的和非战斗的伤亡及减员已超过十万人，正将补充老兵新兵十二万人；今明两年准备再有伤亡三十万人，再补充三十万人”。“总之，”毛说：“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


中国军队一入朝，毛马上行动起来，向斯大林要军事工业。他派他的海军司令去莫斯科谈海军建设问题。跟着去的是谈判建立航空工业的代表团。在航空工业方面，毛相当成功，莫斯科签订了协议，帮中国建工厂，先修理、维修飞机，再在三到五年内过渡到制造，届时年产三千六百架歼击机。轰炸机的制造也在讨论之中。中国在朝鲜战争结束时拥有世界上第三大空军，有大约三千架飞机，包括先进的米格机。

一九五一年五月，毛派总参谋长徐向前率“兵工代表团”到苏联去索要中国在朝使用的各种兵器弹药的制造蓝图，要求苏联帮助建设军事工业。代表团提出买六十个师的武器装备，对此斯大林满口答应。但建兵工厂就不一样了。徐向前说：一连数月，“兵工生产问题迟迟不见答覆，我着急得很，左催右催，没有结果”。徐发电报问毛怎么办，毛覆电说：不管怎样，耐心等待。最后，苏联只同意转让几种兵工技术资料，其他的一概不谈。

这时朝鲜战争已经打了一年，美国空军把北朝鲜炸得千疮百孔。金日成眼看着他将来统治的会是一片废墟，面积可能比当初的还小，他急于结束战争。一九五一年六月三日，他秘密到中国，建议同意联合国早已提出的停战谈判。

毛不想停战，斯大林还远远没有满足他对军事工业的要求。但他不反对临时停火。志愿军这时正吃败仗，急需喘口气。毛派东北负责人高岗同金日成一道去见斯大林，既谈临时停火，也催帮助建设军事工业。斯大林谈完后打电报给毛，避而不提军工，只说了句让毛开心的话，把金日成视为毛的部下：“今天见到了您在东北和朝鲜的代表。”斯大林同意临时停火。朝鲜停战谈判在七月十日举行。

几个月内，大多数问题都很快解决了，毛和斯大林扭住一个问题不放：战俘遣返问题。当时联合国军手上有两万中国战俘，大部分是原国民党官兵，不愿意回到共产党统治下的大陆去。美国坚持自愿遗返，★毛要全部遣返，命令谈判代表：“一个也不能放！”这一句冷酷的话使朝鲜战争多打了一年半，中国多死了几十万人，朝鲜死的人更多。金日成本人是一心想接受美国的条件，劝毛说没必要去争那几个政治上不可靠的国民党。金的话没用。
（★美国的立场是基于二战结束后战俘遣返带来的悲剧，当时西方送归斯大林的许多战俘，后来被斯大林杀害或监禁，在西方引起强烈震撼。所以无论从人道或从政治考虑，美国都决不接受强迫遣返。）

边谈边打一年以后，一九五二年七月十四日，一度信心百倍要征服南朝鲜的金日成，给毛发电报，哀求毛接受妥协，结束战争。美国轰炸下的北朝鲜，就像美国国务卿腊斯克（Dean Rusk）说的：“再没什么东西可炸了。”北朝鲜人口降到生存线之下，大约三分之一的成年男子死亡。

毛当即给金日成回电拒绝。“不接受敌人〔自愿遣返〕的提议只有一个害处，”毛说，“就是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多死些人。但是……”毛接下去在“但是”后面大做文章，说死人有好处：“锻炼了人民，使他们获得了与美帝国主义作斗争的经验。”回电结尾处，毛说他要向斯大林报告，看大老板怎么说。


金日成怕大老板看出他不坚定，不等毛通知他斯大林如何作答，即刻给毛回电，说毛当然是“正确的”，他自己也决心打到底，只请求再给他些军援。金同时主动发电报给斯大林，可怜巴巴地解释他为什么动摇。

斯大林在十七日给毛回了封两行字的电报：“我们认为您对停战谈判采取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今天，我们接到平壤的报告，金日成同志也赞成您的立场。”

一个月后，斯大林、周恩来有一段隐含杀气的对话。据会谈纪录，周先说中国准备战争再继续两到三年，斯大林问起朝鲜领导人的态度，说“美国人没有吓倒中国，能不能说他们也没有吓倒朝鲜？”
周恩来说：“基本上可以这么说。”

斯大林显然有些不相信地说：“要真是这样的话，那倒还不错。”

周恩来改口说：“朝鲜是动摇了……从朝鲜某些领导人身上，甚至可以感到恐慌。”

斯大林说他“已经从金日成给毛泽东的电报里看出了恐慌。”

周恩来说：“是这样。”

显然，对金日成而言，斯大林、毛泽东的确比美国轰炸更可怕，他们一句话就能推翻他。

战争，就这样继续了下去。

一九五二年八月，毛派周恩来去莫斯科见斯大林。首先是表功。八月二十日第一次会谈时周说：“毛泽东相信战争继续下去对我们是有利的，它把美国拴在朝鲜，使美国无法打新的世界战争。”斯大林夸奖说：“毛泽东说得对，这场战争使美国人坐卧不安。”周接着斯大林的话头强调中国的作用，说：“是中国在朝鲜战争中打先锋，使美国无力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了。”斯大林赞赏地说：“美国人是根本没能力打大规模的战争，特别是在这场朝鲜战争以后。”斯大林还加上几句“笑话”，说：“美国的强大强大在什么地方？美国人的主要武器不过是长筒丝袜、香烟、这个那个商品。他们想征服世界，可是拿小小的朝鲜也没办法。”

毛的参战让斯大林可以藐视美国了，该斯大林给他回报了。周恩来开口就向斯大林要求援建一百四十七个项目，“都为军事需要服务”。这中间有生产战斗机的、舰艇的、坦克的，周要求“一家工厂一年出产一千辆轻型坦克，另一家四、五年内出产中型坦克。”

斯大林的反应是拿些漂亮话来搪塞，什么“中国一定要很好地武装起来，”“中国一定要成为亚洲的旗舰。”斯大林就这样一直敷衍下去，到死他也没有对周恩来的单子点头。

周恩来见斯大林的另一目的，是确立毛的势力范围。自从斯大林决定打朝鲜战争以来，他同意毛把手伸进日本、菲律宾、马来亚等亚洲国家。日本共产党人来北京筹备组织与朝鲜战争配合的武装行动。在东南亚，缅甸共产党游击队尤其活跃，正朝中国边境运动，以期打通中国，接受军援军训。来中国受训的还有未来的柬埔寨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Pol Pot）。

周恩来谈起东南亚时，好像中国已经主宰着它的命运。九月三日，周说：“在跟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中，中国的方针是和平地施加影响，而不是派兵进去。”他说对缅甸是这样，“对西藏也是一样。”斯大林见周把西藏跟缅甸相提并论，语带讽刺地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军队当然得进驻西藏。至于缅甸，你们应该小心行事。”斯大林又添上一句：“缅甸是应当有个亲中国的政府。”

周提起将要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大会”。斯大林说既然开会是中国的主张，应该让中国起主导作用。周恩来追问，苏联代表团“将起什么具体作用”。斯大林挖苦地说：“和平。”

周恩来明知斯大林不满，仍然继续说，希望趁十月苏共“十九大”时，中共代表刘少奇与到会的亚洲共产党领袖会谈。周问：“是否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同印尼共产党代表在莫斯科谈党的问题。”

斯大林含糊地答道：“现在还很难说……”

周恩来进一步提要求说：“日本同志也将到会，他们很可能也想讨论党的问题。”

斯大林回避表态，说：“在这个问题上，老大哥当然不能拒绝帮助小弟弟。等刘少奇来了再说……”

周恩来步步紧逼：“刘少奇来的意向就是要谈，他将带来有关材料。”

斯大林不得不说：“如果中国同志想谈，当然我们不会反对。”但他又想推托，紧接着说：“如果不想谈，那么什么也不必谈。”

周恩来很坚决：“中国同志绝对肯定想谈。”

毛泽东两年多前在莫斯科时，斯大林曾不许他见任何人。今非昔比，斯大林只好说：“既然如此，我们会找到时间谈。”

目的达到，周恩来说了句让大老板宽心的话：“希望我们所有要谈的问题，都能得到斯大林同志的指示。”

斯大林嘲讽地问：“指示？还是建议？”

周恩来回答：“从斯大林同志的角度来说是建议，但是对我们来说就是指示。”

周恩来的绵里藏针代表了毛泽东新起的强硬。


为了让毛过得不舒服，斯大林有意在毛和毛的同事之间制造冲突。九月初，彭德怀和金日成同来莫斯科，参加朝鲜战争打响后唯一的一次苏、中、朝三边会议。斯大林在一天会后破格把彭德怀叫到一边，单独谈了一阵，没有叫周恩来。周报告了毛，毛大为生气。彭德怀解释说，斯大林谈的只是北朝鲜人虐待战俘的问题。毛疑心未消。

下一个是刘少奇。十月份刘到莫斯科出席苏共“十九大”，斯大林对他的亲密程度超乎寻常。刘的翻译师哲注意到，斯大林“甚至谈及他个人的处境、心情”。周恩来后来说，斯大林对毛访苏“还不如对少奇同志访苏时热烈”。

十月九日，《真理报》刊登了刘少奇在头一天代表中共向“十九大”致的贺词，大字标题把刘称为中共“总书记”。这个头衔在除中共以外的各国共产党中都是第一号人物，莫斯科很清楚中共没有“总书记”。这样的登法不是失误，正如苏联驻英国大使对我们说的：“《真理报》在那个年代不可能失误。”这是斯大林故意捣鬼。

刘少奇当即写信给斯大林的副手马林科夫（Georgi Malenkov）申明：中共中央现在没有总书记，全党“均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之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刘没有惊惶失措，“十九大”结束后，他按照原计划留在苏联跟亚洲共产党领导人会谈。毛最想染指的是印尼共产党，而印尼共又迟迟不来，毛要刘见了印尼共才走，刘只好在苏联等下去，直到第二年的一月六日。

这天夜里，在斯大林主持下，刘与印尼共产党领袖艾地（D. N. Aidit）、尼约托（Njoto）等人开会，中共正式“接管”印尼共。会开到第二天清晨才结束。艾地走到雪地里，扔雪球庆贺。他没想到，十二年后的一九六五年，毛的领导将把他跟数十万印尼共产党人送上死路。

