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就当地19世纪和20世纪初歧视华人移民的政策作出道歉。

有关的法案由加州华裔议员方文忠和同事莱昂共同提出，经过州议会上下两院一致通过并经州长签字后，已经正式生效。

法案就华人受到的歧视和有关的《排华法案》作出道歉，并承认华人对加州的建设做出的贡献。

方文忠表示，他下一步计划是说服美国国会通过一个类似的法案。

方文忠的祖父就是华人移民，他表示华人对加州建设功劳巨大，但是却曾长期遭受歧视。

他指出，恶名昭著的《排华法案》就是在加州议员的推动下得到国会通过的。

道歉

方文忠说，加州做出道歉是对华裔移民的不公平待遇做出的历史性总结。

他表示希望道歉可以令加州华裔居民解除过去百余年来的心理积郁，迎向更正面的社会生活。

早期的华人移民在加州做的是包括挖沟渠和建铁路等在内的最艰苦和危险的工作，但是他们的工资却远远低于白人以及黑人工人。

而根据当时陆续通过的各项歧视性法案，他们不能成为美国公民，不能拥有房地产、不能作公务员、甚至没有在法庭上指证白人的权利。

为了减少美国华人人数，美国移民法案一度禁止华人女性移民美国，但同时禁止华人与其他族裔通婚。

同时华人也受到种族歧视，不少商店、理发店、饭店等拒绝华人入内。

博主评论：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做错了事情就应该道歉。这是我们小的时候父亲教我们的，也是我们教导我们的儿孙的。做错了事情，道歉、改过，这才是光明磊落的人，堂堂正正的人。文过饰非的人，不会有进步，这是圣贤教导我们的。

加州政府道歉了，因为他们犯了错误，他们没有说那些是前任再前任的人士的错误，我们不承担责任。那么中国共产党呢？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听到他们为了反右、大跃进、文革向国民道歉？为荼毒国民六十年而道歉，为饿死数千万公民而道歉？

共产党也承认了自身的一些错误，但是他们永远都会说是一小撮人的错误，似乎跟共产党无关的。他们是人民的党，人民的政府，所以犯错误的时候是“人民”犯的。自我表扬的时候，就成了执政党了，于是三十年的经济进步成绩全都是他们的，没国民什么事。

这样的党能称为伟大光明正确而且永远正确吗？我只看到小人党，没看到伟光正。

10 从夺实权到丢实权 1931～1934年 37～40岁



国中之国成立前后，毛身边来了一批由苏联培训的高官。毛在他们面前依然摆出独裁作风，这些人不吃他那一套。“外交部长”王稼祥说：“老毛骂人，不行，要找个机会斗争他。”会上他们给他扣大帽子，甚至说他是“富农路线”。这是个可怕的罪名，毛当初曾用它把许多江西共产党人送上刑场。现在虽说他掉不了脑袋，但他说话不再说一不二了。周恩来刚来时，一次开苏区中央局会议，毛照旧拿出主持人的架式，在座的人请他让位，由周主持。毛没法子，请“病假”。同事们巴不得，马上同意，毛就在一九三二年一月生着闷气上了东华山。
东华山是瑞金附近的一座石头山。此起彼伏的大黑石深处坐落着一所庙宇，掩映在浓郁的水杉松柏中。伴随毛住在这里的只有妻子贺子珍和一个班的警卫。庙堂又大又空，透出湿冷的阴气。毛的卧室狭小，泥地上长着幽幽的青苔。门外，冬天的风卷落残存的树叶，不绝的雨滴进石板上的裂缝里，带出渗人的寒气。毛的心情也同样阴暗丧气。

偶遇天晴，毛搬一把板凳，坐在院子里。他带来两只铁皮箱子，里面装着文件、剪报、笔记，跟多年的诗作。警卫员把箱子摞起来，毛读着箱子里的珍藏，思考着下一步怎么办。

高层的机密文件仍定时给毛送来，同时还有他钟爱的报纸，包括国民党的报纸。这些报纸上常有共产党员脱党启事。二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上海《申报》等主要报纸上出现了一个《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伍豪启事》说“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军者无异消灭中国抗日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境地……”，说中共路线为苏联利益服务，“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挥之中国共产党。”“伍豪”系周恩来的化名。
《伍豪启事》毫无疑问是伪造的。直到今天，中共也说不清到底是谁伪造的，为什么不选他人，专选周恩来？为什么早不伪造晚不伪造，偏偏就在周取代毛作红区头号人物时伪造登出？这是巧合吗？而且，毛当时即以苏区主席名义发布告“辟谣”，把《伍豪启事》扩散到根本看不到上海报纸的苏区。
在共产党的世界里，启事使周的名字受到玷污，权威遭到质疑，周的惶惶不安可想而知。尤其是，周不能不怀疑，这不是巧合，是毛在搞鬼。周就这样对毛产生了惧怕心理。从事态的发展可以看出，毛利用周的这一心理，迫周对他言听计从。

这时毛要的是军权。红军那时正久攻赣州城不下，三月初在城下开最高层会议商讨怎么办。毛一得到通知，跳起来就走。天正下着瓢泼大雨，子珍让他等雨停了再走，他不听，出庙门顷刻就全身湿透。他连夜马不停蹄，到了会场便指责军事指挥。同事们并没有把军权给他，大家虽然都同意撤围赣州，但是仍作决议说：打赣州“在政治上完全是正确的”。

大多数人一致同意向西发展，跟湘赣边区根据地连成一片。可是毛坚持去东北方向。争执不下，由周恩来拍板定案。周决定两个方向都去，但只派了三分之一的队伍往西，三分之二跟毛走，包括毛的老搭档林彪手下的红军主力一军团。

周可以不顾多数人的意志，做出这样一个奇怪的决定，显然是他不想树毛这个敌。就是从这时起，周恩来开始了持续一生的对毛的恐惧。毛呢，也一再把《伍豪启事》作为悬在周头上的利剑，一直到四十多年后周临死之际。

跟毛走的红军并没有照他在会上说的往东北方向去。上路后，毛突然改变行程，朝相反方向的东南海岸前进。毛通过林彪把这一既成事实电告中央军委，中央不得不再次开会，认可毛的新路线。后来毛的同事们谴责毛的海岸之行为浪费时间。
四月二十日，毛夺取了靠近海岸的漳州城。毛瞅准了漳州守城兵力薄弱，他去那里是为了私人的目的。

其中之一是获得更大的名声。红军进城时排成四行，军号震天，毛特意骑了匹白马，头戴遮阳盔，一反常态地衣冠楚楚。毛收集了大量关于自己的新闻报导，寄给“战友”们，诸如“红军人漳，沿海大震，漳、泉逃厦者，十万余人……”“帝国主义兵舰集厦门者二十八艘”。毛算准了，他的名气越大，莫斯科越得依他。果然，当他的同事们后来气愤地撤了他的军职时，莫斯科在上海的代表艾威特（Arthur Ewert）告诉中共：“毛泽东是个知名度很高的领袖”，莫斯科反对解除毛的职务。
繁华的漳州还使毛得以聚敛一笔私财。一辆卡车满载着沉甸甸的箱子从漳州开到江西红区，箱子上写着大字：“毛泽东亲收”。公路开到尽头就由脚夫挑。“这是毛主席买的、缴获的书，”大家部这么说。有书，但更多的是金银财宝。挑夫在毛的大弟泽民的监督下把它们秘密挑到一个山顶，然后泽民和两个毛的贴身警卫员把它们搬进山洞。洞口密密封住。除了这几个人，再没别的人知道。毛就这样悄悄地给自己留下条后路。

一九三二年五月，当毛逗留在漳州时，蒋介石调集五十万兵力，准备发动第四次“围剿”。那年“一•二八”日本进攻上海，中国军队奋起抵抗。由于日本此时在上海地区的军事目标有限，国际联盟得以调停战火。在这场一直持续到四月下旬的危机中，中共继续攻城略地。四月十五日，中共口头上“宣布对日战争”，但宣言与其说是抗日不如说是倒蒋，称倒蒋“是直接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的前提”。蒋介石明白中共不会跟他联合抗日，于是在上海危机结束后，重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又开始进攻红色根据地。

收到蒋介石即将围剿的情报后，中央令毛率部返回江西苏区以御敌。毛回电说他不相信蒋会大举进攻，中央的“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毛拒绝离开漳州，又待了将近一个月，直到蒋的意图已公开，毛明显错了，这才不得不于五月二十九日动身。数万红军由于跟着毛绕了个大弯，现在不得不多走三百公里。南方的气候已酷热难当，不少人患病死去。路上他们还得跟新的敌人作战：粤军。粤军一向与蒋介石势不两立，迄今为止避免和红军作战。但毛打漳州震惊了他们，毕竟漳州离广东只有八十公里。他们于是向红军出击。在一个叫水口的地方，红军打了一场少见的恶战，伤亡惨重。(1 打得最勇敢的是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宁都兵变”的将士们。这是自南昌起义以来的唯一兵变。他们的到来使中央苏区红军的兵力增长了三分之一，达五万多人。总指挥季振同把部队带进红军后，很快就后悔了，一再要求“到苏联去学习”。中共知道这是他想逃跑的借口，把他扣了起来，后来处死。)

在毛不听指挥逗留漳州期间，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央实在拿他没办法，曾集体给莫斯科去电，告毛是“百分之百的右倾机会主义”，“完全与国际指示唱反调”。但莫斯科回电说，他们无论如何得跟毛合作，维护毛的威信和地位。

显然，莫斯科认为毛是不可或缺的，其他人可有可无。毛有恃无恐，跟周恩来等会合后，反守为攻，伸手要权，提出红军中设立总政治委员，由他来担任。

七月二十五日，周恩来提议答应毛的要求，“以毛任总政委”。在瑞金的领导们不同意，要把这个位子给周。周找出各种理由帮毛说话，恳求道：这样一来，“政府主席〔毛〕将无事可做”，“实在不便之至”。八月八日，毛当上了红军总政委。

毛就这样在莫斯科纵容下夺回了军权。一九三二年夏，蒋介石首先集中兵力进攻中央苏区以北的鄂豫皖和湘鄂西根据地。莫斯科指示所有红军协力支援这两个红区。毛的任务是率领中央苏区的红军北上进攻若干城镇，以牵制一部分敌军。毛遵命攻击了几个地方，但一遇强敌就停下来。中央要求毛积极出击，“呼应配合”，毛则保持观望，按兵不动。



蒋把红军赶出鄂豫皖和湘鄂西之际，下一个目标轮到中央苏区。莫斯科的战略是迎头反击。但毛再次拒绝执行，坚持要“分散”部队，躲避蒋军。★〔★毛不相信红军能打败蒋介石的数十万大军，他把希望寄托在莫斯科身上。那时莫斯科正跟国民党政府频繁接触要恢复外交关系（一九二九年苏联因为“中东路”事件跟中国断交）。毛认为蒋会向苏联作姿态，给红军留一条生路。中苏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复交。］
中共其他领导认为他的做法是“极危险的”。毛固执己见。用周恩来无可奈何的话说：“争论则不胜其争论”，“令人无所适从”。

一场紧急会议十月初在宁都召开，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中央苏区的八个领导人都出席了。会上大家对毛的愤怒和谴责可以从会议文件里略见一斑。毛被指责不服从命令，擅自行动，犯了“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与会者“开展了从未有过的两条路线斗争〔毛已形同敌人〕，打破了过去迁就和平的状态”。要不是周恩来护着毛，对他的谴责还会更严厉。会后有几个成员向上海报告说：周“在结论中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在上海的博古等人，对毛的行为怒不可遏，超乎寻常地不征得莫斯科代表的同意，就给宁都会议发电报，称毛的行为“不可容忍”，再不能让毛继续指挥红军，甚至建议开除毛的党籍。

不等莫斯科出面保毛，宁都会议就一举拿掉了毛的军权，要他回后方。遵照莫斯科维护毛的声望的规定，向部队宣布时，只说毛是“暂时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莫斯科收到的报告则说毛回后方是“因为生病”。

宁都会议期间，毛两次给上海发电报，请求莫斯科干预。但莫斯科代表艾威特显然也对毛的行为不满，决定用信使，而不是电报，转告莫斯科。莫斯科不同意赶毛出军队，艾威特不得不为自己辩护说：“解除他军职以及谴责他的决定，我们事先都不知道。”

莫斯科对中共说：“毫无疑问毛泽东是错的，但对毛只能用友善的劝说。”“关于你们与毛泽东的分歧，我们再次强调：努力友好地争取他接受积极反击的路线……我们反对在这个时候把毛泽东调离军队，要是他守纪律的话。”究竟对毛怎么办，莫斯科的主管十一月二日紧急请示斯大林。根据斯大林的意见，毛的同事们被责令写报告解释为什么把毛踢出红军。莫斯科批评那些谴责毛的人，赞赏周恩来对毛的和风细雨。

莫斯科的力挺来迟了，毛十月十二日已经离开了宁都，也离开了红军。总政委一角由周恩来接任。毛一生都记恨宁都会议上那些反对他的人，特别不放过周恩来。尽管周为毛缓颊说好话，但他毕竟同意了撤毛的职，而且取代了毛。毛上台后，周作了一百多次检讨。四十年后，身为总理的周，刚被确诊膀胱癌，又正在跟美国、日本等国谈判，却不得不一次次严厉指责自己，罪状之一就是宁都会议。


毛坚决拒绝回瑞金去主持中央政府工作，他到汀州“养病”去了，进了苏区医疗条件最好的教会医院。住宅是一幢两层楼的别墅，原属于一个富有的基督教徒，如今被中共占用作疗养院。房子座落在郁郁葱葱的小山湾中，楼上一圈宽阔的木头平台，给楼下遮荫。平台上四面来风，风把几株芭蕉吹得像扇子一样扇来扇去，雨后闲坐正好看“芭蕉叶大栀子肥”。

这幢别墅现在成了毛泽东与瑞金抗衡的司令部。他把追随者们召来开会，叫他们在国民党打来时不要抵抗，而是撤离前线，要他们对中央指示：“合我口味就执行，不合就不执行。”

一九三三年一月，负责上海机关的博古来到中央苏区。那时中共组织已不能在任何一个大城市秘密存在，原因是国民党治安的成功以及大批中共党员叛变。★二十五岁的博古，入党只有七年，但他聪明过人，跟他有过交往的斯诺称他的大脑“比周恩来更快、更微妙，也许更灵巧”。他的俄文、英文都很好，在苏联受训三年半。他最突出的特点是果断，敢做敢为，尽管他比周年轻得多，资历也差得远，一到瑞金大家仍公推他为中共第一把手。中共领导们对周在毛问题上的优柔寡断、姑息迁就非常失望。他们让周管军事，周并不介意，他没有当头号人物的野心，欢迎有个顶头上司作决策。(★在有关中共历史的书上，中共在大城市的失败被莫名其妙地怪罪到几年前就下了台的李立三头上。)

博古决心对毛采取行动。面临蒋介石大军压境，他必须要做到令行禁止。博古也听到不少对毛的反映。彭德怀就说毛“心术不正”，“侮辱”朱德，毛“喜欢挑起内斗”，毛“手狠，要是你不服从他，他总有办法压服你，他不懂得怎样团结干部”。

博古离开上海时，莫斯科代表艾威特一再叮咛他跟毛搞好关系。但莫斯科允许博古拿毛的追随者开刀。从二月起，这些人，包括邓小平、谭震林、毛的么弟泽覃，在瑞金报上被点名批判。当然只有少数人知道这实际上是针对毛，毛的公众形象并没有受丝毫影响。另外，博古也没有采用毛整人的办法。尽管批判的语言听起来怪吓人的，什么“打得粉碎”，什么“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但仅限于言辞而已，被批判的人并没被当敌人对待，批判完后还给了他们重要职务。

博古打破了毛自立的体系，使全党听从指挥反击围剿。结果是出奇地成功，红军首次进行大兵团作战，在两场决定性的战斗中打垮蒋介石嫡系部队近三个师，使蒋的第四次围剿在三月以失败告终。


蒋的失败因素之一，是他不得不同时对付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这年二月，日本侵略军从东北越过长城向关内进犯，直接威胁古都北平（北京）。日本人在东北成立了傀儡政权满洲国。苏联承认了满洲国，成为除日本、萨尔瓦多和梵蒂冈外，满洲国国旗飘扬的仅有国家。斯大林这样做目的是讨好日本，使日本不致进攻苏联。

中央苏区的胜利，像从前一样，还得益于苏联情报人员，苏联驻华武官雷邦（Eduard Lepin）是中心人物。莫斯科派来若干秘密军事顾问，其中一位德国人李德（Otto Braun）后来几经周折进入瑞金。毛见到他时曾对他表示恭维。李德写道：毛“提到一九三二、三三那个冬天的反击战，称赞它的成功，说他知道是我在上海出谋划策”。

打了前所未有的胜仗，周恩来的地位和安全感都大大增强。莫斯科爱的是成功者，毛紧张了，想到莫斯科也许会移情于周，尤其是毛还曾反对过莫斯科的战略。一九三三年二月，他病也不养了，从汀州搬回瑞金。莫斯科对他的态度一如既往，告诫毛的同事们“不管怎么说，必须团结毛工作……关于毛泽东，你们必须尽绝大努力对他取容忍和解的态度”。

毛继续出席最高层会议，该他主持的他也主持，绝密消息没有瞒他。但毛知道莫斯科对他的青睐不那么靠得住了，报上在批判他的追随者，他十分孤立。几乎没有什么人来看他。“那时鬼都不上门，”毛说：“我是好比一个菩萨，被放在尿缸里，沉过几下，臭得很。”

毛果真是失宠了。一九三四年初，他丢了“总理”职位，尽管仍是“主席”。中共在莫斯科批准下把这个位子给了苏联训练的三十四岁的张闻天。作为对毛的补偿，他升任政治局正式委员。但他没能进入中共的核心：书记处（又称常委会）。莫斯科批准的单子上没有他。开中央全会公布任命时，毛拒绝出席，说是病了。“生的又是外交病，”博古说，但由毛去了。

毛的知名度依然不减。中共和莫斯科的出版物还是继续宣传他。红区、白区、外部世界都知道这个“毛主席”。但在中共核心，博古把毛比作苏联的名誉主席：“老毛今后只是加里宁（Mikhail Kalinin）了，哈哈！”

11 长征前夕：毛泽东差点被扔掉 1933～1934年 39～40岁

一九三三年九月，蒋介石调动五十万大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那年五月，蒋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默认日本人占领华北大片土地，他得以腾出手来对付红军。

这时蒋已在苏区外围修了公路，集结大军，调运粮草。他的军队围住苏区，逐步推进，一次推进几公里，然后停下来修筑碉堡，筑成后再推进。碉堡与碉堡之间机关枪构成封锁火力网。如彭德怀所说：蒋“使我中央苏区逐步缩小，即所谓竭泽而渔”。

红军人数大大少于蒋，武器装备也处于劣势。蒋介石聘请了德国顾问团训练军队，特别采纳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整德军的冯·赛克特将军（Hans von Seeckt）的建议。面对蒋介石的进攻，中共和莫斯科都决心保卫瑞金。既然蒋有德国人帮助，莫斯科加强了对中共的德国顾问力量。派驻上海的是军事专家斯坦恩（Manfred Stern），此人后来在西班牙内战时以克虏伯将军（General Kleber）的名字著称世界。李德这时被派往瑞金，作中共的现场指挥。

中共在一大块稻田中给李德修了一所独立的房子，要他没事别出房门。他是个“洋鬼子”，招人注意，当时国民党正在宣传中共受苏联的指挥。中共领导人给李德提供了一位太太。女方条件是“身体健壮”，似乎不如此不足以应付外国人的性欲。朱德夫人康克清说：“当时女同志都不愿意嫁给一个不会说中国话的外国人，所以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对象。”后来找到个“大个子，长得不错”的前童养媳。“当组织上动员她给李德做老婆时，她起先表示坚决不干。过了几天，通知她说：‘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帮助中国革命的领导干部，给他做老婆，是革命工作的需要，组织已决定你同他结婚。’她勉强服从了这个‘组织决定’。婚后，两人关系一直不好。”

在这第二次包办婚姻中，前童养媳生了个男孩。孩子的肤色黑黑的，更接近中国人而不像白种人。毛泽东开玩笑说：“这可无法证实日耳曼民族优越的理论了。”

跟李德最要好的是中共第一号人物博古。他们曾在上海一块儿工作，现在一块儿讲俄文，放松时跟翻译打牌、骑马。管军事的第二号人物周恩来也跟他来往频繁。毛不会说俄文，很少见李德，见面时，李德注意到，他总是“保持着庄严的矜持”。莫斯科使者跟博古、周恩来要好，对毛显然不利。


到一九三四年春天，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进逼已经六个月。无论莫斯科的顾问还是中共领导都没有办法对付蒋的碉堡政策和占绝对优势的兵力。大家心里部明白，根据地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三月二十五日，莫斯科来电说瑞金的前景很不妙，要中共准备撤离。一接到这个电报，博古首先想到的是“扔掉”毛泽东。二十七日，上海电告莫斯科：“瑞金来电说毛长期生病，要求将他送往莫斯科。”毛并没有生病，只是博古等人怕毛在危难之时捣乱，眼下最需要的是团结。

莫斯科四月九日回电“反对毛来”，理由是旅途须经过白区，不安全，“他一定得在苏区治病，不管花多大代价都行。只是在当地实在没办法治而有死亡危险的情况下，我们才同意他来莫斯科。”
毛也无意被打发掉，“我的身体很好，哪儿也不去，”他说。但博古又想出个万无一失的法子：把毛留下来扛中央苏区这面大旗。毛身为政府主席，留在苏区等于向外界宣布红色政权依然存在，这是莫斯科无法反对的。

中共高层谁也不愿意留下。留下很可能是死路一条，不是战死就是被国民党抓去枪毙。毛的么弟泽覃、毛带去参加中共“一大”的何叔衡以及中共前头号人物瞿秋白，都这样死去。留下而又活下来的人不少充满怨气，陈毅就是其中之一。他是留下守摊子的第二号人物，原因是大腿上受了伤没法走。他曾躺在担架上去见朱德，请求被带上，但没有用。二十多年后他还愤愤不平地说，当时“大家都认为靠着军队不危险，不愿留下”，“而对我则说得漂亮，说：‘你是高级干部，本来应该把你抬走，因为你在江西搞了十几年，有影响，有名望，又懂军事。中央走了，不留下你无法向群众交代。’”
说漂亮话的是周恩来，陈毅显然对这套冠冕堂皇的话嗤之以鼻。

毛泽东知道，留下来即使不丢性命，政治上也等于宣判死刑，因为他将远离中央与红军。随后半年时间里，毛全力以赴不让博古等人把他丢下。

毛的主要办法是守候在撤离的出口。当时首先考虑的突破口是苏区南线。毛立刻来到南线司令部会昌。

南线领导人都看出突然光临的毛在他们那里没什么公干，他满清闲的，早上去爬山，还写了首词：“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他爱拐到当地部队办公室兼住房去，躺在床上跟人聊天，甚至亲自给下面部队修改文件，“有时修改一个花上一、二个小时的时间”。
到了七月，来也突然的毛去也突然，回到瑞金。突破点改变了，不再是南线，而是西边。一支八千人的队伍由那个方向离开红区去探路。毛带上二十多个随从（秘书、医护、厨师、马弁、一班警卫）去了瑞金西边的鄠都。毛的落脚点是当地指挥部，距撤离起点鄠都河渡口一箭之遥，只需过街穿越一个宋代的城洞。毛在这个渡河口住了下去，一直住到跟大队人马走。

离开瑞金来鄠都前，毛要大弟泽民把他的宝藏，那批两年前从漳州运回来藏在山洞里的金银财宝，全部交给博古。私藏缴获品，直到最后一分钟，是不小的过失。这不仅完全违背他自己制定的“三大纪律”之一的“一切缴获要归公” ，还表现出毛头脑里曾经转过跟党跟莫斯科分手的念头。但毛别无选择。国民党军队打来了，金银财宝埋在山洞里没用了，还不如拿出来“买”张“离境票”。此时的中共非常缺钱，一再向莫斯科求援。毛送上一大批财富，可算是雪中送炭。毛又向博古许诺说，带上他走他一定不会捣乱。博古终于同意了。当然博古不同意也不行，毛就“赖”在离境口。

被认为“政治上动摇，在党内老是犯错误”的中央苏区副主席项英被指定留守。项是中共领导中唯一出身工人阶级的人，他毫无怨言地接受了这个谁也不愿干的事。但他对中央带着毛走非常担忧。项英了解毛。他一九三一年到苏区时正碰上毛大杀AB团，当时就说毛这样做是为了私人权力，他尽力刀下救人。毛因此痛恨项英，曾指使受刑人咬项英是AB团。据周恩来后来对共产国际说：“被捕的人口供说项英属于AB。”苏联当时的驻华大使潘友新（Aleksandr Panyushkin）记载道：毛“想搞掉项英，因此指他是AB。只是由于政治局的干预毛才没能干掉项英”。一九三二年宁都会议时，项英是最坚决要把毛赶出红军指挥部的人之一。毛对项英的仇恨最终导致项英十年后的死亡。

项英向博古强烈建议不要带毛走。李德写道：项“明显地提及毛泽东在一九三○年左右推行的迫害忠诚的共产党人的恐怖政策。他警告说毛跟党中央对着干的严重性不可小觑。毛一时的节制只是出于策略的考虑，一有机会他就会跳出来把红军和党一把抓在手里。”李德说，但博古不知为何特别乐观，“他说他跟毛好好地谈了一次，相信毛不会挑起争夺领导权的危机。”

毛这时也确实开始好好表现。七月以前，在南线时，他不断批评中央，叫那里的部队不要听中央的，按他本人的指示办。当一个干部对毛说他被任命为土地部长时，毛说：“你不要当土地部长，你去当会昌县苏维埃政府主席。”

一到九月，毛的行为大变。爱跟他一道贬低中共其他领导的林彪来看他，跟林同行的聂荣臻注意到毛完全没有“在暗中搞什么宗派活动”，反而是小心“注意纪律”。

根据美联社的报导，一人权观望组织在25日周六表示，大约30,000名中国钢铁工人在抗议公司合并计划时候与警方发生冲突，企图兼并该公司的总经理也被殴打致死。

设在香港的人权和民主信息中心在一份传真声明中表示，周五在通化市的东北部发生冲突，并造成数百人受伤。愤怒的通化钢铁集团员工在抗议时将建龙公司的总经理陈国军殴打致死。该消息已经被陈的朋友所证实。

根据该信息中心表示，通化钢铁集团的员工反对建龙钢铁公司对该集团的控制。设于北京的建龙公司在去年暂时控制过通化钢铁集团，但是通化的员工们指责建龙公司需要对当时的经营不力负责。 另一个使得工人们愤怒的原因是去年陈国军的收入达到300万元人民币（约438,000美元），而去年的通化退休职工每月的收入只有200元人民币（约29美元）。

根据该信息中心的说法，去年建龙接手通化集团后，因为钢材价格下降造成了财政损失，随后建龙就放弃了通化集团。但是今年钢材价格反弹，使企业扭亏为盈，于是建龙又准备接手通化集团。

记者致电该钢铁公司所在的通化地区政府办公室，一位女性表示在周五发生了抗议，但她表示不清楚人员死亡或被捕的细节。 记者还致电通化市政府，一位男性表示，中共省政府及中共的领导人已经介入此事。通化公司总部和地方党委办事处则没人接听电话。

北京正试图简化中国的庞大钢铁工业，通过一系列的合并来建立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钢铁生产商。但是兼并往往伴随着裁员，有时会因为工人得到太少遣散费而爆发不满。

博主评论：这几年，侵吞国家资产的事例频频发生，由此引发的暴力事件也层出不穷。国家资产“私有化”以后，往往连带着的，是一群职工的赤贫化。工人为企业辛勤工作一生，退休工资没有了，医疗保障没有了，收入没有了，房屋也没有了，一下子从五、六十年代光荣的“工人无产阶级”直堕入赤贫阶级。他们怎么能够不反抗？

也有不反抗的，窝窝囊囊地接受一切，老实巴交地过了一辈子，反抗共产党？他们想都不敢想。可是你不反抗正中当地政府和官员以及企业高层的下怀。他们拿着侵吞的国有资产花天酒地，管你日子过不过得下去。

俄罗斯的国有资产流失更加严重，可是他们的国有资产流失至少换来了民主和自由。尽管普金上台以后，俄罗斯的民主、自由有所退化，但无可否认的是普金上台后其政府对国民还是比中国政府好无数倍。普金不断打击各个行业的侵吞国有资产形成的行业寡头，给予国民的待遇却比叶利钦时代要好得多，有点劫富救济贫的味道，所以国民基本上还是拥护普金的。

侵吞国有资产在中国手段比俄罗斯丰富多彩得多，却没有换来半分自由、民主，而是换来了更多的欺压，更多的独裁，更多的专制。一个小厂被侵吞，失业甚至失去谋生手段，堕入赤贫的只有几百人，随便哪一级官员就弹压下去了。可是几百万一千万却满足不了那些大奸大恶的官员和企业主的胃口，他们要更大的，数十亿上百亿的，他们在步步进逼。于是出现了几万工人抗争的现象，于是那总经理被群殴至死了。

这次共产党将如何处理？照旧弹压？照旧秋后算帐？可是胡温们想过没有？现在是几乎天天到处发生的小规模群体抗暴，假如他们联合起来的时候，你们准备怎么办？共产党数十年前打江山的时代，天天叫嚣”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那当中国人相当一部分联合起来的时候，你们将怎么办？

堕落的政治体制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同时引发无数暴力抗争现象。政治体制改革，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胡温之辈大概觉得等死好过找死，好死不如赖活着。可是等死就一定比找死更缓慢吗？改革政治体制是消除、减缓社会矛盾爆发的唯一手段，否则官逼民反的一天不会太久远了。风雨飘摇的政权外表还很漂亮，如同上海华丽转身倒下的大楼，可是根基早就没有了。和谐不是驴粪弹，外表再漂亮，里面就不臭了吗”？

PX项目在厦门因市民集体抗议而被迫叫停，如今由大连福佳大化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在开发区大孤山石化产业园区的PX芳烃项目正式投产运营，开发区大孤山位于大连市区东北部,冬春季节北风常刮,那是大连的上风口，国际组织规定这类项目要在距离城市一百公里以外开发，我们大连市区距此项目才20公里！这种巨毒化工品一旦生产，意味着放了一颗原子弹，大连人民以后的生活将在白血病、畸型儿中度过。我们要生活、我们要健康！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见短信后群发给大连所有朋友!