跟艾地等人的会一开完，刘少奇当天就离开莫斯科回国。

随着朝鲜战争的继续，毛泽东向斯大林索要军事工业的频率也越来越高。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七日的一封电报长达八页纸。一九五三年二月二日，新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在国事演说中暗示他可能对中国使用原子弹。毛立刻就向斯大林要原子弹技术。

艾森豪威尔以为他的话会吓住毛，殊不知这正是毛迫不及待想听到的。第一颗原子弹扔下以后，毛外表上作出一副轻蔑的样子，说原子弹不过是“纸老虎”。实际上，他迷上了这个大规模杀人武器。访苏时，他看了苏联原子弹试验的纪录片，回去后说：“这次到苏联，开眼界哩！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管经济的薄一波说：“那个时候，毛主席在各种会议的场合几乎都要提到我们没有原子弹的问题，毛主席讲来讲去着急啊！”

艾森豪威尔提到美国可能使用原子弹后，毛派核专家钱三强赶赴苏联去见斯大林，要这个梦寐以求的宝贝：你要是不想跟美国打核战争，你就得让我拥有原子弹。

这一招将了斯大林的军，因为苏联同中国有同盟条约，一方挨打，另一方也得卷进去保护它。斯大林不想让毛拥有原子弹，但他怕艾森豪威尔真会扔原子弹。这促使斯大林决心结束朝鲜战争。根据看到了俄罗斯最高机密档案的苏联沃克戈洛夫将军（Dmitri Volkogonov）的披露，斯大林在二月二十八日决定结束战争，告诉苏共领导人他第二天将采取行动。就在当天晚上，他突然脑溢血，几天后的三月五日死去。(待续)

中新网8月19日电据台湾“今日新闻”报道，高雄县甲仙乡小林村在“八八水灾”中遭到土石流掩埋灭村，据信有300多人遭活埋。马英九19日上午11时40分首度搭乘海鸥直升机前往勘灾并拈香祭拜。下午1时20分，马英九前往小林村灾民收容所探视，话还没说，先率官员向生还村民90度鞠躬，长达15秒之久。

　　马英九今天上午11时40分首度前往小林村探视，准备清香素果，拿香祭拜时，口中还念念有词，灾民一看到马英九哭喊“太慢了，我们忍无可忍了”，甚至有一名妇人拿着准备好的小纸条哭求“政府”帮忙建碑纪念，“希望你可以帮我们完成心愿”，并再三请求马英九帮忙，不过遭到其它人拉起强调“不要跪”。


　　马英九也安抚灾民的情绪说，“我来是来听各位的心声”，并将妇人的陈情纸条放入胸前口袋，将安置受灾户的计划仔仔细细地告知灾民，也向小林村民致歉，表示自己来晚了。

　　而马英九下午探视小林村灾民收容所，在与小林村民面对面沟通说明之前，马英九再度鞠躬道歉。

博主评论：马总统道歉了，看看那姿势，多标准的九十度鞠躬。看电视新闻的时候，我看到他谈到殉职的拯救人员的时候，他哽咽了，并承诺九月初前，查处有关责任官员。同时，也可以看到台湾的各种媒体包括电视、报纸等等炮轰政府官员麻木不仁，措施不得力。

实在是非常羡慕台湾人，是他们的制度，让“总统”还原成了人，不是“上人”。想想看，我们去年大地震的时候，白白损失了最要紧的救援四十八小时，光是那四十八小时死的同胞，就足以跟台湾这次死难的人相比拟了。共产党是什么态度？他们压根提都不提，反而大肆宣传救灾如何得力，如何令人感动。

温家宝道歉了吗？胡锦涛道歉了吗？没有，因为他们不必。媒体炮轰了吗？没有，因为不敢。专制独裁政府令魔鬼变成上人，刑不上大夫。因此温家宝不必为死难的同胞负责，因此胡锦涛不必为死难同胞负责。死了就死了吧，我们胡温先生还要在仪式上显示他们的“领袖风采”，他们怎么能道歉？

不要说道歉，害死了你们的孩子，几千个如花骨朵的孩子白白死掉了，连提都不许你提。谭作人肯定要坐牢了，黄琦肯定要坐牢了，许志远肯定要坐牢了。万恶的社会制�%B�A6，万恶的执政党，万恶的政府，极度蛮横的独裁专制，把“上人们”培养成了恶魔。

很奇怪大陆媒体会直接报道这样的事情，这样大陆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会拿马英九跟胡温之流比比吧？拿马英九先生跟我们敬爱的三角眼胡主席比比，孰高孰低马上现形了，更别说那位连论文都没有的习副主席了。我们的主席总理显得那么丑陋，令人恶心不止。我们的社会制度、执政党、政府算什么玩意？

马总统谦卑地弯下了腰，却要比“高贵”的共产党政府胡温之辈高大无数倍。

米高扬到的第二天，国民党政府由南京搬到广州，随同搬去的只有一个外国大使：苏联大使罗申。二月一、二日，毛没有出席跟米高扬的会谈，以示不快。周恩来受命请米高扬解释，米高扬说：“这是很正常的。不仅对我们的共同事业无害，恰恰相反，还有助于它的发展。”这理由当然说服不了毛。斯大林后来对刘少奇解释，说大使搬去广州是为了收集情报。毛不依不饶，拿罗申出气。罗申被斯大林派到毛的中国来做首任大使时，设宴招待中共领导人，毛坐在那里整晚一言不发，苏联外交官称毛“露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



尽管心怀不满，毛仍让米高扬喜出望外。他对苏联跟蒋介石政府一九四五年签的损害中国领土权益的协定，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反而说它是“爱国的”。米高扬向斯大林汇报说：毛再三强调说，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导师，是全世界人民的导师，他是斯大林同志的信徒，随时准备接受指示。毛有意降低自己作为领袖、理论家的地位，说他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做出新的贡献，等等。可是米高扬也告诉斯大林：“毛泽东的这些话并不真代表他这个人，也不代表他对自己的真实看法。”
那时南斯拉夫的铁托（Josip Broz Tito）由于表现出太多的独立性刚被斯大林开除出共产主义阵营。毛竭力表示他不会成为铁托式的人物，在米高扬面前批南斯拉夫，甚至还引用斯大林远在一九二五年对南斯拉大民族主义的批评。

米高扬向毛提起亚洲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毛马上提出成立“亚洲情报局”。斯大林在这之前成立了“共产党情报局”，成员只有欧洲的共产党，毛认为这是斯大林示意亚洲共产党可以有另外一个组织。毛对米高扬说，他已经计划好了亚洲情报局的成员，列举了朝鲜、印度支那、菲律宾等，一旦在中国掌权后，立刻可以干起来。

米高扬建议考虑成立以毛为首脑的“东亚”情报局，一开始只包括三个成员：中国、日本、朝鲜，以后再逐步增加。这比毛期待的范围小得多。

米高扬同毛讨论势力范围的第二天，斯大林通过米高扬向毛发出强烈暗示：你的野心不要太大了！具体方式是命令毛逮捕为毛到处游说的斯特朗的美国同事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斯大林说他俩是美国间谍网成员，《真理报》公布了斯特朗在莫斯科被捕的消息。

毛按斯大林的意思逮捕了在西柏坡工作的李敦白。在苏联，随着斯特朗进监狱的还有曾风云一时的鲍罗廷。斯特朗请他帮忙在苏联出版她颂扬毛的书，鲍罗廷为之奔走。现在他也跟着倒楣，刑讯逼问要他交代跟毛的关系。

面对斯大林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毛并不紧张。他领会到了斯大林对他的警告，但更多地看到斯大林的主动让步：东亚可以给你，不要把手伸到美国、欧洲去。斯大林在和毛划分势力范围，对毛，这是何等的成就！

此时的王明，自知没法子扳倒毛，转而对毛极尽恭维之能事，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具体运用和发展”。不仅是东亚，甚至不仅是亚洲，而且是全球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王明搔到了毛的痒处，搔得毛格外舒服。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浮想联翩：“照王明的提法，则有点划分‘市场’的味道。世界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范围很宽，一划分开，就似乎是说，斯大林只管那些工业发展的地方，而殖民地半殖民地归我们，可是有那么一个国家，提出不买你的货，而要直接到莫斯科去买货，这又怎么办呢？……比如，拿日本来说，按照王明的提法，它现在算归我们，将来美帝国主义撤走以后，它又该归斯大林管了，这岂不是笑话？当然，我们不要忙于想宽了，先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

毛泽东做的梦，已经是在与斯大林瓜分世界了。

刘少奇这年夏天访问苏联，委婉地想让斯大林把建立东亚情报局这一设想付诸实施。刘少奇是这样引出话题来的：他问斯大林中国是否应该加入那个只有欧洲国家参加的“共产党情报局”。斯大林答道：“我认为没必要，中国应当组织一个东亚共产党联盟”。这似乎是确认毛在东亚的领袖地位，但其实不然，斯大林紧接着又说：“苏联横跨欧亚大陆，也将参加这个联盟。”苏联一进来，毛还有什么领袖可当呢？显然，斯大林改变了主意，眼下还不愿放手。

斯大林继续用抓人来向毛发警告。刘少奇在莫斯科时，阿洛夫大夫进了监狱。克格勃头子阿巴库莫夫（Viktor Abakumov）亲自审问他跟“美国、日本间谍”毛泽东的关系。苏联人特地找到为刘少奇做翻译的师哲，叫他揭发阿洛夫。斯大林用这种方式告诉毛，他在整毛的“黑材料”，要毛收敛他的野心。★
（★在毛那里工作过的苏联人后来都死得不明不白。阿洛夫不久坐飞机出了事。米大夫在陪同毛访苏后消失得无影无踪。鲍罗廷一九五一年死于酷刑之下。驻延安的孙平一九五三年去世。据他的儿子、奥林匹克举重冠军、苏联解体后的总统候选人尤利·乌拉索夫（Yuri Vlasov）说，孙平是被克格勃的贝利亚（Lavrenti Beriai）用缓慢释放毒性的毒药毒死的。）

羽翼已丰的毛毫不示弱。毛建国后第一个国际性共产党会议“亚洲澳洲工会代表会议”，订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在北京召开。这是毛通向世界舞台的跳板。斯大林对大会召开事先点了头，但过后又想不开了，或者改地方开。刘少奇写信给苏联人说：“会议仍应如期在中国召开。它的筹备工作不应停止，开会地点亦不应改变。”刘许诺说，大会只作一般的号召，不进行任何组织工作，意思是毛不会借开会之机建立海外关系网。

大会如期开幕，刘少奇在会上大谈“毛泽东的道路”，一次也没提斯大林或者苏联的榜样。刘说：“中国人民走过的路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应该走的路”，“这些地区的革命人民不可能不走这条路，谁要想回避它谁就将犯错误。”毛还违反了他不进行任何组织工作的诺言。十一月二十三日，刘少奇向大会宣布将成立一个“联络局”，总部设在北京。毛的意图是用这个机构作指挥别国的工具。
毛我行我素，斯大林又能拿他怎么样？当苏联代表索洛维约夫（Leonid Solovyov）指责刘少奇的讲话“极左”时，斯大林反过来骂索洛维约夫是“工贼”，要他向毛作检查。毛主持了这次检查会，第一次听苏联高级官员当着中共其他领导人的面向他道歉。毛然后以胜利者的姿态，请斯大林原谅索洛维约夫。

毛很清楚斯大林眼前的让步预示着新的暴风雨的来临。但他也很清楚斯大林不可能像开除铁托那样对付他。毛拥有中国，拥有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极大增强了共产主义阵营的份量。毛还要让斯大林为他服务，帮助他扩展自己的野心。

33 和大老板作交易 1949～1950年 55～56岁

毛泽东最有求于斯大林的，是帮助他建立一流的军事工业体系，使中国成为全球军事大国，为他扩张势力范围作后盾。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必须要让斯大林相信：最后的大老板还是你。毛对米高扬一再表示对斯大林的忠诚，在联络员科瓦廖夫面前，也作了好些表演。科瓦廖夫向斯大林报告说，毛有一次“跳起来，高举双手，连呼三声：‘斯大林万岁！’”除了这些口头上的花样，毛还采取了一个所有东欧共产党国家都未采取，连斯大林本人也没有指望的极端行动：同西方不建立外交关系。西方那时已经与共产主义阵营形成两军对垒。毛告诉科瓦廖夫：“我们巴不得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都从中国一去不复返。”毛要让斯大林放心，他在以斯大林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待定了。

跟西方切断关系也有国内的考虑。毛担心西方人在中国会给自由派人士和反对他的人增加勇气，使他们存有一线希望。他对米高扬说：“西方承认只会有利于美、英的颠覆活动。”毛为中国制定了这样一个外交政策：“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这一句听起来礼貌客气的话，实际上杀机四伏。

西方在中国的影响很强。正如毛对米高扬所说：“中国知识分子的许多代表人物都是在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受的教育。”几乎所有现代教育机构都是西方人，特别是传教士办的，要不就是在西方影响下建的。刘少奇在一九四九年夏天写给斯大林的报告里说：除了报章杂志、新闻通讯社以外，仅美国和英国在中国就办了三十一所大学、专科学校，三十二所教会教育机构，二十九座图书馆，二千六百八十八所中学，三千八百二十二个传教机构和一百四十七所医院。

毛泽东需要这些机构培养的人才帮他管理、发展城市。人们常说毛代表农村，其实他关心的是城市，进城前夕他告诉中共高层，城市搞不好，“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改造知识分子，把他们亲西方的倾向，从西方教育里学来的思想方式清除掉，是毛“打扫干净房子”的目标之一。

人们一般认为中共建国之初没跟美国和西方建交，是因为美国不承认中共政权。事实上，毛故意采取了一系列敌对动作，使西方不可能承认中共。中共攻占沈阳后，中共干部最初对美、英、法领事馆是友善的。但毛很快就制定了“挤走”这些领事馆的方针，周恩来告诉米高扬：“我们叫他们的日子过不下去，不得不走。”“我们的目标是把东北挡在铁幕后面，除了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东欧〕一概不跟外国政府打交道。”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Angus Ward）和领事馆成员被软禁起来，瓦尔德后来被指控搞间谍活动而驱逐出境。以同样敌对的姿态，中共军队进入南京后，闯入美国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的住宅。

对英国，毛也表现得火药味十足。中共横渡长江时，“紫石英（Amethyst）”号等英国军舰停在江面。毛的命令是：凡是“妨碍我渡江作战的兵舰，均可袭击，并应一律当作国民党兵舰去对付”。四十二名英国水手在炮击下毙命，“紫石英”号受创滞留江上。在英国，愤怒的海员痛打英国共产党领袖波立特（Harry Pollitt），打得他伤重住院。反对党领袖邱吉尔在国会发言，责问为什么“在中国海上没有一两艘航空母舰”，使英国能够“有效地进行报复”。

斯大林害怕西方武装干涉，把苏联卷了进去。他令驻远东的苏联部队进入全面战备，一面给毛打电报，叫毛不要张扬跟苏联的关系：“我们认为宣传苏联与民主中国之间的友谊现在不是时候。”毛调低调门，要部队：“避免和外国军舰发生冲突”，保护外交人员，“首先是美、英外交人员”。他一度下令停攻上海，考虑到这里西方利益最集中，是最可能引起西方干涉的地方。

但很快毛就恢复了进攻，一九四九年五月底拿下上海。毛深信，西方不会莽撞地武装干涉中国。为了万无一失，毛同时采取“兵不厌诈”的计策。五月三十日，周恩来找一个中间人带信给杜鲁门总统，说中共领导人分两派，一派是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亲苏的“激进派”，一派是以他本人为代表的亲西方的“自由派”，如果美国支持他，他也许可能影响未来的中国对外政策。这番话让一些美国人焦急等待，等待中共哪天投入西方的怀抱。

毛还派人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谈判。司徒雷登是个“中国通”，一厢情愿地以为他能给美国和毛做月老。其实正如毛的谈判使者、后来的中国外交部长黄华所说：“毛和周并非寻求〔与美国的〕友好关系，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即防止美国大规模武装干涉，在最后关头救了国民党。”

到大局已定时，毛公布了他的关门政策。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上发表毛的署名文章，宣布外交上“一边倒”。这不只是重申中国属于共产主义阵营，而且意味着在最近的将来不与西方国家建交。为了加强效果，几天后，美国驻上海的副总领事奥立佛（William Olive）在街上被抓去痛打一顿，不久死去。美国立刻召回大使。七月底，当“紫石英”号逃离时，毛下令狠打，“紫石英”号多处中弹，紧靠一艘中国客轮以作掩护，结果客轮被炮弹击沉。

毛向斯大林郑重申明，他要“等一等，不急于要西方国家承认”。斯大林很高兴，在这句话下画了道着重线，批道：“很好！不急最好。”


与西方割断关系是毛泽东给斯大林准备的见面礼。一上台，毛就急于去见大老板。这不仅是非有不可的礼仪和面子，他同斯大林还有交易要做。

一九四九年十月底，周恩来上门告诉苏联大使，毛希望在斯大林十二月二十一日七十大寿时，到莫斯科去给斯大林祝寿。斯大林点了头。毛刚把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纳入共产主义阵营，斯大林却没有给他应有的待遇，把他作为英雄来欢迎。毛去苏联只是全球一大堆给斯大林祝寿的共产党领导人中的一个。

毛十二月六日离开北京赴莫斯科，一生中第一次出国旅行。代表团里没有一个其他中共领导人，最大的官是秘书陈伯达。科瓦廖夫一语道出了毛的心思：毛知道斯大林一定不会善待他，他丢脸时“不想有中国人在场”。“脸”就是权。斯大林的羞辱会损害他在同事中的权威。同斯大林首次见面时，毛甚至连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也不让参加。

首次见面是毛到莫斯科的当天。毛向斯大林再次重申他“一边倒”的政策，说：“好几个国家，特别是英国，都在积极地争取想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我们不急于建交。”

毛做出重大让步。他来莫斯科时曾希望签订新的中苏友好条约，取代苏联与蒋介石签订的旧条约。可是，当他听见斯大林说，废弃旧条约会牵涉雅尔达协议，苏联决定“暂时不改动这项条约的任何条款”时，毛立即表示赞同：“对我们的共同事业怎么有利，我们就怎么办”，“目前不必修改条约。”毛主动请求苏联继续保持旧条约给苏联的领土特权，说它们“与中国的利益一致”。

作为回报，毛摆出了他的要求：帮我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一个全面的军事工业系统。

对毛的要求斯大林需要权衡。军事强大的中国对他有利有弊：利在能增强他领导的共产主义阵营的力量，弊在有全球野心的毛会如虎添翼，威胁斯大林本人的地位。

毛被送到远离莫斯科的斯大林的二号别墅，一幢安着窃听器的大屋子。一连数日毛被晾在那里，从落地大玻璃窗看窗外的雪景，朝身边工作人员发脾气。何时同斯大林正式会谈遥遥无期。斯大林派一个个底下人来看毛，但他们没事可谈；就像斯大林对莫洛托夫所说：“去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科瓦廖夫报告斯大林说，毛“很生气，很焦虑”。斯大林回答道：“我们这里有很多外国客人，没必要专门给毛泽东同志特殊待遇。”

莫斯科那时聚集着全世界的共产党领导人，毛想见他们，他们自然也想见毛，毛毕竟刚取得自“十月革命”以来共产党世界中最大的胜利。但斯大林拒绝让毛见任何一个外国党领袖，只让匈牙利平庸无奇的拉科西（Matyas Rakosi）跟毛说了几句不关痛痒的话。斯大林死后，毛一次对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说，他曾提出想见意大利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但“斯大林千方百计不让我见”。

尽管一肚子不满，斯大林七十大寿那天毛还是做得很像样，引人注目地为斯大林鼓掌。斯大林看上去也对毛格外亲切，让毛坐在他右手边主宾的位子。《真理报》报导说，毛是唯一讲话后全场起立致意的外国领袖。文艺演出结束时，全体观众起立朝毛坐的包厢欢呼：“斯大林！毛泽东！”拉科西说这样的场面莫斯科大剧院还从来没有过。毛也朝观众呼口号：“斯大林万岁！”“光荣属于斯大林！”
第二天，毛要求跟斯大林会谈，说：“我仅仅是来祝寿的吗？我是来办事的。”他的用语还色彩十足：“难道我来这里就是为天天吃饭、拉屎、睡觉吗？”

就连这三样生理活动毛也不顺心。吃的方面，苏联主人送来的只有冰冻鱼，毛生气地对卫士说：“告诉我们的厨师，只能给我做活鱼吃，如果他们送来死鱼就给他们扔回去！”拉屎呢，他一向有便秘的毛病，又只习惯蹲式马桶，别墅里的坐式马桶使他没法子方便。睡觉他又不喜欢钢丝软床，受不了鸭绒枕头，按按枕头说：“这能睡觉？头都看不见了。”他让人换上自己的荞麦枕，把床垫掀掉，铺上中国大使馆送来的木板。