工厂建设是非常低调，保密做的很好，投产了广大大连人民才知道。从来没听取过人民的任何意见，






网友打电话投诉，结果就是踢皮球，接着网友打到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孤山环保局，当事人不是拒绝接听就是推脱说听不清！

关于PX项目的一些链接：
2005年11月吉林双苯厂爆炸，引起的松花江污染事件，连俄罗斯人都胆战心惊，罪魁祸首就是这种PX。PX全称对二甲苯，属危险化学品和高致癌物，对胎儿有极高的致畸率。ＰＸ项目的生产可能导致的安全后果和污染隐患，选择生产厂址，国际惯例是类似项目距离城市一般在70-100公里。
据厦门ＰＸ一组让人震惊的数字，一旦PX开始生产，每年将有大约600吨的化学物质不可避免地泄漏到大气中．引用院士赵玉芬的原话“哪怕这个项目采用的是世界上最好的环保生产设备和工艺，这600吨的泄漏也是无法控制的,这个被称为是化工企业的跑冒滴漏现象。泄露所引起的后果导致男性丧失性功能、癌症多发、畸形儿。 "







全都禁止发言了




网友抵制PX做的衣服

袁东星教授的一些担忧，在提案中是没有被具体提到的，但这绝对是一组让人震惊的数字。

　　根据初步估算，加上翔鹭石化在厦门已经投产的PTA(苯二甲酸)项目，一旦PX也开始生产，每年将有大约600吨的化学物质不可避免地泄漏到大气中。

　　“哪怕这个项目采用的是世界上最好的环保生产设备和工艺，这600吨的泄漏也是无法控制的。这个被称为是化工企业的跑冒滴漏现象。”

　　她说，就比如我们在家里炒菜时往锅里添加酒或者醋一样。尽管我们是往锅里添加，但鼻子却能嗅到酒或醋的味道。因为在我们添加的过程中，已有少量的酒精和醋挥发到了空气中。化工企业在生产的时候，各种流程和环节不可能避免这种泄漏。

　　对于从事环境化学研究的袁东星来说，专业领域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化学物低剂量的长期暴露是相当危险的。因为到现在为止，很少有专家或者机构对这种长时间跨度下化学物的影响及危害进行过全面深入的研究。

除此之外，还有化学物泄漏后与一些不确定物质结合在一起产生的协同效应和加和效应。它们带来的危害可能远远比单纯的单一化学物挥发要厉害得多





群被删除

地瓜哥哥 22:46:14
那个群可能被控制了 服务器拒绝您的请求，对方拒绝加入成员
; 22:46:21
啊
地瓜哥哥 22:46:50
现实远远比你想象中更可怕
; 22:47:03
，，
地瓜哥哥 22:48:13
替我告诉群里的兄弟们 都多多保重
地瓜哥哥 22:48:27
最好还是单线联系
地瓜哥哥 22:48:33
群已经被监视



103.3电台还找了个身在北京的所谓“环保专家”，仔细一听，竟然是某个企业里的“专家”，叭叭了20多分钟，全是在鼓吹大连PX项目的好，自称全程参与了大连重大化工项目的环评，竟然连对二甲苯的毒性都说不清楚（解释说因为采访太急，没带材料）。
我崩溃了！
连基本毒物性质都记不住的人，竟然还敢自称专家？竟然还全程参与环评？？！！
这个采访除了激起更大的民愤之外，不会起到什么好的作用！！！


HELP：我要呼吸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这是一封来自中国沿海城市--大连的求救信！
日前，大连福佳大化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在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孤山石化产业园区的PX芳烃项目（对二甲苯）正式投产运营，该项目位于大连市区东北部，那是大连城区的上风口,冬春季节的北风，将会把厂区上空的污染空气吹送到市区上空，直接威胁到700万大连市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作为大连的市民，我们知道PX 不是确定的致癌物，但是高致畸形物，影响的是我们的后代。
PX （对二甲苯）不是一定不能建，但必须和城市保持相当的距离。 国际惯例是100公里以上，台湾韩国一般在70公里，而国内仅20公里，大孤山化工产业园离大连主城区不到20公里，距离开发区市区仅7、8公里。 距离实在实在太近了。一旦泄露，污染的整个大连。即使没有严重泄露事件，生产过程中难免的冒跑滴漏，对后代的影响是无法挽回的！
而当地政府却始终在鼓吹项目的安全性和经济性，不肯听取人民的意见，甚至封杀群众在网络上的留言！
我们求助无门，只好向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求救，请求你们拯救大连市民，拯救我们的后代子孙！

网友写的文章



致中共大连市委书记夏de ren和代市长李 wan cai的一封公开信(2009-07-21 22:09:58)


夏书记和李市长：
你好。作为一位普通的大连公民，我觉得有必要在这个时候写一封信，说出自己的内心想法。最近，不少大连市民都在质疑大连福佳大化石油化工公司公司在开发区大孤山石化产业园区新近投产运营的PX芳烃项目，人民担心这种高污染的化工项目投产后，可能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对美丽的大连造成污染和不可挽回的危害。而且很多市民了解到厦门那个类似的事件后，更增加了担忧和不解，当然也对这件事的走向产生某种乐观的期待。
我是一名中共党员，也是一名新闻从业人员。我为大连这座城市自豪，也为我能身在其中工作和生活而自豪。但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市政府的不少决策出台前缺少民意调查和听证，导致很多市民不满，实际效果也并不理想，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也是为公民服务的，公民有不满的情绪当然需要发泄，有不同的看法当然需要说出来，问题是，出口在哪里？我们讲和谐社会，如果一味封锁新闻媒体，网络删贴，那就会和谐了吗？答案不言自明，那只会激起更大的民意反弹。翁安事件等一些突发群体事件，说明了一个问题，越是在这样的时候，越考验地方政府领导人的执政能力和水平。有效而合理的方法可以化解危机，否则只会越来越糟。这是我们六百万大连人民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大禹治水，靠的是疏导而不是堵，对待民意也应该借鉴古人的智慧，从善如流。
鉴于此，我以一个公民的身份提出如下建议，希望市领导能够采纳。一、立即暂停福佳大化这个px项目的生产运营，等待具体结论出台后再定。二、向公众公开国家环保局的有关环保测评文件以及相关企业的相关环保措施和应急方案。三、邀请国内知名的环保专家和石化专家，向公众解释有关PX项目的知识以及污染标准和后果。四、市政府有关部门召开记者发布会，回应公众的质疑和问询。五、通过合适的方式和手段展开民意调查，决定这个项目是否停建或者搬迁别处，顺应民意，给六百万大连市民也是纳税人一个满意的答复。六、不要贸然采用司法手段，避免公检法等司法机关面对民众时反应和执法过度，以防酿成严重后果。
大连是一座美丽和谐的城市，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希望生活的城市充满污染，充满安全隐患，也不希望自己的下一代受到伤害。发出声音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而为纳税人服好务是政府的义务和职责，这个关系不能错位，也不应该需错位。我们的党讲三个代表，讲和谐社会，讲科学发展观，不是光挂在嘴边，而是要落到实处。忘了这几点，就忘了立党的根本。最后祝夏书记和李市长工作顺心生活愉快，每天有个好心情。
大连市民 卢壬子


上访信


PX是英文p-xylene的简写，中文名是1，4-二甲苯，别名对二甲苯。PX（对二甲苯）用于生产塑料、聚酯纤维和薄膜。
　　【中文名称】 1，4-二甲苯
　　【英文名称】 1，4-xylene；p-xylene
　　【别 名】 对二甲苯
　　【结构或分子式】 C8H10；C6H4(CH3)2 外观与性状无色透明液体，有类似甲苯的气味
　　【分子量】 106.17 蒸汽压 1.16kPa/25℃ 闪点：25℃（闭式）
　　【熔点（℃）】13.2
　　【沸点（℃）】138.5
　　【溶解情况】不溶于水，可混溶于乙醇、乙醚、氯仿等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作为合成聚酯纤维、树脂、涂料、染料和农药等的原料
　　【密 度】 相对密度(水=1)0.86；相对密度(空气=1)3.66
　　【稳定性】 稳定
　　【危险标记】 7(易燃液体) 性状 无色透明液体，有芳香气味，有毒！
　　2.对环境的影响:
　　一、健康危害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二甲苯对眼及上呼吸道有刺激作用，高浓度时对中枢神经系统有麻醉作用。
　　急性中毒：短期内吸入较高浓度核武器中可出现眼及上呼吸道明显的刺激症状、眼结膜及咽充血、头晕、恶心、呕吐、胸闷、四肢无力、意识模糊、步态蹒跚。重者可有躁动、抽搐或昏迷，有的有癔病样发作。
　　慢性影响：长期接触有神经衰弱综合征，女工有月经异常，工人常发生皮肤干燥、皲裂、皮炎。



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
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
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
此后他们追杀工会成员，
我不是工会成员，我继续不说话；
再后来他们追杀天主教徒，
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马丁•尼莫拉牧师。波士顿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铭文。19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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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他们建30万吨原油码头，
我不靠海边住，我不说话；
接着他们开建红岩河核电站，
我离瓦房店远，我也不说话；
后来他们引入英特尔的芯片工厂，
只是开发区那边的水消耗与污染，我还是不说话；
最后，他们开始建PX项目了，谁也不为谁说话了。
-----一个普通大连人 大连PX项目受害者纪念碑民铭文。 20XX年









就这些吧，网上还有很多，当时厦门也要弄这个PX项目，人民集体反对，站出来个专辑 张玉芬，阐述道理，没弄成，现在大连人连知情权都没有，领导为了GDP，连人民的命都不在乎。

一旦把红军中曾经反对他的人杀得差不多了，毛就着手对付江西共产党人。十二月三日，他派李韶九去江西领导人所在地富田，给了李一张单子，单子上都是那些夏天开会把刘士奇选下台的人。毛说那个会是“反对毛泽东”的“AB团取消派的会议”。他下令：“来一个大的破获，给以全部扑灭”。他下令：“各县各区须大捉富农流氓动摇分子，并大批把他们杀戮。凡那些不捉不杀的区域，那个区域的党和政府必是AB团，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负责人捉了讯办。”

李韶九在十二月七日到富田，当晚便抓人用刑。一种刑法叫“打地雷公”，把竹签从手指头与指甲盖之间的缝里打下去，一锤锤钻心的痛。另一种刑法，用香火烧，也是慢慢地折磨，教你生不如死。李韶九还为江西领导人的妻子备有专门的刑法。据受害者事后的控诉，他“将女子衣服裤子脱下无片纱，用地雷公打手，线香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

暴行激发了一场兵变——第一场直接地、公开地反对毛泽东的兵变。领导人是刘敌，并不是江西人，而是毛的湖南老乡。毛曾派他去江西红军中作军官，想用他协助掌握江西红军。李韶九一到富田就把他找来，先对他说有人咬他是AB团，吓唬他，然后跟他说只要他合作就没事儿，还能升官。

在兵变后给中央的报告中，刘敌写出是什么促使他挥戈而起。他看见李韶九的屋里“酒肉火腿摆着桌上，大喝大吃”，而脚边是受刑的同志。他听见李韶九“非常起劲高兴”地讲他怎样刑讯，周围的人又怎样恭维他。“尤其是李韶九说不是AB团问题，全是政治问题，更使我怀疑而肯定这里面一定有鬼”，“一定是毛泽东弄鬼派走狗李韶九来屠杀江西党的干部”。

刘敌决心拯救他的同志。他先假装顺从，对李韶九说：“我是你老人家的老部下，我的政治水平非常低，你老人家是完全知道的，现在幸喜你老人家来了，我只有尽量的接受政治教育，承认错误，我相信毛泽东同志总不是AB团，你老人家总不是AB团，军长总不是AB团，我总为你们三位是追是随”。这样一来，李“便安慰我不要恐慌，因为他们又要审人了，要我到小屋子里去坐，门口一条〔原文不清〕守着，听到李韶九审政治部政务科长尚子龙同志，被地雷公打得听天喊地，我便在屋子里铺上睡着打主意。”

第二天一早，刘敌继续装作讨好李韶九：“用足踢李一下子，眼睛睬他一下子，李又随我出另到一间房子，那时我又横竖是不要脸，同他大排谈一番，专门讲小话，这样一来他相信了我。”李韶九要他“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法将你这团的AB团马上肃清”，告诉他AB团就是那些毛“调不动”、“靠不住”的部队。

刘敌回到部队，同志们“都非常稀奇，同时喜欢”，“那时党内一般干部都感觉得同志之生命毫无保障，非常恐怖”。他讲了他的所见所闻，大家都愿意随他行动。十二日，刘敌集合起部队，直奔富田，“救出一大批被陷同志”。他没有想要加害毛的走卒，李韶九跟其他人都安然逃走。（后来，李死在复仇者手上。）

当晚富田出现了“打倒毛泽东”的大标语。第二天上午在富田广场召开了反毛的士兵大会。下午，江西党组织离城退到六十公里外的赣江以东。他们散发通告，这样描述毛：“毛泽东为人谁都晓得，是极其奸猾，个人意识非常浓厚，英雄思想充满了脑筋，对同志素来是命令主义恐吓手段，惩办制度，对党一切问题素来是少有会议讨论解决，无论在某一问题只要他发表意见，便谁都要赞成，否则他即借组织来对付及拟造新的谬误理论来为难。”“毛还经常惯用政治手段来打击同志”，把党组织作为“个人系统，做他个人工具利用。总之，毛泽东他平日的一切言论行动工作的表现，已经不仅不是一个革命领袖，而且不是一个无产阶级战斗者——布尔什维克党员。”通告称毛想做“党皇帝”。

在场的中央巡视员不准公开抨击毛，说毛“与国际革命都有影响”。江西共产党人服从了命令，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中央。他们派刑讯受害者去上海汇报，给中央看他们的遍体鳞伤，说毛“阴谋屠杀江西党的干部，破坏江西党的组织”，说“毛泽东素来是反对中央的。中央屡次对前委工作指示，他屡次以个人拿些无谓的实际问题来驳批，故意不执行，中央来的通告少翻印传达下级去，中央派来的同志不理，并故意为难。……中央曾屡次来信调动毛泽东工作，然而他终置之不理”。

但是，从苏联回国后主事的周恩来遵循莫斯科的指示，完全给毛泽东撑腰——哪怕他亲眼看到忠诚党员的刑伤，还对“波兰毛子”瑞尔斯基说：“逮捕刑讯我党党员的事确实是事实。”在斯大林主义的世界里，整人的人总是占上风，莫斯科要的是最狠、最下得了手的人，非这种人不能成事。江西共产党人虽然忠于党，但是可以被牺牲掉。中央叫他们“毫无抵抗的执行”毛的命令，否则就要“无情的与他作武装斗争”，也就是说被消灭。莫斯科下结论说，毛“根本上是正确的”。

对毛来说，这又是一个里程碑。莫斯科支持他屠杀对党忠心耿耿、没有给党造成任何危害的共产党人。

莫斯科还下令把江西共产党人的申诉转交给毛，示意毛可以随意处置。在那些血泪凝成的信件顶上，是几个瘦骨嶙嶙的大字：“译后退还交毛”。意思是，翻译成俄文呈莫斯科后，交给毛。这是康生的笔迹，笔迹好像反映出他那小胡子和金丝眼镜组成的瘦削面庞。康生是中国艺术、特别是春宫艺术的监赏家，对怎样用肉体和精神刑法折磨人，也有胜人一筹的见地。他时任中共组织部部长，跟毛没什么个人关系，只是仰承莫斯科的鼻息。未来，他将成为毛迫害干部的左右手，并因此臭名昭彰。眼下，他大笔一挥，那一行冷漠的字便置无数人于死地。

毛审讯、处决了刘敌和其他仗义救人的官兵。行刑前，他们被押着在红区巡回示众。行刑时，基层干部一律组织观看。

红色江西卷起杀人的狂潮。据一九三二年五月的一份秘密报告，当时“一切工作停顿起来，用全力去打AB团”。“弄得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在打AB团最激烈的时候，两人谈话，都可被疑为AB团……凡打AB团不毒辣的，都认为与AB团有关系。”审讯时，“有用洋钉将手钉在桌上，用篾片插人手指甲内，在各县的刑法种类，无奇不有……坐轿子，坐飞机（各县皆然）坐快活椅子，虾蟆喝水，猴子牵缰，用枪通条烧红捅肛门（胜利县）……等。就胜利说，刑法计有一百二十种之多。”有一种想像丰富的刑法叫“仙人弹琴”，用铁丝从睾丸穿过，吊在受刑人的耳朵上，然后用手拨拉，像弹琴一样。杀人的办法也多种多样，“剖腹剜心”是常见的。

数万人就这样死去，仅红军就有一万人死亡，是所有毛管辖下红军的四分之一。这是中共党内第一次大规模清洗，远远早于斯大林的大清洗。这场屠杀今天还被重重遮掩，毛的直接责任与动机，他的残忍，更是禁区。

不仅是江西，红色闽西也笼罩在血雨腥风中。一九三○年七月，那里的共产党人像江西一样，趁毛率朱毛红军北上长沙时，起来把毛控制他们的人选下了台。如今，成千上万的人被害，仅八十年代官方平反的有名有姓的就有六千三百五十二人。有一个县，锈迹斑斑的铁丝穿过即将被杀的人的睾丸，牵成一串游街示众。恐惧、失望、厌憎，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在被派去香港买药时逃亡。他只是众多共产党高级干部中叛逃的人之一，另一个是彭德怀视为亲儿子的郭炳生。

富田事变发生时，江西共产党人曾向朱德、彭德怀寻求支持。“同志们，”他们痛苦地呼吁：“党内永远永远就这样暗无天日吗？”朱、彭并不是不反感毛。朱德在事变后的一天晚上，喝了很多酒，向重逢的老战友龚楚吐露心曲，说他们的好多朋友都被害了，“这个幕后主使人，你是会知道的（意思是指毛泽东——原注）……杀AB团引起的富田事变，也完全是老毛一个人所弄出来的。许多同志全给自家人杀害了！”

但朱、彭没有支持江西共产党人。毛的背后站着中央，站着莫斯科，跟江西共产党人联合就意味着自绝于党。毛也已做好准备，随时可以让朱、彭做刀下鬼。朱德的总司令部就大肃AB团，五个副官杀了三个。毛随便可以叫某个受刑的人咬朱德。至于彭德怀，连苏军情报局都风闻传言，“彭可能跟AB团有关系。”

毛不仅要挟朱、彭，他还让他们手上也沾染战友的鲜血。判处刘敌死刑的“审判官”里就有朱德。
朱、彭没有起来反对毛还有另一层原因。一九三○年十二月富田事变时，打败了国民党内对手的蒋介石，正要对红军进行第一次“围剿”。朱，彭关心红军的命运，担心同毛对着干可能毁掉红军。而毛，在这次跟后来的围剿中，都没有停止过打AB团。在战争的间隙中，毛打得更凶狠，到了党内报告称为“无以复加”的地步。刚刚在战场上跟国民党军队作战的人，有的一下战场就被毛的刽子手处死。

毛的铁石心肠使他发明了一个抵抗蒋介石的有效战略：“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毛的理由是国民党军队不熟悉地形，因为交通不便，得依赖当地给养，中共可以通过控制老百姓使国民党军队断水断粮。毛命令所有老百姓“坚壁清野”，将粮食炊具藏起来，用大石头把井填死，然后藏身到山里去，让国民党军队没有粮食、水源、劳工和向导。这个战略给红区老百姓带来极大困苦，把他们的家乡变成战场。
毛的策略不得人心，但它行之有效。一名国民党指挥官后来说他的部队经过的地方“看不见人民，房屋一空如洗，没有粮食，没有锅碗瓢杓……军事情报一点也得不到”。蒋介石也在日记里写道：“剿匪之难甚于大战，盖彼利用地形之熟识与胁从之民众，避实击虚，随所欲为。”

然而对红军打胜仗起关键作用的，还不是毛的无情战略，而是苏联人的帮助。第一次围剿刚开始，莫斯科就建立了军事顾问组，在苏联制定战略战术。在上海另设军事委员会，由苏联人跟其他国籍的人，特别是德国人组成。苏军情报局派头等情报人员、俄德混血儿左尔格（Richard Sorge）来上海，接管有一百多名工作人员的谍报网，任务是向红军提供情报。左尔格的助手之一是毛未来的亲家张文秋，他们之间的介绍人是共产国际的间谍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左尔格后来扬名世界，因为他准确地向斯大林提供了日本在德国侵苏后，不会在远东乘机进攻的情报。他死在日本人的绞刑架下。
左尔格在中国的主要功劳，是打入了蒋介石南昌行营的德国顾问团。一名叫斯多兹勒（Erich Stölzner）的顾问的太太满腹牢骚，左尔格就利用她偷出了国民党的密码，包括行营与作战部队联系的密码。中共本身在国民党情报部门也有杰出的间谍，为毛的成功作出了贡献，钱壮飞就是其中一位。

这层层情报网使毛准确地获知国民党军队的行动。一九三○年十二月三十日，毛用四万军民设下了埋伏圈，专等九千国民党军队入套。毛在前一天就得知哪支部队要来、什么时候来。拂晓，他在远处的山上等待，心里寻着诗意。晨雾未散，满山都还隐隐约约，“雾满龙岗千嶂暗”。太阳升起来了，“万木霜天红烂漫”，遍野枫树，像血一样地红。埋伏战也在这血样的山上打响。到下午结束，国民党军队大部分投降，指挥官张辉瓒做了俘虏。毛召开群众大会，会上拿张辉瓒示众，口号包括：“杀张辉瓒的头！吃张辉瓒的肉！”张辉瓒的头真的被割了下来，钉在一块门板上，放进江里，顺江流到国民党的行营南昌，一面小白旗宣告这是给他上司的礼物。

这场埋伏战的胜利使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以失败告终。毛的声望大增。人们只知道毛的“诱敌深入”，但光是“诱敌深入”是赶不走进攻之敌的。打胜仗靠埋伏战，而埋伏战成功的关键是准确的情报。苏联人在反围剿中起的决定性作用鲜为人知。当时毛和他们的关系到什么程度呢？毛甚至要求莫斯科给他毒瓦斯！

一九三一年四月，国民党军队卷土重来，进行第二次围剿。毛使用同样的“诱敌深入”战略，加上同样的苏联情报和援助，又胜了。但七月初，蒋介石亲自率领三十万大军前来进行第三次围剿，毛就没那么幸运了。蒋军是毛的十倍，蒋又改变了战术，使红军无法打依赖情报的埋伏战。红军被逼得一退再退，两个月后，红区只剩下几十平方公里。就在这个关头，毛得救了：蒋介石突然停止了穷追猛打——“九一八”事变爆发。

一九三一年，日本不断在它早已觊觎的中国东北制造事端。蒋介石的政策是：“攘外应先安内”，先扫平红军，再对付日本。九月十八日，蒋从首都南京登舰去南昌行营，要给毛日益缩小的根据地致命一击，但就在那天晚上十点钟，日本入侵东北。东北的长官张学良，人称“少帅”没有抵抗。六十多年后，他告诉我们为什么不抵抗：“我们没法打胜。日本出一师人，我们就完蛋了。我们军队的能力也没人家的强，我们军队的一切都不如，哪里能打胜？只能说是游击战，混战。我们可以出这种野蛮的行动，这种可以，要说真正的，一个对一个打，那是没法打。中国军队的素质，那跟日本是没法子比，日本的军队我佩服得很。日本军队实在是好。”“《大公报》的一个记者叫王芸生，他说了一句话，我很佩服他。他说在任何人也出不了第二个政策，也只能是这个政策。”

九月十九日，蒋介石到达南昌时，日本已经占领了东北的首府沈阳和其他主要城市。他只得匆匆于二十日折返南京，处理危机。他没有向日本宣战，原因跟张学良差不多：打，不啻以卵击石。日本也没有向中国宣战，它没有足够兵力把中国全部吞掉，于是采取“蚕食”政策。蒋的策略是利用中国辽阔的疆土，众多的人口以及不易侵占的山川与日本周旋，争取时间。蒋寻求国际联盟的干预，同时尽快使军队现代化，希望在有可能获胜的情况下同日本作战。

蒋提出“团结国内，共赴国难”的政策。二十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如我国内果能从此团结一致，未始非转祸为福之机也。”二十一日，南京作出决定：“剿共计划，悉予停缓。”号召全国搞“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对外”。但是中共一口回绝。九月三十日中共发表声明说，任何外面传的朱、毛愿意一致对外的说法都是“可笑到万分的谣言” ，称蒋是“最不能调和的死敌”。中共的口号是：“打倒国民党！”而对日本仅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党的中心任务是“武装拥护苏联”——这个提法的原因在于莫斯科认为日本侵犯东北是进攻苏联的前奏。

历史后来被改写，把中共表现得比蒋介石更积极抗战，称“统一战线”、“一致对外”是中共的要求，为蒋介石所拒绝。这不是事实。

正是为了向中共表示他希望建立“民族统一战线”，蒋介石在红军岌岌可危之际，停止了第三次围剿，调走了军队。中共于是得以乘民族之危扩张，建立了一个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于十一月七日，俄国“十月革命”十四周年纪念日正式成立。虽然没有任何国家承认这个“共和国”，连它的孕育人苏联也不承认，但这毕竟是全世界除苏联和蒙古以外的唯一共产党“国家”。

这个国中之国由几块散落在中国腹心地带的红色区域组成，包括中央苏区、鄂豫皖、湘鄂西等，鼎盛时面积达十五、六万平方公里，人口一千来万。国中之国成立时，最大的红区是赣南、闽西组成的中央苏区，有五万平方公里，三百五十多万人口，瑞金为首都。

莫斯科指定毛泽东为这个国中之国的首脑，相当于“总统”，按苏联规矩给他戴上一顶非中国习惯的头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同时又是“总理”：人民委员会主席。在这些职务宣布的当晚，一个亲信来看毛。此人曾被毛派去监督拷问红色江西领袖李文林，因为他深知毛的意图，而毛又最恨李文林。拷问后他总是向毛汇报。这晚他是来向毛道喜的，一进门他就喊：“毛主席！”毛说：“你改口真快，是第一个。”就是从这个人的嘴里，第一次吐出了今天世界语汇中一个尽人皆知的词：毛主席。

9第一个红色中国 1931～1934年 37～40岁

国中之国的首都瑞金位于江西省南边陲，坐落在三面环山的红土盆地里。这里属亚热带气候，农产品丰富，到处是杉、松、枫、樟、栎，榕树华盖如云。政治环境也很理想：国民党手中的省会南昌远在三百公里以外，无大路可通。红区内有繁华的都市汀州，与外界通航。

红色政府设在瑞金城外一座有五百年历史的祠堂里。祠堂大得足以容纳几百人，正好适合共产党开会。供祖宗牌位的位置如今按苏联式样搭了个台子，上面挂着木刻的马克思和列宁的像。这两位共产党老祖宗之间是一面红旗，旗上照例是金星加镰刀斧头。再往上悬挂着用金线绣在红布上的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旁边有一副银线绣的标语：阶级斗争。大厅两侧用木板隔成十五间屋子，作政府办公的地方。部门的名字都是从俄语直译过来的，十分拗口，像什么“内务人民委员部”。

祠堂后面开出广场，造了些建筑物，像带乡土气息的红场。广场一端是砖木结构的检阅台，作军事检阅之用。另一端是红军烈上纪念塔，形状像一颗矗立的巨大子弹，上面嵌着数不清的石头小子弹。远处树林里有座色彩鲜艳的大礼堂，状似红军八角形军帽。大门上铸着一颗巨大的红五星，正中是由镰刀斧头锁住的凸出的地球。正面有点像欧洲教堂，窗户是百叶窗。礼堂可容两千人，紧贴着它有一个大防空洞，入口就在主席台两侧。

领导人的住宅曾属于当地最富有的人家，位于祠堂的斜前方。毛挑了套宽敞的房间，面对祠堂的那面墙上没有窗户，从前的屋主出于对祠堂的尊重，不让在那里造窗。但毛为了采光，新开了一扇窗户。他叫工人在地板上砌上砖，以防耗子的骚扰。

整个地方封了起来，常人不能进去，只住着警卫部队、通讯服务人员。金库、电话总机、电台也设在这里。党的领导跟本地人没什么来往，他们基本上都不会说当地话，也不打算学，需要时用本地干部作翻译就行了。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瑞金举行隆重仪式，庆祝国中之国的成立。黄昏后成千上万的人被组织起来参加提灯游行，手执竹竿和篾索做的火把，提着五角星、镰刀斧头形状的灯笼。人们敲锣打鼓放鞭炮，踩着高跷，有扮作“英帝国主义”的，赶着一群戴锁链的“囚犯”，背上写着“印度”、“爱尔兰”。一串串用于手电筒的小电珠，悬挂在大木柱之间的铁丝上，晃来晃去。到处是彩旗和五颜六色的标语。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站在主席台上，朝一队队按指定路线游行的人群拍手、呼口号，这是他将来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百万大众的预演。

毛此时还不是至高无上的君主。莫斯科虽然让他作了“主席”，但并不想要他做独裁者，在他周围摆了一大批听话的中共领导。最高军事指挥现在是朱德，职务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在苏联受过训，苏联人熟悉他，信任他的忠诚。莫斯科曾考虑过让毛当军委主席，后来改变了主意，只让毛当十五个委员之一。

毛这个“主席”还有个顶头上司：周恩来。周十二月从上海来到瑞金，做苏区中央局书记，换下了毛（毛当时是代理书记）。在共产党制度里，党的书记是头号人物。周走后，上海组成“临时中央”，由年轻的博古（本名秦邦宪）坐镇，主要职责是在莫斯科与各根据地之间上传下达。中共名义上的总书记向忠发，那年六月由于有人告密被国民党逮捕后枪毙。逮捕向的国民党情报机关首脑徐恩曾认为，告密者“是‘奉命’来实施‘借刀杀人’之计的”。（1徐说：“一天，一个外表很精干的青年，到我们的办公室来报告。说他知道向忠发的地址，愿意引导我们去找到他……他引导我们到法租界霞飞路的一家珠宝首饰店楼上”，抓住了向忠发。“向忠发死后的一个月光景，这个青年忽然失踪了。他一走，我们才恍然大悟”。）

在莫斯科的指点下，擅长组织的周恩来把国中之国建成一个斯大林模式的极权社会。每个村子都有几十个名称各异的委员会，如“扩大红军委员会”、“土地委员会”、“没收委员会”、“户口委员会”、“赤色戒严委员会”，不一而足。人们从小就被组织起来，六岁参加儿童团，十五岁参加少先队，青壮年参加赤卫军。

毛泽东观察到这一切，赞许说这是一张无所不包的“网”。从前他管辖的红区还有点土匪习气，对老百姓还没有组织得这么严密。夺取政权后，毛把这一套极权机制完善到天衣无缝、滴水不漏，对社会的严密控制远超过瑞金，甚至超过斯大林的苏联。他用周恩来作总理，直用到周的最后一口气。
周是中共克格勃（此时叫政治保卫局）的创始人。他和毛一样，利用恐怖做工具。不同的是，毛为的是个人权力，周更多的是为共产党的统治。

周刚到瑞金时，感觉毛打AB团等“肃反”方式大有问题。他说毛“专凭犯人口供，依靠肉刑”，“在群众中造成恐怖”。他实行了相对宽松的政策，宣布“过去肃反完全错误”，AB团“都可自新自首不杀了”。

这样一来，人们开始大胆反对共产党统治，用周手下政保人员的话说，“发现反动标语”，“反革命企图抬头”，“大造谣言”，“拒绝使用工农银行的纸票”。周恩来看出不杀人中共统治就有危机，几个月不到就改变政策，又开始“加紧肃反”，“举行群众大会来处决反革命分子”。原红色江西领袖李文林就是在这时被杀的。

在这个国中之国，老百姓是金钱、粮食、劳役、士兵的源泉。为了打仗，为了维持政权，中共用各种名目榨取农民。其中之一是逼着农民买“革命战争公债”。为此政府“号召”妇女剪头发，把头上的银发簪“献”出来，终身积累的首饰银器也一步步被拿走。买了公债后是“退还公债运动”，把所购的公债无条件退还给政府。有的不怕事的人说：“共产党发行公债，比国民党苛捐杂税还恶。”
粮食也是一样。虽说农民分了田，不必缴租，但得交公粮，还得“借”粮给政府。一九三三年三月，毛泽东发布训令，要农民“自己节省食用，借出谷米，供给红军”。但“借”出的从来没还过。
成年男子大都被征入红军，或征去做劳工。共产党统治三年下来，乡村里十几岁到五十岁的男人所剩无几。

妇女成了主要劳动力。依传统她们只干轻活，但现在大部分农活落在她们肩上，还要为红军做各种杂事，像挑担子、照顾伤员、洗衣补衣、无休止地做军鞋——布料还得自己负担。毛泽东年轻时就认为女子能跟男人干一样重的体力活，现在更是说：“生产绝大部分是依靠女子。”

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不在计划之内。有的地方，老百姓连休息的日子也没有，代替假日的是开会。毛说：“每人每月平均约有五个整天（许多次会合计起来）的开会生活，即是他们很好的休息时间。”
健康水准没有提高。红区里最好的医院原在汀州，是外国传教士办的，为一般老百姓看病。毛在那里住过，很喜欢它，回瑞金时就把它搬来了，变成为共产党服务的“中央医院”。毛本人很注重健康，旅行时总是自带茶碗。他搬去沙洲坝时，发现喝的水来自池塘的死水。为了有干净的水饮用，毛下令打了口井，村民们也都跟着沾光。后来这口井成了共产党宣传“吃水不忘挖井人”的圣地，要人们记住毛泽东无意中施与的恩德。有了毛的开头，共产党机关兴起了打井热潮，没住共产党干部的村子无此福分。

毛通过斯诺向外界宣告，红色政权下的“某些县，共产党人在三、四年内达到的人民识字程度，超过了中国任何其他农村地区多少世纪来所取得的成绩”。事实上，从前的中学大多关了门，成为办公场所。教育仅限于小学，名为“列宁学校”，教学生识字，达到看宣传品的程度。孩子们组织起来站岗放哨，还成立“耻笑队”，去羞辱那些不愿参加红军或当逃兵的人。十几岁的孩子有时也被鼓励向“阶级敌人”挥刀行刑。


毛泽东对这个政权的主要贡献之一，是在一九三三年二月搞了一场制造“阶级敌人”的“查田运动”。由于按共产党的理论，只有地主富农才能被剥夺，毛要基层干部“查出”更多的“地主富农”，逼他们交出“罚款”和“捐款”，把他们送进劳役队当苦力。毛的命令是：“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要没收一个干净”，“使之担负无限制的义务劳动”。

共产党统治已经几年了，地富早已被挖干净了，为了凑数，干部不得不乱整人。被整的全家“扫地出门”，住在关水牛的牛棚里。“牛棚”作为准监狱的代称就是这样来的。三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这个词被广泛运用，尽管关人的地方已不再是真正的牛棚，而是教室、厕所、电影院等等。

毛的运动制造了数万苦役工，却挤不出多少钱和粮食。从当时的统计表上可以看出，江西的十二个县中，只有两个县交出了“罚款”和“捐款”，离毛定下的任务目标天差地远。农民早已被榨干了。

红军军官龚楚回忆起运动中的一桩见闻。一天他经过瑞金附近的龚坊，“因为天气炎热，到村里去找一间民房休息。这个龚坊，居住的是姓龚的居民，我进入休息的是一栋很大的青砖平房，外面非常整洁。但等走进大厅时，却意外地感到凄凉与萧条，因为屋子里的家具部没有了，只有一张烂方桌和一条长板凳，屋子里有两个中年妇人和一个老年妇人，还有三个小孩子，全穿着破烂衣服，形容憔悴，看见我带着四个携有手枪的特务员进来，非常惊恐，小孩更吓得哭了起来。”

这时他们听到龚楚的姓，知道是同宗。于是一家六口跪在他面前，求他救他们的命。老太婆哭着说：“我家的老头子是个读书人，两个儿子也读了点书，因为家里有十多亩田，两个儿子便在家里耕地。上半年老头子和两个儿子都被政府捕去，又打又吊，迫交光洋二百五十元。我们到处张罗了一百二十块钱，并将女人家全部的首饰凑足起来，送去赎他们。但金钱缴了，老头子仍被吊死，两个儿子也被杀了。现在，他们还逼我们缴五百光洋，否则我们六口人都要捉去坐牢。司令员呀，我们饭都没有吃，哪里还有五百光洋呢？求你念在同宗之情，替我们说句公道话，我家老头子在世的时候曾经说过，有位红军军长是我们姓龚的，他很早就想去找你……但村政府不许我们离开一步，今天真是天开了眼，你来到我们家里，司令员呀！你无论如何要救救我们！”说罢，她便不住地磕起头来，她的两个媳妇和小孩，也跟着磕头，流泪。

龚楚答应替他们想办法，但最终什么也没做。他明白帮忙反会害了他们。曾有个医生因为交不起捐款求他，他转告了当地政府，但“十多天后，当我由闽西再回到瑞金时，那位医生已被杀害，药店也被政府没收，他家的寡妇孤儿已流为乞丐了。”正是这一系列的悲剧，促使龚楚逃离红军。（1龚楚的回忆录于一九五四年在香港出版。毛死后的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作为瑞金时代的见证人，在小范围内承认这部回忆录的真实性。尽管回忆录不能在大陆出版，龚楚本人在一九九一年九十高龄时回大陆定居。）

毛的“查田运动”也为中共吓唬出不少士兵。张闻天夫人刘英“扩红”扩不到足够的人数，毛就叫她“三天找出反革命”，人们害怕，只好参军。另一个女干部回忆道，她所在区的军事部长蔡墩松被认为不积极征兵，毛叫她把蔡抓起来，押送到他那里。经过一天的拷问，蔡墩松“在毛泽东同志面前坦白交代了他们组织‘反共团’的罪行，供认他是反共团的团长，并把该反革命组织的全部成员名单都交出来了。”随后是照例的群众大会，毛“在会上宣布了蔡墩松等人的反革命罪行”，蔡等被当众处死。会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超额完成了扩红任务，按要求扩红一百名，实际完成一百五十多名。”

这个国中之国就像监狱，每个村子都二十四小时放哨，离开村子得有路条。有个管钱的管理员曾试图想跑，“挪用”了两百四十六块七毛钱，买了张路条。逃亡没成功，在大会上示众后杀掉。据过来人说，甚至“坐班房的人逃走了，看守班房的人要杀头”。

自杀屡见不鲜，为后来毛统治的一大特征开了先河。自杀数量在共产党干部中也十分惊人，致使官方在报刊上公开谴责：“自杀是革命队伍中最可耻的分子！”

毛的亲信杨岳彬也受不了，千方百计逃跑了。他投向国民党，把中共要人的住地告诉他们，国民党飞机来轰炸，毛等只得全部搬家。

住在红区边缘的人逃跑的机会要多一些，有的基层干部也组织民众成批地逃，有的地方一晚上逃走几百人。中共于是把稍有疑点的干部调到跑不出去的红区中心地带。大多数人是在国民党进攻后起来反抗。在红色政权最后的日子里，当国民党军队逼近时，成村的人挥舞着大刀长矛袭击退却的红军。对付反抗的百姓，中共的办法是加强恐怖。在最极端的时候，日常往来都可能招致横祸。老人们回忆：有的县“规定各家不能招待客人住宿，如发现谁家接待了客人，不论什么人，都要和客人同罪杀头”。

中央苏区地处江西、福建。在它存在的四年中，人口在全国下降最多。根据中国人口统计，从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五年，江西根据地内为中共完全控制的十五个县（不包括为中共部分控制的边缘县），人口减少五十多万，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闽西根据地的减少幅度也差不多。中央苏区人口共下降七十万。由于住在这些地带的人很难外逃，这七十万基本上应属于死亡人数。（1毛死后的一九八三年，江西有二十三万八千八百四十四人被官方追认为“烈士”，包括战死的和肃反被杀的。

关注邓玉娇的网友王荔蕻与屠夫(网名)欲探访邓玉娇，7月4号到巴东后与相关方面联系，政府含糊其辞，武汉精神病医院则否认邓玉娇在那里住院治疗。目前邓玉娇处境居所神秘难寻，被变相关押，失去自由。

录音

王荔蕻与屠夫到巴东后先到邓玉娇的爷爷家没见到邓玉娇，爷爷说她在武汉精神病医院。经爷爷打电话给邓玉娇，她同意二人去医院见面。

(录音):她爷爷用她的手机拨的，就是想跟邓玉娇通一下话，然后那边就问可以不可以，他说没关系，你让她来接电话吧。然后她就过来接下电话，屠夫跟她说的，一直在问她在哪？一开始她不说，她说不方便说，屠夫问你愿不愿意我去看你呀，她说愿意啊，但医院不允许吧。然后他说那我会和医院沟通的呀。一直问她在哪？后来她说在武汉精神病院。记者：你们听他精神状况好不好？王：反正还是有点蔫吧，大概。

据二人了解爷爷是邓玉娇的亲爷爷，因父母离异多年没有来往。

邓玉娇进入武汉精神病医院是由家属申请，县政府“批准”的。

(录音):她这个看病的过程我们也问了一下，是家里边写个申请，县里头商量了一下吧，就同意到武汉去看病。费用就由县里出。

王荔蕻与屠夫又赶到武汉精神病医院，院方称无此人。

(录音):然后到武汉精神病院，他说我们查了一下说我们没有这个人。

屠夫又转而询问县政府，政府工作人员支支吾吾。

(录音):后来屠夫一直在打电话给县政府县委值班室，他们也是接电话说的:我们考虑考虑，啊，什么。然后打哈哈，然后说土话，就是听不懂的。屠夫一直在说你让我们见一下，然后全国人民就放心了，他一直没有。

二人在巴东的行踪一直有人跟踪。

(录音):我们去的时候都有便衣跟着嘛，我们住在宾馆里头，住在他们县里酒店里头，外头都是有跟着的，然后我们从巴东到恩施机场都是便衣。从恩施到武汉就不知道，他说有两个人好像也跟着的。

王荔蕻认为，官方紧张恐惧，将邓玉娇与世隔绝。

(录音):我也跟她爷爷说这个病就不需要住院的，就完全没有必要，我觉得当局是有一些过度敏感，很多事过度紧张，那种剑拔弩张的状态，如临大敌似的。我觉得(官方)害怕继续关注，害怕再说出什么来，他们很恐惧吧。

屠夫感觉邓玉娇的妈妈有压力，估计与政府之间有某种协议。

(录音):屠夫:我认为是她家属应该有一定的压力了，我们希望她能自由能快乐了。

记者:你指的家属的压力是说什么呢?
屠夫:可能是她和当地政府有没有妥协，有什么协议之类的，不然应该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的。过一阵子我可能会公布一些东西的，电话录音，大家可以去判断，我个人不能判断的。

王荔蕻:到武汉再打电话时，一开始一直不接嘛，后来她妈妈接了一次，假装听不懂说什么。再打过去就变成一个男的接的电话，(说)听不懂，你打错了。

博主评论：我们一直在关注邓玉娇，我们会永远关注邓玉娇。因为在我们眼里，邓玉娇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人，一个年轻美丽的生命，而更加象一个符号，一个反抗共产党及其政府的暴政的一个符号。跟杨佳一样，他们是我们的图腾。

假如共产党官员迫害你，你应该奋起反抗。假如政府官员危害你的生命，你有权力自卫，你有权力杀死他们。这是法律规定的权力，也是上天赋予个人的权力。假如我们的生命遭到威胁，我们的自卫权力是完全不受限制的。

这也许就是政府要持续关押阿娇的原因，让她在民众眼中消失，让大众忘却她，也就等于消除了这个符号。可是，也恰恰是政府的暴政让杨佳和邓玉娇两个永远留存在我们的记忆中，永远都在，除非暴政已经被打倒。

假如我们一直受到压迫，我们不惜揭竿而起。老毛说过“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一语成谶。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两个名字：杨佳、邓玉娇，这不是一个窃据大位的政党能够消除的。正如他们的暴政已经被历史记录，并将大白天下。

7 杨开慧之死 1927～1930年 33～36岁


一九二八年，蒋介石建立南京政府之后，着手让各地军阀交出军权，以建立统一的国家军队。一批军阀顽强抵抗，一九三○年初，有几十万大军参加的“中原大战”一触即发。莫斯科决定利用这场大战帮中共建立全国性政权。周恩来三月离开上海去苏联讨论此事，带去红军的详细材料。当时红军共有六万二千七百余人，分散在八个省，编为十三个军，朱毛红军是最重要的一个军，近一万五千人。

周走后，中共负责人是李立三，毛泽东的湖南同乡、从前的下属。李立三的晋升得益于他善于组织劳工。他与莫斯科驻上海代表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要夺取一大片中国腹心地带，包括像南昌、武汉这样的省会，要把红色政权的首都建在武汉。给毛的命令是攻打南昌。

讲究实际的毛泽东很清楚，不管国民党之间怎样内战，共产党也没有办法长期控制那些大城市。刚开始，毛对命令表示踌躇。但几天工夫，他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特别积极起来。原因是他意识到，李立三的幻想给了他机会，使他能够兼并彭德怀统领的当时中国第二大红军。

彭德怀比毛小五岁，出生在离毛家不远的村子里。在未来的红色中国，他是第一任国防部部长，也是领导阶层中对毛最直率的批评者——为此他付出的代价是在毛泽东手里痛苦地死去。

彭的眼神里、嘴唇上有着很多磨难的痕迹。与大多数中共领导人不一样，彭有一个悲惨的童年。多少年后，彭这样写道：“八岁时母死、父病，家贫如洗……四弟半岁，母死后不到一月即饿死。”“我满十岁时，一切生计全断。正月初一，邻近富豪家喜炮连天，我家无粒米下锅，带着二弟，第一次去当叫化子……我兄弟俩至黄昏才回家，还没有讨到两升米，我已饿昏了，进门就倒在地下。”

彭自尊心很强，再也不愿去讨饭。他年过七十的祖母于是自己去讨。那天寒风凛冽，雪花横飞，彭的祖母白发苍苍，一双小脚，带着两个孙孙（彭的三弟还不到四岁），拄着棒子，一步一扭地走出去。彭看了，“真如利刀刺心那样难过”。那天晚上，他不肯吃讨来的米，一家人都哭起来。彭写到此时说：“每一回忆至此，我就流泪，就伤心……在我的生活中，这样的伤心遭遇，何止几百次！”

十五岁那年，彭家乡大旱，饥民成群。他参与了强迫一家地主粜米的行动，地主说没有米，彭爬上屋顶，将瓦推下，露出米仓。彭被告聚众闹粜，团防局前来拿办，他只得逃离家乡。一九一六年，他参加湘军，当上了军官。军官的生活内容之一是赴宴，每次总有年轻姑娘陪酒。一个十三岁的小女孩认识彭后，告诉他：她是家里遭了水灾被抵押到酒楼来卖唱的，不跟军官睡觉就要挨打。彭德怀凑了些钱，赎出这个女孩，从此拒绝参加酒宴。他逐渐为共产主义吸引，认为共产主义是为穷人找出路。
一九二八年初，彭德怀加入共产党。同年七月，他发动兵变，带着八百来人脱离了国民党军队。党要他跟井冈山的毛取得联系，十二月，他上了井冈山。他到来时毛正打算离开。大批国民党军队正往井冈山开来，毛需要有人守山，以显示他的根据地巍然屹立。

毛要彭留下，承担这个危险的任务。彭手下的人不情愿，说他们是来建立联系的，联系上了应该回去。彭说服了他们。他不愿意和毛对抗。国民党军队进攻后，彭和他的人在大雪中突围。彭事先已探明撤退的路，都是在悬崖峭壁上猎人出没的小径。

毛那时在闽西。一九二九年四月，彭前来会师。毛把彭当作下属发号施令，不让彭留在富庶的闽西，派彭返回满是断壁残垣的井冈山一带，“恢复湘赣边苏区”。彭默然接受。但是，中央从来没有明确地把彭划归毛指挥。一九三○年初，莫斯科和上海统一组编红军。彭的部队此时已发展到一万五千人，与朱毛红军相等，彭被编为与朱毛平行的一个军。彭深受部下爱戴，巡视员报告中央说：彭的部队“听从命令，遵守纪律，互相亲爱，作战勇敢，阶级的认识……信仰彭德怀个人也浓厚，如后方医院的伤兵病好后一定要回到五军〔彭军〕工作，如果地方党部政权分配他的工作终不愿意接受，就接受了也要怠工而且经常的要求到五军去，在五军开小差的还少”。

毛泽东一心要把彭的部队重新抓过来，但彭军远在几百公里之外，他鞭长莫及。中央命令毛打南昌，给他创造了兼并彭德怀的机会，因为彭离南昌不远。毛一路北上，直到南昌城外。他没有去攻城，虚晃一招后下令向长沙挺进。彭德怀刚于七月二十五日奇袭打下长沙，正在休整。

长沙是唯一被红军打下的省会，彭占了它十一天，司令部设在美国圣经学校。在那里他成立了湖南省苏维埃政府，宣布主席是中央的李立三，自己只做委员。彭的成功震惊了西方，尤其是华盛顿。七月四日，在向长沙进军的途中，彭的士兵在湘江上向美国军舰“关岛”号开火，打死一名美军水手，这是美国军队第一次跟中共交锋。八月六日，四个国家的军舰掩护国民党军队，把彭德怀赶出了长沙。
八月十九日，毛给上海写信说，彭的形势十分危险，“颇有牺牲与损失”，说他决定放弃打南昌到长沙去“援助”彭。彭接到消息说毛朝着他来了，派人告诉毛，他不需要援助。但毛是推不掉的，反过来要彭去配合他打介于南昌、长沙之间的永和市。彭只得率部前往。

彭军到永和的当天，八月二十三日，毛立即宣布两军合并，成立第一方面军，毛自己当总头目（总前委书记、总政委），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仅是副总司令。为了得到批准，毛第二天函告上海说，两军的合并是为了再打长沙。由于武汉是中央梦想中的红色政权的首都，毛把再打长沙说成是建都的主要步骤，夸张地说他有把握“占领长沙岳州，进攻武汉九江……促进全国总暴动”。毛甚至说：“望中央指示夺取武汉意见，并准备组织政权机关”。

其实，毛根本没有夺取武汉的意思，他知道不可能，就连再打长沙也不可能成功。彭一打长沙成功，靠的是出其不意，现在守敌已有准备。朱德、彭德怀也很清楚，他们反对二打长沙。但毛坚持要打。如果不打，他就没有理由要上海同意他与彭合并，把彭置于自己控制之下。在打的过程中，据苏军情报局中国站站长格理斯（Avgust Gailis）报告莫斯科：红军“伤亡惨重”，彭的部队伤亡比毛的多得多，嗯，“毛袖手旁观”。

三个星期过去了，毛撤销了对长沙的围攻，要带彭的部队走。彭的军官们坚决反对。他们不喜欢毛，不愿意做毛的部下。但是彭不希望跟毛发生内讧，说服了部队。许多人走得极不情愿，有的甚至想把部队拉走。这些人将在毛的血腥清洗中消失。

毛也利用二打长沙，全国报纸会大登特登的机会，把本来只统领一个军的自己，吹成全国红军及其根据地的领袖。八月二十三日围城开始那天，毛通电宣布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指挥全国的红军和地方政权，自封为主席。
1 毛早在六月二十五日就发出过自封主席的两份通电。上海的反应是在八月一日宣布委员会主席是党的总书记向忠发。但此时毛又再度自封主席，直接跟中央唱对台戏。

中央没有惩罚毛。莫斯科要在中国建立红色政权，需要权力欲强烈的领导人，而毛的权力欲是最强的。毛在抓权上既胆大包天又诡计多端，使莫斯科感到这个人确能成事。九月二十日，毛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被恢复了，莫斯科内定毛做中国红色政权的首脑。这个政权的首都如今定在红军最大的根据地——江西。

二打长沙的伤亡与失败，算在李立三的帐上。李立三曾要苏联出兵帮中共建立政权，说这是莫斯科的“国际主义义务”，就像在“中东路”事件时中国红军有义务保卫苏联一样。但斯大林是不讲什么义务的，他甚至怀疑李立三想把他拖进中国来跟俄国的宿敌日本开战。他还痛恨李说什么一旦中国红色政权成立，外蒙古应该回归中国。十月，共产国际来令谴责李立三“敌视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敌视共产国际”，命令他去苏联。在那里，他动不动就在大会上被叫起来自我谴责，骂罪该万死的“立三路线”。之后他坐牢两年。“立三路线”这只替罪羊一直活在今天的历史书里，罪名之一是二打长沙。


毛的二打长沙给他的家庭带来巨大灾难。这年，他的第二任妻子杨开慧带着三个儿子就住在长沙市郊杨家老屋。毛离开他们整整三年了。

守长沙的国民党长官是坚决反共的何键。三年来他没有骚扰开慧，因为开慧没有进行任何共产党活动。甚至彭德怀一打长沙，差点打死何键，何也没有在开慧身上泄愤。但毛泽东又来二打长沙，何键极为恼怒，决心报复，在十月二十四日逮捕了开慧和长子岸英。那天正好是岸英八岁的生日。何键给开慧留了条活路：只要她公开宣布跟毛脱离关系。开慧拒绝了。她死在十一月十四日这天。次日，湖南《民国日报》以一个可怖的标题报导了她的死讯：“毛泽东之妻昨日枪决，莫不称快”。这仇恨的对象显然是毛。

行刑人后来在中共牢里的口供，揭示出开慧生命的最后时刻。赴死前，她穿着青裤青鞋，青长旗袍，被带进军队司令部的“法庭”。法官桌上放着一支毛笔、一瓶红墨水、一张写着她的名字的押签。法官草草问了几个问题，便拿起毛笔，蘸着墨水，在押签上画了个勾，把押签掷在地上。这是传统的签署死刑判决书的方式。两个行刑人把她的长旗袍剥了下来，算作他们的额外收入，外加衣袋里一张手绢包着的两块五毛钱
在冬天的寒风里，没穿外套，年仅二十九岁的开慧，被绑着押过长沙的街道。路上，一个军官下令给她叫了辆人力车，士兵们在两边小跑。刑场在城门外，四下是一片荒坟。行刑人开枪后，把她的鞋脱下来扔得远远的，怕死者的魂魄追着他们索命。

行刑人回去吃午饭。饭后听说开慧没被打死，他们中的七个人又回去补枪。他们看见她脸朝上躺着，在极度痛苦中，手指深深地戳进了冻硬的土地。

亲戚们把开慧的尸体运回故乡，葬在老屋的后坡上。岸英被释放了，一九三一年初，毛的大弟泽民帮助三个孩子去了上海，由中共地下党照顾。

毛听到开慧的死讯后，流露着真诚的感情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他经常谈起开慧，尤其到了晚年，把开慧当作他一生最爱的女人。他所不知道的是，爱他的开慧，早巳摒弃了他的主义。

从毛抛下她到死，开慧写了八篇文章，述说她对毛的爱，反思她的信仰。她把这八篇东西用蜡纸仔细包妥，藏在老屋里。一九八二年维修房子时在墙的泥砖缝里发现七篇，第八篇于一九九○年再度修缮时从她卧室外的屋檐下霍然露出。

毛没看到它们，世界上也没几个人看到它们。这些文章大部分至今仍被捂得严严实实，有的连毛的家人都看不到。在开慧的笔下有她对毛强烈而宽容、偶带责备的爱，有被毛遗弃的痛楚，有对毛忍心抛弃三个儿子的伤怨。这些情绪在她最后一篇文章里表现得最为明显。

那四页字句是在一九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写的，在春节前两天，团年的时刻。开慧沉浸在毛走后的日子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写的句子不连贯，大多没有标点，思绪到哪笔到哪。"\

1这一篇中有些是我们看过遗稿后追记的，某些词语可能有误，记不清的以省略号标出，有的标点符号是为了清晰而加。

几天睡不着觉
无论如何……我简直要疯了
许多天没来信，天天等
眼泪……
我不要这样悲痛，孩子也跟着我难过，母亲也跟着难过
我想好像肚子里有了小宝
简直大伤心了，大寂寞了，太难过了
我想逃避，但我有几个孩子，怎能……
五十天上午收到贵重的信
即使他死了，我的眼泪也要缠住他的尸体
一个月一个月半年一年以至三年
他丢弃我了，以前的事一幕一幕在脑海中翻腾，以后的事我也假定
……一幕一幕地，他一定是丢弃我了
他是很幸运的，能得到我的爱，我真是非常爱他的哟
不至于丢弃我，他不来信一定有他的道理
普通人也会有这种情感
父爱是一个谜，他难道不思想他的孩子吗？我搞不懂他
是悲事，也是好事，因为我可以做一个独立的人了
我要吻他一百遍，他的眼睛，他的嘴，他的脸颊，他的额，他的头，他是我的人，他是属于我的
只有母爱是靠得住的，我想我的母亲
昨天我跟哥哥谈起他，显出很平常的样子，可是眼泪不知怎样就落下来了
我要能忘记他就好了，可是他的美丽的影子
他的美丽的影子
隐隐约约看见他站在那里，凄清地看着我
我有一信把一弟，有这么一句话“谁把我的信带给他，把他的信带给我，谁就是我的恩人。”
天哪，我总不放心他
只要他是好好地，属我不属我都在其次，天保佑他罢
今天是他的生日，我格外的不能忘记他，我暗中行事，使家人买了一点菜，晚上又下了几碗面，妈妈也记着这个日子。晚上睡在被子里，又伤感了一回。听说他病了，并且是积劳的缘故……没有我在旁边，他不会注意的，一定累死才休
他的身体实在不能做事，太肯操心，天保佑我罢。我要努一把力，只要每月能够赚到六十元，栽就可以叫回他，不要他做事了，那样随他的能力，他的聪明，或许还会给他一个不朽的成功呢
又是一晚没有入睡
我不能忍了，我要跑到他那里去
小孩可怜的小孩，又把我拖住了
我的心挑了一个重担，一头是他，一头是小孩，谁都拿不开
我要哭了，我真要哭了
我怎怎都不能不爱他，我怎怎都不能……
人的感情真是奇怪，三〔王？〕春和那样爱我，我连理也不想理他
我真爱他呀，天哪，给我一个完美的答案吧

开慧文稿中有几篇是写给表弟“一弟”杨开明的。杨开明一九二八年六月作为中共巡视员去井冈山，开慧请他带给毛一罐毛爱吃的辣豆豉。毛没有回信。一九二九年三月，湖南《民国日报》报导朱德的妻子被杀，头挂在长沙市街上。开慧产生不祥的预感，给“一弟”写了封信（注明“没有发去”），通篇是她的孤寂无助：
“一弟：亲爱的一弟！我是一个弱者，仍然是一个弱者！好像永远不能强悍起来！我蜷伏着在世界的一个角落里，我颤栗而且寂寞，在这个情景中，我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我的依傍，你如是乎在我的心田里就占了一个地位。此外同居在一起的仁秀，也和你一样——你们一排站在我的心田里，我常常默祷着：‘但愿这几个人，莫再失散了呵！’我好像已经看见了死神——唉！它那冷酷严肃的面孔！说到死，本来，我并不惧怕，而且可以说是我欢喜的事。只有我的母亲和我的小孩呵，我有点可怜他们！而且这个情绪缠扰得我非常厉害，前晚竟使我半睡半醒的闹了一晚！”

开慧丢不开她的孩子们。显然对毛不寄任何希望，她把他们托付给“一弟”，托付给靠得住的毛的大弟泽民：“我决定把他们——小孩们——托付你们，经济上只要他们的叔父长存，是不至于不管他们的；而且他们的叔父，是有很深的爱对于他们的。但是倘若真个失掉一个母亲，或者更加一个父亲，那不是一个叔父的爱可以抵得住的，必须得你们各方面的爱护，方能在温暖的春天里自然地生长，而不至受那狂风骤雨的侵袭！这一个遗嘱样的信，你见了一定会怪我是发了神经病？不知何解，我总觉得我的颈项上，好像自死神那里飞来一根毒蛇样的绳索，把我缠着，所以不能不早作预备！”

从报纸上，开慧不时看到毛的消息。毛被称为“共匪”，“焚杀劫掠于湘东赣西之间，惨毒不堪言状”“屠杀之人民，焚毁之房屋……猖撅异常”，等等。也有报导说毛被赶出了井冈山，“处此三面包围之中，万无生理”。

开慧揪心揪肠地盼着毛回家来，写出下面八行字，婉转哀告：
一九二九年古历四月初八　　寄一弟，没有发去

你现在是〔原文不清〕热爱的情人，
你许给他归来，归来。
我看见老人的心已如火焚了！
归来哟，归来哟！
伤心的别离，它的结晶品，凄凉，寂寞，已渐长渐大了！
希望你呵，带一点消息回来！
这一颗心，你去〔原文不清〕，比火焚多少？
归来哟！归来哟！

不久，“一弟”来信了，说毛将去上海（中央命令他去）。这意味着她可能看到毛了，开慧欣喜若狂。她立即给一弟回信：
“一弟：接到来信，万分喜慰。其实我是一个最能达观的人，并不忧苦得怎样利害，不过总有点难忘的感情，一时一时像暴风一样的来了，一些时又去了，大体是平静的……”

思绪一下子飞到毛身上，毛也许不会去上海？去了上海会不会不安全？“他未必能来上海罢，我倒愿意他莫来上海哩，我又要不放心了呵，天哪，不谈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她逐渐明白毛不会去上海，见毛只是梦想。开慧提笔给毛写信，但改变了主意。标题“寄爱　没有发去”一行字下面的话被她撕去。她另外写了一篇回顾：《六岁到二十八岁》，于六月二十日写成。显然，她想用间接方式把自己的心展在纸上给毛看。主题除了她对毛的爱，就是她对暴力与残酷的厌恶。

一开头，开慧写自己的童年：
那时候我是同情牲畜类……每当晚上上床睡觉，这些惨影，如杀鸡、杀猪、人死，在我的脑际翻腾起来，那真痛苦！我现在还完全记得那个滋味。我的哥哥，不但哥哥，许多小孩都是一样，我完全不能了解他们。为什么？他们能够下手去捉小老鼠玩，蜻蜓玩，完全把它做一个不知痛痒的东西待遇。
不是舍不得我的母亲去受那样的痛苦——看见我死的痛苦——不是有这一个有力的牵绊，那我简直没有生活下来的可能了！

随即开慧告诉毛她为什么参加共产党： “我很想寻出一个信仰来……那时我同情下层生活的同胞，我忌恨那些穿华服，只顾自己快活的人！我热天和下层生活的人一样，穿大布衣。这个时候，大约是十七、八岁的时候。”

这时的她爱上了毛，毛把她带入了共产党。如今，她怀疑她的信仰了。这篇回顾是这样结尾的：
现在我的倾向又入了一个新时期，我想在学问里头，得到一些滋润物，把我已枯的生命，灌溉扶持起来！或许能有一个新的发现，或许有一天我要叫着，我从前的观念是错了！
唉！杀，杀，杀！耳边只听见这种声音。人为什么这样狞恶！为什么这样残忍！为什么呵！？我不能去设想了！我要一个信仰！我要一个信仰！来一个信仰罢！！

一九三○年二月，“一弟”杨开明被捕枪决，埋在老屋后面。几个月后，开慧也走上刑场。毛泽东围攻长沙时，没有做任何努力把她跟孩子送走，或者提醒提醒她。这其实很容易办到：开慧的家就在毛去长沙的路上，而且毛在长沙城外待了整整三个星期。但即使是这样的举手之劳他也没有去做。
8 “毛主席”：血染的顶子 1929～1931年 35～37岁


自一九二九年初离开井冈山以后，毛泽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完全控制了两支军队：朱毛红军和彭德怀军，以及闽西红区。但他眼睛一直盯着井冈山东边的江西红军和他们的根据地。

红色江西1领袖是颇有魅力而相对温和的李文林，指挥着一支几千人的队伍。毛二月从井冈山来到他们的地盘时，他们曾热情地接待这批“阶级弟兄”。毛呢，马上就宣布自己是他们的上级，派他的么弟泽覃做红色江西首府东固的党委书记。这些都是自我委任，没有中央的授权。江西人心里不舒服，但没有跟毛争执，因为国民党军队追来了，毛得转移。（1不包括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

留下的泽覃没有毛似的权力欲跟争斗的劲头。中央巡视员曾描述说，他干事像害疟疾，“高兴时即努力干，不高兴即不干，有些小孩子气，而且怕负责。”毛只得在三个月后重新派来个得力的亲信作泽覃的上司。此人是毛的湖南老乡，叫刘士奇。

刘士奇一来就把泽覃的女朋友贺怡夺走了。贺怡是贺子珍的妹妹，于是刘跟毛成了连襟。刘和毛在性格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他自己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江西共产党人说他“没组织〔观念〕，脾气太坏，爱骂人，态度不好”。他也像毛一样手很长，会不择手段地抓权，不到半年就抓到好几个重要职务。一九三○年二月古田会议后，朱毛红军成了毛的工具，毛再度来到江西，要一举吞并红色江西。
毛宣布在一个叫陂头的地方，召开与红色江西的“联席会议”，时间定在二月十日。一俟通知发出，毛就把开会时间提前到二月六日。等抵制刘士奇抓权的江西代表赶到时，会已经于九日结束了。

这就是史书上的“陂头会议”，实质上是两连襟唱双簧。一唱一和的结果，“联席会议”授权毛“统一领导”红色江西，作总前委书记，刘土奇作红色江西地方党组织首脑（赣西南特委书记）。江西红军创始人李文林只得到一个低级地方职务：赣西南特委下属的赣西苏维埃政府秘书长。

江西共产党人当然不服。毛于是用恐怖手段来吓唬他们。在陂头，四个有名的江西领导人被打成“四大叛徒”，以“反革命”罪名枪毙。这是第一批有名有姓的被毛为了夺权而杀掉的共产党人。从此，毛和刘士奇用杀头来威胁不听话的人。中央巡视员报告上海说，刘“时常有不满的地方即乱骂，在乱骂的言词中带有‘枪毙’的话语”造成了“党内的赤色恐怖”。连襟们特别爱用的罪名是“反动富农”，当时正是斯大林斗争富农的时期。毛声称红色江西“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根据是红色江西的领导们都出身地富家庭。其实毛本人出身也是富农。

中共那时已有不少人以革命的名义报私仇。1为了权力而杀人，在中共党内，毛似乎是始作俑者。
（1在井冈山宁冈县，抓国民党县长张开阳的第一届共产党政府主席文根宗在就任七个月后被仇杀。）

中央没有授权毛管辖江西红军，把江西红军编为十三个军之一，跟朱毛红军平行，连军长都物色好了：蔡申熙。据江西的报告，蔡到江西后，毛“用手段打击蔡申熙同志”，不准蔡就职，而是派一个听他话的人任军长，连襟刘士奇当政委。江西跟上海之间没有电讯联系，全靠巡视员、汇报人在几百公里的长途上，凭两条腿传书带信。毛竭力封锁与上海的联系，很可能还跟刘士奇谋杀了反对他们抓权的巡视员江汉波，后来冒用江的名字写了一份支持抓权的报告给上海。

毛对付中央的另一个办法是不再积极给上海写报告。他打算先夺权，再迫中央承认既成事实。中央不断给他写信，催他去上海参加全国苏维埃大会，他置之不理。这时一条消息在报上广为传播，说毛病死了。上海跟莫斯科久不闻毛的音信，真以为毛死了。三月二十日，共产国际的杂志发表了一篇镶着黑框的讣告：“中国消息：毛泽东……红军的创始人，在长期肺病后逝世于福建前线。”

但不到两个星期，中央就发现毛原来还活着，活得很带劲，而且抓了江西红军的权。中央急了，四月三日发通知给全国红军，措辞严峻地命令他们不要服从任何人，只服从中央：“各地已组织的正式红军，一切指挥权完全统一于中央军委。”通知特别不点名地批评毛擅自编管江西红军。

红色江西人有了中央指示，五月分就反了，有的地区的干部甚至鼓励农民起来反对毛跟刘士奇的统治。毛来了以后，把江西共产党人的注重生产谴责为“建设主义”，不断逼迫农民开大会，严重影响生产，农民不胜其扰。刘士奇实行严酷的高压控制，他的命令包括要老百姓“不要顾至亲戚朋友关系，凡是来到自己家里或发现其他地方有行动不对的人不论亲戚朋友，应报告苏维埃拿办……”

一区又一区农民起来反抗。刘士奇宣布反抗是由所谓AB团领导的。AB是“反布尔什维克”（Anti-Bolshevik）的英文缩写，过去江西有过这么一个反共组织，现在早巳没有活动了。刘士奇借用AB加罪于反对他的红色江西人，一个月不到，几千“地主富农”、“AB团”就死在他的屠刀下。

八月初，毛泽东带着部队北上长沙去吞并彭德怀了。江西共产党人抓住这个机会，在老领导李文林的主持下召开代表大会，把刘士奇选掉了。

开会时群情激愤，人们不断站起来指斥刘，矛头同时指向毛。据刘士奇后来自己给中央的报告，人们针对他和毛说：“我们党内危险，负责人好当官，会变成军阀。”说他们俩“不许别人发言，任意加入机会主义的名词”，“枪毙”了太多人，“逼成了党内浓厚的赤色恐怖”。大会作出决议，要求中央开除刘士奇。但这些红色江西人不像毛、刘那么心狠手辣，他们没杀刘，让刘去了上海。中央把刘派到另一块红色根据地鄂豫皖。在那里他遇上了一样嗜权好杀的张国焘，他也就做了刀下鬼。他走后，妻子贺怡跟毛泽覃结了婚。