发脾气之后两天，毛见到了斯大林。但斯大林闭口不谈毛上次提出的建设军事大国的要求，只谈上次没谈到的问题，即毛与越南、日本、印度等亚洲共产党的关系。斯大林在观察毛的野心到底有多大。观察完毕，又是许多天没有消息。在此期间，毛本人五十七岁的生日无声无息地过去。毛整天待在别墅里用电报处理中国国内问题。他后来说，“我往斯大林家里打电话，那边竟回答说斯大林不在家，让我有事找米高扬。”“科瓦廖夫来，问我去不去参观，我说没兴趣，我说这次不是专来替斯大林祝寿的，还想做点工作。”“我拍了桌子，骂了他王八蛋，我的目的就是请他去告诉斯大林。”斯大林给他打了几次电话，但都是寥寥数语，又言不及义。毛无可奈何，随员看得出他心情“非常寂寞”，“非常郁闷”。


毛想了个高招来调动斯大林：“打西方牌”。在他那安着窃听器的屋子里，他谈论着中国准备和“英、日、美等国做生意”。他刚到莫斯科时曾告诉斯大林，他不急于同英国建交，但此时他指示同英国加速谈判，英国很快在一九五○年一月六日承认毛的中国。英国通讯社说，毛被斯大林软禁起来了。这个风声，很可能是毛的人放出的。

元旦那天，毛告诉斯大林的使者，英国将要承认中国。毛后来说，就在这一天，“我收到了一份由斯大林签署的毛泽东对报界的谈话稿”。“斯大林同志改变观点了。他起草了一个我的谈话稿，他给我当秘书。”毛说是英国帮了中国的忙，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促使斯大林态度的改变。

从斯大林起草的答记者问中可以看出，斯大林愿意和他做交易。毛马上把周恩来以及管工业、贸易的部长们召来莫斯科进行具体谈判，特别指示：“坐火车（不是坐飞机）来”。坐飞机就得坐苏联飞机，毛在暗示他不信任苏联人。

毛继续“打西方牌”，对斯大林以示报复。一月十二日，因为西方传言说斯大林把毛扣起来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在美国华盛顿的全国出版俱乐部发表演讲，指责苏联“正在吞并中国北部的省分……把它们并入苏联”，外蒙古已经“完全”被吞并，东北是“半吞并”，内蒙和新疆也快了。斯大林当即派莫洛托夫来告诉毛，他必须以中国外交部的名义发表声明，驳斥艾奇逊，苏联、蒙古也将采取同样行动。毛答应了，但却用地位相对低级的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个人名义发表谈话，谈话中还把已经独立的外蒙古与中国的省分相提并论，好像外蒙古还是中国的一部分。

一月二十一日，这篇谈话一登上《人民日报》，斯大林即刻把毛“擒拿”到克里姆林宫，由莫洛托夫当炮筒训斥毛是“中国的铁托”。斯大林还有意叫头天刚到的周恩来也来听毛挨骂。尽管周恩来对毛说来是个像“太监”一般的角色，毛不在乎在他面前受辱，但毛还是怨气冲天。

斯大林明白刚与外蒙建立了外交关系的毛并不是真的要争外蒙古主权，★毛是在出气。教训毛一顿后，斯大林希望重归于好，请毛和周去他别墅晚宴。路上，斯大林请毛和周坐在后排主座上，他和翻译师哲坐在对面加座上。师哲回忆道：
（★为了保险起见，斯大林后来还是要求双方就外蒙地位问题正式交换备忘录。）
在车上，大家都沉默不语，气氛像铅块一样沉闷。为了打开局面，我先同斯大林闲聊了几句，然后问他：“你不是答应过要到我们代表团的住处去做客吗？”

他立即回答：“我是说过，现在也没有放弃这个愿望。”

他的话还未讲完，毛主席问我：“你和他谈的什么？不要请他到我们那里去做客。”

我立刻承认我同他谈的正是这个问题。

毛主席说：“把话收回来，不请他了。”

斯大林好似也懂得我们在谈什么，于是问我：“他说什么？”

我回答：“是我们之间的话。”

大家都一言不发，气氛沉重得又家灌上了铅。大家就这样沉默地坐了三十分钟。

接下来，“晚宴的气氛仍旧冷清、无聊，丝毫没有欢快和喜庆。主席仍然沉默着，一言不发。”斯大林邀请大家跳舞，“尽管有三四个人轮番拉毛主席上场，也始终没有成功。宴会和舞会更增添了不快之感和格格不入的气氛，最终还是不欢而散。”

一九五○年二月十四日，中苏双方签订了新条约。苏联给中国三亿美元贷款，分五年交付，第一年的交付数只有应付款的三分之一（二千万美金），其余的扣下偿还从前从苏联买的武器装备。全部贷款都用于军事，被称为“军事贷款”。贷款的一半（一亿五千万美金）专门用来装备海军。斯大林同意帮助毛建设五十个大型工业项目，但这只是“恢复和改造”原有的钢铁、煤矿、铁路、电力等基础设施，距离毛想要的一流军工系统相差何止万里。

斯大林给的很少，但拿走的很多，这些都隐藏在秘密附加协定和合同里。东北和新疆的“工业的、财政的、商业的”活动都只许苏联参与。当时中国可开采的矿产集中在这两个地区，毛实际上是把中国主要矿产的开采权都给了苏联。毛自己把这两个地区叫做“殖民地”。二十多年后他对美国人说，苏联当时“拿去了半个新疆，叫做势力范围，满洲国〔原文如此〕是苏联的另一个势力范围。”又一份秘密协定还规定，中国极宝贵的战略原料钨、锡、锑在十四年内只准卖给苏联。这意味着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可供出口的原料，都不能在世界市场上以最佳价格出售。

一九八九年，邓小平对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说：“从鸦片战争起，列强侵略、欺负、奴役中国，对中国造成损害最大的是日本，最后实际上从中国得利最多的是沙俄，包括苏联一定时期、一定问题在内。”这最后一点毫无疑问指的是毛泽东同斯大林签的损害中国利益的秘密协定。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承认这些协定对中国不公正，主动废除了它们。

这些秘密条约按中共的尺度堪称“卖国”。毛审阅有关签约的社论时，把所有可能使人猜测的字句，像“补充协定”，“及其附件”等全部删去，从莫斯科发标明“限即刻到”的火急电报给看家的刘少奇和负责新闻的胡乔木，令他们立即照办，“至要至要”，一九五○年三月，报纸上不小心报导了中、苏两个合股公司的消息，刘少奇写道：“消息发表后，已经在北京学生中引起了极大的波动，怀疑这两个协议是否要损害中国主权，许多青年团员提出质问，要求解释，甚至有骂苏联侵略、人民政府卖国者，并有要求退团及向人民政府请愿者。”要是年轻的中国人知道了秘密协定的详情，非上街不可。

在斯大林的坚持下，中国不仅对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付以极优厚的报酬，给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极优裕的生活条件，还付钱给这些人在苏联的工作单位，作为对它们“损失”的赔偿。这些人还享有“治外法权”，如果犯了罪一律由苏方处理。长期以来，中共指责“帝国主义欺负中国”的最重要一点，就是“治外法权”。毛如今偷偷把它请了回来。

签约后，毛恳求从来不出克里姆林宫参加宴会的斯大林，到莫斯科“大都会饭店”来出席中方举行的答谢宴会。毛反覆说：“希望你，斯大林能莅临。我们希望你能出席一下，如果健康状况不允许，你可以随时提前退席，我们不会认为这有什么不合适。”

斯大林决定给毛面子，说他“决定破例接受你们的邀请”。晚上九点，斯大林来了，带着一瓶自己喝的酒。几百客人谁也不知道斯大林会来，一瞬间全惊呆了，接着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斯大林万岁”的欢呼声，争睹斯大林的人群差点把玻璃门挤碎。

斯大林不仅是来给毛面子的，也是来向毛下警告书的。在祝酒中他提到铁托，说铁托脱离共产主义阵营大家庭，想走自己的道路，可这条路行不通，南斯拉夫人民迟早要回到大家庭里来。斯大林曾一再把毛比作铁托，他的意思很清楚，当铁托没有好下场。斯大林此时正着手进行暗杀铁托的计划。

但对这个大老板，毛并无多少惧怕感。签约仪式上，记者给身材高大的他和相对矮小的斯大林照相时，斯大林向前移了一步。事后秘书提及此事，毛微笑着说：“这样就一般高了嘛”。

这次访苏，远远没有满足毛的胃口，他要从斯大林的虎口里扯出肉来，还得打别的主意。(待续)

陕西宝鸡凤翔县长青镇大量儿童铅中毒，陕西东岭冶炼有限公司被认定为主要污染源。受害村民表示担忧子女身体和前途，因为很多孩子的血铅指标远远超过正常范围。17日上午，受到污染的3个村一千多名女村民，愤怒冲击冶炼公司。宝鸡市市长戴征社亲赴抗议现场。

另16日晚，一名女学生因检测出血铅超标，服农药自杀。被发现后送往宝鸡市医院抢救。

妇女维权 担忧孩子未来

高咀头村村民对大纪元记者说，17日早9点多，凤翔县长青镇马道口村（位于宝鸡东岭集团冶炼厂南侧）、孙家南头村和高咀头村的一千多名女村民愤怒冲进东岭冶炼有限公司厂区抗议。

高咀头村的一位参加了抗议的女村民对记者说，今天有一千多名村民去了，主要是女人，还有老太太。男人都打工去了。她说自己家里有11岁和1岁的孩子，两个孩子检测结果血铅量都超过200μg/L(微克每升)，远高于100μg/L以内的正常标准。“娃这么小，血铅含量这么高，叫人咋能不害怕？影响孩子上学和前途。”

她表示，进入厂区后，看到还有工人在。气愤的女村民们把厂区的几百米围墙推倒，还砸烂了厂区里车辆的挡风玻璃，约20辆大货车被毁。

一位孙家南头村的村民马道口村的两位受访的村民对记者说，今天去的人很多，把东岭冶炼厂门口堵住。群众越聚越多，大约百十个警察也来了，站在一旁观看，没有发生冲突，后来宝鸡市市长戴征社也来了。到中午1点多，村民们离开现场回家吃饭。