刘士奇既被解职，毛泽东便失去了掌握红色江西的手。二打长沙后，他打马回头，要重新控制江西。他也是回来报仇的。十月十四日，他在归途中给上海写信说，江西共产党“呈一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为AB团富农所充塞”，“非来一番彻底改进，决不能挽救这一危机”。
就是在这时，毛得知莫斯科内定他为即将成立的红色政权首脑。既然莫斯科宠他，他不妨杀掉那些反对过他的人，制造大恐怖，使将来没人再敢反对他。


十一月下旬，毛从红军开刀。他把部队集中到红色江西的中心，以便没人能逃。他宣布彭德怀军里发现了AB团组织，首领叫甘隶臣，罪名是“煽动官兵脱离前委领导”，也就是说，企图摆脱毛的兼并。逮捕和处决就此开端。

朱毛红军里，毛也有不少的帐要算。一年多以前，这支红军曾把他选下了台。一个名叫刘敌的军官给上海写信说：“我对毛素来是不太信仰的……中央八月一日来信宣布，中国临时政府的主席是向忠发同志，而毛总是用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出布告，尤其是打开吉安以后，会到各军素识的各级干部，都感觉得非常不安，带着灰心的样子，觉得在共产党里面做工作还要学会溜勾子，真划不来。那时我也同情，感觉得党的布尔什维克精神一天一天的削弱……”毛知道人们厌恶他，自己在一九三○年十二月二十日给上海的“答辩”信中，承认人们说他是“阴谋家”，“喜欢用政治手段‘拉一个打一个’”，“陷害同志”。

毛打AB团，主要用的人叫李韶九。此人被不少人认为“素来卑鄙龌龊”。一个巡视员写道：“李在一纵大部分人不满意他，因李只于未出发前的训话非常的勇敢，作战则畏惧怕死”。

在李韶九具体主持下，“首先是总政治部，接着就在各军、各师开始了。”朱毛红军的萧克将军回忆道：“军政治部告诉我们，你们那里有AB团，并具体指出几个人……就凭这一句话，根本没有别的材料，就把他〔们〕抓起来了。提审他们时都不承认，一打，一审，他〔们〕承认了，还供出十几个人的名字，又把那十几个人抓起，再打，再审，又供出几十个”。朱毛红军“共打了一千三四百人”。
毛给上海的信中自己说，一个月的工夫，在他管辖下的整个“红军中破获AB团四千四百以上”。大多数被杀，所有的部受到严刑拷打。毛说刑讯是天经地义，受刑不过乱供本身就有罪：“是忠实的革命同志，纵令其一时受屈，总有洗冤的一天，为什么要乱供，陷害其他的同志呢？”

中国反核污染环保人士孙小弟遭劳教处分 记者： 郑裕文
华盛顿
Jul 17, 2009


一名中国环保人士和他的女儿被甘肃警方判处一年半到两年不等的劳动教养，中国国内的维权组织对此表达强烈不满。

*两年劳教*

中国反核污染环保人士孙小弟是甘肃省792铀矿场的劳务支援和仓库主任，根据中国人权组织的消息，孙小弟多年来揭露当地矿场将未经处理的核废料直接倾倒入长江主干流，严重威胁国家生态环境和民众健康，因此多次遭到当局的拘禁和监控。2004年6月他就当地核污染危害接受海外媒体的采访，并提供了矿场的相关资料和图片。

*民生观察:警察单方面的不合理处罚*

中国人权组织报导说，甘肃省迭部县公安这个星期以孙小弟向境外提供秘密的罪名，将他处以两年劳动教养，另外，孙小弟的女儿孙敦白也因为参与其中，被处以一年半的劳动教养。

中国维权组织民生观察的负责人刘飞跃向媒体证实孙小弟遭到劳教的消息，并表示，公安当局所谓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应该通过正规法律程序进行审判，而不能由警方单方面做出不合理的处罚。民生观察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并要求当局尽快释放孙小弟父女。

博主评论：既然劳教的罪名是“泄露国家机密”，就等于政府在一个侧面承认了孙小弟所透露出来的信息是真确的。也就是说，政府承认“多年以来，甘肃省铀矿一直在将未经处理的核废料直接倾倒入长江主干流，严重威胁国家生态环境和民众健康”。

无疑这是违法行为，也就是说孙小弟所“泄露的国家机密”是政府违法行为的信息。从法律精神的角度说，泄露的国家机密罪名成立的前提是政府的“合法秘密行为”的信息，假如泄露的是政府违法行为的机密，则不存在所谓“泄露国家机密”成立的理论基础。对政府的违法行为，公民本就应该拥有揭露真相的权力。否则要法律做什么？法律所维护的不就应该是公民合法权益吗？

政府打着国家利益的牌子，公然侵犯公民的权益，将大量核废料倾倒入长江，这是在害人，公然戕害自己的国民。这是一个什么政府？这是一个什么党？假国家利益的名称，这个政府这个政党做了卑鄙、无耻、下作的事情？

这个政府这个政党从来就没有守法的精神，现在他们连最起码的道德标准都没有了，丧失掉了所有的人性。只要是有关他们的利益，他们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这就是官民高度对立的态势形成的唯一原因。积德行善是种福田，为非作歹是留祸根。这样的政府，这样的政党，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合理性，他们在走向疯狂，也在走向灭亡。

一九二八年四月，毛还在井冈山时，南昌起义的幸存者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投奔他来了。这支部队头年十月历尽千辛万苦到达南海岸，没有看到任何苏联军火，却被打散，剩下的人聚集在四十一岁的朱德麾下。朱德是职业军人，曾在滇军中官至旅长。三十六岁那年他到德国留学，在那里参加了共产党，以后去苏联受军训。在一群二十来岁的红色青年中，他算是长者，很自然地受到尊敬。他脾气又好，忠厚宽容，风度朴实无华，像士兵一样脚蹬草鞋，身背竹笠，一块儿吃饭、行军、扛枪、背背包，打仗时总在前方，官兵们都爱戴他。

毛刚到井冈山时曾派人找过朱德，劝朱加入他的行列，朱谢绝了。当时党命令他在湘南组织暴动。暴动败得一塌糊涂，大半因为莫斯科的指示不仅残忍，而且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当时的政策是：“杀尽阶级的敌人，焚毁敌人的巢穴”，“焚毁整个城市”，“豪绅的走狗都是在杀之列，我们并不顾恤”。暴动的口号是：“烧！烧！烧！杀！杀！杀！”

朱德的人也乱烧滥杀，把郴州、耒阳两个县城化为焦土。结果农民真的起来暴动了——反对共产党的暴动。根据当时的报告，在动员农民“焚尽湘粤大道五里内民房”的群众大会上，“到会的几千武装农民群众听到这项命令就在会场中反了，把郴县负责人杀得精光，郴县全县变了三分之二。其他永兴、耒阳的农民也动起来……后经调回前线的红军来镇压，才算把有形的反动隐藏下去。但这次死的人也就在千人以上不少了！”农民把他们在共产党统治下戴的红袖箍、红领巾扯下，打出白旗。

国民党军队一攻来，朱德的队伍只好撤离，参加过杀人放火的农民和他们的家庭也不得不扶老携幼跟着走。当年耒阳的农军王紫峰回忆道：“我当过赤卫队长，镇压过反革命……只有坚决干到底，没有别的出路，所以我自己动手把〔自己的〕房子烧了”，跟朱德走了。这也是莫斯科的政策，切断这些农民的退路，“使他与豪绅资产阶级无妥协余地”，把他们逼上梁山。

共产党走，国民党来，复仇报冤，玉石俱焚。牺牲者中有毛的妹妹泽建，小名菊妹子，是过继到毛家的。毛把她带进党，她跟一个党员结了婚，生了个孩子。虽然她和丈夫并不赞成共产党的杀人政策，她的丈夫还是被国民党杀了头，头装在木笼子里，挂在城墙上示众。菊妹子也被处死。她在狱中写过一封信，说她希望“自首”，但耒阳县坚决要杀她。她也就死了心，“甘愿受死刑。不愿受活刑了。”“快脱离人世就好了。”她只希望能见她的生母和孩子“浅生”一面：“唉，可怜的浅生，实令我痛心呵！以前如何的希望养育他呵！谁知弄到此地步咧。”她想要她的孩子理解她：“浅生小儿也万不能怪我。〔我〕今生从未闻见的苦情均受到了。”

这个时期共产党烧杀最凶的地方是广东海陆丰，号称“小莫斯科”，那里还修了“红场”，入口是个俄式的花哨大门。领袖彭湃把此地变成了可怕的屠场。彭湃这样推崇列宁：“他的法律，是没有什么详细的，反动的就杀，他的工人农民，不用报告什么工会、农会、政府，直可把土豪、劣绅、地主、资本家杀却”。彭湃的演讲和政策充满了这样的语言：“准群众自由杀人。杀人是暴动顶重要的工作，宁可杀错，不要使其漏网”。“将这批豪绅地主剖腹割头，无论任何反动分子，都毫不客气的就地杀戮，直无丝毫的情感”。海陆丰存在的短短两个月中，一万多人被残酷处死，“反动的乡村有些全乡焚烧”。

这些苏联人指导的夺权掌权均以失败告终。毛泽东的井冈山几乎是硕果仅存。毛不是狂热分子，当部队要烧天主教堂和豪华大宅时，他制止他们，说与其烧掉不如留起来自己享受。杀人当然要杀，但别杀得连自己也站不住脚。

朱德上井冈山的时候，莫斯科已决定停止乱烧乱杀的政策。它喜欢用“主义”这个词儿，给这一政策戴的帽子是“盲动主义”、“烧杀主义”。莫斯科说：“恐怖宜有系统。”这正跟毛的所为不谋而合。毛的精明使他重新获得莫斯科的青睐。尽管毛的自行其是曾使中央愤怒到把他撤掉，但此时斯大林亟需在中国有个不亦步亦趋的人，自己有主意，有能力，能让共产党成功。尤其是这时候，莫斯科难以对中共直接指挥。由于苏联使馆的人在企图夺权的“广州起义”中被当场抓获，中国当局关闭了一系列苏联领事馆，苏联人失去了用外交官身份在中国活动的机会。

毛此时没有任何党的职位。他曾累次写信给中央，要求成立一个由他领导的管辖井冈山一带的特别委员会，都未获明文批准。朱、毛会师后，毛又于五月二日再次给中央写信。不等中央答覆，毛就指定代表，召开“代表大会”，自己当上了书记。

毛急于拥有党的职位，还因为朱德带上山四千多人，而他的兵力只有一千，不及朱的四分之一。要管住实力远大于他的朱德，毛需要党的名义。他也要显示自己是个军人，在会师时特意挎上手枪，这在他是极少见的。过后他就把枪还给了警卫员。这支军队不久便以“朱毛红军”著称。

等待授权时，毛开始表现自己了。党的命令接受了，巡视员也让巡视了，还写长长的报告。党组织正经八百地活动了。毛到井冈山八个多月，还不知道他的辖区有多少党员，巡视员问起时，他的答覆是这个县有“千余”，那个县有“百余”。毛也还没进行过分田工作。理论上这是土地革命的中心，但讲求实际的毛觉得这事没什么必要，打家劫舍够维持统治就行。如今井冈山首次实行分田。


毛要党授权的信，由秘密交通员揣着，从上海千里迢迢送到莫斯科，在六月二十六日递上了斯大林的办公桌。中共正在开“六大”，地点就在莫斯科郊外，是唯一一个在苏联召开的外国党代表大会。斯大林把一百多名中共代表极机密地，不远万里地，耗费巨资地运来莫斯科，足见他对中共的期待有多高。

斯大林的中国路线由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向大会传达，一讲就是九个小时，让在座者屁股都坐麻木了。毛不在座。纵观他的一生，不到万不得已，他绝不离开他的地盘。

“六大”唱主角的周恩来作军事报告，说毛的队伍“有一些土匪性质”，意思是毛不大听指挥。苏联人对毛不放心，但是很看重他，称他为中共武装的主要领导人。确实，毛泽东是最成功地推行克里姆林宫战略的人。斯大林六月九日接见中共党领导人时说：战略就是组建红军。在苏联的“六大”代表都受到军训，具体的军事计划也制定出来。曾抢过银行的斯大林本人亲自负责给中共提供建军的假钞。

斯大林看好毛泽东。毛有军队，有根据地，又是老党员，在中国知名度也最高。当然，毛不听话。但正如斯大林后来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说的，毛“不听话，但是个成事的人。”而且，不管他怎么不听话，斯大林有办法控制他：毛离不开党，离不开莫斯科，离开了，他只是土匪一个。

于是，毛的要求完全被满足。十一月，中央通知到达，重新成立“前委”，由毛任书记，管辖朱毛红军。前委之下组织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书记。在毛泽东的上升史上，这是个历史性的时刻。毛与党离心离德，与莫斯科离心离德，结果党和莫斯科是要啥给啥，他大获全胜。(
6 制服朱德 1928～1930年 34～36岁


毛泽东一接到中央任命，就准备扩大地盘。国民党军队也要打来了。一九二八年六月，蒋介石打败了北京政府，统一了中国大部，建都南京，着手恢复秩序。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四日，毛率领朱毛红军离开井冈山。朱毛红军经过一些变故，眼下有人马三千。

毛在井冈山住了十五个月，留下了一块千疮百孔的土地。中央巡视员杨开明向上海报告说，红军到来前，井冈山的农民“颇觉安居乐业，有天下太平的气象。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老死不相往来的神气”。

“自从红军到达井冈山以后，情形就大大改变了。因为红军经济唯一的来源，全靠打土豪。又因对土地革命政策的错误，连小资产阶级富农小商也在被打倒之列。又以大破坏之后，没有注意到建设问题，没有注意到经济恐慌的危机，以致造成乡村全部的破产，日益激烈的崩溃。”

毛走后，国民党军队攻下了井冈山。朱毛红军走时留下的伤兵病员和地方干部，落在他们手里的被机关枪扫死。被反共复仇的民团捉住的，不是剖腹、烧死，就是活活割死。即使这样的残酷，据当时对中央的报告：“房子烧了，群众首领杀了。但是一般群众并不十分增加对反动派的仇恨。”

井冈山原来的山大王多是本地人，毛走时他们留下，大部分都活下来了。一九三○年三月，袁文才、王佐死在共产党手里。莫斯科秘密命令中共这样对付这些人：“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结盟，仅在暴动前可以适用。暴动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的镇压他们……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暴动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

袁、王死后，余部逃进山里。奉命搜捕他们的红军李聚奎回忆说，他“亲眼看见当地群众对我们的行动很反感，而对王、袁的部队，则倍加爱护。”既在土匪又在共产党统治下生活过的井冈山人，显然更喜欢土匪。土匪带来的灾难跟共产党比是小巫见大巫。

毛泽东离开井冈山时，未曾有一眼回顾，一丝惆怅。他兴致勃勃，跨着大步，跟随从们开着玩笑。他有理由轻快，莫斯科已全盘接受了他的要求。他一离开井冈山，苏军情报局长伯金就跟中国事务负责人米夫（Pavel Mif）开会，讨论苏联怎样“给朱毛具体援助”。这是第一次有记载的莫斯科专门讨论给毛军援。毛已名声显赫，报上都说他是“共党中最巨者”。

政府军在毛身后紧追不舍，一场鏖战中朱德的妻子被捕。她后来被杀，头由一根竹竿挑起，悬挂在长沙城上。在这样的险境中，毛却发动了针对朱德的权力斗争：离开井冈山不到两个星期，他取消了中央特别成立的以朱德为书记的军委，剥夺了朱德的军事指挥权，把一切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里。

对中央，毛只字不提他夺了朱德的权。他写了一份又一份报告，字里行间透着自己如何像久旱盼甘霖一样渴望中央指示。三月二十日，他写道：“望中央将一般计划指示我们。红军应该怎样行动，尤盼飞速指示！”“六次大会的决议案非常正确，我们欢跃的接受。”四月五日，他又写道：“以后望中央每月有一信给我们，我们亦至少每月给中央一信报告。”毛是在讨好中央，希望他夺朱德权一事一旦被上海知道，会得到认可。

朱德没有反抗毛，也没有向中央告毛的状。他没有那么强的权力欲，也不擅长搞阴谋。朱德一时忍了下来。

三月，在对付国民党军队方面，毛的运气来了。尽管南京政府建立已近一年，但国民党内讧不断，有的政敌对蒋介石政府开战，追击毛的队伍被调去打政敌，放过了毛。毛兴奋地告诉上海说：“后卫距敌才一里……〔敌〕张旅忽然折回，盖湖南战事爆发”。毛得以轻松地拿下了闽西，包括首府汀州。这里的汀江航运繁忙，明清已出现了“上八百，下三千”的景象。四海商贾云集，欧洲大厦跟南洋小摊相映成趣。毛大打了一番“土豪”，丰富了库藏。他告诉上海：“给养已不成问题，士气非常振发。”

红军没收了一个给国民党军队做军服的工厂，第一次穿上了整齐的军装。迄今为止，士兵们穿什么的都有，甚至有女人的裙装和天主教教士的神袍。新军装是灰色的，跟国民党一样，只是多了红帽徽、红领章。

守城的郭凤鸣旅长按毛的指示先被活捉，然后杀掉。尸体倒挂在一棵板栗树上，旁边站着毛，手指着尸体在万人大会上讲话。会后郭的尸体被抬着游街示众。作为与旧制度决裂的象征，市政府被一把火夷为平地。

毛把指挥部设在一座俯瞰汀江的雕梁画栋的楼房里，日子过得十分惬意。不久，好日子被一名不速之客给搅乱了。来者叫刘安恭，刚从苏联受军训归国，上海派他来当朱毛红军的第三把手。刘安恭发现毛挤掉了朱德，非常愤慨，说毛“抓权”，“书记专政”，“家长制”，“自成体系”，“不服从中央”，说朱德是“拥护中央派”，而毛泽东是“反对中央派”。

毛再也没办法对上海封锁消息了。六月一日，他第一次向中央报告，找借口说：他离开井冈山后，“每日行军或作战，在一种特殊环境之下，应付这种环境感觉军委之重叠，遂决议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但是，既然有理由，为什么在这之前他写的信中不向中央报告呢？毛自知理亏，想把这事遮掩过去，把这段话埋在有十四条小标题的洋洋长文的第十条中间，算是报告了，希望不引起上海的警觉。报告其他部分充满甜言蜜语：“最近得到中央及福建省委各种指示，真是意外的欣喜，睢江西省委三年来不曾有一个字给我们……这种情形太不好了，请中央确知江西省委千万改正这种状态。”“请福建省委负责在厦门设交通机关，专任前委与中央的传达，设立机关经费，付上价值一万元的烟土”。

但朱德起来反抗毛了。他有了刘安恭这个同盟，再加上部队大多数人也站在他这一边。毛不得人心。他后来自己多次说：“我很孤立，只有二十八团的林彪支持我。”据陈毅给上海的报告，很多人说毛“太独裁，不民主，对党实行家长制，爱发脾气，会骂人”。对朱德也有些批评，但只是这样一些问题：“对士兵讲话时，动不动就说我们要扩大武装，可以打到南京去住洋房。讲到高兴时不自觉地把裤子拉到大腿上，有流氓习气，太不尊严。”

六月二十二日，朱毛红军的党代表们在福建龙岩举行大会，辩论朱毛问题，并投票选举。会上毛泽东被选掉前委书记，由陈毅接任，朱德重获军事指挥权。毛曾威胁说：“若你们来武装解散前委，我有一个班的兵力，还可以抵挡。”他的对手也早有准备：他们在会前把毛所有的跟班缴了械。

毛马上开始打迂回战，要把失去的权力夺回来。他计划先夺取闽西红色根据地地方政府“特委”的领导权。这块新开辟的根据地，是共产党所占土地中最富饶的，有一百二十五万人口和一支地方部队。毛对朱毛红军新领导说：既然被选掉，他不能留在红军里了，希望“到地方做些事”。没人意识到毛的动机。

毛躺在担架上离开了红军总部，跟着他的有妻子贺子珍和几名亲信。其中一个后来回忆说：“我们离开部队由龙岩出发时，把我们的马也扣留了，那时我们一行人真有些灰溜溜的样子。”这一小队人直奔闽西特委所在地蛟洋。闽西根据地是朱毛红军打下来的，特委书记邓子恢是个听毛话的人，毛去之前就叫他准备召开闽西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毛的打算是利用这次大会建立新特委，用计谋把跟他前来的亲信安插到关键职位上。毛没有任命权，闽西特委归福建省委领导。

到七月十日，五十多名闽西代表聚集蛟洋，会议按通知第二天开幕。但第二天没有开幕。据会后闽西共产党人向中央的报告：毛叫他们去“从事各项调查”，“费去一礼拜之久”。终于开幕了，毛又用这个那个理由，使“会场上耗费时间太多”，“自十日起至二十九日止，延长二十天之久”。毛在拖时间，以使代表们在“选举新特委”这项议程前不得不离开。果然，会还在不痛不痒地开着，国民党打来了，“大会不能继续下去，遂在二十九日以前闭幕了”，“会无结果而闭会”。

代表们前脚刚走，毛马上就指定了新特委，算成是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听话的邓子恢仍然居首，毛带来的人，一个当特委秘书长，一个当组织科长负责干部，一个控制地方部队。这几个人像毛一样是湖南人，都不会说当地话。

当闽西共产党人发现毛把他的人强加在他们头上时，非常愤怒，当时就对中央说大会是“极大失败”，第二年一有机会时又起来反抗，引起了毛泽东在闽西的一场血腥清洗。

还在开代表大会时，代表们已经表现出对毛的恐惧。给中央的报告说，会上“代表少发言。后来毛同志病了，大家争论极烈，得了很大进步”。代表们想要他们的上级福建省委派人来给他们做主，可是，蹊跷的是：“交通被捕，报告失落，致省委无人前来指导”。这种怪事已经不止一次发生，未来也将反覆出现：关键时刻，联络会按毛的需要莫名其妙地断掉。

一旦抓住闽西根据地，毛便着手跟朱德捣乱。他在朱德的队伍里有个同谋：林彪。林彪那时二十出头，是个孤傲不羁的人。他有三个特点吸引了毛。一是军事才能。林彪从小喜欢军事，后来上黄埔军校，在军旅生活中如鱼得水。他喜欢研究军事战略，在战场上屡显锋芒。二是他不守纪律。跟许多中共高层军事人员不同，他没在苏联受过训，没在严格的共产党纪律里熏陶过。部队里的人都知道，林手脚不干净，常私自留下缴获品，像金戒指等，还染过淋病。林的第三个特点是他的自尊心极强，绝对不能忍受批评。朱德作为上级批评过他，他对朱德怀恨在心。

林上井冈山后不久，毛就开始拉拢他，说的话都是顺耳舒服的，还单请林去演讲。毛、林从此建立了特殊关系。几十年中，毛小心注意不使林的自尊心受伤，让林凌驾于纪律之上。作为交换，在毛需要时，林总是十分配合。

第一次搭档是对付朱德。一九二九年七月底，国民党军队进攻。作为军事指挥官，朱德制定了作战计划，令所有部队在八月二日集结。但时间到了，林彪却不见踪影，他跟毛和毛控制的闽西红军待在另外的地方。这两支部队合起来差不多占红军（当时有六千多人）的半数。朱德只得率领一半的兵力反击国民党军。虽然朱德没受到太大损失，但半数红军不听命令，总不是个办法。在这种分裂的状况下，朱德指望中央给他拿主意
这时党的总书记是没什么能力的向忠发，莫斯科任命他纯粹是基于他出身“无产阶级”，当过水手、码头工人。中共负实际责任的是周恩来，做决策的是莫斯科在上海的代表。这段时期代表们大都是欧洲和美国的共产党人。直接管事的，一个是德国人叫爱斯拉（Gerhan Eisler），以后做过驻美国的情报长官。另一个是波兰人，化名瑞尔斯基（Rylsky）。这些外国人执掌着中共的财政大权，一分一毫都由他们说了算。他们的中国同事管他们叫“毛子”，因为他们身上的毛比中国人多。于是就有“德国毛子”、“波兰毛子”、“美国毛子”等。有个背有点儿驼的人叫“驼背毛子”。

这些“毛子”们透过周恩来发号施令。周后来以在外交舞台上风度翩翩而举世闻名，但真正的周是个强韧决绝、无情无义的执行者。他忠实地信仰共产主义，不惜扭曲个人人格。

周最早接触共产主义是在日本，那是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后不久，十九岁的他在日本留学。二十三岁时他在法国入了党，成为狂热的信徒，表现之一就是奉行禁欲主义。他是个美男子，女人们为他倾倒，他本人对美女也远不是无动于衷。刚到法国时，他常常发出这样的赞叹：“多么漂亮的姑娘！”他给国内的朋友写信说：“巴黎是美丽的……妇女也是动人的……”很快他有了个美貌的女朋友，他非常爱她。许多年后，在一次少见的坦率谈话中，他告诉侄女：“当我决定献身革命时，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周需要“能一辈子从事革命”的人。“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接着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在通信中确定关系的。”就这样，二十七岁的周恩来与同样狂热而相貌平常的邓颖超定下了缺乏爱情的终身。

莫斯科看中了周，给他极其重要的任务：负责创建中共军队。一九二四年他被派回国，在国民党的黄埔军校做政治部主任，秘密使命是在国民党军官里埋下红色代理人。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清共后，周恩来组织了南昌起义。南昌起义的队伍在南海岸被打散时，周正害疟疾发高烧，不时处于昏迷状态，嘴里还在喊“冲啊！冲啊！”几个同事把他抬上一叶扁舟，划往香港。风浪大，小船颠簸得厉害，他们用绳子把自己绑在桅杆上，两天一夜才靠了岸。

周从香港去了上海，负责中共的日常工作。搞地下工作，他如鱼得水，跟他工作过的人称他为“天才”，说他脑袋后边都长着眼睛。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开中共“六大”时，他受到斯大林接见，在会上唱主角，一个人做了三个主要报告。中共的克格勃就是他在莫斯科指导下组建的，他本人亲自指挥暗杀队。

莫斯科很有眼力。周恩来是一个难得的行政管理家、杰出的组织者，具有一丝不苟的严格纪律性，对莫斯科的指示奉若神明。奇怪的是，像他这么一个能干的人，天性里却似乎又有奴性，无论主子怎么鞭笞他，他都甘心领受。在未来的岁月里，遵毛之命，他不断对自己口诛笔伐，无限上纲，用词之严峻，使听众都为他难过。

其实在毛之前，周已经表现出这种性格。一九三○年他遵命做过一次详细的自我批判，“要全党来认识与指斥我的错误，我自己亦将在党报上批评我这一有系统的严重错误。”次年，在党的中央全会上，一个显然看出周性格中有受虐倾向的“毛子”这样说周：“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周坐在一旁心甘情愿地听着。

无怪乎周没有做头号人物的野心。他自知没有制定纲领的才能，似乎需要有人给他发命令。这段时期曾在他手下工作的王凡西回忆周的弱点说：“在组织部的会议上，恩来的发言永远要占去全部时间的十分之九。周恩来是一个非常杰出的行政家，事务处理上简直有天才，说话的才能也显然属于第一流的；但和他共事一长久，有一点使我很奇怪，就是他一开口却不能自休。话说得有条理，却不能集中要点；有层次，却诸多反覆。一些原极浅近的事理，同时听话的对象又只限于部里的五个干部（有时再加上他的太太邓颖超），他却会像对小学生教书似的，分析了又分析，解释了再解释，把一个报告往往拖长到七八个钟头，使听者倦极欲睡。”

周恩来直接处理朱毛问题。根据莫斯科驻华代表的指示，他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一日给朱毛红军发命令全力支持毛泽东，说毛“绝对不是家长制”，擅自解散中央指定的军委也是对的：“用不着再组织军委” ，毛应当官复原职，刘安恭批评毛批评错了。刘被召回上海，不久死在战场。

毛泽东破坏党的纪律，党却给他撑腰，这是什么原因？说到底，正是毛的权力欲使斯大林对他另眼相看。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里，以中共的区区几千人要夺权，没有不惜一切的炙热的权力欲是无法成功的。

眼下斯大林也需要毛。那时正值“中东路”事件，中国政府收回了控制在苏联人手里的，横跨中国东北一千五百多公里的铁路。这条铁路跟它沿线的土地当时是外国在中国的最大租界。莫斯科大为恼怒，组成了一支“特别远东军”，一度曾入侵到东北境内一百二十五公里的地方。斯大林掂量着“占领哈尔滨、成立革命政府”的可能性，要中共里应外合，在中国内地给蒋介石政府制造麻烦。

周恩来写给朱毛红军的关于毛的信，一开头就讲中东路问题，要朱毛红军发展游击区域，扩大红军，“准备武装保护苏联”。十月九日，有斯大林出席的苏共政治局会议特别提到“毛泽东活动的地区”，称之为发展游击战、帮助解决中东路问题的重要地区。斯大林没提朱德。

莫斯科支持毛还有个原因。斯大林的头号政敌是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斯大林流放了他，但仍害怕他的影响力。托洛茨基在中国有一小群狂热追随者，正在争取陈独秀的支持。斯大林担心陈独秀会壮大“托派”的声势，担心跟陈有老关系的毛会跟陈走。

这一系列的考虑使莫斯科决定为毛撑腰。苏联的媒体此时醒目地宣传毛，《真理报》（Pravda）在“中东路”事件关键的几个月里报导毛不下四次，称他为“领袖”——用的字眼跟用在斯大林头上的一样。没有任何其他的中共领导人享此殊荣，包括党的总书记在内。


周恩来起用毛的信递到了朱德手里，朱德服从了，派人把信送给毛。毛住在山清水秀的村子六家坡，一幢两层的小楼，天井里长着一株热带风情的棕榈。他每天享用营养丰富的牛奶，一公斤牛肉炖汤，外带一只母鸡。他形容自己是“吃的多也拉的多”。

毛收到周恩来的信，却没有即刻回到朱毛红军去。他在六家坡又待了一个多月，给朱德施加压力。
跟毛住在一起的有贺子珍和一对忠实于他的夫妇：曾志和她的丈夫。毛跟年轻的妻子们不谈政治。两对夫妻在黄昏薄暮里沿着水草漂漂的小溪散步闲聊，从弯弯的小桥上看农民点着火把在溪里捉鱼，有的用网捞，有的用手抓。有时他们送给毛几条。毛爱吃鱼头，说鱼头能增强他的脑子。白天，毛常坐在窗前旁若无人地大声念英文，充满湖南腔，惹得朋友们发笑。念英文而不求长进，是毛放松心情的一种方式。

朱德和同事们着了急，“迭函去催毛同志回前委”。但毛就是不回来。十一月底，朱德只好正式派部队去恭迎毛，毛这才上路。

毛马上给上海写信。周恩来如释重负，称毛“来信很积极”，“完全接受中央的指示”。毛不失时机地向莫斯科明确表态，跟“托派”划清界线，称陈独秀为“反对革命的分子”，提议“普遍地宣传”反陈。他主持作出反对托洛茨基的决议案。部队每天出操都要喊“武装保卫苏联”。

毛留下朱德当名义上的最高军事长官，部队也继续叫朱毛红军，既满足了莫斯科希望团结的要求，又得以利用朱德在部队的声望为自己服务。朱德被压服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经常发脾气。俄罗斯档案记载一九三一年二月，他对军事指挥官们发作说，他不过是“毛手里的玩物，没有任何权，毛只是耍他”。莫斯科没有伸出一根指头管管毛。朱在毛手下就这样干了一辈子，直至两人在一九七六年先后去世。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毛回到红军的消息在福建古田向全军党代表大会宣布。毛怕官兵反对他，耍了个小小的花招。他知道士兵最痛恨的是枪毙逃兵。当时给上海的报告说：“每次出发差不多都要枪毙些逃兵，摆在路上示众，但逃兵仍然无法遏止。”在古田毛泽东提议通过一项决议：“不枪毙逃兵。”这使他大得人心。谁知几个月后古田会议的决议发表，这一条失踪了。毛已经坐稳了位子，这条决议也就束之高阁，逃兵呢，仍然被枪毙。

毛利用提出这条决议带来的好感，使其他决议获得通过，扫除他与绝对权力之间的障碍。一是职业军人的权威。朱德是职业军人，而毛不是，于是毛批判“单纯军事观点”，以破除这一权威。二是选举，对毛更不利，他就是被选掉的。他谴责这为“极端民主化”，取消了选举。

红军要求平等的呼声格外高，共产党的主要号召力就是平等。但毛喜欢舒适，生活难免不特殊。在井冈山时曾流行一句顺口溜，讽刺毛不跟士兵一道挑粮上山：“朱老总挑米上坳，毛泽东在后方‘打炮’。”毛发明了“绝对平均主义”这顶帽子，来压制这种声音。自古田起，特权在中共党内成为理所当然。

离开古田，刚满三十六岁的毛泽东志得意满，在马背上哼成一首词。“路隘林深苔滑”，是行军的写照。“今日向何方？”他问道。他已计划好了答案：这就去兼并其他红军。

这时的长沙到处是儿童跑来跑去唱着：“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这首“国民革命歌”曲子是《Frere Jacques》——法国的儿歌。出现在街头的另一个欧洲发明是纸糊的高帽子，拿来戴在被游街的人头上，作为耻辱的象征。

十二月二十日，三百来人聚集在长沙幻灯场听毛泽东演讲。毛讲了差不多两个小时，说：“我们现在还不是打倒地主的时候，我们要让他一步，在国民革命中是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减少租额，减少利息，增加雇农工资的时候。”跟毛同来的、化名卜礼慈（Boris Freye）的俄国人，事后向上司报告说：毛的讲话基本“可以”，就是太温和了一点。

毛的温和观点在其后的湖南乡间巡视时发生了巨变。毛后来说：“当我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覆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这三十多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从他巡视后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可以看出，毛发现他很喜欢暴力，喜欢大乱，喜欢残忍，他找到了自我。这一发现对他未来的统治产生了莫大影响。
毛看到基层农民协会办事人，大都是所谓的“痞子”：“那些从前在乡下所谓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总而言之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他们现在有了权：“他们在乡农民协会（农协之最下级）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他们任意给人定罪：“这出‘有土必豪，无绅不劣’的话，有些地方甚至五十亩田的也叫他土豪，穿长褂子的叫他劣绅”。他们“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总之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

毛看到痞子们很喜欢玩弄手里的牺牲品，比方说戴高帽子游乡，“这种处罚最使土豪劣绅颤栗，戴过一次高帽子的，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有一个乡农会很巧妙，捉了一个劣绅来，声言今日要给他戴高帽子，劣绅于是吓乌了脸。吓了他结果又不给他戴，放他回去，等日再戴。那劣绅不知何日要戴这高帽子，每天在家放心不下，坐卧不宁。”

毛说他“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他大声欢呼：“好得很！好得很！”

毛还格外欣赏一种凶器——梭镖，“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起的‘东西’。”他要求湖南当局把梭镖“确实普及于七十五县二千余万农民之中”。

巡视中，农协会向毛报告说有人被打死，问毛怎么办。毛说：“打死个把，还不算了。”这之后，更多的人被打死。

毛巡视以前，湖南农运领导人曾着手约束暴力，扣了些打死人的人。毛命令他们放人，批评他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湖南农运领导人作了检讨，执行了毛的命令。

毛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句也没有提及与农民切身相关的最重要的问题：分田地。他对此没有表示丝毫兴趣。

吸引毛的是野蛮暴力，是打碎既存秩序、社会结构的暴力。这正是苏俄社会革命的模式。毛不是从理论上信仰这种模式，而是从性格上走了进去。莫斯科留意到了他，在共产国际的杂志上第一次发表了他的《报告》。毛泽东虽然在意识形态上模模糊糊，在直觉上却与列宁主义不谋而合。像陈独秀这样的共产党人，虽然理论上信仰共产主义，可一听说暴民打人杀人就火冒三丈，坚持要制止。他们其实不是苏俄式的共产主义者，而毛却是。所以，中共在把毛赶出领导圈子的两年之后，重新接受了他。一九二七年四月，毛再次成为中央委员，尽管只是“候补”。

毛这时随北伐的国民党政府住在长江重镇武汉。他现在俨然是国民党农运总管了，在武汉开始训练农运人员，北伐军打到哪里，就把暴力散布到哪里。在他的训练教材中，有一份讲农协会的人讨论如何对付“土豪劣绅”：“倘有土豪劣绅最强硬的，便割脚筋和耳朵，戴高帽子游行”，或者“必活活地打死”。

在毛的推崇下，农民暴力到处蔓延，激起了国民党军队的强烈反对。陈独秀六月向共产国际报告说：“国民革命军有百分之九十出身于湖南。军人对所有农民运动的‘过火’抱反感态度。”“军官家庭的土地财产被没收；他们的亲戚被逮捕；商民受到逮捕的刑罚……士兵寄回家的一点钱也会被没收”。军人们发现革命一场，反而给自己的家庭带来灾难。

国民党中相当多人早就不满走苏俄的路，他们的愤怒在一九二六年国民党“二大”上达到高潮。二百五十六名代表中竞有三分之一是中共党员，另外三分之一是亲共的，其中有不少秘密共产党员，未来将对共产党夺权起极大作用。许多国民党名人如今起来大声疾呼，反对农村暴力，要求与莫斯科的控制决裂，与莫斯科的手——中共——决裂。

就在这个时候，一千公里外的首都北京出了一件事，使国民党走到决定自己命运的关头。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北京当局突袭了苏联使馆，搜到大批文件，证据确凿地表明苏联正在中国图谋颠覆北京政府。文件暴露了中共与苏联的秘密关系，而中共领导人李大钊跟六十多名党员就住在苏联使馆的房产中。李大钊不久被绞杀。

从苏联使馆搜出的文件在全国报纸广为转载，苏联颠覆计划规模之大，激怒了公众舆论，也震惊了西方列强。国民党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地位。它正全力以赴要推翻北京政府，苏联正给它出钱出力，中共也正在它的行列中并肩作战。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国民党是苏联颠覆计划的一部分，推翻北京政府后会把中国变成苏联傀儡。如果国民党不改变自己的形象，它可能失去人心，更重要的，西方列强会不惜一切支持北京政权。

于是，有一个人抓住机会行动了，他就是国民党军队总司令蒋介石。四月十二日，他下令与共产党决裂，开始“清党”。他颁发的通缉名单有一百九十七人，以鲍罗廷为首，毛泽东也名列其中。

蒋介石比毛泽东大六岁，一八八七年出生于浙江省一个盐商家庭。他在日本学过军事，是个职业军人，脸上常带着凛然难以亲近的僵硬表情。一九二三年，作为孙中山的大本营参谋长，他率团访问苏联。那时他被俄国人认定“属于国民党左翼”，“同我们很亲近”。但是三个月的访问使他极端反苏，特别反感苏联要把中国社会划分成不同的阶级，搞阶级斗争。

蒋介石对苏联的这些感想一个字也没有公开说出。相反地，他给鲍罗廷的印象是他“对我们非常友好，充满了热情”。有了俄国人的支持，蒋上升为国民党第二号人物，仅次于汪精卫。蒋掩盖他的真实色彩，为的是北伐必不可少的苏联军援。但同时，蒋不动声色地准备决裂，在一九二六年三月把一些共产党人从关键的职位上赶了下去。此事发生后，吃惊的苏联顾问开始考虑干掉蒋介石。索洛维约夫（Solovyov）二十四日给加拉罕（L. M. Karakhan）写信说：“使团决定迁就蒋介石……以便赢得时间和做好准备除掉这位将军。”一年后，鲍罗廷秘密命令逮捕蒋介石。

蒋介石先下手了。北京那边一公布苏联搞颠覆的文件，他就发表布告，逮捕共产党人。行动首先在上海，那里蒋有了新的财源。几天工夫，共产党方面死了三百多人。共产党不能在上海公开露面了。但上海继续是中共中央居住与活动的地方。此后五、六年中，上海是处于地下状况的中共中央的代名词。

蒋介石在上海率先杀共产党人后不久，汪精卫也倒向蒋，七月十五日在武汉宣布“分共”。从此，蒋介石成为国民党领袖，蒋政权持续了二十二年，直到一九四九年被毛泽东赶到台湾。

一九二七年的春夏之交，汪精卫“分共”在即，毛泽东自言他“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一天他登上了长江边上著名的黄鹤楼，在那里写了首诗。始建于公元二二三年的黄鹤楼是古今诗人喜欢登临题咏的地方。唐崔颢《黄鹤楼》诗说：“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以后“黄鹤”用来比喻一去不复返的事物。这似乎说中了毛泽东在国民党内所有的建树，即将化为乌有。毛登楼那天正是“烟雨莽苍苍”的时候。“黄鹤知何去？”毛问道，考虑着自己的前途。他这样结束了他的诗：“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毛努力想拉住汪，拿他过去欢呼“好得很！”的农协会暴民做替罪羊。汪精卫六月十三日告诉其他武汉领导人：“据毛泽东同志报告，才晓得农民协会有哥老会在内把持，他们既不知道国民党是什么，也不知道共产党是什么，只晓得做杀人放火的勾当。”但毛这一着没用，汪精卫已在策画跟共产党决裂，把一切乡村暴力都归罪于共产党。毛只能同汪精卫分手。

生平第一次，毛有了掉脑袋的威胁。两年前的“逮捕”是有惊无险，他还可以雇辆轿子抬他到长沙，然后跑到广州。现在不同了。七月四日，陈独秀的一个儿子被砍了头。在共产党发动了一连串武装暴动，杀了不少人以后，到处就都杀开了共产党。只要有人告发你是共产党，你就可能被抓起来杀头。死者有的从容就义，有的慷慨宣讲信仰，有的呼口号，有的唱《国际歌》。报纸上登载着无情的大标题，为捕杀“拍手称快”。

但这时的毛，已看准了一个能安全生存的方式。不仅如此，他还设计了未来发展的蓝图：利用中共和苏联来为自己打天下。一九二七年夏天做出的这个决定，意味着三十三岁的毛泽东在政治上步入成年。
5 秋收暴动：拐走起义武装 1927～1928年 33～34岁


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清共”开始时，斯大林刚成为克里姆林宫的头号人物，亲自制定对华政策。他要中共建立军队和根据地，以便最终用枪杆子征服中国。

用枪杆子夺权，斯大林早在一九一九年共产国际成立时就为中共想到了。跟国民党合作时，莫斯科派中共党员打入国民党军队设法控制它。蒋介石“清共”后，斯大林命令中共马上从国民党军队里尽可能拉出队伍，“建立自己的新武装”。

斯大林派他的亲信老乡罗明纳兹（Beso Lominadze）来中国管事。苏军情报局局长伯金（Jan Berzin）给“中国委员会”主席伏罗希洛夫（Kliment Voroshilov）写信说，苏联在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建立红军。主要城市都派有苏军情报局人员，负责给中共供应武器、资金、药品、情报。同时派来的还有军事顾问，在苏联国内也加紧了对中共人员的军事训练。

莫斯科的第一步计划，是把拉出的队伍带到南方海岸去接收苏联军火，然后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同时，莫斯科指示湖南和其他三个有农民协会的省举行暴动。

毛泽东举双手赞成这条道路。他在罗明纳兹主持的“八七”紧急会议上说：“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后来演变成他的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当时莫斯科刚撤掉了中共领袖陈独秀，把国民党分裂怪罪到陈头上，换上了同他们关系密切的年轻文人瞿秋白。刚当上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毛，不要做这种任人想换就换，想撤就撤的“王”。他要有自己的枪杆子，建立自己的地盘，使自己处于实力地位，以便向莫斯科要权。有自己的领地也是安全生存的最好方式。

但是，毛没有一杆枪，一个兵，莫斯科也没有派他搞军事。毛要拥有军队，必须靠别的手段。


一九二七年夏，中共能拉出的主要武装是驻扎南昌的一支两万人的军队。八月一日，在苏联顾问库马宁（M. F. Kumanin）的直接指挥下，中共负责军事的周恩来组织这支队伍举行兵变。这就是“南昌起义”，这天也成了中共的“建军节”。人们大多不知的是，用斯大林的话说，这个行动是“共产国际的主意，完完全全的共产国际的主意”。“起义”部队随即南下，向六百公里外的港口汕头挺进，去接收苏联人准备运来的武器。

毛打算把这支部队的一部分抓到手。由于他们预计的行军路线接近湘南，毛便在八月初向中央建议，在即将举行的湖南秋收暴动中，他到湘南去搞，要中央从路过的南昌起义部队中给他一个团，称加上其他农军，他“至少有占领五县以上的把握”。从毛后来的行为可以看出，他并不是真要去发动农民搞暴动，而是以暴动为借口，希望从中央那里挖出一支武装带走。

不明就里的中央批准了毛的湘南暴动建议。湖南全省暴动的领导者们约定八月十五日在长沙苏联领事馆开会。开会那天独独毛没有来，尽管他三天前已回长沙，就住在杨开慧娘家。由于他是主要人物，会议只好改到第二天。据当时湖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到了十六日，到会的人部齐全，唯泽东一人未到。”十八日，毛才姗姗露面，大家很生气，他却说他去搞“农民调查”去了。
毛迟到四天的原因不可告人：他要等一等，看南昌起义的部队是否仍有可能到湘南，要是不可能，他就不去湘南搞“暴动”了。

南昌起义的部队离开南昌三天，逃兵就去了三分之一，弹药也丢了一半。气温高达摄氏三十度，极度的闷热，士兵们没有水喝，只好喝田里的污水，成群地死去。队伍七零八落，只求挣扎着拼到汕头，不可能绕到湘南。

于是，毛出现在苏联领事馆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坚决要求取消他自己提出的湘南暴动计划。毛的理由是，暴动应该缩小范围，应该集中精力打长沙。当时湖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说：“缩小范围的暴动计划，泽东持之最坚。”

就像他并不真要在湘南搞暴动一样，毛也无意打长沙。他提出“打”，是因为该城附近有三支红色武装，他可以以打长沙为名，把它们带走。这三支武装，一支是原农运的活跃分子；一支是因安源煤矿倒闭而失业的矿工和矿警；还有一支是原驻武汉的部队，奉命去参加南昌起义而没赶上。一共数千人。

毛如愿以偿地当上了指挥这些军队的“前委”书记，受湖南省委领导。毛没受过任何军事训练，让他当前敌指挥官，纯粹是因为他对莫斯科暴动夺权指示表现出超乎寻常的乐观和热情，而主持长沙决策会议的是两个苏联人。毛的积极可以在他八月二十日给中央的信里看到：“某同志〔苏联人〕来湘，道及国际新训令，主张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闻之距跃三丈。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我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此政权既建设，必且迅速的取得全国的胜利。望中央无疑的接受国际训令，并且在湖南上实行。”

八月三十一日，毛离开了苏联领事馆，说是到部队去。他并没有去。九月十一日是约好的起事日子，这天，毛一个人悄悄待在长沙一百公里外的文家市。按官方说法，毛率领三支部队中的一支，从铜鼓出发。而当时跟毛关系密切的何长工等人，都说毛根本没去铜鼓。十四日，三支队伍还没有到长沙，毛就传令要他们不去了，退兵改道。三支部队都到了文家市。

这一切完全出乎在长沙的湖南省委意料之外，他们只好在十五日取消整个暴动。苏联领事馆的书记马也尔（Maier）说，发生的这一切“可说是最可耻的背叛与临阵脱逃。”莫斯科称之为“暴动的玩笑”。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毛先前不遗余力地鼓吹“暴动”、打长沙，为的都是调兵——调到自己手上。

这场“暴动”就是史书上著名的“秋收起义”。全世界都以为这是毛泽东领导的农民起义，毛是农民起义领袖的神话也大半起源于此。毛一手制造了这个神话，对美国记者斯诺编了套有声有色的故事。事实上，这不是一次真正的农民起义，据湖南省委给中央的检讨说：这“纯是一个简单的军事行动。不但没有掀动农民夺取土地的革命狂潮，连取得农民对此次暴动的兴趣都没有”。更有甚者，毛拆了它的台。

文家市远离长沙，在没有无线电联系的情况下，湖南省委和苏联人无法直接指挥。毛早已计划好了这支部队的目的地：南去一百七十公里的井冈山。井冈山位于湘赣边界，两省当局都鞭长莫及，历来是土匪、绿林好汉的出没之地。那里有两位山大王：袁文才，从前是学生；王佐，从前是裁缝。这两人手下有五百人马，占领着有十三万人口的宁冈县大部分，靠收租征税过活。毛如今要把他们的地盘拿过来作自己的根据地。

毛很清楚，他要带队伍进山，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没有党的明确指示，这样做无异于当土匪。毛担心一旦摊牌会危及性命，所以在文家市召集指挥官开会宣布决定前，先找到部队中几个从前熟悉的人，帮助压阵。找的人之一是何长工，何长工这个名字还是毛给他取的。何后来回忆说，毛要他跟另一位叫杨立三的在会场上保护他的安全，所以，“我和杨立三在会场上打杂呀、拿烟呀，我们两个人是你一进，我一出；我一出，他一进。”会上争得很厉害，指挥官们都不同意进山，但最后勉强服从了毛，因为毛是唯一在场的党的代表。

部队向井冈山行进。一路上，毛穿着他钟爱的长衫，脖子上系条土布长巾，一副乡村教师的打扮。开始官兵不认识毛，有人以为他是老百姓，要拉他给他们扛枪。当毛宣布部队是去上山做“大王”时，大家都惊呆了，他们参加革命不是为当土匪。但是毛以党的名义要他们放心，说他们是“红色的山大王”，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且上山也是生存之路。

尽管如此，许多人仍满心疑虑。不少人作了逃兵。毛任想走的人离去，只不准带枪，他知道他不具备强留任何人的条件。两名最高指挥官都走了，去了上海中央，以后投向了国民党。部队着实筋疲力尽，打摆子，烂腿子，拉痢疾，宿营地里弥漫着强烈的腥臭味儿，有的人一躺在路边的草丛里就再也起不来了。两星期后队伍到达井冈山时，只剩下了六百人，跟着毛大半是因为没有别的出路。他们成为毛起家的班底，未来燎原烈焰的火星。
十月初，毛到了井冈山下，第一件事是去见袁文才（王佐在山里）。毛只带了几个人，以让袁放心。袁先在会见地点埋伏了二十多人，一见毛人不多，便迎了上去，一边叫人杀猪设宴款待毛。他请毛坐下，嗑瓜子，吃花生，喝茶谈话。毛说他来此只是过路，要南下去找南昌起义的队伍。袁同意毛先住下，粮油暂时由他管。毛的队伍稍事休息后去周围的几个县打家劫舍，筹粮筹款。毛就这样把一只脚插进了井冈山。

不到四个月，毛反客为主，把袁、王和他们的一帮人变成了手下的一个团。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八日，毛的队伍攻下了宁冈县城。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指挥作战，虽然只是在对面山上用望远镜观看。毛很少直接上前线。三天后，毛召开“万人大会”庆功，大会高潮是处死被俘的县长张开阳。目击者苏兰春描述说：“二月二十一日，在砻市洲上召开工农商学兵万人大会，会场里打好了刺杀张开阳的三叉木架，四面打好木桩，牵好绳，挂上标语，大家用梭镖把张开阳捅死了……毛委员在会上讲了话。”毛曾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细述他对梭镖的由衷喜爱，现在他亲眼看着梭镖杀人。

自从毛来到井冈山，“万人大会”成了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会上总有这类杀人场面。庆祝建立遂川县红色政权时，毛给大会写了副对联，红纸大字，贴在主席台两旁的木柱上。一边是“想当年剥削工农，好就好，利中生利”；一边是“看今日斩杀土劣，怕不怕，刀上加刀”。在毛讲话之后，“大劣绅”郭渭坚被“刀上加刀”地处死。

当众行刑在中国是古已有之，并非毛的首创。但毛给这一残忍的传统之“锦”添上了现代的“花”，即组织大会看杀人，不去看不行。这样有组织地使用恐怖是一帮土匪望尘莫及的。袁、王自己也被吓住了。毛的人又远比他们能打仗。他们甘拜下风，让毛坐了山寨的第一把交椅。


毛一到井冈山就派人去长沙跟湖南省委取得联系。毛远非像后来人们想像的那样住在深山老林，与世隔绝。他的住地跟外界畅通，关系几天工夫就接上了。那时上海的中央已收到一系列关于“秋收起义”的报告。他们不会看不出，是毛泽东拆了这次行动的台，又未经许可带走了部队。中央指定毛到上海开会。毛知道此行不妙，他也绝不愿意离开他的地盘，干脆装聋子。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毛被开除出政治局及湖南省委。

中央要夺毛的权，十二月三十一日函告湖南省委：毛“在政治上确犯了极严重的错误”，湖南省委应当“派一负责同志前去召集军中同志大会讨论并由大会改造党的组织，在必要时，派一勇敢明白的工人同志主任党代表”。

毛能指挥部队，是因为他代表党，没有党的权威队伍不会听他的。不知是碰巧还是阴谋，中央指示发出一星期后，湖南省委被国民党一网打尽。结果毛的队伍完全不知道党已经吊销了他的资格。

直到一九二八年三月党的第一位使者才进入井冈山，带来了中央决定，取消“前委”，解除毛的党的职务。但是，毛“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安排中央决议只传达给几个亲信，党的书记也派一个自己人去当，毛本人当“师长”，掌权的还是他。

毛泽东的“山寨”是一块理想的根据地。平原上盛产大米、油茶，“一年耕而三年食”。山里杉竹茂密，四季浓雾缭绕，猴子、野猪，甚至老虎来来去去。井冈山最高峰才九百九十五公尺，却很陡峭，易守难攻，败也可以跑。浓浓的灌木隐蔽着只有猎人涉足的小径，潜向通往两个省的阳关大道。

毛和他的军队靠在四邻的县里打家劫舍为生，美其名曰“打土豪”。毛告诉队伍说：“群众听不懂‘土豪’是什么意思，我们就用‘财东’或‘有钱人’来代替”。老井冈山战士范树德说，打土豪，“老话叫‘吊羊’、‘绑票’。”

毛的活动常常是报上的新闻，他在全国出了名，以“毛匪”著称。

当地人恨他们。当年的红军李国斌回忆道：一次“打土豪”时，数百村民冲过来，“抓了我们四十余人，关押在祠堂里，对他们实行捆打吊，令女人用脚去踩，打了后用禾桶盖起来，上面压上大石头，使用各种毒刑。”

官兵们知道他们的生活方式跟土匪没多大区别，许多人都不情愿，尤其是军官。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主要军事指挥官陈浩在井冈山外的茶陵县企图把部队带走。毛闻讯率人追上，把陈浩抓起来，随后当众处死。对毛来说，这是一次极端严重的危机，他几乎失去了整个军队。在他拐走这支部队的短短几个月中，所有的军事指挥官都跟他决裂了。

毛时时担心自己的安危，开始逐步完善警卫措施。警卫从一百来人不断增加。他在不同的地方有好几处房子，都从安全角度仔细挑选。房子的后面可以逃遁，或有个后窗，或在后墙有洞，有小路通向山里。（以后长征途中，尽管宿营只是临时，毛的住处也部有安全出口。）

毛在井冈山的主要住宅之一位于入山口茅坪，交通便利，一旦情况紧急随时可以撤进山里。这是一幢美丽的八角楼，宽大的正屋屋顶像一座高耸的八角形的三层木头宝塔，螺旋着旋上去，到顶尖是一丛采光的亮瓦。这个大宅子原属于当地的医生。另一处房子也是医生的，叫“刘德盛药店”，位于山下大镇砻市。这座大宅以奇异的美无言地述说着井冈山昔日的辉煌。它一半是欧洲教堂式的石头建筑，一排罗马式的圆拱回廊；一半是中式楼房，瓦屋顶上筑着像蛇窜出似的檐角。中西两部由一道八角形的大门洞精美地连在一起。

毛的司令部也在砻市，原是一所带两千平方公尺花园的书院，为方圆三县的最高学府。楼上三面完全敞开，天地云水一览无余，夏天学生在这里乘凉。毛所到之处，不仅学校关门、医生易址，祠堂、教堂也被征用。共产党最常见的活动开会，需要大地方。

毛在井冈山住了十五个月，进山里只有三次，总共待了不到一个月。他未来的生活方式此时已初具轮廓。他拥有众多的仆人，或称“勤杂人员”、“工作人员”。里面有司务长、伙夫，有专烧水挑水的，有马夫照管他的坐骑小黄马，有专门送信的，还有一位被毛授予“两大任务”，一是买烟，一是收集书籍、报纸。毛离不开新闻。

来井冈山不久，毛有了新欢：他的第三任妻子贺子珍。那年贺子珍刚十八岁，瓜子脸，杏仁眼，身材苗条。她生在山下富庶的永新县，父亲家是永新的望族，曾广有产业，父亲本人捐过举人，当过县长，后来家道中落，开茶馆生活。子珍原名“桂圆”，因为她出生的那天是秋夜，圆圆的月亮下盛开着桂花。她在一所由两个芬兰修女主持的教会学校读书，可是讨厌学校里“念不完的圣经，做不完的祈祷”，也不能忍受循规蹈矩的小城生活。她天性热情好动，心头好像燃烧着火。北伐军进入永新，打破了小城的一潭静水，她迷上了那热腾腾的气氛，加入了共产党。她当啦啦队欢迎北伐军，在大庭广众下演讲，才十六岁就当上了县妇女部长。她还带头剪掉了长长的秀发，留短发是革命的象征。
蒋介石“清共”后，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开始逃亡，她的父母和妹妹逃走了，哥哥被投入监狱。山大王袁文才是哥哥的朋友，突袭监狱把他救了出来。子珍和哥哥跟袁文才上了井冈山，她成了袁夫人的好友，王佐给了她一支毛瑟枪。

后来毛泽东来了，一眼看上了这个姑娘。袁文才也竭力促成，派她当毛的翻译。毛不会说当地方言。在长期转战生涯中，他常常用翻译。

一九二八年初，毛跟子珍“结婚”了。没有举行仪式，只有袁太太给他们摆了丰盛的宴席。这时毛离开杨开慧和他的三个儿子还不到四个月。别离后毛只给开慧写过一封信，说他患了脚疾，现在干脆遗弃了开慧。

开慧对毛的感情是狂热的爱，子珍只是相当勉强地嫁给了毛。一个俊俏女子在成千的男人中生活，自然有众多的仰慕者。子珍觉得三十四岁的毛“年纪太大”，她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毛英俊活泼的弟弟泽覃是她的一个追求者，对她说：“我哥有嫂子，跟我吧。”子珍后来承认她选择毛是因为“一个女孩子在那个环境中需要一种政治上的保护”。

毛跟子珍的关系在性生活得不到满足的男人世界里，引起了不少闲话。毛很谨慎，尽量避免跟子珍一同出现在人前。路过伤病员住院的地方，毛特别要和她分开走。

结婚不到一年，子珍已决心离开毛。她对朋友说跟毛结婚很“倒楣”，是“重大的牺牲”。一九二九年一月，毛要离开井冈山远走他乡时，子珍抓住这个机会要留下。她当时最好的朋友曾志说：“贺子珍死都不愿意下井冈山，她不愿意走。我们都要出发时，她也不走，她很倔，不肯走。”这样的坚持很可能既有个人的原因也有政治的因素，子珍想逃离的是毛代表的那种生活，她在十几岁时不自觉地被卷进去的生活。她想脱离这种生活的愿望之强烈，甚至不顾冒被国民党抓去的危险。毛命令无论如何要把她带上。“我就硬是把她拉走，”曾志说。“她一边走一边哭，总是掉队。她没来的时候，毛主席就叫他的马夫回去找她，去接她。”

“王菲”在华人世界绝对是个具有超级人气的名字。但是与那位天王级歌星同名同姓的，还有一位王菲，她是中共公安部政治部的正处级女警官，还是公安部金盾影视文化中心的主持人。让她将名声大噪的是，她是至少40位高官的“公共情妇”，她庞大的情夫队伍，除了公安部已落马和未落马的领导，还有中南海里的好几位人物。这位王菲通过权色交易，轻易弄到了四千多万身家。

“公共情妇”青出于蓝

两年前，笔者第一个调查出财政部长金人庆、山东省委副书记杜世成、中石化董事长陈同海等十几个省部级高官竟轮番上了同一张床的丑恶事实，第一个披露他们共同拥有的情妇叫李薇，第一个发掘出她的照片，第一个给李薇安上“公共情妇”这个恰如其分的头衔，明镜出版《公共情妇》，使李薇和他们名留“黄”史。笔者的本意，是要惩前毖后，以儆效尤。

但是没有想到，“情妇”没有绝迹，反而遍地开花，冒出若干类似角色，例如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的情人----广东电视台美女主播李泳。而“公共情妇”甚至后来居上，这位“警官情妇”王菲，其神通广大，超出了人们的想像。

王菲与李薇相比，各方面都胜出一筹。李薇案发时已经四十出头，而王菲才三十多岁；李薇相貌平平，而王菲容颜出众；李薇精通生意经，而王菲除了捞钱本事不遑多让，还多才多艺；李薇勾引到的人物最高是省部级高官，王菲则不仅搞定了同样级别的高官，更一把捞进了“海”（中南海）。

拔出萝卜带出泥

王菲丑行的曝光，完全是纪检、监察部门的意外收获。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公安部高官连连落马，范围越来越大。

知情人士告诉笔者，最近公安部内这一连串整肃大手笔，绝大多数是由孟建柱亲自抓的。他亲自部署，亲自调集人力，也亲自听取汇报。而他得到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全力支持。(阿波罗网编者注：孟建柱是周永康的人马，他的的职位是江家帮给的，不会这样自清门户。这种“反贪”工作由中纪委负责，根本和温家宝负责的工作不沾边。孟建柱的公安部工作是向周永康汇报。公安部内这种“一连串整肃大手笔”如果真有，也是中纪委所为。)

中央纪委办案人员在清查公安部的郑少东、相怀珠等几个大案的过程中，向相关人员作调查，有人提到王菲，中纪委顺藤摸瓜，查出王菲这个处级干事，竟拥有四千万来源不明的资产。王菲在被办案人员约谈时，做贼心虚，竟“主动”地一五一十交待了40多名高官与自己有染。

这40多名高官中，不仅有公安部已经案发垮台的部领导，也有目前还在位的部领导；而且竟还有前任与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的秘书。

公安部机关有名的“警花”

王菲在公安部机关虽然级别不高，但是却是个活跃人物。公安部名下有个金盾影视文化中心，王菲就是其中的文艺骨干之一，经常参加演出和录制节目。

周永康当公安部长时，曾经下令，要求公安部政治部与中央电视台等单位合作，组织一台“高质量、高品位、主题鲜明、节目好看的”春节联欢晚会，“以表达全体公安警察向全国人民祝福拜年的心愿”。这台晚会以相声、小品、歌舞及其他节目组成，具体的筹备任务，自然落到金盾影视文化中心头上。王菲在这台晚会中担负了重要任务。

公安部网站后来刊登了一篇报导，题为“真情讴歌时代精神--记公安部2004年春节晚会”。其中写道：“由公安部政治部与中央电视台主办，辽宁营口东华企业集团、北京昕盛纪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信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公安部金盾影视文化中心承办的这台晚会经过精心策划、巧妙构思、艰苦排练”，“1月23日（大年初二）在中央电视台一套20时10分播出”。

中国有那么多部、委，可公安部的晚会好几次安排在大年初二如此重要的春节黄金时间播出，自然是公安部领导与CCTV交易的结果，也说明了官方对公安部门的特殊重视。而这台“以强大的演员阵容倾情出演”“以观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奉献出一道精神、文化‘大餐’”，安排了五名主持人，除了朱军、周涛、张政、赵宝乐这些红得发紫的大腕，唯一的一个由公安机关派出的，就是这位“公共警花情妇”王菲。可想而知，这场节目大大提高了她的身价和知名度。也可见她的那些手握重权的情夫们，为了讨美人一笑，如何煞费苦心！

博主评论：基本上，关于执政官员的丑陋行为，曝露的不多，掩盖的不少。可以想见这个人这件事情是不会公开的，所以相信的人会相信，不相信的人自由就不相信了。我是相信的，不奇怪，执政党官员这类行为多了，而且哪个朝代的末世情形都跟这差不多。

执政党官员权捞够了，钱捞够了，还有就是满足他们高涨的性欲了。有这样一个美人扑上来，有定力拒绝的恐怕是每几个了。处级警花，还年轻貌美，于是就予取予求了。这个执政党，这个执政党政府，早已经是荒淫无度了，其丑陋面相，实在是令人作呕。

真佩服他们还能够在人前装得人五人六的，道貌岸然的。上午讲廉政，中午就望兜里装钱。中午讲反腐败，晚上就上了王小姐的床了。四十多个高官共一个情妇，实在是很不“卫生”的，他们也还受得了，真令人肃然起敬啊。

我读过一篇关于性的文章，其中提到其实两人性交的时候，假如有一方性态度不严谨，同时跟另一些人性交的话，实际上两人性交跟群交是没有区别的。也就是说，这四十名高官其实同时在跟这位警花性交，四十人都在交换体液，想想都恶心。

实际上，执政党的那些高官们团起伙来打劫国财，欺压国民的时候，是不是很象一个群交的团伙呢？这个党越来越让人恶心反胃了。所谓和谐社会，难道就是说大家一起接受这个群交团体的执政？若干年以后，大家谈起历史的时候，会不会说：脏唐臭汉烂共和国呢？

新疆维汉冲突的祸根何在？



广东韶关的“蝴蝶”轻轻煽动翅膀，却在新疆乌鲁木齐酿成了一场死伤惨重的民族冲突。事件起因有各种版本流传，最后中共政府却以英文向海外通告（这则消息无中文通告），这只拥有巨大能量的“蝴蝶翅膀”原来只是韶关旭日玩具厂一位汉族青年女工的一声尖叫。这则消息不公布还好，公布之后只让人看到这个“和谐社会”的极度脆弱，不仅官民之间缺乏互信，民族与民族之间也同样缺乏互信。


若要深究造成民族矛盾的原因，则必须检讨中共的少数民族政策。我曾于1999年与2000年的夏天两度去过新疆，其中有一次正好是热比娅被捕之后不久，维汉矛盾与疆独问题那时正是新疆的干部与知识分子群体热议的话题，加之我有心了解，因此对维汉矛盾的由来有了比较多的认识。