受访的几位村民都表示，3个村村民之所以到该厂抗议，是因为其表示不承担任何责任。村民说：“人家说了，不管我们。”

而大陆媒体报导称，15日晚，凤翔县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儿童血铅超标主要原因是陕西东岭冶炼有限公司的铅排放，但不排除其他原因。东岭集团冶炼公司党委副书记赵卫平发表声明，向血铅超标儿童及家属道歉，并承诺尽快医治铅中毒孩子。而此前报导表示，对环保部门的认定东岭冶炼是主污染源，赵卫平予以否认。

当地民众对大纪元记者表示，虽然赵卫平在媒体公开道歉，但该厂并无实际行动——向受污染的村民家庭道歉，也没有提供医治铅中毒孩子的实际行动。镇政府官员17日下午接到大纪元记者电话谘询时说，正忙于处置工作，媒体采访应联系当地新闻中心，并给记者提供了号码，记者拨打后，提示为空号。

女孩自己检查铅超标 绝望自杀

凤翔县铅中毒事件曝光后，医院对长青镇的马道口、孙家南头两村731名0—14岁的儿童采集血样，设在学校里的集中普查点的谘询组、审查组、采血组等桌前，被群众围得水泄不通。进一步的检测结果是615名血铅超标，其中166名儿童血铅含量在250μg/L(微克每升)以上，163名中度铅中毒，3名重度铅中毒，需要住院排铅治疗。

当地村民披露，政府未将14岁以上及成人列入检查范围。马道口村一名超过14岁的学生马娇娇，在东岭公司附近的马道口村六组居住，是高二学生，她自己检查后血铅含量超过400微克每升，严重超标。

马道口村受访村民告诉记者，昨晚马娇娇被家人发现服农药自杀。“肯定是娃娃想不开，她已被送往宝鸡市治疗。现在情况怎么样不知道。”

据报导，孙家南头村一组、三组与东岭冶炼有限公司仅一墙之隔，村民经常能闻到一股刺鼻的异味。当地的孩子比起同龄的别村的孩子，个头明显偏低，发育还是很慢。村民地里种植的桃子比原来小多了，玉米、小麦也不同程度减产。

受害村民对媒体表示，医院在给孩子做完体检后称，血铅含量在100μg/L以下，相对安全；血铅在100—199μg/L间，血红素代谢受影响，神经传导速度下降；血铅200—499μg/L，铁锌钙代谢受影响，出现缺钙、缺锌、血红蛋白合成障碍，可有免疫力低下、学习困难、注意力不集中、智商水平下降或体格生长迟缓等症状。许多村民的孩子不但被医院检测出血铅超标，还被检测出“镉超标”。据相关专家介绍，镉被人体吸收后，容易造成骨质疏松、变形等一系列症状。

博主评论：这几年，执政党给人的感觉是-他们在发疯似地追逐着GDP的增长。罔顾环境破坏、罔顾国民健康、罔顾长期效应、罔顾增长的质量、罔顾资源的掠夺式耗用，总之一切以GDP增长为第一考虑因素，其他的一切几乎是完全不考虑。他们不是不明白，水环境、地理环境、空气环境所有一切都遭到破坏的话，增长质量低下，增长模式粗放，资源耗光贷尽，付出这样一切代价所带来的增长，已经完全失去意义了。别的不说，空气遭到的污染如此之大，即便是再高级的官员，你总不能不吸吧？谁都逃不掉的。

比如说大连的PC项目，每年有数百万吨的毒气释放出来，市长也不能带上防毒面罩生活吧？这样自杀式的GDP增长，得到了意义又能有多大？可以推理出来的原因有几个。

第一，中国考察官员业绩的最主要因素，就是GDP增长。其他的大约也会考察的，但是没有客观的GDP增长，其他的都说不上了，人事原因除外。绿色GDP的事情讲了很多年，根本就看不到施行的迹象。政府一层层压下来要增长，根本就没有施行绿色措施的余地，所以提也就是一些砖家叫兽口头上说说而已。说得热闹，说完就算了。官员只管自己升官，其他的那管那么多，反正他们受到的影响是最小的。稍微有一点级别的官员，都有生活品特供的，北京有北京搞的特供，省市级有省市级搞的特供，他们自己受的影响是最小的。连看病都有特供，他们怕什么？

第二，执政党深知自己早已经人心尽失了，早知道特权阶层对国家的掠夺式剥削，让国民对政府毫无信任了，连党媒公开的民调都反映国民认为官员的公信力连婊子都不如了。难道这种状况，胡温会不知道？但是，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政权，只好靠一条腿走路，就是经济堕落式增长。政治清明已经完全放弃了，不要了，反正指正党和政府本身已经糜烂尽透了，反腐败不过是作戏，那只好保持让大多数人还能有饭可吃。在中国，只要不是赤县千里，人民是不会造反的，何况他们手上还有数百成千万的执政工具-军队、警察、武警、城管等等。

第三，有增长才能捞钱，才能捞更多的钱。执政党政府人心早就散了，官员纷纷把妻子儿女送出国外，自己一个人“履险为官”。为什么？能捞就捞，捞够了随时走人，风向不对也随时走人。所以，政府追求掠夺式的经济增长，官员追求掠夺式的捞钱，众小鬼别样肚肠。

所以，投资吧，即便你们让我们吸毒气都行。每一项投资都是捞钱的温床，每个环节都有捞钱的机会。征地、土地平整、建筑、安装、运输、投标、人事，到处都能捞钱。执政党已经失去了长远规划的能力，总之一切都以短期捞钱为第一目标。反正他们都是“唯物主义”者，他们相信人只有一辈子，他们眼里没有天理人性、上帝佛陀，只有这一辈子，享受够了就行了。至于子孙后代，谁爱管谁管好了。

31 登基之初 1949～1953年 55～59岁



国民党到共产党的政权交替，没有出现大的无政府状态。中共军队一路前进，一路接管所有社会机构，招收受过教育的男女青年，在共产党老干部领导下紧锣密鼓地工作起来。大部分旧职员原封不动地留下，经济照常运作。工厂开工，商店开门。工商业国有化、农业集体化，要在几年后才实行。
在最初几年，由于实行宽松的经济政策，中国从十多年战火中迅速恢复，百业俱兴。死亡率下降。
但新闻媒体马上被严格管制，公众舆论顷刻不复存在。残余的武装反抗被毫不手软地镇压下去。
毛有一个能干的班子，由刘少奇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执掌。一九四九年六月，毛派刘少奇到苏联，把整套苏联模式搬来中国。两个月之中，刘跟斯大林见面六次。斯大林还从来没跟哪位外国领导这么频繁地会见过。刘参观了工厂和集体农庄，与苏联各部门领导开了无数次会。数百名苏联专家很快被派来中国，有的在刘返程时同车而至。毛还没有正式宣告政权易手，一个斯大林式的极权框架已经摆好，只等套上去。

胜利了，毛没有大赦天下。他搞的第一个运动是杀人：镇压反革命。毛维持政权靠“运动”而不靠法律。他从心底讨厌任何法律，曾对斯诺说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毛政权也有一些法律的门面，被判刑者可以“上诉”。但上诉通常被算作“态度恶劣”、“抗拒改造”，要加重判刑。）

镇反于一九五○年十月发动，毛亲自掌舵，叫公安部长把报告“直接送给我”。运动对像一类是“土匪”，包括卷入武装反抗毛政权的人；一类叫“特务”，囊括所有为国民党情报机关工作过的人。国民党政权的基层干部全体当上了靶子，上层国民党官员则受保护优待，以引诱海外国民党人来归。毛说：“我们杀的是些‘小蒋介石’。至于‘大蒋介石’……我们一个不杀。”

说稍加不满的话也受到镇压。有一句奇怪的话曾在华北数省不胫而走：“毛主席派人下乡割蛋，送给苏联去造原子弹。”“割蛋”，就是阉割男人生殖器的意思。在村子里，夜间要是谁大吼一声：“割蛋的来了！”全村便会四下逃散。当时中共在华北农村征粮出口苏联，使这“谣言”应运而生。后来，毛接到报告说：杀了一批人以后，“谣言平息，社会秩序安定。”

镇反中，毛一个指示接着一个指示，嫌他的各省领导太手软，太“右倾”，要他们“大捕大杀”。与此同时进行的是占人口三分之二的“新解放区”的土改。在这两场运动中，被枪毙、被打死、被逼自杀的人大约三百万左右。★毛希望每一次杀人都达到杀鸡儆猴的效果，要公开进行。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日，他指示：“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杀反革命。这种情况必须立即改变。”在毛的督促下，北京一地就开了三万次公审枪决大会，到会的达三百四十万人次。一个有一半中国血统的英国姑娘目睹了在北京市中心开的一次大会，公审两百人，然后当众枪毙，脑浆溅在旁边的人身上。躲过了这些大会的人常常躲不过游街示众的场面，或看着大卡车拉着滴血的尸体穿街而行。
（★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镇反中杀了七十万人。这个数字不包括土改中被打死的。从各类资料中可以得出结论，土改中被村民打死的人数，至少相当于被政府枪毙的人数。自杀的人数大致相当被杀的人数。）

毛要的是全体人民参加镇反，要他们都受到恐吓。在这一点上，毛比斯大林和希特勒走得更远。
要不是考虑到有些人能当劳动力使用，毛杀的人还会更多。他说：有些人“犯有死罪”，但杀了他们会“损失了大批的劳动力”。于是数百万人被“宽大处理”，送进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劳改营。劳改意味着在最荒芜的地带，污染最严重的矿井，干最累最苦的重活，听最不堪忍受的训斥。身体虚弱的、性格倔强的，往往就死在这些黑暗的集中营里。除了累死病死的，枪毙的，自杀的更不计其数。

在整个毛统治期间，死在监狱、劳改营里的人，和被枪毙的人，总数大约有两千七百万。★（★据估计，毛统治下的囚犯人数每年约一千万。因各种原因造成的死亡人数，平均每年应不下百分之十。）

一种典型的毛式惩罚方式叫“管制”，决定了二十七年中数千万人的命运。这些人生活在监狱外的监视中，一有运动就揪出来批斗一番，平时终日战战兢兢，不知道哪一天大祸临门。他们的家人也备受歧视欺负。这批社会罪人的命运天天都在提醒着周围的人：不要得罪共产党。