一、“超民族政府”与维汉两族构成的三角政治关系


在美国，如果与维族青年在会议上相遇，大都知道如果要以“新疆”一词称呼他们生长的那块土地，会遭受纠正或者抗议。维族青年会告诉你：那块土地叫做“东突厥斯坦”。


“新疆”一词，与清朝那位福威俱全的皇帝乾隆有关。在乾隆完成其“十全武功”之三件――两征准部、一征回部之大业后，天山南北及俄罗斯的西西伯利亚尽收为清朝疆域。在1854至1858年间，清廷将该地区重新命名为“新疆”（取其“新的疆域”之意）。中原政权对新疆的控制肇始于乾隆朝，历晚清民国，曾危如累卵。幸好富有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经验的杨增新任新疆督抚，由于他善于平衡当地各民族间的力量，使得新疆在中原纷乱时保持了18年的稳定。新疆少数族人至今犹忆这位杨督军的宽仁与儒者之风。直至中共入主新疆之前，新疆从未有过所谓“独立”运动。“疆独”的产生并成为中共政府正视的一股势力，大概始自90年代。据新疆的汉族干部说，“疆独”不少骨干就是共产党培养的青年维族干部。


如果要勾勒自1950年代以来新疆的维汉关系，其实不是维汉两极――尽管这是新疆大多数维吾尔族人心目中的维汉关系――用三角关系来描绘可能更适当。


中共政府是三角形的顶端，维汉两族则算是三角形下端的两只角。客观地说，在少数民族地区（包括维、汉、回、苗、彝等所有少数民族聚居地在内），中共政府一直在努力扮演着“超民族的政府”、“各族共和的政府”这一角色，并采取了一系列被汉族人称之为“逆向歧视”的少数民族政策。这一政策的基本精神可概括为政治上怀柔、经济上优惠。比如计划生育政策只用于汉族，并不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在涉及到汉人与少数民族冲突时，汉人受到的惩罚严重得多，少数民族人士惩罚极轻甚至不受惩罚。上世纪70年代本人在湘西修铁路时，同去的知青与当地苗族人发生冲突最后暴力相向，虽然事件起因责任并不在汉人知青，但最后却有几人被判死刑，而苗人基本是教育了事，最严重是拘留――在新疆、西藏等地的独立运动未形成气候之前，那些地方当局处理民族矛盾基本按如此方略办理。


在各少数民族眼中，中共当局是“汉人的政府”，但在少数民族地区生活的汉人并不这样认为。对这种“逆向歧视”的少数民族政策颇有怨言，许多人只要血缘中有一点少数民族血统，想方设法都要让自己成为少数族人，好享受那招工、招生、参军（包括复员转业后的安排）、提干的优惠。这是发生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常见之事，任何人都无法否定。


中共政府对汉人严厉、对少数民族怀柔并非无因。在中共政府眼中，汉人是“家生奴”，怎么对待都不会产生“外心”；但中共当局对少数民族实施的优惠政策并非“免费午餐”，而是要其归化驯服，接受中共领导。这在中共眼中是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一旦少数民族有提出高度自治或者独立主张的苗头，北京政府就会认为这是对中共权威的严重挑战，一律报之以武力镇压，多年来，处理西藏、新疆问题莫不如此。


就事实而论，中共当局在处理新疆、西藏时的暴力手法与其处理内地社会反抗时的手法并无不同，都是暴力镇压与污名化宣传――可做比较的远有“六四事件”，近有各地的群体性事件。在以“超民族政府”自居的中共当局眼中，西藏、新疆都是我自家土地，怎么处理都是“内政”，何需外人“吃饱了饭没事干，来指手划脚？”但在国际社会眼中，这却是族群冲突。因此除了“六四事件”那种大规模屠杀之外，国际社会很少一致指责中共处理汉人居住地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的暴力，但对西藏、新疆发生的暴力镇压却关注得多。


二、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为什么换不来安定？


新疆的民族矛盾，源头之一应是中共政府持续不断的大规模移民。


直至民国时代，新疆汉人的比例极低。公认的看法是：截止1949年，新疆400万人口中，维族约占75%，而汉人在5%左右。鲍大可《中国西部四十年》中的估算高一点，1948年时，汉人占新疆总人口的6%。由于新疆与苏联关系甚大，刘少奇1949年6月26日至8月14日出访苏联时，斯大林曾向他建议，中国应该往新疆移民，将汉人的比例提高到30%。此后中共政府新疆设置建设兵团安置军人，并在内地动员不少青年奔赴边疆“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于是汉族人口剧增。1964年人口普查时，新疆人口剧增到727万，其中汉族占31.9%。此后一直稳定在30%-40%之间，历次人口普查结果分别为：1982年40.4%，1990年37.6%；2000年40.6%。


毛时代的新疆并无独立之念。有“王剃头”之称的王震的“铁腕治疆”行之于前，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继之于后，这一张一驰的文武之道，使新疆在80年代以前维持了平静。“改革”以来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维吾尔族的多年积怨开始释放。与此同时，胡耀邦任总书记期间实施了安抚性的“新疆六条”，要求招工、招兵、招生让少数民族占60%；与此同时还实行“三少一宽”，即少数民族犯罪少抓少捕少判，量刑从宽。由于这一政策并非建立在尊重国民权利与民族自主自决这一基础之上，而是以主子“恩赐”的优惠形式出现，并不能换来当地少数民族的感恩。而新疆地区的汉族移民的受歧视感则甚为强烈。内地人只要设身处地着想，可能也体会得到新疆汉人移民那种感觉。
归纳起来，维族人的不满有下面这些：


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这里的山山水水都属于我们（这也是“疆独”的法理依据）。凭什么不断让汉人大规模迁到我们的家园里来？凭什么将我们的生存之地当作核试验基地？凭什么将我们地下的石油源源不断、几乎是无偿地输送到汉人那里？――维族人对新疆成为核试验基地之事一直耿耿于怀，1985年我刚到上海，就曾亲见在上海各院校进修的维族干部在南京东路游行抗议，目的是到外滩的上海市委市政府所在地静坐。


对于那些被政府与汉人视为优惠政策的，比如少数民族不需实行计划生育，维族人的想法很质朴：你们汉人要管就管住自己好了。我们的孩子是真主赐给我们的，想生多少都是真主的旨意，又何需你们当作优惠赐给我们？关于工作语言使用汉语的规定，维族人认为，你们汉人会说汉语是生下来就会的事情，而我们花很大气力学习之后，还是不如你们，这使维人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完全沦入仰汉人鼻息生存的可怜境地。


在维族人与中共政府的关系中，维族人处于政治弱势，不满日甚。但这种不满的实际倾泄对象，却不是那强势的“汉人政府”，而是处于弱势的新疆汉族移民――在汉人与维族人的关系中，维族人在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保护下处于相对强势。人们会留心到一个事实：在国内各大中城市都有维族人在当地做生意，但城管部门对他们态度却与对汉人完全不同。城管对汉人的违章摆卖经常是无情横扫，棍棒相向；但对维族人的违章摆卖要客气得多。当年我在深圳华强路曾目睹过一次事件的发生；一位女青年向维族小贩购买核桃仁，摊上标明的价格是25元一公斤。等过好秤付钱时，一公斤却要收125元，维族小贩坚持说25元前那小小的一撇是“1”。双方发生争执，女青年想放弃购买，小贩却拉着不让走，最后对女青年大打出手，附近的保安过来干预，引发附近所有的维族小贩前来助战。此事的后果是第二天上百维族人到深圳市委门口静坐请愿，认为这是民族歧视。深圳市政府与市委的做法是尽力安抚并赔偿了“参战”小贩们的损失，然后通知各报社，不许报道这起纠纷。并让各单位口头通知市民，尽量不要去购买维族人的商品，以免因语言不通发生误会引致冲突――这种欺诈性的买卖如果发生在同民族人之间，最多只会当作商人缺乏商德的事例，但一牵扯到两个不同民族，就可能成为火药桶的引线。


新疆地区的民族矛盾因改革而进一步激化，那“三个60%”（招工、招兵、招生让少数民族占60%）只能靠计划经济才能实行，而经济的市场化彻底动摇了过去中央政府实行的那些少数民族保护政策的有效性。随着新疆地区经济活动与内地日益的一体化（市场化的另一个结果），当地少数民族无论在就业上，还是在创业、市场开拓方面，都面临挟内地优势的汉族新移民的挤压。中共当局的愚昧就在于，天变而道不变，新疆少数民族的生活和发展明显受到市场化的挤压和排挤，而中央政府却依然遵循着60年前的治疆政策，面对日益深化的民族矛盾束手无策，维持不下去了便一味镇压，又回到了当年“王剃头”入疆时的作法。


中共在新疆、西藏遇到的麻烦其实是共产党国家特有的民族问题困境。与前苏联相似，一个用政治专制之箍圈成的多民族社会，只能靠计划经济维持；只要计划经济式微，经济的自由化必然拉大地区差距而导致政治社会冲突。世界上多数国家都有数个民族混合居住，却很少有哪个民主国家面对民族问题有这么大的困境。中共喜欢用“中国特色” 这个词来遮掩共产党专制的实质，可以说，民族矛盾困境正是这个“中国特色”难以逃避的一个组成部分。


三、新疆问题之解在于寻找维汉都能接受的共同底线而非汉化


最近30年，中共面对日甚一日的西藏新疆问题，其实始终无能为力，左支右绌。眼见新疆局势趋于恶化，老一代面临退休的援疆干部大都有危机感，许多人纷纷为大学毕业后有机会留在内地工作的子女交一笔“出疆费”，换取子女离开新疆的自由，让他们到内地去安身立命。


更糟糕的是，中共自以为，帮助少数民族的青年一代与汉族“同化”，就能缓解民族矛盾，改善少数民族青年一代的处境。比如，通过加强汉语教学地位，变相取消维吾尔语教学（这事情有两个版本，“北京版”说未曾取消；而“维吾尔族版”则认为事实上已经取消中小学的维语教学）；用下派政治任务的方式将维族青年半强迫地送至内地打工；在“西部大开发”的口号下，让汉人大量自愿赴疆。殊不知，这些作法恰恰加深了许多维吾尔人的民族危机感，让他们从经济、人口、文化等多个层面体会到了本民族的生存困境。


6月底韶关发生的骚乱事件起因到底是发生了强奸案件还是汉族女青工的一声尖叫，迄今仍是悬案。不管实情如何，都表明了一点，维汉关系（确切地说是“超民族政府”与维族的关系）已经脆弱到不堪一击的程度。
王力雄曾在“维吾尔新疆的未来

出路”一文中曾对新疆错综复杂的少数民族关系有过深入分析。在对西藏与新疆等少数民族与中共政府及汉族关系的研究上，王力雄是唯一曾多次亲入少数民族聚居地调查过且有认真研究的独立知识分子，有心者可去读他的相关文章。我想谈的是这次事件的具体影响。


中共政府谴责“海外势力操纵”之说，目的是想将维人置于不道德之境地，赢得一些同情分。但此招其实于事无补。如果中共还能够冷静看待局势，就应该承认现实：此次新疆事件多少扭转了“疆独”在国际社会的不利地位。从2008年以来，西藏问题吸引了全球眼珠，国际社会倾注了大把同情。新疆维族虽然不甘落后，不断发动了各种反抗活动，但一来是美国将东突两组织视为恐怖组织，不予支持；二是其他国家也因考虑与中共政府的关系，对“疆独”包括维吾尔世界大会保持距离。所以维人虽然前赴后继地付出了不少生命，但他们的政治诉求活动却未能在国际社会赢得更多的空间。7月新疆事件却使他们突破了僵局，一向与中共保持友好关系的土耳其政府公开出面为维吾尔族站台，世界各地亦发生了不少支持新疆维人的抗议活动。连日本这种一向不以中国人权状态为念的国家都在7月9日的中日两国第五届人权对话中提到新疆问题。对于中共来说，这确实是件比较尴尬的事情，原来只需要应付支持西藏的国际压力，现在还增加了同情新疆的国际压力。


中共深感丢脸的是：它的少数民族政策是花钱未买来安定，反而招致极大怨恨，其政治向心力甚至不如疲弱的民国政府。以中共的政治禀赋，它很难明白，民族和谐是建立在国家对国民权利的普遍尊重与真正的民族自决与民族自治之上，而不是依靠掌权者厚此薄彼的恩赐。对于自掌权以来就不知政治妥协为何物的中共政府来说，目前除了诉诸暴力镇压之外，似乎已经找不到其它良策来化解民族矛盾。值得同情的是新疆的汉人移民，正常情况下，他们承受着来自政府那种逆向歧视的少数民族政策；冲突中，他们因为手无寸铁与处于弱势，往往又成为民族矛盾的牺牲品。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第4期，2009年7月 16日）

3 温热的信仰者 1920～1925年 26～31岁

与共产党结缘的同时，毛泽东也陷入了恋爱，对象是他从前老师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他比毛小八岁，后来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

开慧于一九○一年出生在长沙城外一个田园诗般的村子里。生下不久父亲留学去了日本、英国、德国，一去十多年，出身书香人家的母亲把她抚养长大，从小娇弱易感的开慧出落成一个既感情缠绵又落落大方的闺秀。一九一三年春天，父亲从国外回来，带来了欧洲的生活方式。男学生来访时，开慧也同他们一起用餐说话。这在当时还很少见。美丽优雅的开慧常率直地发表见解，让男学生们大为倾倒。

开慧的父亲欣赏毛的头脑，向有影响的人极力推崇他。他对章士钊说过：“吾郑重语君，二子（毛和朋友蔡和森）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一九一八年，杨先生去北大任教，毛第一次到北京时曾住在他家。那时开慧十七岁，毛二十四、五岁，毛很喜欢她，她却没反应。许多年后她回忆道：“大约是十七八岁的时候，我对于结婚也已有了我自己的见解，我反对一切用仪式的结婚，并且我认为有心去求爱，是容易而且必然的要失去真实神圣的不可思议的最高级最美丽无上的爱的！……我好像生性如此，不能够随便。一句恰好的话，可以表现我的态度出来，‘不完全则宁无。’”

一九二○年一月，她父亲去世。刚好毛第二次到北京，同开慧朝夕相处，开慧终于爱上了毛。她写道：
父亲死了！我对于他有深爱的父亲死了！当然不免难过。但我认父亲是得到了解脱，因此我并不十分悲伤。
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是十分的爱他；自从听到他许多的事，看见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不过我没有希望过会同他结婚，（因为我不要人家的被动爱，我虽然爱他，我决不表示，我认定爱的权柄是橾在自然的手里，我决不妄去希求……）

像一个矜持的淑女，开慧没有吐露心声。不久他们分开了，她护送父亲的灵柩回长沙，进了教会学校。别离增强了她的爱情，她写道：
一直到他有许多的信给我，表示他的爱意，我还不敢相信找有这样的幸运！不是一位朋友，知道他的情形的朋友，把他的情形告诉我——他为我非常烦闷——我相信我的独身生活，是会成功的。自从我完全了解了他对我的真意，从此我有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我想像着，假如一天他死去了，我的母亲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着他去死！

毛回长沙后，两人成了情侣。毛住在他任主事的师范附小，开慧常常去那里会他。但她不愿留下过夜，他们还没有结婚。毛不想结婚，不愿受约束。一九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他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宣布：“我觉得凡在婚姻制度底下的男女，只是一个‘强奸团’，我是早已宣言不愿加入这个强奸团的。”毛鼓吹组成“拒婚同盟”，说：“假如没有人赞成我的办法，我‘一个人的同盟’是已经结起了的。”

一天夜里，开慧走了，毛无法入睡，爬起来写了首“虞美人”：
堆来枕上愁何状？
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怎难明，
无奈披衣起坐薄寒中。
晓来百念皆灰烬，
倦极身无凭。
一钩残月向西流，
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这首诗打动了开慧，她终于同意了留宿。夜里，他们热烈地做爱，房间的墙壁是木板隔间，很薄，左右邻居抱怨起来。有人说学校有规矩，教师的妻子不能在学校过夜。但毛是主事，他就干脆把规矩改了，从此开了教师妻子在学校留宿的先例。

对开慧来说，留下过夜等于把她整个的人都献给了毛。她后来写道：“我的意志早又衰歇下来了，早又入了浪漫态度中，早已又得了一个结论：‘只有天崩地塌一下总解决！’除非为母亲和他而生，我的生有何意义！”

毛对开慧的感情远不如开慧的强烈真诚，他还继续有着别的女朋友。最亲近的是陶斯咏，一个丧夫的教师，比毛小三岁。办文化书社她帮毛筹款，因为她教的学生中有的家里很有钱。她跟毛一同出去旅行，俨如一对夫妻。

开慧发现了。她这样描述自己的感觉：“忽然一天一颗炸弹跌在我的头上，微弱的生命，猛然的被这一击几乎毁了！”然而她原谅了毛：“但这是初听这一声时的感觉，他究竟不是平常的男子，她爱他，简直有不顾一切的气象，他也爱她，但他不能背叛我，他终竟没有背叛我，他没有和她发生更深的关系……”毛告诉开慧他有女友是因为他对开慧的心摸不准，不知道开慧是否真爱他。开慧相信了他：“他的心盖，我的心盖，都被揭开了，我看见了他的心，他也完全看见了我的心，（因我们彼此都有一个骄傲脾气，那时我更加，唯恐他看见了我的心，（爱他的心）他因此怀了鬼胎以为我是不爱他。但他的骄傲脾气使他瞒着我，一点都没有表现，到此时才都明白了。）因此我们觉得更亲密了。”

开慧搬来与毛同住，一九二○年底他们结了婚——虽然没有任何正式文件。那时旧的结婚仪式为激进青年所不齿，而新的国家登记制度又没有广泛建立起来，男女的结合只依靠个人的良心和感情。

为了这个结合，开慧最终付出了她的生命。眼前最直接的后果是被教会学校开除。毛继续着他的艳事，婚后不久又发展了两个女友。他当年的好友告诉我们这桩事时，用食指在桌上写下“不贞”二字。其中一个是开慧的表妹，开慧知道后，气得用手打她。但文雅而有教养的开慧鲜有吵闹，自己也始终不渝地忠实于毛。她后来写出她的无可奈何：“我又知道了许多事情，我渐渐能够了解他，不但他，一切人的人性，凡生理上没有缺陷的人，一定有两件表现，一个是性欲冲动，一个是精神的爱的要求。我对他的态度是放任的，听其自然的。”

开慧并非旧式妇女，按传统要求对丈夫有外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她其实是个女权主义者，写过雄赳赳的文章为妇女争权利。有一篇大声疾呼：“女子是一个‘人’，男子也是一个‘人’……姐妹们！我们要做到男女平等，绝对不能容许人家把我们做附属品看。”

毛结婚的那段日子，莫斯科加紧了在中国的活动。它开始在西伯利亚秘密训练一支中国军队，还编织了一张庞大的情报网，分散在中国各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都有间谍。

一九二一年六月三日，新的莫斯科代表来了。一个叫尼科尔斯基（Nikolsky），另一个是荷兰人马林，曾在荷属东印度群岛搞秘密工作。两人一到就叫在上海的中共机关召开“一大”。上海向七个地区发了信，叫每个地区派两名代表，每处寄两百银元充当旅费。长沙是七个地区之一，毛是联络人。两百银元差不多是他当小学教师两年的工资了。这是毛第一次接获莫斯科的资助。

毛挑四十五岁的朋友何叔衡作另一名代表。两人在六月二十九日傍晚起程。那天黑云蔽天好似暴雨将至，他们拒绝朋友送上轮船，朋友都感到奇怪，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去参加中共“一大”。由外国出资搞政党活动旨在夺权，当然得秘密行事。

中共“一大”七月二十三日在上海举行。有十三人参加，都是记者、学生或教师，代表全国大约五十七个同类职业的人，没有一个是工人。党的两位最有名望的成员李大钊和陈独秀都没出席，尽管陈已被莫斯科定为党的领袖。莫斯科的两名派员主持一切。高个子、小胡子的马林用英文致开幕词，由一名代表译成中文。他一讲就是好几个小时，其冗长在当年的中国很少见，代表们多年后仍记忆犹新。
“一大”由外国人主持马上就引起争议。代表陈公博回忆说：大会主席张国焘“提出取消昨夜的决议，我质问为什么大会通过的案可以取消。他说是俄国代表的意见。我真气急了，我说……这样不必开大会，只由俄人发命令算了。”有代表提出按俄国人的部署办之前，应该先派人到俄国去实地考察，另外也派人去德国考察比较。这个提议大大激怒了莫斯科的代表。

在“一大”上毛泽东很少说话，没给人留下什么印象。跟那些出过国，或来自大城市的代表相比，他是个外省人，不像当时很多进步青年那样西装革履，而是穿着传统的长衫，脚蹬黑布鞋。他也没有竭力表现自己，只是留意倾听。

七月三十日，一位陌生人闯进开会的房子，马林认定这是个密探。代表们马上离开，移到附近小城嘉兴南湖上。莫斯科代表因为是外国人怕引人注目而没有前往。嘉兴南湖上满浮着水菱角，代表们绕藤行舟，在游艇上开完了会。由于没有莫斯科的人在场，“一大”什么决议也没作出，连宣言或党章也没有。

代表们每人领到五十银元做回乡的川资。毛于是去游览了杭州、南京，与他迁居南京的女友陶斯咏重叙旧情。斯咏一九三一年病逝。

陈独秀来到上海就任书记时，反对对卢布的依赖。他曾几次发作，说拿人家的钱就要跟人家走。他主张每人都有独立的职业，由此去发动革命，而不以革命为职业。他说：“事事要受人支配，令人难堪，中国也可以革命，何必一定要与国际发生关系。”有时他一连几星期不见马林，有时他大发脾气，拍桌子，摔茶碗。马林给他取的绰号是“火山”，总是避到隔壁房间去等他安静下来。
这样发泄一段时间后，现实主义占了上风。没有莫斯科出钱，中共连起码的发行宣传品、组织工运这样的活动也搞不起来。正如陈自己向莫斯科报告，从一九二一年十月到一九二二年六月的九个月内，中共支出的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五元中，只有一千元出自中国，其他都来自莫斯科。没有卢布，中共就没法生存。当时在中国还有些共产主义团体，从一九二○到一九二二年起码有七个，其中一个号称有一万一千名成员，但没有莫斯科的资助，很快都风流云散。

毛泽东不像陈独秀，他从来就不反对拿俄国人的钱。他很务实。“一大”以后，党每月寄给他六十到七十银元，作为湖南党的活动经费，不久就增加到一百银元，以后又增加到一百六、七十银元。这一笔很大的固定收入，从根本上改变了毛的生活。毛一向穷，总处在经济的压力下。他教小学，给报纸投投稿，活得很辛苦。他曾在给朋友的信中抱怨说：“我现在颇感觉专门用口用脑的生活是苦极了的生活”，“常常接连三四点钟不休息，甚或夜以继日……我的生活实在太劳了”。

他还对新民学会会员说，他“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现觉专用脑力的工作很苦，想学一宗用体力的工作，如打袜子、制面包之类”。向来不喜欢体力劳动的毛，居然说要做体力的活，说明他实在是难以支撑了。

如今他一跃成了职业革命家，有了钱，把职务全辞了，开始享受迄今为止只能梦想的生活。大概就在此时，他形成了一生的习惯：晚上通宵达旦看书，早上不起床。给萧瑜的信中，他兴奋地说他从上海回湖南后专门调养自己，“现在心里非常快活，因病既日好，又没有事务责任上重大负担；每天因操劳炊爨，口腹既饱，身体更快；还可随意看所要看的书，故大有‘此间乐’的气概。”
一九二一年十月，他跟开慧有了自己的家，雇了佣人。家在长沙城边，一开门是一片菜地，屋后是矮矮的山坡。那里有汪水塘，浊水到此便成了清水，故名清水塘。

房子是中共经费买的，作湖南地区的机关。作为党在湖南的领导人，毛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发展党员。他没有八方奔走搜罗信徒，只是简单地告诉听他话的人参加。首先他发展了他的朋友、书社经理易礼容。从“一大”回来后不久，毛把易从书社叫出来，傍着竹篱跟他谈话，要他入党。易有保留，对毛说：“苏联革命死了三千万人……一百人中留七十，杀三十，我是没决心。”但易最后还是参加了，他的态度是：“毛主席要我参加我就参加了。”中共长沙支部就这样成立，有三人：毛本人、易礼容，还有毛带去“一大”的何叔衡。

然后毛发展了他的家庭成员。其中有在韶山老家管家的弟弟泽民，毛把他带出来，让他管钱。毛还从家乡带出别的亲戚，给他们一一安排了工作，有的也入了党。用易礼容的话说，湖南党“就是毛主席单线领导，指挥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很少开什么会议。”

亲戚朋友之外，毛发展的党员不多。那时在湖南参加共产党的人，包括知名的刘少奇、任弼时，都不是毛介绍的，而是在长沙活动的另一个共产党人贺希明了（又名贺民范）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来转入共产党的。贺曾任过长沙知事，颇有声望。贺没去中共“一大”，是因为党在长沙的联络人是毛，而毛非常嫉妒贺。刘少奇从莫斯科回来后，毛盘问他贺是怎么介绍他们去苏俄的。

毛一正式成为湖南党的头，就着手把贺希明从党的圈子里赶出去。贺当时主办一所相当大的公众演讲厅，叫船山学社，青瓦朱门，墙边几株古树，气宇轩昂。毛宣布要用这个地方做党的工作，率领一帮人搬了进去，让贺的日子很不好过，最后不得不离开——既离开学社，也离开党。毛第二年对刘少奇说：贺“不听话”，“大家把贺希明从船山学校赶走”。贺当时五十来岁，比毛大一倍，而毛用“不听话”这样的字眼，足见毛放肆的一面。毛从前对同辈长辈都彬彬有礼，第一次见到萧瑜时，他曾谦恭地向萧鞠躬，说自己如何欣赏萧的文章。现在他有了点权了，举止开始变了，朋友都得顺着他了。毛的朋友都是政治上与他无争的人，同事很少作朋友。

赶走贺希明是毛的第一次权力斗争，他赢了。在毛领导下，湖南党没有委员会，只有毛发命令。但他总是精明地准时向上海打报告。

毛的另一个主要任务是组织工会。但他少有作为。他对劳工没有什么同情，正如他对农民一样。一九二○年十一月他给朋友写信，抱怨自己作为读书人生活苦不堪言，然后说：“我看中国下力人身体并不弱，身体弱就只有读书人。”一九二一年十二月，湘赣交界处的安源煤矿工人写信给共产党人，要求帮助，毛去了煤矿。这是有记载的毛第一次接近工人。他只待了几天就走了，让其他人去做具体工作。据马林笔记：毛报告说，“他对组织劳工是一筹莫展，想不出任何办法。”

在长沙有两个卓有成效的劳工组织者：黄爱、庞人铨。他们一九二○年底成立了独立的湖南劳工会，两个月内长沙的七千工人中就有三千加入。这两人在一九二二年一月领导大罢工时被捕，随即被砍了头。他们的被害在全国激起轩然大波。有人后来问杀他们的省长赵恒惕为什么没捉毛泽东，赵回答说：毛没对他构成威胁。

既然毛在组织劳工和发展党员上不力，中共一九二二年七月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便没让毛当代表。毛后来对斯诺称他“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错过了这次大会”。漏掉毛是不可能的：“二大”组织严密，会上还通过了一系列重要决议，包括加入共产国际。

没当上“二大”代表对毛是沉重打击。这意味着他可能失去湖南党领导人的地位，俄国人资助的钱也就不会经过他了。所以毛一听说“二大”代表没他，立刻变得十分积极。四月他去了一个铅锌矿，五月又再去安源煤矿。他开始领导罢工游行。十月二十四日，妻子开慧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岸英，毛没在她身边，他在代表泥木工会跟政府谈判。

湖南党的“委员会”也赶着在五月成立。这时，毛做湖南党领导人已近一年了。湖南党有三十多名党员，大部分不是毛发展的。刘少奇曾这样描述委员会的运作：他多次在毛家里开会，但除了“有时问一问情况之外，根本无法发言，最后，总是照毛主席意见办理。这就是说，湖南党内已经有了自己的领袖，自己的作风，而当时在上海党内就还没有形成这样的作风。”刘在此委婉地陈述毛在建党初期就已经形同专制者了。

就在毛努力向上海表现时，他的运气来了。一九二三年初，上海中央的大多数人员，从陈独秀起，与莫斯科代表发生激烈争执，反对莫斯科要中共加入另一个政党：国民党。莫斯科代表马林急需地方上的中共党员支持他，而毛正是这样一个人。

国民党建于民国初年，领袖是民国成立时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孙当总统没多久就被迫让位给掌握军权的袁世凯，自己被排斥于北京中央政府之外。孙一心想组织军队推翻北京政府取而代之，屡屡失败后，他跟苏俄拉上了关系。

苏俄也想颠覆北京政府。它那时正致力于把尚为中国领土的外蒙古从中国分割出去，变成它的势力范围，北京政府由此对它满怀戒心与敌意。苏俄希望一个跟它亲近的人当权，中共太小，成不了事，莫斯科便试探了不同的地方军阀，曾特别寄希望于吴佩孚。但找的人都坚持要苏俄军队撤出外蒙古。只有孙中山不要求苏俄撤军。虽然孙说他反对蒙古独立，但他对苏俄代表越飞（Adolf Joffe）说：“苏俄军队应该留在那里。”越飞告诉莫斯科：“他根本不反对我们军队在库伦驻扎。”

作为交换，孙中山要苏俄帮他建立军队，推翻北京政府。为此他不仅赞同苏俄军队继续占领外蒙，还主动提议苏俄进占矿藏富有的新疆。越飞十一月报告莫斯科，孙“请求我们的一个师夺取新疆，说那里只有四千名中国军人，不可能进行任何抵抗”。孙甚至要求苏俄军队一直打到四川首府成都，帮助他夺权。

孙是“我们的人”，越飞加了重点记号报告列宁。他的要价“最多不过是二百万墨西哥元（相当于差不多同样数字的金卢布）”，“难道所有这一切不值得我们花那二百万卢布吗？”孙还占据南方沿海的广东省，苏俄可以方便地运进武器装备。苏共政治局一九二三年初做出了决议：“全力支持国民党。”“钱由共产国际基金支付。”这个决议是由正崛起的新星斯大林（Joseph Stalin）签署的，斯大林此时开始密切关注中国。

莫斯科知道孙中山有他自己的算盘，他想利用俄国人，正如俄国人利用他一样。莫斯科希望用中共从国民党内部来左右孙中山。这就是它为什么命令中共加入国民党。斯大林在一个内部讲话中说：“从这里，莫斯科，我们不能公开地发命令。我们通过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隐藏的同志发命令，秘密地发。”

包括陈独秀在内的几乎所有中共领导都反对加入国民党，理由是国民党不赞成共产主义，而孙中山只是个“不择手段的”政客，想的无非是权力，资助孙只会是“浪费俄国的血汗，或许还有世界无产阶级的血汗”。

面临反抗的马林，于是把毛调来中央。毛马上加入了国民党。他从前的朋友蔡和森，一个狂热的共产主义信徒，后来向共产国际抱怨说，当马林提出“集全力于国民党的工作”的口号时，“赞成他的只有毛”。

毛拥护加入国民党，是因为他不相信只有一两百人的共产党靠意识形态能有什么前途。在中共一九二三年六月召开的“三大”上，他说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唯一可能性是俄国人打进来。主持大会的马林向莫斯科报告：毛“实在太悲观了，他认为中国的唯一希望是俄国干涉”。“革命得由俄国军队从北边带进来。”毛是有远见的，没有二十二年后抗战结束时的苏联出兵，就没有中共的江山。

跟国民党合作，有苏俄在后面全力援助，包括提供军援，使毛看到了希望，他第一次倾其才能为党工作。莫斯科负责给中共提供钱的维尔德（S. L. Ville，驻上海副领事）特地报告莫斯科：毛“毫无疑问是个好同志”。由马林做主，毛当上了中央局秘书，协助陈独秀处理日常通信，管理文件，在开会时作记录。党的函件都由陈与他签字。学着陈，毛也用英文签名：T. T. Mao。他和陈首先做的事之一是向莫斯科要更多的钱：“因为我们工作战线逐渐地扩大，我们的开支也增加了。”

在莫斯科的坚持下，中国共产党人加入了国民党。一九二三年八月，能干的鲍罗廷（Mikhail Borodin）根据斯大林的提议来到中国主管国共两党，名义是孙中山的顾问。鲍罗廷是老资格的革命家，在美国、墨西哥、英国都留下了显著的足迹。人们用“雄伟”一词来形容他，他即使生病也能保持伟岸的姿态。他既善于演讲，声如洪钟，又精于组织，还颇具远见。

鲍罗廷按苏联意旨改组了国民党。一九二四年一月，他操纵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毛泽东等中共党人非常活跃，只有九百人的中共在拥有数以万计成员的国民党中占据了一连串要职。

莫斯科向这个新国民党投入大量资本，出钱建立、出人训练国民党军队，一手操办黄埔军校，为国民党培训军官。军校坐落在珠江一个小岛上，离广州十公里，完全是苏联模式，有苏联顾问，还有许多共产党教官与学员。飞机大炮从苏联海运而至。在苏联人帮助下，国民党大大扩展了在广东的基地。
毛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十六个候补委员之一，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了一年。其间，毛组建了国民党湖南支部，是国民党中最大的支部之一。毛尽心尽力为国民党工作，甚至很少出席共产党的会议。