镇反时，全国每个工厂、村庄、街道，都成立了“治安保卫委员会”，成员是一般平民，往往是最爱管闲事的积极分子。他们的职责不仅是监视政府眼里的罪犯，而且是所有老百姓。毛政权还确立了一项最根本的控制方式：从一九五一年七月起，全国实行“户口制”，人人都必须有固定的居住、工作之地，没有人可以随意迁居、换工作。

利用镇反，政府也收拾了刑事犯。土匪、黑帮、抢劫、杀人、聚赌、贩毒、嫖妓，都在打击之列。由于共产党组织严密，铁面无情，下得了手，社会治安很快变得空前的好。到一九五二年底，贩毒基本上绝迹，妓院也一扫而空，妓女被组织起来参加劳动。

毛泽东再三说他的杀、关、管“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一手不行”。“这件事做好了，政权才能巩固。”


在大杀中国人的同时，有两个外国人被处死：意大利人李安东（Antonio Riva）和日本人山口隆一。他们的罪名是企图在一九五○年“十一国庆节”时用迫击炮炮打天安门城楼，刺杀毛泽东。这两个人在国庆前一天跟几个外国人一道被捕，十个月后被押着站在吉普车上游街示众，然后在北京天桥附近当众枪毙。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大字标题，说他们是“美国政府间谍特务企图举行暴动”，幕后指挥是其实早已离开了北京的美国原驻华武官包瑞德（David Barrett）。

警卫森严的天安门广场和周边地带，一万警察，一万武装部队，满广场高度警觉的中国人。孤零零几个外国人，动了在这里谋杀毛的念头，这好像是个讲给小孩子听的故事。二十年后，周恩来在邀请包瑞德访华时，含含糊糊地向他道歉，等于承认这事是子虚乌有。

假造这个案子的目的是激起反美情绪，那时正值朝鲜战争（韩战）。另一个目的是打击在中国拥有三百三十万信徒的天主教会，被捕的人中就有梵蒂冈在北京的主要代表、意大利人马迪懦（Tarcisio Martina）。毛对梵蒂冈跨国度的巨大权威很感兴趣，津津有味地询问来访的意大利人。正因为它的号召力和能量，天主教会对毛是个威胁。中共接管了天主教办的学校、医院、孤儿院，诬蔑教士、修女吃孤儿院里孤儿的心肝，用孤儿做医药试验。

宗教、准宗教团体，或作为“反动组织”镇压，或置于严格管制之下。几乎所有的外国教士都被驱逐。跟他们一道被赶走的还有外国生意人和记者。到一九五三年，中国基本上没什么非共产党国家的外国人了。


一九五一年底，毛把注意力转移到锁紧国家的钱柜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开始。反贪污是主要目的。贪污犯叫“老虎”，贪污旧币一亿元（合一九五五年币制改革后新币的一万元）的叫“大老虎”，要判死刑。

从古到今，中国人都希望有个清廉的政府，官员们不中饱私囊。人们对三反热烈拥护，心想这是共产党在铲除腐败。人们不曾意识到，国家钱柜里的钱，是从全国老百姓那里拿来的，但钱柜只有一把钥匙，攥在毛一个人手里，他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与老百姓的利益无关。

为了把钱柜锁得牢牢的，毛不断给各部部长、各省和军队领导倾盆大雨般的发电报，要他们捉“大老虎”，还定下指标：“全国可能需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他激励各省竞赛“捉虎”，威胁说“违者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找老虎的方式是坦白和检举。三百八十三万政府工作人员，还不算军队的，靠这些办法审查。刑讯时有发生。最后抓出的“大老虎”比毛预定的要少得多。

三反的另一个靶子是“浪费”。实际上，运动本身造成的浪费更多。建设国家急需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被关在屋子里开会搞运动，一关几个月，业务陷于停顿。在东北，生产降低一半。一九五二年二月十四日，天津汇报说：“自三反以来，内外交流、城乡交流停滞，对天津经济已发生重大影响。批发商业成交较前减少一半；银行不贷款，银根很紧；私人不买货，也无心卖货；工业生产开始下降；税收显著减少。一部分直接受到影响的劳动人民已在叫苦。”

三反开始不久，毛又搞了个“五反”：反对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经济情报。运动对象是“资产阶级”。按毛上台初期的政策，这些人的财产没有被没收，企业商业还在继续经营。五反的目的，是使他们从此诚惶诚恐地照共产党的要求干，而且通过罚款没收，从他们那里挤出钱来。



在上海，因五反跳楼而死的多到居然有了个诨名：“降落伞部队”。一位目击者说：“在上海目睹此惨状，心里一直有个问号，既然自杀为什么不跳黄浦江，死也少受罪，若干年后遇到上海一个南来的资本家谈及此事才明白。原来跳黄浦江被水冲走了，中共不见死尸指逃亡去香港，家属便不得了，所以只有跳楼而死。”据当时民盟中央参与三反、五反的周鲸文先生估计，两场运动中，自杀者有二、三十万人。
虽然毛泽东的中国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贪官污吏，这并不等于中共干部生活得跟老百姓一样。在吃、住、行、医疗、孩子教育等民生问题上，毛政权给他们按职位高低规定了普通人望尘莫及的特权。


毛自然是不“贪污”的，整个中国国库就是他的荷包。中国的钱怎么花，没有第二个人有最后决定权。他也不像一般专制者那样有什么瑞士存款。那些人存款是预防某一天被推翻。对毛来说，这一天永远不会到来。他决不允许这一天到来。

毛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是不是像他和他的后继者宣传的那样“艰苦朴素”呢？出现在人前时，不管是公开还是私下，毛都不给人一种骄奢淫逸的印象。他不喜欢豪华，一般人眼中的奢侈品，不论是金子铸的水龙头还是价值连城的古董名画，都与他无缘。然而，他并非为了人民的利益在牺牲自己，只是他所要的东西不同。凡是他想要的，他都随心所欲地拿取，对国家钱财毫不顾惜。

毛喜欢别墅。起码有五十多所别墅在全国各地为他建起，北京一地就有五所。大部分他从未涉足。这些别墅往往地处优美的风景区。一旦中选，整座山或整片湖岸、海岸便被封闭起来，专供毛享用。这些地方通常有过去留下的精美住宅，毛一声令下，它们就被拆掉，给他另盖房子。毛总是要新房子，从安全舒服的角度设计，由他的警卫部门监工建造。房子都得防弹防炮，有的还防原子弹。绝大部分是同一式样，进门一间特大的大厅，左右两翼各一排房间，外观像一座钢筋水泥的大仓库。

毛的别墅都是平房，他不喜欢住楼房，据身边人说是怕困在楼上下不来。天花板特别高，有的高过两三层楼。毛喜欢气派宏大。六十年代中期在南昌市外盖的一所，叫“八二八”，大约十三公尺高，好似一个灰濛濛的大飞机库。大部分别墅的走廊之宽，非一般人所能想像。毛死后有些别墅改成招待所时，在上面造起一排房间，余下的地方还可以容一条正常的走廊。

毛最早的别墅大概是北京城西的“新六所”，一进京就开工修建。陆续又建别的，三反、五反照建不误。有一所在海滨胜地北戴河，一九五四年完工。北戴河从二十世纪初就是避暑胜地，有六百多座有钱人的别墅，但没一所合毛的意。按照他的标准，都不安全。毛的新别墅建在一个山凹里，面向大海，背后是郁郁葱葱的山，里面整个被工兵掏空，为毛修建成万无一失的防空洞和隧道。只有极少数中共领导和他们的家属、随从才可以靠近。

一九五二年，毛的警卫负责人罗瑞卿捎口信给湖南，要他们在省会长沙给毛造一幢房子，说“主席可能回家乡看一看”。湖南领导不知道建房是否真是毛的意思，因为时逢三反、五反，大兴土木好像说不过去。到北京去问，没有答覆。他们把自己的寓所腾出来，翻新装修，加设洗手间，安装蹲式马桶。但毛没有回来。他们恍然大悟，原来造别墅是毛的意思。直到别墅“蓉园”落成后，毛才回长沙。后来，蓉园旁边又给毛修了一幢大同小异的别墅，名曰“九所”。毛的故乡韶山一个村子就造了两幢别墅。其他省当然部盼着毛的光临，听到上边传话：“主席来了也没个地方住。”于是都纷纷破土动工。

为了防备不时之需，毛的别墅都有通向附近军用机场的直达线，有的是火车专线，有的是地下车道。毛有时住在停于军用机场内的专列上。一国之主的毛好像生活在随时有生命危险的战场。

毛外出时有三套旅行工具待命：火车、飞机、轮船。他一旦上天，全中国所有的飞机都得落地。专列说开就开，其他火车全部让道，铁路运输也跟着被打乱。

毛喜欢游泳。在那个游泳池极为罕见的贫穷年代里，他为自己造了不少游泳池。第一个在玉泉山，建于三反中，根据毛自己的数字，“建造费五亿”（旧币）。三反中私用公款一亿就算“大老虎”，要判死刑。毛后来没去游过，嫌池子太小。在中南海里面，为他建了个室内游泳池。中南海本来已经有个室外游泳池，毛进京以前对公众开放。毛进中南海后，内部的人，头些年还可以在毛不游的时候去游泳，到后来，两个游泳池都归他独占。

游泳池的水是靠锅炉房把水蒸气用管子输入来烫热的。让它们保持温暖，以待毛的驾临，耗资浩大。


毛是个美食家，爱好的食物来自全国。他爱吃武昌鱼，于是武昌鱼便用飞机运来，放在装满水的塑胶袋里，充上氧气。为了味道鲜美，毛吃米要求米与谷壳之间的薄膜不能碾去。有一次毛尝出他吃的米薄膜没有了，对管家说他因此缺乏维生素，得了脚气病。管家连忙叫玉泉山农场准备一碗饭的米（毛每顿吃一小碗饭），用砖头轻轻磨掉谷壳，留下里面的薄膜，管家亲自跑到玉泉山把米拿回来，总算使毛的下一顿饭吃得满意。

玉泉山农场专为毛生产大米，据说那里的水特别好。“玉泉”从前供给宫廷饮水，现在浇灌毛的水稻。毛喜欢的蔬菜，以及肉类牛奶，由另一个叫“巨山”的特殊农场供给。毛钟爱的茶是中国最好的龙井，产在一座特别的小山顶上，在每年最适宜的季节，采下来送进北京。毛的食物都经过化验检查。做饭时管家站在厨师旁边看着，也负责尝菜，“尝味道，尝安全”。毛的厨房离他吃饭的地方相当远，怕油烟味钻进毛的鼻子里。炒菜得现炒现吃，工作人员便提着一道道菜飞快地来回跑。