毛的做法在共产党内引起不满。蔡和森对共产国际说：在湖南，“我们的组织失去了几乎所有的政治意义。所有的政治问题都由国民党的省党部来决定，而不是由共产党的省委员会决定。”另一个执著的劳工组织者邓中夏也说：“毛那时反对独立〔于国民党〕的工会运动。”

不仅中共的人，莫斯科的代表也向毛开火。毛的庇护人马林这时已经离开中国。虽然毛跟鲍罗廷关系不错，但反对毛的苏联人势力也不小。莫斯科的命令是中共一方面要在国民党内工作，一方面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绝不能忘记他们跟国民党不是一家人。毛看不出这两个党有什么区别。一九二四年三月三十日，莫斯科代表达林（Sergei Dalin）给维经斯基写信说：“中共中央局秘书毛泽东（毫无疑问是个马林安插的人）说的话简直使你毛骨悚然。比方他说国民党过去是、现在也是无产阶级的党，共产国际应该承认它是一个支部……我已经写信给党的中央局要求他们换人。”

对毛的批评还有“机会主义”、“右倾”等等。他被排斥出中央局，即将在一九二五年初召开的“四大”代表名单上也没有他。在一撸到底的重击之下，毛的身体明显地虚弱了，人大大消瘦。当时跟他住在一起的罗章龙告诉我们说，毛的病是“思想上的病，他在想自己的事”。有时他一星期才大便一次。此后毛一生都为便秘所苦。

“四大”即将召开，毛别无选择，只得离开上海回湖南。在湖南他也没有党的职位。一九二五年二月六日，他回到韶山老屋，携带着五十多公斤的书，说是回家养病。此时，他在共产党内已经四年多了，经历了沉浮荣辱，三十一岁那年，家乡韶山是唯一的归宿。
4 国民党内的大起大落 1925～1927年 31～33岁

毛泽东在韶山老屋一待就是八个月。在长沙为共产党工作的两个弟弟现在都回来，给毛作帮手。五十公里外的长沙，湖南共产党人组织罢工，游行示威，搞得热火朝天。毛没有参加，很多时间在家打牌。

他在等机会重返政坛——高层政坛。机会不久来了。一九二五年三月，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去世，由汪精卫接任。毛认识汪精卫，他们在上海时一块儿工作过，关系不错，汪极为赏识毛的才干。

汪精卫比毛大十岁，是国民党中有名的美男子。诗人徐志摩在日记里这样描述他：“他真是个美男子，可爱！〔胡〕适之说他若是女人一定死心塌地的爱他，他是男子……他也爱他！”汪又是民国革命中响当当的人物。武昌起义爆发时，他正在监狱里，由于一再企图刺杀包括摄政王在内的清朝重臣而被判处终身监禁。辛亥革命后他出了狱，成为国民党领导人之一。孙中山临终前，他一直跟着孙，孙在遗嘱上签字时他随侍在侧。这使他具有孙中山继承人的身份。但地位的最后确定还是他跟苏联的亲近，鲍罗廷一锤定音，新的国民党领袖就是他了。

苏联人现在是国民党所在地广东的主人，首府广州颇有点苏联城市的气息，到处是红旗与标语。踏板上立着中国保镳的汽车在大街上奔驰，车窗内露着苏联顾问的面孔。珠江上停着苏联货轮。在不为人眼所见的地方，“委员们”坐在红布罩着的桌子周围，在列宁的画像下，审讯“破坏分子”。这是革命法庭在开庭。

孙中山一死，毛就派他的么弟泽覃去广州打探消息。二弟泽民也随后起程。六月，汪精卫的位子一稳定，毛就准备自己去广州。首先他得拿出一张像样的履历表。他开始在韶山一带组织基层支部，大部分是国民党支部。

国民党的主要纲领是“打倒帝国主义”，毛的工作也就围绕着这个主题。这跟农民的生活没什么关系，没能唤起农民什么兴趣。当时跟毛一起的贺尔康在七月十二日的日记中写道：他和毛走了一村又一村集合人，结果“一点又十五分时，会才完毕。”毛说“要动身回家去歇；他说，因他的神经衰弱，今日又说话太多了，到此定会睡不着。月亮也出了丈多高，三人就动身走，走了两三里路时，就在半途中就越走越走不动，疲倦极了，后就到汤家湾歇了。”七月二十九日，毛召集农民开成立国民党支部的会，“同志只到一位，其他都未到，该会未能开。”又一天，八月四日，在毛家里，“因同志多未到，会未开成。”

没有资料表明毛组织过反对富人的农民运动。他曾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十八日对鲍罗廷等说，这类斗争“必然要遭到失败”。有的地方共产党“组织不识字的农民，领导他们同相对富裕的地主进行斗争。结果怎么样呢？我们的组织立刻遭到破坏，被查封。而所有这些农民不仅不认为我们是在为他们的利益而斗争，甚至还仇视我们。他们说：如果不把我们组织起来，就不会发生任何灾难不幸。”
当时共产党在长沙领导由五卅运动引起的反帝大游行。耶鲁大学办的湘雅医学院院长给美国驻长沙领事馆的报告说，湖南省长“接到一张二十个鼓动领导人的名单，其中有毛泽东，是此地首要的共产主义宣传者。”这是毛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美国政府的档案里。虽然毛并没有参与领导这些游行，但因为毛的名气，当局也怀疑他。

八月，省里发文，要捉毛泽东。韶山家里给他雇了乘轿子抬他去长沙。毛跟轿夫讲好，有人问抬的是谁，就说是医生。毛的弟媳回忆说：“团防局隔了几天才来捉泽东同志，因泽东同志没在家，只开了些钱就了事。”开慧和其他毛的家人都没有受到伤害。

毛就要去广州了。离开长沙前夕，他到湘江边散步，心里酝酿着展望未来的诗篇：“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毛信心十足，要主宰苍茫大地的沉浮。

毛泽东很会看人。国民党领袖汪精卫正是他的伯乐。九月毛一到广州，汪就给了他一连串要职。汪推荐他代理自己做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长，宣传部创办了《政治周报》，毛任主编。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即，毛成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五名委员之一。大会第二年初召开时，向大会作宣传报告的是毛。毛在国民党内扶摇直上，汪精卫起了关键作用。后来汪成了日本侵华傀儡政权的头子，名声太差，他的功劳便被悄悄掩去。

毛日以继夜地工作。他的旺盛精力多半得益于此时发现的一件宝贝：安眠药。毛长期失眠，经常疲惫不堪，现在总算得救了。后来他把安眠药的发明者跟马克思相提并论。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毛第一次对农民问题表示兴趣。在一张调查表上他填道：他“现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十二月一日，国民党的一个刊物上登载他的文章讲到农民。一个月后，国民党的《中国农民》创刊，他又写了篇类似的文章。这个新兴趣并非来自毛的灵感，而是莫斯科刚发了紧急指示。十月，莫斯科对中国的革命者们不注意农民提出强烈异议：“占人口九成的农民到哪里去了呢？不知为什么从中国寄给我们的所有文件中完全没有考虑到农民这一运动中的决定性社会力量。”莫斯科命令国共两党“广泛地占领农村。”国民党先于共产党行动起来。

至今人们还认为是毛泽东在中共首先致力于农民工作。实际上，共产国际早在一九二三年五月就告诉中共：“只有把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即小农吸引到运动中来，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它要中共“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毛泽东曾对这一套持保留态度，使一些苏联人对他大为光火。那个讨厌毛的达林在一九二四年三月曾向莫斯科报告说，毛居然有这样的话：“在农民问题上应该放弃阶级路线，在贫苦农民中间不会有什么作为，跟地主和绅士应当建立联系等等。”

毛现在随着莫斯科的风向改变了观点。没想到，这却给他带来了新麻烦。毛努力在文章中使用共产党的“阶级分析”，把自耕农称为“小资产阶级”，把雇农叫做“无产阶级”。对讲究意识形态的苏联人来说，这些词只可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而中国还只是“封建主义社会”。苏联在中国的顾问当时办了个杂志叫《广州》，抄送四十来个苏共负责人，头一个就是斯大林。苏联农民问题专家沃林（M. Volin）在上面发表了一篇措辞尖锐的批判文章，指责毛混淆两种社会性质：“一眼就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错误：按毛的说法，中国社会已经过渡到了高一级的资本主义阶段。”毛的文章“不科学”，“含糊不清”，还“简单化得要命”。就连毛的基本数字也差得太远：毛说中国人口是四亿，而一九二二年人口统计是四亿六千三百万。

幸亏理论字眼对国民党不那么重要。一九二六年二月，汪精卫支持毛做新成立的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兼国民党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讲习所是两年前由苏联人出资办的。只是在这时，三十二岁的毛才真正开始搞农民运动。在他主持下，讲习所培训农村鼓动者，到乡下去组织农民协会，发动穷人反对富人。随着国民党军队占领湖南，七月后湖南农运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湖南是国民党北伐第一站。北伐的目标是扫清地方军阀，推翻北京政府。在这条两千多公里的漫长征途上，国民党军队有苏联顾问随行。苏联在长沙开了个领事馆，指挥国民党当局支持农协会，给它们资金。短短几个月，湖南一大半农村都成立了农协会，社会结构被一下子打乱了。

这时，军阀混战时起时伏已进行了十年，自一九一二年民国成立以来，北京政府也改组了四十多次，但军阀们都没有改变固有的社会结构。除非处在两军交战的地方，老百姓生活照旧。现在，由于国民党搞苏俄式革命，社会架构崩溃了。不到年底，湖南乡村已是一片混乱，暴力横行。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毛泽东作为国民党农民运动领导人被邀请回乡“指导一切”。

1 走出韶山 1893～1911年 1～17岁

毛泽东，这个主宰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命运数十年，导致至少七千万中国人在和平时期死亡的统治者，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那是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他的祖先已在这丘陵山冲居住了五百年。

山冲有五公里长、三公里半宽，聚居着六百多户人家。他们种茶、竹、水稻，年复一年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里既没有公路也没有通航的河流，与外界少通消息，甚至到了二十世纪初叶，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在一九○八年驾崩这样的大事，也没能传到村里，毛泽东是在事过两年离开韶山后才听说的。

毛的父亲毛贻昌生于一八七○年，十岁时跟一个十三岁的女孩订婚。女家隔着一座叫虎歇坪的山坳，来去只有十公里，这样短的距离，两村人却语言各异。毛的母亲由于是女人，没有自己的名，在文氏家族姐妹中排行第七，就叫作“七妹”。定亲多半出于现实的考虑，七妹的祖父葬在韶山，每年要扫墓，文家希望当地有门亲戚做歇脚之地。订婚后，七妹搬进了毛家；一八八五年，贻昌十五岁时他们圆房。

婚后不久，贻昌出去当兵挣钱以偿还祖上留下的债务，几年后他攒足钱还清了债，回家做起了贩运白米和生猪的营生。他能写会算，又有生意头脑，不仅逐渐赎回了祖上典出的田产，而且买了更多的地，成为村里最富的人之一。

贻昌人很勤俭，他家老屋是茅草顶，有了钱多年后，他才下决心把草顶换成瓦顶，但仍留下了泥墙泥地。玻璃在当时是稀罕的东西，所以窗户只是些木框口子，晚上用木板遮起来。家具不过是木床、木桌、木板凳。就是在这样一间简陋的屋子里，在罩着蓝色土布蚊帐的床上，毛泽东出世。

毛是第三个儿子，但却是第一个活下来的。为了求菩萨保佑他不再夭折，毛的母亲到处烧香拜佛，还吃上了观音斋。毛取名泽东。“泽”在十八世纪毛氏族谱初修时，就定为他这一辈的辈名。泽东：施光泽于东方。当他的两个弟弟在一八九六年跟一九○五年出生时，他们分别取名泽民、泽覃。

毛爱他的母亲，对她保留了一种从未给与过他人的深情。母亲温和宽容，从不训斥毛。从她那里毛继承了圆圆的脸庞、传情的嘴唇和沉静自持的眼神。毛一生常谈起她，谈时还十分动容，说小时候母亲到哪里他部跟着，赶庙会，烧香纸，拜菩萨，母亲信佛，他也信佛，直到十几岁时才与佛绝缘。

毛的幼年无忧无虑。他在母亲娘家住到八岁，外婆将他视为心头肉，两个舅舅舅母拿他当自己儿子看待，一个舅舅作了他的“干爹”。在文家，毛做些轻松的农活，有时在芭蕉塘边的油茶林里割草放牛。他也开始识字，晚间，舅妈在油灯下纺线，毛坐在她身旁看书。毛后来说他十分眷念那些日子。

一九○二年，毛回韶山上学。上学就是进私塾，儒家经典是主要课程。深奥的古书不是孩子懂得了的，只能生吞活剥地背下来。毛具有超人的记忆力，当年的同学记得他学习很用功，艰深的书本不仅能背诵，还能默写。就是在这时，毛打下了扎实的古文基础，使他后来能写一手好文章、好诗词、好书法。读书成了最大的嗜好，一盏油灯放在蚊帐外的板凳上，一读就到深夜。许多年后，做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他的偌大无比的床有一半用来堆书，他的谈话和写作旁征博引，散落着各种历史典故。只是他的诗词在当权后大半丧失了诗意。

毛跟老师的关系不怎么好。十岁时他从学校逃走，说老师要求苛刻，粗暴严厉。至少有三间私塾因他的倔强不服管教而委婉地请他父亲“另找高明”。母亲对他是听之，任之，但父亲不能忍受。父子俩常发生冲突。贻昌付学费让儿子上学，希望儿子起码能给家里记帐，而这正是毛所讨厌的。终生他对数字都不甚了了，对经济学更是一塌糊涂。

体力劳动对毛也不具吸引力，一旦脱离了农民生活，他就再也不做了。贻昌见不得儿子闲着不干活，自己辛勤劳作，要求儿子也要照办。毛不听话，他忍不住就打毛，毛于是恨父亲。文化大革命的一九六八年，当毛向政敌展开全面报复时，有一种通行的折磨方式叫做“喷气式”：受害者面对气势汹汹的人群，双臂被狠狠地拧在身后，左右两人一手拧臂，一手重重地按头。毛对红卫兵领袖说他父亲“要是现在也得坐喷气式”。

其实少年的毛并没有受父亲虐待，也绝不是弱者。父亲责备他懒惰，他便顶嘴说父亲年长，应该多干。一天，父子俩当着许多客人的面吵了起来，毛后来说：“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一下激怒了我。我回骂了他，接着就离家出走。我母亲追着我想劝我回去，父亲也追上来，边骂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边，并且威胁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进水里……我父亲就软了下来”。一次，毛讲完这个故事，笑着说出他的结论：“他们都怕失去儿子，这就是他们的弱点。攻其弱点，就能取得胜利！”

无可奈何的父亲对毛只有一项武器：钱。一九○七年，毛离开第四个私塾后，贻昌拒绝再为他付学费，十三岁的毛只得成为全日制农民。但毛很快找到办法逃离农活，重新回到书的世界，这就是接受父亲的安排结婚。贻昌想要毛安顿下来，做个负责任的一家之长。他给毛找了个媳妇，是自己的侄女，年纪大毛四岁。结婚后毛复了学。

结婚那年毛十四岁。新娘姓罗，人称罗氏。毛对她没有丝毫感情，只有一次提起她，是跟美国记者斯诺（Edgar Snow），口气轻蔑，还把他们的年龄差距从四岁夸大到六岁。毛说：“我十四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二十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而且后来也一直没有。我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当时也几乎没有想到过她。”毛没提及罗氏早在他们结婚后一年多就去世了。

毛一生对“性”都兴趣十足，但似乎对他第一任妻子毫无欲望，跟她结婚是出于不得已。这使毛成为包办婚姻的强烈反对者。九年后他在《赵女士人格问题》一文里措辞激烈的写道：“西洋的家庭组织，父母承认子女有自由意志。中国则不然，父母的命令，和子女的意志完全不相并立……这叫做‘间接强奸’。中国的父母都是间接强奸自己的子女。”

妻子一死，这位十六岁的鳏夫就要离开韶山。父亲想让他到县城的米店去当学徒，但毛有自己的打算。他已看中了二十五公里外的一所新式学堂。这时，新风气已穿透了韶山的山峦，吹进了少年毛的脑子里。科举制度废除了，旧的教育体系没用了，取而代之的是新式学堂，教一整套外国来的东西，像科学、世界历史、地理，还有外文。这些新学堂是毛那样的农家孩子走出乡村、进入外部世界的大道。

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中国出现改革的巨变。除了整个教育体制彻底改变外，铁路开始修建，现代工商业开始兴办，政治团体允许存在，报纸也第一次出版。留学生派出国去学习科学，大臣们则出洋考察政体。一九○八年，清廷公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宣布九年后实行立宪。

毛的家乡湖南在当时有三千万人口，是改革如火如茶的省分之一。虽然这里是内地，但通航的河流把它连向沿海，一九○四年，省会长沙开辟为对外商埠，外国商人跟传教士纷至沓来。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当毛在乡间听说时，湖南已经有一百多所了，比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都多，还有好几所女子学校。

毛想上湘乡县的东山高等小学堂。学费住宿费贵，毛就请亲戚们帮忙，说动父亲给他出了五个月的钱。东山使毛眼界大开。从课本里，他读到拿破仑、威灵顿、彼得大帝、卢梭、林肯等人的小传，也第一次亲眼见到去过外国的人：一位曾在日本留学的教师，学生们管他叫“假洋鬼子”。多少年后，毛还记得那位老师教他们唱的日本歌，庆祝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打败沙俄的惊人胜利。

东山学堂的几个月为毛开启了新世界的大门。省会长沙有所专为湘乡人办的中学，在毛的请求下，一位老师介绍他前去就读，尽管他不是湘乡人。一九一一年春，毛心情激动地到了长沙。这年他十七岁，是他与农民生涯从此告别的日子。

毛从故乡的泥土中带走了什么呢？他后来说他带走了对贫苦农民生活的“深感不平”。事实却非如此。毛当时的老师、后来的岳父杨昌济教授一九一五年四月五日的日记中记载着毛谈论家乡的话：“人多务农，易于致富。”毛说当农民容易致富，并未说农民的生活艰苦。

通观所有毛早年文章和谈话记载，直到一九二五年底，毛只提到过农民几次。除了说家乡农民容易致富外，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毛在致黎锦熙信里讲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但不是对他们表示同情，而是对消灭他们的人曾国藩表示倾倒。毛说：“愚于今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八日，毛在《民众的大联合（二）》里提起“种田人”，但只是泛泛的，不带感情，不像他描述学生那样长篇大论地诉苦，说学生的生活是“苦海”。同年九月一日，毛拟了一份详尽的问题研究单子，足足有七十一个大项目，农民只占第十项中的十五个分项之一，还无关贫苦农民的生活，而是“劳农干政问题”。

一九二○年下半年，毛与共产党结缘后，开始使用“工人们农人们”、“无产阶级”这样的字眼，但不过是辞藻而已。

毛后来说，在韶山他钦佩一个被捕并被斩首的农民起义英雄彭铁匠，但中共党史学者费尽心机找来找去也找不到这位铁匠存在的蛛丝马迹。毛还说，饥民的痛苦影响了他的一生。这很可质疑。一九二一年，毛在长沙时正好遇上饥荒。他的朋友谢觉哉的日记中记载说：“乡间荒象特着……本地乞食者特别多，每日总在百数以上……大半黄皮里骨，风吹欲倒。”“死者颇多，小街上施木板‘做棺材’也施不起了。”毛在这段时间写的文章对饥荒、荒民一个字也没提，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关心这件事。

农民的根并没有滋养出一个同情穷苦百姓的毛泽东，从韶山他没有带走改善中国农民命运的理想主义。

2 与共产党结缘 1911～1920年 17～26岁

一九一一年春天，毛泽东到长沙，正是结束中国两千多年帝制的辛亥革命前夜。表面看去，照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描述，长沙“简直就是个中世纪的城市，只能走轿子和人力车”。但这里不仅充满新思想，新风气，而且酝酿着共和革命的风潮。

尽管清廷宣布立宪，革命党人却一心要推翻帝制，说满族是外国人，应该驱逐报刊杂志此时已数不胜数，他们利用这个条件鼓吹革命，还组织社团，发动了好几起武装起义。

十七岁的毛此时第一次看到报纸。他从报纸上了解到反清派别的观点，立即表示赞同。按当时的时尚，他写了篇文章贴在学校墙上，这是他首次发表政见。像许多学生一样，他剪了辫子，并跟朋友一道挥舞剪刀强行剪掉别人的辫子。

这年夏天，长沙格外闷热，学生们比天气更热烈的辩论怎样推翻皇上。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说后，有人把身上的长衫脱了一丢，大叫“快习兵操，准备打仗！”
十月，邻近的湖北省武昌市爆发了辛亥革命。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垮台了，中华民国在一九一二年的第一天成立。二月，末代皇帝溥仪退位。握有兵权的袁世凯替下作临时总统不到两个月的孙中山，次年就任大总统。一九一六年袁死后，位于北京的中央政府控制松懈，中国出现军阀各自为政的局面。

新生民国带给年轻的毛的，是无数崭新机会。工业、商业、法律、管理、教育、新闻、文化，还有军事，可做的事层出不穷。毛面临着令人眼花缭乱的选择。他先参了军，但出操听口令不是他喜欢做的事，更不用说到城外挑水做饭给长官泡茶。他于是雇了个挑夫帮他挑水。几个月后，他干脆退了伍，决定再回去上学。那时报上满是新鲜动人的广告，好些使他动心，一个是警官学校，一个是法律学校，还有个专教人怎样制造肥皂，使毛发了作肥皂制造家的奇想。毛最后挑了省立第一中学，但只在那里待了半年。他觉得不如自修，于是天天去省立图书馆，一待就是一整天。他第一次读到外国名著的译本，这些书把他的脑子从传统观念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但他父亲要他上学，否则拒绝供给他钱，十九岁的毛只好进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师范学校都不收学费，是那时中国致力于教育的结果。

第一师范充满开放的空气，连数学楼也是欧洲式的，长沙人管它叫“洋楼”。教室很洋气，漂亮的地板，窗上装有玻璃。校方让学生有机会接触各种新见解，鼓励他们自由思想，组织不同的学会。学生的出版物有鼓吹无政府主义的、国家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Karl Marx）的像还一度挂在大礼堂里。对读报上了瘾的毛已在报章上见过“社会主义”这个词，在这里他又第一次听说了“共产主义”。那时，中国是真正的“百花齐放”。后来毛统治时也用这个词，但他允许的还不及他年轻时万芳丛中的一小片花瓣。

像全世界的学生一样，毛喜欢无穷无尽地和朋友讨论问题，有时沿湘江漫步，有时爬上校园后面的小山，坐在草丛里辩论到深夜。蟋蟀在身旁一声一声地唱，萤火虫绕着他们一闪一闪地飞，熄灯的钟声响了，他们置之不顾。出门旅行是他们的家常便饭，一转悠就是一个月。农家友善地欢迎他们，供他们吃住，他们以写门联报答。

一次高谈阔论中，据毛的朋友记载：“毛君主张将唐宋以后之文集诗集，焚诸一炉。”这是有记载的第一次毛提到烧书。当时，这话并不离奇，在前无古人的思想解放气氛中，一切天经地义的道理都受到挑战，历来的大逆不道都成了理所当然。国家有必要存在吗？家庭呢？婚姻呢？私有财产呢？什么样的议论也不奇怪，什么样的话也都能说。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里毛泽东形成了他的道德观。二十四岁时，毛在德国哲学家泡尔生（Friedrich Paulsen）所著《伦理学原理》（System der Ethik）中译本上，作了大量批注。在这些批注里，毛直言不讳地表述了他的道德观念。这些观念伴随了他的一生。

毛整个道德观的核心是：“我”高于一切。他写道：“道德之价值，必以他人之利害为其行为之动机，吾不以为然。”“吾人欲自尽其性，自完其心，自有最可宝贵之道德律。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毛的道德等于完全的随心所欲。

义务与责任毛概不承认，说：“吾人唯有对于自己之义务，无对于他人之义务也。”“吾只对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非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吾概不负责焉。既往吾不知，未来吾不知，以与吾个人之现实无关也。”“吾自欲遂行也，向谁负责任？”

对毛来说，任何成就只有在现实生活中能享受到才有意义。身后名“非吾之所喜悦，以其属之后来，非吾躬与之现实也。”“吾人并非建功业以遗后世。”毛泽东完全不屑于追求“流芳千古”。

良心本是对人的冲动的一种心理约束。毛却认为：“良心与冲动理应一致，乃调和的而非冲突的。”“二者原为一物，吾人各种之动作，固处处须冲动，处处系冲动之所驱，良心之明，亦处处承认之。”照这种观点，“良心”只是为毛的“冲动”服务的工具。

泡尔生说：“毋杀人，毋盗窃，毋欺诬，皆良心中无上之命令。”毛不以为然，说：“此等处吾不认为良心，认为人欲自卫其生而出于利害之观念者。”照毛的意思，人不干这些坏事，只是出于个人利害考虑，要是干了不受惩罚，那就要干。

毛性格的另一个中心是“‘破’字当头”，他说对中国“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而且“国家如此，民族亦然，人类亦然。”“宇宙之毁也亦然……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

毛在晚年也说过意思一模一样的话。也就是说，年仅二十四岁的毛就已经用清晰的语言阐述了他漫长一生信守的人生观。当然，在一九一八年，这些话只是说说而已。尽管他不是一个等闲之辈，杨昌济教授称他“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但毛没有显示出领袖天分。老师徐特立说在学校里看不出他有号召力。当毛发出征友启事，张贴在长沙部分学饺时，应召的只有几个。他跟朋友成立“新民学会”时，他虽然活跃，选出的总干事却不是他。

那时的毛要找份像样的工作都很困难。一九一八年六月，他从师范学校毕业。许多年轻人向往出国学习。像毛这样家里不富裕的往往到法国去半工半读，勤工俭学。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损失了很多年轻男人，需要劳工。

当劳工不是毛想干的事。去法国的人还得学法文，而毛不擅长语言，一辈子都只说湖南话。有一阵掀起俄罗斯热，毛也曾想去，对女朋友陶斯咏说：“我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他在一个叫伯乐佛（Sergei Polevoy）的俄国移民（是个间谍）那里上了几堂课。据这人说，毛怎么也发不好生字表的音，别的学生都笑他，他就生气地离开了。结果，毛既没有去法国，也没有去俄国。
毛想到首都去碰碰运气，就借了路费去北京。北京当时是世界上最美的都市之一。在刚对公众开放的皇宫前，甚至还有骆驼庄重地缓步。但古都的生活是苦的。民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机会，却没有明显地改善人民的生活，大多数人还活在一个“穷”字中。毛一行八人，住在三间小屋里，几个人合睡一张炕，同盖一床棉被，挤得紧紧的，要翻身得先跟左右的人打招呼。八人只有两件大衣，出门轮流穿。因为图书馆里有暖气，毛有时去那里，又看书又睡觉。

有一段时间，毛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助理员，一个月八块大洋，刚够生活。他的职责之一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名。不少是当时著名的文化人，毛想跟他们攀谈，但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毛后来说，“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毛感到受了冷落，一直耿耿于怀，说：“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

不到六个月，他就打道回府，路费还是借的。他绕道上海，为去法国的朋友送行，一九一九年四月回到长沙。毛此行见识了大都市的文化生活，但最后还得回来做外省的小学教书匠。

为人师表的毛当穿得邋里邋遢，好像永远不换衣服。学生们记得他不加梳理的头发和袜子上的窟窿。他似乎只有一双家制的布鞋，鞋底好像总处于即将磨穿的状况。一次，人们抱怨他夏天赤裸上身，毛反唇相讥说：“这就算不错啦，全赤我也无所谓！”
这时，一桩发生在大洋彼岸的事件在中国引起巨大反响。有中国代表团参与的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善后的巴黎和会，让日本继续占领它在战争中从德国手头夺取的山东一部。爱国的中国人被激怒了。五月四日，北京爆发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街头游行示威，谴责北京政府卖国，抗议日本占领中国领土。“五四”运动波及全国，烧日本货，砸卖日货的商店。人们对民国政府深感失望，觉得它跟满清一样无能。许多人开始寻求更激进的治国方式。

一个激进的学生会在长沙成立，毛负责编辑会刊《湘江评论》。办杂志很辛苦。在难忍的闷热中，毛晚上用一堆线装书当枕头，臭虫在里面爬来爬去，白天不仅要写大部分稿子，还得到街头贩售，由于经济窘迫，这个学生周刊只出了五期，就停刊了。

此后毛继续为别的刊物写文章。其中有十篇是关于妇女与家庭的，观点是那时大多数前卫青年的共识，即提倡妇女独立，自由恋爱，与男人平等。毛的文章感情充沛，原因可能跟他母亲刚于一九一九年十月五日去世有关。他母亲得了淋巴结核，毛曾给她寄药方，把她接来长沙治病。在毛跟母亲的关系中，母爱是无私的，毛的感情却是既强烈又自私。多少年以后，他告诉身边护士吴旭君：“我母亲死前我对她说，我不忍心看她痛苦的样子，我想让她给我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我要离开一下。母亲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她同意了，所以到现在，我脑子里的母亲形象都是健康、美好的。”

在母亲临终之际，毛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感受，而不是母亲的希望。他能毫无顾忌地对她直说，性格由此可见一斑。对父亲，毛没有什么感情，对他的死的反应简直就是冷酷。父亲一九二○年一月二十三日死于伤寒，死前想见儿子一面。但毛没有回去，也没有对他的死表示任何悲伤。

毛的硬心肠也反映在他关于女人的文章里。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女子自立问题》说女子可以跟男子做一样重的体力劳动：“女子用其体力工作，本不下于男子”，只是“不能在生育期内工作”。对此毛说：“女子需自己预备产后的生活费。”

毛的激进活动很快把他带向另一个旅途，这次旅程将决定他的一生，也将决定中国的命运。一九一九年底，湖南的学生和教师要赶走当时的省长张敬尧，毛随代表团前往北京，游说中央政府撤张。虽然此行没达到目的，但毛作为湖南的活跃分子结识了好些知名人物，包括自由派的领袖胡适，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

就在回程途中，一九二○年六月路经上海时，毛遇上了改变他终生的人：陈独秀。在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中，陈是佼佼者，毛曾在一篇文章中称道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这时四十岁，是个极富魅力，但性情暴躁的人。毛去拜访陈，正好，陈在筹组中国共产党。

组建中共并不是陈教授的主意——也不是任何一个中国人的主意。这主意来自莫斯科。一九一九年，新生的苏俄政府成立了“共产国际”（第三国际），以在全世界鼓吹革命，推行莫斯科的旨意。在中国，一项庞大的秘密计划在八月付诸实行，旨在扶持起一个亲俄的中国政府。此后三十年里，莫斯科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军火，最终使毛领导下的中共得以夺取政权。

一九二○年二月，布尔什维克夺取了中西伯利亚，打通了跟中国的陆地交通。四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Grigori Voitinsky）来到中国。五月，共产国际在上海建立了据点，目的是“组建一个中国党”。维经斯基向陈独秀提出这个建议，得到了陈的同意。六月，维经斯基向莫斯科汇报说，陈将做这个新党的书记，陈正在联系“各城市的革命者”。

就在这个月，毛来见陈独秀，碰上了中国共产党的筹备创立。中共创始人都是资深的马克思主义者。据当事人回忆，他们是：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俞秀松、李达、施存统和邵力子。毛没有被邀请为发起人之一，他这时还没表示信仰马克思主义。毛离开上海后，八月，中共成立。

中国官方把中共成立算在第二年七月，因为那时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而毛出席了“一大”，可以名正言顺地被算成创始人。事实上，共产国际的刊物和它派来指导“一大”的马林（G. Maring）都权威性地指出，中共是一九二○年，而不是一九二一年成立的。

毛虽然不是创建者，但他开始为中共工作：陈独秀让他在长沙开一间书店卖共产党宣传品。陈教授刚把他的影响重大的杂志《新青年》改变为中共的喉舌，七月号就刊登了介绍列宁（V. I. Lenin）和苏俄政府的文章。从那时起，共产国际便出钱赞助《新青年》。毛的任务是推销《新青年》和其他宣传品，同时也卖一般的书、杂志。

毛乐于从命。虽然他还没有信仰共产主义，但他毕竟是激进分子，又热爱书报，还需要一份像样的收入，开书店是求之不得。回长沙后不久，“文化书社”就在《大公报》上登报开张了。毛写了个夸耀苏俄的启事：“不但湖南，全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书店马上订了一百六十五份《新青年》的七月号，是书店的最大订单。其次是一百三十份《劳动界》，新生的中共对工人的宣传品。其他大部分书报也是亲俄激进的。
干这种事毛并非提着脑袋，那时候搞共产主义活动非但不犯法，相反地，苏俄正时髦。在长沙，一个俄罗斯研究会正在筹备，为首的是长沙知事。人们对苏俄感兴趣，大半出于相信苏俄政府的宣言，说要放弃沙皇政府在中国攫取的领土和特权。这番信誓旦旦，实际上只是空话，苏俄继续控制着在华最大的外国领地。

毛找了个朋友做经理，他善于用人帮他做讨厌的杂务。他本人的头衔是“特别交涉员”，向富人名流筹款，与全国各地的出版社、图书馆、大学、文化人联系。陈独秀和好几位知名人士为书店担保，大大提高了毛的声望。他从前读书的师范学校这时请他去做附小主事。