毛不喜欢洗澡，一九四九年以后就没洗过。他喜欢的是让人用热毛巾天天给他全身擦澡。他不洗头，喜欢享受理发师给他篦头的快感。毛也喜欢舒舒服服地每日一按摩。他不爱进医院，医院的设备加最好的大夫上门服务。要是毛不高兴见他们，他们就留在那里等候召见，有时一等几星期。

毛不讲究衣着，他爱的是舒服。他的鞋多年不换，因为旧鞋才舒适。必穿新鞋了，他让警卫战士替他穿松了再穿。他的浴衣，毛巾、毛巾被都补了又补，一床毛巾被有五十四个补丁。但它们可不是平常的补丁，是拿到上海去请手艺最好的师傅精致地织补的，费用比买新的不知高过多少倍。这不是什么“艰苦朴素”。世界上许多随心所欲的巨富和极权者，常有这类享乐怪癖。

当然，一国领袖享受些奢华、别墅，没有什么了不起。毛的不同是，他一边尽情挥霍，一边把自己打扮成节约的楷模，要全中国人民都在极端艰苦中过日子，对挪用国家财产远不如他的人无情惩罚，乃至枪毙。

在性生活方面，毛统治下的人民忍受比清教徒还清教徒的约束。分居两地的夫妇一年只有十二天探亲假，千百万中国人成年累月没有机会做爱。私下的性发泄可能带来公开的羞辱。有个华侨回到祖国，有次忍不住手淫，第二天被迫在宿舍床头贴出供众人嗤笑的“自我批评”。

毛本人的性生活却是完全的放纵。一九五三年七月九日，解放军总政治部批发了为中央警卫团选拔文工团员的决定。彭德怀一语道破，说这是“选妃”。后来这成了整彭德怀的一条罪状。彭的反对不起作用，部队文工团成了毛的应召站。毛在各地的别墅，也都挑选了对毛胃口的护士、服务员，随叫随到陪毛睡觉。

毛偶尔给女友们一点补贴，有时也给身边人或亲戚一点钱。数目最多不过几百块，但毛总是每一笔都仔细亲自交代。多年来他的管家每隔一段时间要向他报一次帐，毛不时还察看帐目。

毛补助身边人的钱是从中央特别会计室拿出来的，“特会”存着他的稿费。那年头中国绝大多数作者都不许出版，而人人都得“读一辈子毛主席的书”，毛著作的销量可想而知。据毛身边人说，一九六○年代，毛的稿费达两百万元以上。这在当时简直是天文数字。与此相比，毛身边一般工作人员一年工资大约四百多元，有的农民一年辛苦到头才得现金不过数元。

毛的中国产生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百万富翁：毛泽东。

32 与斯大林较劲 1947～1949年 53～55岁




同国民党的内战刚胜利在望，毛便跃跃欲试，要在斯大林的全球势力范围内插一脚。
毛希望有个斯诺式的人物来助他一臂之力。但莫斯科已禁止毛再接待斯诺。他只能转而求其次，用二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斯特朗在西方完全不具备斯诺的名声，人们认为她不过是共产党的传声筒。

一九四七年，毛派斯特朗周游列国，为他宣传。临行前，毛给了她一套文件，嘱咐她“转交给全世界的共产党，特别是给美国、东欧共产党领导人看看”，要她“不必拿到莫斯科去”。

斯特朗遵命写了篇文章《毛泽东思想》（The Thought of Mao Tsetung），外加一本书，题为《中国的黎明》（Dawn out of China），颂扬毛“用马克思、列宁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方式解决每一个具体问题”，“整个亚洲可以从中国学到比苏联更多的东西”，还说毛的著作“完全可能影响了欧洲有些政府战后的模式”。这些话明摆着在夺斯大林的风光。斯特朗的书在苏联出不了，在美国出版时美共删去一半。但书的全文在印度和好几个东欧国家出版了，包括正跟斯大林顶着干的南斯拉夫。

斯大林盘算着采取什么办法教训毛，让毛知道谁是大老板。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十日，毛看着内战胜券在握，向斯大林提出访问苏联的要求。斯大林的机会来了。

十二月十六日，斯大林办公室给毛回电说欢迎他访苏。电报由阿洛夫大夫转给毛。阿洛夫大夫同时收到指令，要他汇报毛的反应。第二天，他电告斯大林：毛“非常高兴”，“可以说是兴奋得手舞足蹈”，“马上说：‘好极了，我三个月后可以动身’。”

三个月过去了，斯大林没有发来邀请函。毛等了又等，中共收复延安那天，毛再向阿洛夫大夫提起，说他打算五月四、五号起程。斯大林回电说“好”。毛要求把两个苏联医生都带上，说是健康缘故，其实是防备：他不在时宿敌王明直接跟莫斯科联系。斯大林回电说可以，但是有意不表示同意毛的另一个要求：访问东欧。

五月十日，毛自己定的起程日子已过了几天，斯大林突然来电推迟访问。春去夏来，再也不见斯大林提及邀毛访苏的事。毛著急要走，这时他已与中共其他领导人汇集在西柏坡，人人都知道毛要去莫斯科见斯大林，而且就在这几天。说走说了半天，斯大林仍不来邀请，毛大失面子。为了不让王明以为有了咸鱼翻身的希望，六月二十五日，王明又出了一次“医疗事故”。

七月四日，毛沉不住气了，给斯大林发了封电报，说他打算十天后出发：“我决定近期访问您。”“无论如何我们都得要在这个月十五号动身。”他要斯大林派两架飞机。

十四日，毛自定行期的前一天，天上不见飞机，地上阿洛夫大夫却传来斯大林的电报：“告诉毛泽东：鉴于粮食收获季节在望，党的高级领导都要在八月份离开莫斯科到各省去，十一月才回来。因此，中央委员会敬请毛泽东同志把他对莫斯科的访问推迟到十一月底，以便有机会会见所有中央负责同志。”

全苏联的领导人都要离开莫斯科四个月到外省去收庄稼？毛泽东访苏非得推迟到有名的俄罗斯隆冬？这显然是在耍毛。阿洛夫大夫向斯大林汇报毛的反应：毛挂着一丝微笑听着，嘴里说：“好，好。”但他问阿洛夫：“在苏联，他们真的这么看重粮食收获，所有的中央领导人都要下去？”阿洛夫说：“我认识毛泽东六年多了，如果我对他的了解是正确的话，他的微笑，他的‘好，好’，并不表示他真正满意”。“米大夫对我说七月十五日毛泽东问他同样的关于粮食收获的问题。”“他本来信心十足就要上路，箱子都收拾好了，皮鞋也做了，还做了件呢子大衣”，“显然，这场访问对他非常必要。”

毛意识到他的野心惹恼了斯大林，连忙采取措施补救。八月十五日，他得知华北大学准备提出“主要的要学习毛泽东主义”后，马上否决了这一提法，说这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他还下令把文件中“毛泽东思想”改为“马列主义”。九月二十八日，毛发给斯大林一封讨好的电报，请求斯大林让他去苏联。毛首次用斯大林喜欢听的别号“大老板”称呼斯大林：“请让我本人面见大老板，亲口向大老板汇报情况，这至关紧要。”

斯大林见毛低了头，便放下身段，十月十七日，给毛回了封友好而不失居高临下的电报，说他欢迎毛十一月底来。毛吃了定心丸。只是国内战局的发展使他不得不自己主动推迟访苏行期。


但在关键问题上，毛对斯大林是寸步不让。国共内战接近尾声时，一九四九年一月，南京政府要求和谈。斯大林要毛答覆“中共主张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毛大为光火。阿洛夫大夫报告斯大林说，毛“比起平常来说话更不客气”。斯大林得知后第二天补发一封电报向毛解释，说他的提议完全是做样子，为的是让全世界看到继续内战的责任在国民党。斯大林说：“我们为您拟的答覆，目的只是为了破坏南京方面所提议的和平谈判。”

毛的想法是一天和平也不能给国民党，哪怕做做样子也不行。他对斯大林说，他要的是南京政府的无条件投降，“我们已无须采取政治上的迂回策略。”毛还史无前例地教斯大林怎样说话。当时南京政府请求苏联调解，毛对斯大林说：“我们认为您应该这样回答——”斯大林的贴身中国顾问对我们说，斯大林身边的人都觉得斯大林“受了毛的训”。

斯大林当然不会善罢甘休，第二天就给毛来了篇长篇说教，说拒绝和谈有损公众形象，还危言耸听地说可能导致西方武装干涉。毛根本就不相信什么西方干涉，但也不想叫斯大林下不了台，他策略地找了个办法。当天中共发表声明，开出一系列和谈条件，等于是叫国民党无条件投降。然后毛电告斯大林，巧妙地引用斯大林的原话，似乎这一声明是按斯大林的指示办的：“在破坏同国民党的和平谈判，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这一基本方针上，我们同您的意见完全一致。”斯大林也顺势下了台阶，第二天回电：“我们已经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这件事就此了结。”

斯大林再次感到毛这个人不简单。就是在这时他对南斯拉夫等共产党人说：毛不听话，但是个能成事的。一月十四日，斯大林要毛再次推迟访苏，说“中国此时的局势缺您不行。”斯大林提出即刻派权威的政治局委员来见毛。

得知斯大林又要延期，毛的第一反应是把电报往桌上一扔，说：“随他去吧！”等静下来一想，毛明白斯大林其实是看重他。斯大林还从来没派政治局委员到任何共产党打内战的国家去过，更不用说那个国家的政府跟苏联还有外交关系。一月十七日，毛回电说“非常欢迎”斯大林的使者。

米高扬在一月三十日到达西柏坡。在给斯大林的汇报里，米高扬说毛“高兴已极，感谢斯大林同志的细心关怀”。跟米高扬一道来的还有一直在东北为中共修复铁路的科瓦廖夫，做毛和斯大林之间的联络员。(待续)

——何清涟：中国房市 - 成也政府 败也政府

　 中国经济屡屡以其超常规发展让世界大跌眼镜，发韧于6月中下旬，到7月就已经发烧的房市就是如此。据称几大主要城市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的房价已经上涨了20%左右--仅仅在3个月之前，楼市还在试探性涨价，悲观的情绪在开发商中蔓延。一些华尔街银行家因投资中国房市损失惨重，称中国房市充满风险，不宜投资。

政府是房市上涨的推手

这一轮房地産热的推手是政府。经历过好几轮房地産兴衰潮，中国媒体也只好感叹：中国楼市兴也政府、衰也政府，从2007年至今的几轮起落，再次印证"中国楼市是政策市"。

2007年，中国经济進入虚热，而房地産市场则是宏观调控的阀门。为了达到"适度降温"这一调控目标，中共政府于 2007年9月27日颁布二套房贷政策，规定对已利用贷款购买住房、又申请购买第二套（含）以上住房的，贷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40%。贷款利率不得低于同期同档次基准利率的1.1倍。此政策出台后，房地産市场需求在第4季度就开始下降，2008年楼市濒临死亡。正好应了人们评价中共政府管理经济的那句老话：一放就乱，一管就死。

房地産热源于政策拉动

正如笔者多次讲过，中共政府财政高度依赖房地産，土地出让金及房地産税收几乎占了各地政府财政收入的45－65%。由于财政饥渴，加上出口下降及内需提振乏力等因素，不少地方政府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想方设法刺激房地産市场。其方法千奇百怪，有应允给买房者参加高考子女加分的，有给公务员派推销房産任务的。长三角地区的地方政府，如南京、苏州、常州等地政府干脆直接出面，与房地産商一起吆喝卖房，并由政府为买房者提供货币补贴。

紧接着中央政府开始"拯救"楼市。2008年9月15日起，中国央行拉开适度宽松金融环境的序幕，在100天之内连续五次降息，并下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11月，减契税免印花税以及4万亿扩大内需计划等一系列刺激住房消费新政出台。

归纳而言，刺激房市的政策有两类：一是缓解地産商的资金压力。今年3月，广东省出台"粤十五条"，规定"土地出让款可延长2年缴纳"，此举效果明显，一周之后广州64%、深圳58%的主流在售楼盘出现程度不同的涨价。5月底国务院宣布，将普通商品住房项目投资的最低资本金比例从35%调低至20%，这对开发商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利好消息，大大缓解了他们的资金压力，有了囤房涨价的底气。

银行信贷政策放纵炒家入市

二是给购买二套房政策松绑，放炒房者大量入市。炒房客近期在深圳、广州、北京、杭州等房地産热点城市频频出手，直接导致一些热点板块房价攀升。据深圳某商业银行人士透露，近3个月来的客户70%都是"投资性的"，自住的可能仅占30%。其判断的依据在于，多数登记的客户属于第二、甚至第N套房。

中共政府对购买二套房的房贷政策的不断变化，其实就是对炒房者实施管制的松紧变化。从2007年9月到今年6月，二套房贷政策经历了管制--放松--再度管制。如前所述，2007年9月，政府出台二套房贷首付四成、利率1.1倍的政策，限制炒家入市；从2008年12 月开始，这一政策开始松动，不少银行对于二套房基本都是二成首付，7折优惠贷款利率。加之2008年10月之后100天内连续5次降息，为炒房者提供了极大便利，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则在过度宽松的优惠政策下，突飞猛進，今年上半年新增4661.76亿元，同比增幅超过150%。银行监管机构对银行这种"违规操作"不闻不问。等到全国一二线城市房地産形成猛涨势头之后，银监会于6月底下发59号文，要求商业银行严格执行房地産二套房政策，不得自行解释二套房认定标准。深圳上海等地全部再度恢复执行 "二套房4成首付，1.1倍利率"的标准。

可以说，银行的宽松信贷政策是此轮房地産火爆的主要原因。一项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中国各银行的信用贷款，仅50%的比例用在实体经济之上，约有30%左右可能投入房地産市场，但近日又出现另一项估算，认为救市的四万亿当中有超过2万亿流向了楼市。

房市的高度泡沫化

一项针对2002-2006年相关数据的分析结果显示：房地産信贷供给每增加1%，房价就增加0.45%。中国房地産信贷占信贷总额的26.14%，远远超过国际标准，即房地産信贷总额不超过银行信贷总额8%的比例。大量资金积聚于房地産市场，意味着泡沫化再度産生。

中国楼市已经绑架了中国经济和广大中低收入阶层。对这轮房地産涨势做一概述，即：中共政府为了"保八"，必须继续让房地産业发挥经济引擎的作用。于是在政府的百般呵护下，二套房贷松绑，宽松货币政策出台，大量资金流入楼市， 2008年已经濒临死亡的房地産市场终于死而复生。对这轮上涨，除了房地産开发商与政府之外，观察者大多并不看好。理由也很简单：第一，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否可以持续？说白了，即房市到哪里再找2万亿或吸引更多的国际热钱進市？第二，这轮涨势中，只有住宅价格持续上涨，办公楼、商场、酒店式公寓等无论是销售量还是销售价、无论是出租量还是租金都没有明显的起色，尤其是甲级写字楼的租售率及售价、租金都创近期新低。这说明整体经济环境不佳，炒房客大量進货只是因为住宅有太多的"刚性"需求，他们囤积的目的是等"高位出货"。

在资金和土地两种资源分别被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控制，垄断格局没有打破前提下，这种收放循环怪圈还会持续下去。

博主评论：中国楼市里，谁是最大的庄家和炒家？是中国政府，当然是他们，在中国，除了执政党政府，还有谁能亿万楼民们玩弄于股掌之上？

前几年，当楼市价格高企到远远超出大多数国民能力所及的时候，政府的官员和他们的砖家都跳出来，指责发展商的“暴利行为”。那时候，相信有非常多的国民都很相信，楼市的不合理高价都是那些黑心商人抢钱行为造成的，政府多好啊，政府居然跳出来替国民利益鼓与呼。

而地产开发商都不说话，因为有钱入袋就好了，做替罪羊有什么关系？何况只是口头上的替罪羊？然后，政府打击楼价的措施出台了，居然好象价格还真的开始下行了。这时候，地产商坐不住了，做口头上的“替罪羊”没关系，真要动到他们的钱袋子，当然要跳出来了。

于是，地产商们开始讲真话了，玩揭露了。原来，房产价格的60%以上最后是落到政府的口袋里的，地产商不过是替政府收钱的、替罪的。其实很简单，房地产最大的成本在哪里？在土地啊，在中国土地是政府私有的，什么狗屁国有？其实不都是政府的吗？即便是国民私有的房产，给个三瓜两枣的，就把你房产给占有了。然后他们高价卖给开发赏，中间的差价政府赚翻了。你要是抵制不拆，你就是钉子户，那就要动用国家机器来对付你了，警察不就是专干这个的？

当然，政府也会把土地无偿转给地产商。会吗？那国有资产不是白白便宜了地产商？是的，除了便宜了地产商，也便宜了官员。给三块地给地产商，然后地产商再把土地无偿地转给官员个人啊，当然也不是全给，大部分吧。陈良宇就是这么干的，当然也还有很多其他仍然混迹官场或者已经退休的人物，比如说小江、小韩之类的。这就是官商勾结抢劫国家和国民了。

当地产价格真的下行了，共产政府终于坐不住了。他们的花销有百分之五六十来自卖地的，房产价格下行加上那些刁商勾结起来不买地了，政府要没钱吃喝嫖赌了。于是，一项项挺楼市的政策出台了，于是房产价格又企稳了。

这就是最典型的官商勾结，公然抢劫国民了。胡温政权也许是中华反人民共和国有史以来最无能的一届政权，最没有作为的一届政权。但他们绝对是最肆无忌惮地勾结商人抢劫国民的一届政权。在这方面，他们有胆有识有作为。温影帝为地震灾民流泪的时候，心里也许就在盘算着怎么抢钱呢。

中国楼市天字第一号炒家和庄家是谁？当然是执政党政府。中国黑社会天字第一号堂口是哪一个？当然是执政党政府。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抢钱高。

中国清华大学的一份调查显示，四川地震收到的760亿元人民币捐款中有80%流入政府财政账户，变成"额外税收"，引起公众质疑。


不过民政部则表示，中国体制决定了，慈善捐款最后经由政府用在了执行具体救援项目。

清华大学非政府组织研究中心所作的调查显示，汶川地震募集的760亿人民币捐款中，政府接受了58%，各地红十字会和公募基金会得到31%，而这笔钱最后仍然由政府部门使用，不归地方性公益组织支配。

调查显示，一些承担灾区援建任务的省份，利用来自社会的捐款，完成本来应由政府财政拨款进行的项目。

救灾捐助资金里面只有11%流向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和16家其他公募基金会，而其中很大部分仍然归由地方政府支配。

政府，还是民间？


政府和民间如何分工做慈善？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方面的负责人说，善款纳入国库管理的好处是，捐赠款项使用都有审计，避免被挪用。

同时有公众认为，民间组织发育不成熟，不能得到像政府那样的信任。

不过质疑者认为，政府在慈善事业方面没有给民间组织足够空间，妨碍了民间慈善组织的发展。这次政府垄断了80%的地震善款分配，使中国现有的200家公益组织不能充分发挥作用。长此以往，不利于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有分析认为，中国现行制度缺乏对中国民间公益组织制度上的保障和支持，至今中国仍然没有出台规范和促进民间公益事业的《慈善法》。

这次，80%的善款流入政府财政的现实再次使中国民间慈善问题受到关注。

博主评论：七百六十亿的百分之八十，也就是六百多亿，一次地震，执政党就黑了这么多钱？真能赚啊。鉴于政府的财政完全是黑箱作业，而政府官员的道德水平比普通人是要低下无数倍的，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些钱都进了执政党的腰包。当这些“善款”流入了政府的腰包，而且被当作本该由政府拨款进行的项目的费用了，那就可以推理说：这些善款的流入，令政府省下了六百多亿的财政拨款，那么这些钱到哪里去了呢？

鉴于政府财政的黑箱作业，以及官员道德水平低下，我毫不怀疑这些善款流到他们的餐桌上、赌台上、洗脚桶里、小姐的文胸里、还有旅行社的腰包里、大峡谷、大堡礁那些最有名的旅游景点了。还有可能是情妇的帐户、儿女留学的费用、后者凯迪拉克？保时捷？法拉利？

政府的角色实在是太多了，官员实在是太辛苦了。在中石油他们是卖油郎，在中国电讯他们是电讯商，在餐桌上他们是老饕、在赌桌上他们是大款、在妓院他们是恩客。

在庙堂上，他们是窃国大盗，在善款面前他们是绿林大贼。

对，他们是大盗、是狗贼，不如改名叫盗贼党好了，这样名副其实。什么共产党啊，马克思要知道他的理论居然被用成这个样子，即便在地狱里也不得心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