没有材料表明毛是怎样入党的，履行了什么手续。但由于文化书社，他成了“自己人”。十一月，按维经斯基指示，中共成立一个外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从中发展党员。在长沙找的联络人之一是毛。也就是说，他已经算是共产党的成员了。十二月，毛给在法国的朋友写信，说他“深切的赞同”“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这是毛第一次表达他信仰共产主义。

毛迈出这一步并不是热烈追求信仰的结果，而是机遇：他正好在某一时间出现在某一地点，接受了某一份恰到好处的工作，由此进入了一个由强大外国主持的新兴组织。

他那时最好的朋友萧瑜不赞成共产主义，从法国写信给毛说：“我们不认可以一部分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毛回信时不是狂热地为共产主义辩护，而是称他朋友的看法“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他这样劝说朋友：“理想固要紧，现实尤其要紧。”

毛信中的这类话表明，他参加共产党，不是出于充满激情的信仰，而是冷静实际的选择。

据新华网消息，7月15日15日1时33分，津晋高速公路港塘收费站800米外匝道桥坍塌，5辆载货车坠落，事故造成6人死亡，4人受伤。
令人关注的是这条高速公路始建于90年代末，2002年11月才正式通车，如此豆腐渣工程背后隐藏多少贪污腐败，利益捆绑的黑幕？
从边远汶川地震灾区的学校，到大都市上海倒塌的楼房，津晋高速坍塌，还有全国各处不时传来的楼房塌裂事件，中国的建筑存在着如此多的质量问题，根源在于贪腐。

[博讯综合报道] (博讯 boxun.com)

博主：一座桥塌了，没有地震，没有爆炸，没有事故，也没有飓风，落成不到十年，这桥就塌了。请注意，这是一条高速公路桥，建筑标准和耗费资金被一般的路桥要高出很多的，他怎么就自己塌了呢？不需要问，也不需要答案，因为答案在所有人的心里。

贪污腐败呗，层层分包，层层吃价，到最后剩下给施工单位的钱，根本就不够建一座合格的桥出来。他想不塌都不成，这不好歹还用了七年吗？很多高速公路通车第一年就开始封路维修了，我知道广东的佛开高速公路就这样，不过还好一点，至少没有塌桥。

事故杀死了六个人，明天我们是不是也有可能身列其中？我们知道我们身边有无数这样的“工程”。你经常逛街吗？说不定逛的那栋楼会无缘无故塌了，他可能就是一座豆腐渣。你过桥吗？从桥下走过吗？你也许就是在冒“生命危险”。

谁都不可能都知道，要是四川那些孩子的家长知道自己的孩子天天上学的时候都在冒生命危险，他们敢让孩子去吗？上海那个莲花小区的房子，你敢去住吗？没买的该庆幸了，否则你的毕生积蓄都花在那上面了，你住吗？不住难道住马路？不住也租不出去的，哪个傻瓜愿意花钱去冒这个险？住吗？说不定明年这楼就侧躺下来了。要是你刚好在里面？

一切都源自黑暗的政治，现在的政治，感觉上比文革的时候还要黑暗。至少那个时候可以贴大字报，现在？你贴胡温的大字报试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就是为你度身订制的。可怜的草民还天天为“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维稳的政治口号而忠心拥护着，你们的脑袋是纸糊的？

“和谐社会”要靠什么东西来营造？“维稳”要靠什么来维持？和谐社会应当靠找出社会隐患，加以解决，从根本上消除、减轻危害和谐的因素，这样来营造。而不是将一切说真话的人都抓到牢狱里，不是用圆都不圆满谎言来欺骗大众。压力差？

不要告诉我胡温都不懂这样的道理，他们是没别的办法了。这个腐朽没落的政权已经无法从根本上进行大修了，于是能苟延残喘一天是一天。他们选择了掩盖一切社会问题，然后将隐患的爆发延迟到以后才爆发，这是智慧的方法吗？可是，胡先生，温先生，你们都“混”到了今天这个位置了，你们每天的行为都在书写历史，你们很愿意在数十年以后被后人唾骂吗？还是你们根本就无法控制这个政权？这个政党？于是也只能看着他一天天地烂下去？

（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

同志们就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对我提出很多批评和意见。我想就此对大家讲一讲我的思想状况。

开放以来，怀疑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企图照搬西方民主制度的思潮，在某些知识分子中，尤其在一些青年教师、青年学生中问确实有所滋长。这次学潮问题闹得这么大，同这个思潮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抓得不够有力，收效不大，放松了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这些问题都是存在的，我都有重要责任。

我经常在考虑这个问题，觉得很不简单，究竟如何才能抵制和反对这种思潮，确实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加强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这方面我过去也是经常强调的，特别是今年以来，我在加强党的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形势教育，加强理论研究等方面，都讲过一些话。我还根据小平同志多次讲话的精神，提出要坚持两手抓，即一手抓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一手抓加强思想和政治领域的工作，当然，总的来说，还抓得很不够，特别是很不落实，正象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一手硬，一手软。对此我要负主要责任。

在这期间，我感到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才能收到好的效果。我常听到一些反映，只用原来的办法进行教育，效果往往不显著，甚至引起逆反心理，我在这方面想得较多，但是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同时我还感到，光靠思想教育是不够的，要在人们思想上解决社会主义优越，还是资本主义优越的问题，归根结底，还得靠人们从自己的实践中切实感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就必须把我们的改革搞好，把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很快地发展起来。1987 年4月以后，小平同志多次讲过这样的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长期斗争，也是一个长期的教育过程，不能搞运动，要靠把改革搞好，把经济发展起来，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实践去说服那些怀疑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我非常赞成小平同志的这些观点。

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这两方面互相影响。现在看来，除了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外，社会主义在政治体制上，在民主问题上也必需显示出自己的优越性。在实践中，我愈来愈感到，政治体制改革对经济体制改革既不能超前也不能滞后了，应该大体上同步进行。如果太滞后，经济体制改革就很难继续进行下去，而且会产生各种社会、政治矛盾。我原来曾想，只要把经济体制改革搞好，把经济发展起来，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人民就会满意，社会就会安定，但后来发现，情况不完全这样。人民的生活水平，文化水平提高以后，政治参与意识、民主意识都会增强，如果思想教育跟不上，民主法制建设跟不上，社会仍然不会安定。去年12月，我在军队的会议上说过，许多国家的情况都说明，经济的发展常常不能自动地带来人们的满足、满意和社会的安定。我觉得，这向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必需坚持两手抓，不能忽视思想政治领域的工作，二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需跟上，主要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的建设必需跟上。

在实际工作中，我还深深感到，时代不同了，社会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民主已经成为世界潮流（当然国际上确有一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逆流，他们也往往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号，应当注意到这中间复杂情况），人们的民主观念已经普遍增强，许多社会问题完全用原来的办法很难解决了。在我国，坚持共产党领导，不搞西方多党制，这条基本原则丝毫不能动摇。但一党领导必须能够解决民主的问题，能够解决对党和国家机关内部的消极的，不健康的，以致某些腐败现象的有效监督等问题，一党领导才能增强生命力。因此我想我们党必须适应新时代和新情况，学会用民主和法制等等新办法去解决新问题。例如，要加强政治生活的透明度，充分发挥人大的作用，加强与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完善并改进选举制度，加强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监督，用具体法律来保证和规范言论自由，允许经过合法申请和批准的游行，等等。总之，要使人民切身感受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够享受到真正而切实的民主和自由。这样，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增强对人民吸引力、凝聚力，它的优越性才能更加显示出来。因此，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就必须适应在民主和法制的条件下进行工作和生活。适应民主，意见纷纭，表面上是"乱"。但是，有了在民主和法制范围内的正常的小"麻烦"，就可以避免大乱。国家才能长治久安。这中间还有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就是要把正当的民主要求，行使正当的民主权力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区分开来。我们不允许打着民主的旗号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时，我们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候也不妨碍发展民主。这就需要在实践中逐步划清一些政策界限，最终这也要在法制的轨道上来解决，把两者很好地统一起来。今后，党的领导作用的重要方面，要表现在积极领导人民进行民主和法制建设上，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真正的法制国家。而且，民主的旗帜如果我们党不去高举，就会被别人夺去。我觉得，我们迟早要走上这一条路。我们与其被动地走，不如自觉地、主动地走，因为我看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在社会矛盾相当尖锐，党的地位已经大为削弱的时候去搞政治改革，局面很难控制。我想，我们应当在党的领导地位相对巩固的时候，主动的去搞民主建设。这样就可以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发展一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当然既使这样做，在民主和法制建设过程中，仍然会有一些痛苦、摩擦、甚至震荡，但这绝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发生危机，在我们党经过一番自我调整、自我完善，更加适应新时代要求以后，将会以崭新面貌，朝气蓬勃地率领全国人民前进，我主观上认为，这是真正为党和国家的前途着想。多年来，在经济改革上，我是积极的，大胆的，但在政治改革上，我一向持谨慎态度。我也自称是"经济上的改革者，政治上的保守者"近年来，我思想上有了变化，感到如不把政治改革摆到重要议事日程上，不仅经济改革中的难题很难解决，社会、政治各种矛盾也会日趋尖锐。我的这个想法，影响着我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观察和处理。我觉得，在今天党的会议上，我应该讲明这些心里话，向同志们交心。很可能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希望同志们批评！

（五）对"支持动乱"和"分裂党"两项指责的保留意见

我对李鹏同志的报告中提出的彻销我领导职务的建议没有意见，但对我提出的"支持动乱"和"分裂党"这两项指责，我有保留意见。

对于如何处理学潮和动乱，我的确根据党章允许的范围，在党的会议上提出过自己的不同意见。不管这些意见是否可行和有效，但都是关于如何平息动乱的意见。我从来没有提出过支持动乱的意见。

再从实际情况来看，学潮和动乱的扩大，也不能说是我支持的。事实上，从四月二十三日到月底这一段，学潮和动乱急剧扩大，而这段时间我并不在国内。李鹏同志的报告中说我在亚行年会的讲话使动乱升级。事实上在我讲话以后各大学校继续纷纷复课的情况说明这种批评不符合事实，当时首都各报都有报导。这至少可以说明，我那次讲话并没有引起学潮升级。五月十九日实行戒严以后我就没有工作了，当然也再没有发表任何讲话，此后动乱的升级，更没有理由说是我的原因。如果说我请病假没能参加五月十九日的会议，以后事态的发展也主要是由于我的原因引起的，这无论如何解释不通。

关于"分裂党"的问题，什么才是分裂党的行动，党的历史上是有案例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也有规定。我们党从来没有把在党的会议上提出不同意见，甚至表示保留意见就叫做分裂党的。

领导人之间，在公开讲话中侧重点有时有些不同，口径不那样一致，人们中间有这样的议论，这是不断出现过的事。不能因此就叫分裂党。如李鹏同志报告中指责我在亚行讲话中没有提到四月二十六日社论，又指责我在已经出现动乱的情况下讲话中却说了"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但是，就在第二天，李鹏同志在亚行讲话中也没有提四月二十六日社论，而且说中国要努力"避免动乱"。我认为，像这样一些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出现的讲话侧重点的不同，具体措辞的不同，甚至口径上不太一致，有些是不合适的，甚至是错误的，但都不能上纲为"分裂党"。更不能因为我因病请假而未能出席5月19日会议算作"分裂党"的行动。另外，把一些单位说成是我的"智囊"、"智囊团"，因此这些单位有人上街游行演说，似乎与我有什么关系。我要说明，并不存在什么"智囊"和"智囊团"的事。我在国务院工作时，有时就一些经济理论问题找人座谈。参加座谈的人常常来自许多单位，有时也有这些单位的人。此外我和这些单位没有其它什么联系。这些单位更不直接由我来管，他们有自己的隶属关系。把他们统统说成是我的"智囊"，既不是事实，也会不必要地使这些单位背上包袱。既然党章规定党员有对自己的处理意见进行申辩的权利，（《党章》第一章第四条中规定"在党组织讨论决定对党员的党纪处分或作出鉴定时，本人有权参加和进行申辩，……党的任何一级组织直至中央都无权剥夺党员的上述权利。"）我今天就着重对这两个指责提出申辩，希望予以考虑。

来源：广州日报
本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将发布最新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博讯 boxun.com)

知情人士称，CNNIC此次发布的最新统计报告最引人注目的应该是最新中国网民人数。因为此次将公布的最新中国网民人数将突破3亿，具体人数可能超过3.2亿人。

截至2008年底，我国网民数达到2.98亿，互联网普及率更是以22.6%的比例超过了21.9%的全球平均水平。网民人数的再次激增无疑将促进我国互联网企业在全球信息化大战中的快速成长。

同时，本周两大IT巨头谷歌和微软也将拉开新一轮的战斗。日前搜索引擎巨头谷歌公开对外表示，将于年底前推出PC操作系统Chrome OS，意在向全球软件巨头微软发起最直接的挑战。因为多年来微软的Windows操作系统一直牢牢地占据着人们的电脑桌面。

而为了应对谷歌的挑战，微软也将在本周的全球合作伙伴大会上将宣布Windows 7正式进入RTM版(通常RTM版的程序码一定和正式版一样)，同时微软还有可能在本周发布新款浏览器Gazelle，或发布基于Web的Office组件。

至此，微软与谷歌在基于互联网的操作系统、办公软件、浏览器、IM，以及邮箱等领域均出现对峙局面。在新一轮的互联网大战中，只有谁真正掌握了用户的终端，谁才是胜者。

博主评论：到三亿了，中国的网民数量终于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数量。这是我们的机会，这是中国走向民主的机会，这是中国人终于获得自由的机会，这是中国人真正统治这个国家的机会。

网络给我们以获得真相的机会，执政党窃取国家以后，控制媒体、控制国民知情权整整控制了六十年。这六十年国民饱受摧残，这六十年国民饱历忧患，这六十年国民痛遭蹂躏。

可是，真正得到获知真相的国民还不够多，只有少数懂得翻墙术的人才做到了，虽然绝对数量也许已经达到百万甚至数百万，但是相对比例仍然小得可怜。

让我们回到国内去，推广翻墙术吧，只要行动开始，我们可以让更多的国民知道执政党可怕狰狞的真面目。我们要逼迫他们开始政治体制改革，我们要争取人大代表直选。

我们需要知道真相，因为真相能让我们自由。我们需要行动，因为行动才能使民主进步。每个朋友每天教会一个朋友翻墙，就会使翻墙网民数量得到几何数量的增长。

打破执政党的媒体封锁，信息封锁，逼迫他们给与国民应有的权力，否则我们永远都生活在黑暗当中，独裁、专制的黑暗。

俄国政府以打击走私为名，6月底关闭了切尔基佐沃市场，集中销毁价值达20亿美元的中国“走私”商品，被波及的华商逾三万。之后，华商又被指“非法居留，非法集会”，但当地华人说，莫斯科警察只是在找藉口，驱逐他们出境。

过去对于别国做出“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动辄挑动抵制家乐福、包围CNN的中共当局，对于这次剥夺中国人民财产、甚至危及中国人民人身安全的事件表现出异常“克制”、“冷静”，中共驻俄大使馆无所作为，中共喉舌媒体也鲜有报导，与几十年前东南亚排华时中国人民遭杀戮、妇女遭强奸时的表现相似。

在俄遭到不公正待遇的华商们走投无路、求救无门，他们在网上谴责中共大使馆，“好像我们的死活只像蚂蚁一样微不足道。”“驻俄大使馆都干了些什么了？他们的行为是否有点人权！是否有点人性！”

华商走投无路 中共政府不作为

当地华商说：“由于市场临时关闭，现在在莫斯科的很多华人同胞基本已没钱了，吃饭、住宿都成问题，回家更别想了！”

他们说：“都到了这种地步了，驻俄大使馆根本没有做出什么实质性的动作，国内的新闻媒体也好像一时间都哑巴了。关于莫斯科市场患难同胞们的现状只有只言片语，好像我们的死活只是像蚂蚁一样微不足道。我不仅就想：难道中国的政府要抛弃我们了吗？”

有华商表示：“现在我们大家实在是无法可想了，大使馆只会程序似的，一点都帮不到我们，国内媒体也不报导，国家政府也没出声表态。所以我带着无数人的期望写下这个文章，希望大家能知道我们在俄同胞们的苦难，希望大家一起支持我们，让更多人的知道，让舆论大起来。

“希望政府里有血性的官员们别让我们的血泪白流了！那是我们几十年的血汗啊！我更不希望看见再发生一次98印尼暴动那样的事件，让中国同胞们的血和泪白流！”

还有华人说：“我只想在这论坛上大吼一声，代表中国政府和国家人民利益的大使馆，你该出手了！ 再不出手让我们的同胞何以为堪自称为中国人！不要让我们的同胞委屈地觉得自已像个无国游民一样随意让人欺负，作为政府就要担当起政府的为民做主的义务，难道非要我们千呼万唤才能叫醒你那些坐在空调房间里的公仆们吗？”
　　
“中国的大使们官老爷们出来吧，求求你们了。你的子民们此时此刻心里在流血、在流泪 ……”

“非法居留” 华人：有合法身份

7月8日，莫斯科移民局对切尔佐夫斯基市场继续进行突击检查，并以涉嫌非法居留为由扣押了150名中国和越南籍商人。移民官员称，其中有50人所持签证已过期，属于非法居留。将被驱逐出境。还有约100人应在10天内离开俄罗斯，因接受单位裁员而拒绝继续雇用他们。

但当地华人表示：“其实这些都是莫斯科警察的藉口，我们都知道他们的身份合法，除了很少一部份人的身份到期在等着签证，可莫斯科‘流氓’就把他们定性为非法。”

“非法集会” 华人：藉口被驱逐

7月7日，莫斯科内务总局发言人说：“大约9点钟，约100名越南人和中国人试图堵截晓尔科沃公路，以此抗议对市场进行大检查。”他还说：“警方制止了这起图谋，拘捕了其中24人，并带到几个分局接受审理。”

据当地华人说：“只要在莫斯科的人都知道这是诬陷，只因为市场被关闭了8天，大家到市场看看情况，就被警察们以非法集会拘捕了，其中一些人，警察局什么都不说，直接把他们的护照送到移民局盖了黑章，遣送回国，这样的流氓国度，这样强盗的所作所为，驻俄大使馆都干了些什么了？他们的行为是否有点人权！！是否有点人性！”

“现在如果在市场附近，莫斯科警察看见中国人，不管你身份合法不合法，先抓了起来，然后就是盖黑章、遣返、限期离境。弄得没一点人权，这个强盗的国度。”

一位在俄同胞泣诉：“本人也在莫斯科市场工作，深觉得俄罗斯是个没有人权，缺少文明的国家，整个政府部门体系所能见证出来的就是封闭不开放，工作效率低，贪污腐败严重，警察敲诈勒索外国人，侮辱殴打外国公民等等丑陋现象，严重玷污了整个国家形象，俄罗斯民族历来不改贪婪掠夺的强盗本性。”

“中国城”被关闭 20亿美元被剥夺

6月29日，俄国政府以打击走私为名查封仓库没收商品，宣布将集中销毁价值达20亿美元（136亿元人民币）的中国“走私”商品，并要求莫斯科尽快关闭切尔基佐沃市场，被波及的华商高达三万人。

在切尔基佐沃市场经商的华商说，切尔基佐沃市场被关闭后，商人们在市场中的货物也被扣住。每个人被扣货物的数量多达数十万，上百万甚至千万美元。

有华商表示：“开始说7至14天能开放营业，但目前称要关闭3个月。这种做法让很多在该市场工作的中国同胞面临破产、倒闭的情况！甚至只有跳楼，寻短路的地步。”他估计华商大概有3、4万人或更多。如果把国内的也算进去，那将有更多的企业、个人都将无路可走。
　
在切尔基佐沃市场经商的郑女士说：“这个国家就太那个了，我们就没办法呆了。它说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我们现在有很多货在手里。它不是说年底要把市场关闭么，关不关门没关系，我们等着把货甩出去。有卖不了的我们就全部处理。它现在不讲道理呀，突然就把市场关了。它突然关了我们怎么办，现在连买菜的钱都没有了。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华商们说：“最主要的是俄罗斯政府一直挂在嘴边的‘灰色清关’，其实我们也很想走白色清关。俄罗斯有名义上的白色清关，实际上走不通。如果发白色清关是不可能的，俄罗斯海关故意刁难，白色走不通只能走灰色。这些俄罗斯政府知道，可在明面上他们要找我们的碴，我们是有苦难言，本来寄希望在大使馆的，就目前知道的消息，是无望了，无望了……”

俄将没收的“走私商品”低价卖出 华商气愤

根据俄罗斯总检察院的说法，被没收的商品大多属于走私品，其中一些伪劣商品将集中销毁，但令大陆商人气愤的是，俄方没收后却以低价在市场上盗卖。

这次被强迫关闭的切尔基佐沃批发市场，20多年来一直由俄国人伊斯梅洛夫所垄断，但市场里有98%的商品都是中国货，伊斯梅洛夫就是透过“灰色清关”的方式，引入大量中国商品并因此累积巨额财富。

从去年起，伊斯梅洛夫被俄罗斯政府列为重点打击对象，但他却早已逃之夭夭，切尔基佐沃市场约3万名陆商反而惨遭池鱼之殃。

俄罗斯中国浙江同乡会会长倪吉祥抨击说，几年下来，俄罗斯一些严重腐败的部门也做起清关生意，然而一旦货物到达俄罗斯后，就什么都不管，更不会帮中国商人办理任何通关手续。

博主评论：无论从事件牵涉面的广泛，还是牵涉金额之大，这次的俄国侵犯国民利益的事件都不可谓不大。但是审视中国的主流媒体，基本上没有多少报导，有的话也只是略略地提到一下。更加没有任何政府机关人员出来交涉，或者是抗议的新闻，也就是说政府什么都不肯做。

为什么不肯做？因为可能得罪老毛子。因为中共在全球战略、对抗美国的“大业”需要老毛子的合作，中共不想得罪老毛子，于是不管。至于中国国民要遭受多少利益损失，中共政府懒得管，反正又不要他们掏腰包。

但是，没有哪一个傻瓜会说：保护国民在国内国外的利益是政府责任之一，即便是中共政府也不敢公然否认。管是不想管的，不管又说不出任何合理的理由，于是就低调处理，大家都不要谈论这次事件，糊弄过去就行了。事情非常明显，跟上次的老毛子击沉中国货船，杀死中国水手的事件是一样的，据说连普金老毛子都没有想到中共政府可以如此毫无廉耻地漠视国人利益。老毛子还在等着对付中共政府的抗议和外交交涉呢，普金这个老克格驳也没有想到中共政府居然可以这么不要脸。估计他也非常羡慕中共政府在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居然可以控制得如此得心应手，为所欲为，不为所不欲为。

假如我们有一个民选的议会，有独立的媒体，我们就可以从各方面监督政府的行为。当他们不负责任的时候，就可以抨击他们，向他们施加压力，逼迫他们作为。这个国度不正是需要这些吗？不让他们喝兵血、刮地皮、抢银行。不让他们随意牺牲国民的利益，因为他们今天可以牺牲在俄华商的利益，明天就可能牺牲我们每一个人的利益，他们绝对做得出来。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为什么只讲劳动密集呢？我们这个大国，有这么大的科技力量，为什么不去搞新技术产业呀？"我们说所谓机遇，是什么机遇呢？就是世界经济改组--逐渐地把那些劳动力成本占比例比较大的产品转到工资比较低的地区去。我们是从利用这个机遇提出问题的。我们如果有条件，当然应当发展高尖端技术产业和产品出口。但是现在国际市场结构改组并没给我们这样一个机遇，我们现在也没有条件大量地出口资本密集或者是技术密集产品。因为我们缺的是资金，缺的是设备。仅仅解决部分国营企业、少数先进技术企业的出口问题，不能解决沿海整个地区经济发展的问题。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这丝毫不是说我们不要发展国营大中型企业产品的出口，甚至可以说他们还是起骨干作用，应该起骨干带头作用。也不是说不要发展高精尖技术产品的出口，我们应当积极地搞。但是大量地搞，我们现在还不具备这个条件。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应首先利用这个机遇，大量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等我们有了资金，就可以引进设备，技术等级就会逐渐提高，产品质量也会逐渐提高，而这样恰恰能够使我们在国际市场上以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产品进行交换的时机来得更快。不从现在这一步开始，只是好高骛远地一厢情愿，那么将来这个机会可能就根本来不了。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嘛。为什么日本现在就要把劳动密集型向外转，为什么四小龙就要往外转，一开始他们不也是利用了机遇，先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的吗？

当时还有别的顾虑。比如说我的意见提出以后，刚才我讲了，邓是非常支持的，非常称赞的。但是陈云同志就没有个明确的态度。我直接向他谈过这个问题，他当时只讲了一句话："噢，两头在外啊？两头在外不容易啊。"至于李先念嘛，就是反对的了。李先念说："你大进大出，恐怕只能大进而不可能大出啊。"总而言之，各种各样的顾虑还是很多。比如地方利益的问题一一内地省份认为只讲沿海省份不讲他们了；讲乡镇企业不讲大中型企业；讲劳动密集不讲先进技术。所以主要还是一个观念陈旧的问题，这是长期执行计划经济、长期片面强调自力更生形成闭关自守所造成的。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八五年出现经济过热以后，我们采取软着陆的办法，调整基本建设的结构，当时讲几年内基本建设不增加，总规模不增加，使结构更合理一些。这是一个稳定经济，深化改革的部署。而八八年春天提出实行沿海发展战略，有人担心，现在提出沿海发展战略，那就是沿海建设的规模要扩大了，还可能需要国内一部分配套资金，必然会同全国稳定经济发生矛盾，必然会冲击稳定全国经济的部署。又要欠债啊！当时我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这些顾虑我认为是不必要的。因为提出这个口号就是利用沿海这个机遇，两头在外，利用外资，沿海经济的发展本身不会冲击国内经济的稳定。（录音不清）……老企业的改造上，采取嫁接的办法，在老企业的基础上，嫁接国外的资金，嫁接国外的技术，嫁接国外的管理，以及销售网。这样我们国内就不用多少配套资金，另外把各地方留成外汇作为周转外汇进口原料然后加工出口，注意到了这些问题。从更根本上来讲，沿海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不仅不会冲击稳定经济，相反还会促进全国经济的稳定。

但是到了后来，特别是八八年秋季提出治理整顿以后，李鹏、姚依林他们就趁机用行政的办法全面压缩、全面收紧，根本不管沿海了。把沿海很多原来实行这个战略所确定的政策，所确定的措施通通收回，绝大部分变掉了。对外一些已经确定引进外资的项目也不搞了。提出治理整顿以后，我当时就有很大的一个顾虑，专门讲了网开一面。我说我们现在的经济调整和六十年代、八十年代初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现在是开放的条件，能够通过同国际市场的交换，通过和国际市场的联系，来缓解我们国内的矛盾，来减少我们在调整期间的困难。这本来是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只要我们能很好地利用这个条件，不仅不会增加，而且还会减少困难和矛盾。所以现在对沿海网开一面，实施沿海发展战略，有利于全国经济的稳定，有利于全国的治理整顿。无论如何不要把全面压缩、收紧这一套东西搞到沿海去。当然沿海也有一些东西需要整顿治理，那可以有重点地搞。沿海可以趁这个机会搞结构调整，比如说搞外向型经济的企业可以大量进一步发展；主要消耗国内原材料的，可以适当压缩，有条件的要转向外向型经济。当时如果能够这样很好实施的话，我看我们治理整顿的情况会更好一些。当然也要说，虽然当时国务院对沿海不加照顾、全面压缩，大大影响了沿海发展战略的实施，贻误了沿海经济几年的发展。但是由于有这个沿海发展战略，由于沿海有了几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所以治理整顿中问，终究沿海的情况还是好于内地。

顺便谈一个问题，就是经济发展中问沿海和内地关系的问题。这是中国经济发展中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很需要正确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建国以来的经济建设上一直没有处理好。解放初，一头倒向苏联，准备和台湾打仗，所以一直把内地作为建设的重点。本来沿海经济基础比内地好得多，但是屁股全部坐到内地。以后又要和苏联打仗，进一步搞"大三线"，沿海的条件没有很好地利用。虽然在一九五七年毛主席感觉到这个问题，提出要正确处理沿海和内地的关系，提出要发挥沿海的积极因素，但是根本没有落实，沿海那些很好的经济条件一直没有充分地利用。现在的客观情况就是这样：沿海经济有条件发展得快，内地经济不可能搞得太快。但是，全国在经济发展的指导方针上，长期没有明确沿海和内地实行不同的方针，常常是一刀切。强调快速发展是一刀切，内地和沿海都加快发展；强调收缩也是一刀切，内地和沿海一起收缩。其实我们改革开放以后，沿海经济发展一直比较快，效益一直也是好的，并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八八年治理整顿时，沿海刚刚顺利发展几年，本来势头很好，完全可以继续顺利地发展下去，结果呢？收缩。使沿海又大大减缓了速度。去年邓南巡讲话以后，全国又是强调发展，不仅是沿海，内地也非常热。依我看，现在沿海除了房地产、股票出了一点问题以外（这可以有重点地解决），整个沿海来讲，发展是健康的，效益是好的，情况是很好的。现在［编者注：指1993年］又提出整顿，又要所谓宏观调控，这次宏观调控还是用了很多行政的办法，这次是不是又来个一刀切，内地沿海同时收缩？沿海刚刚利用这个机遇要顺利发展的时候，又来一个收缩下马，就看这一次怎么样了。这是个长期以来一直没有正确解决的问题。在这里面还有一样很不好的东西，就是长官意志，地方长官意志。这个地方长官意志对经济发展影响太大！他们往往按主观愿望而不是经济规律办事。你快我也快，你搞我也搞，你搞什么我也得搞什么。本来经济问题应该按经济规律办事，沿海就按沿海的情况办，内地就按内地的情况办。治海主要实行外向型经济，内地基本上实行资源开发型经济--立足于国内市场的消费品生产。如果市场真正起作用，经济实体能够按自己的意志办事，完全根据市场的作用来调配资源，该用在哪里就用在哪里，那情况就会好得多。真正由经济实体，也就是市场的主体--各个企业、各个经济单位，根据效益和市场原则，该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由他们自主决定。内地用内地的办法，沿海用沿海的办法。而现在是长官意志决定。这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央主管经济的那些人。他们脑子一直是全国一盘棋、全国集中统一，称为"全国几统一"，他们把很多权力集中到中央。主张均衡发展，即地区之间差别不能太大。这些是传统计划经济思想。二是，由于政企没分开，地方长官的意志对经济建设起决定性的作用。他们根据自己的主观愿望一厢情愿，而不顾客观经济规律。所以要根本解决问题，恐怕还是得靠真正的经济体制转型，真正使市场起决定作用。当然，经济体制的转型是逐步的，一下解决是不可能的。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遇到的这些问题，比如说过热啊，宏观调控啊，根本是因为市场规模不够，地方经济实体自主权不够，以及政企不分，地方长官意志的影响。要彻底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一定要把握总的方向。同时，就是要在转型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之前，即使不得不用一些行政手段进行调控，也一定要注意到地区的区别。一定要对沿海地区网开一面。这样情况就会好一些。

沿海发展战略的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中国在长期经济发展当中的一个问题--沿海和内地的关系问题。我认为现在重要的是，如何使沿海能够真正发挥它的优势，充分利用它的条件，使沿海不要失去这个机遇。

附录二

《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会见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第二十二届年会代表时的讲话

1989年5月4日

赵紫阳

各位到中国来，大概都知道中国最近有一部份学生上街游行。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政局不稳定呢？我想强调指出，学生游行的基本口号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宪法"，"拥护改革"，"推进民主"，"反对腐败"。我认为，这就反映了游行队伍中的绝大多数学生对共产党和政府的基本态度：又满意，又不满意。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端改掉。他们对十年来改革和建设的成绩，对我们国家的进步和发展，是很满意的，但对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是很不满意的。他们要求纠正失误，改进工作。而肯定成绩，纠正失误，继续前进，也正是我们党和政府的主张。有没有人企图利用并且正在利用学生的行动呢？中国这么大，当然难免，总有人希望看到我们出现动乱，总有人会利用，不利用是不可想象的。这样的人极少，但值得警惕，我想绝大多数学生是会懂得这一点的。现在北京和其他某些城市的游行仍在继续。但是，我深信，事态将会逐渐平息，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对此具有充份的信心。

对学生的合理要求，我想，应该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应该通过改革来解决，应该用符合理性和秩序的办法来解决。分析一下具体情况就清楚了：现在学生最不满意的是贪污腐败现象。这本来是党和政府近几年来一直在解决的问题，但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有意见，而且意见这么大？两个原因：一是由于法制不健全，缺乏民主监督，以致某些确实存在的腐败现象，不能及时得到举报和处理；二是由于公开化不够，透明度不够，有些传言，或是张冠李戴，或是无中生有。其实，我们绝大多数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不仅是低工资，而且除了工资以外并没有什么其他收入，更没有什么法定的特殊权利。违法乱纪，搞特权、特殊化的人，有，但并不像人们传闻的那么多，那么严重。当然，腐败问题是一定要解决的，但这个问题必须也只能同完善法制、民主监督、扩大透明度等改革措施结合进行。去年以来，我们在几个城乡地区公开政府的办事制度，公开办事结果，鼓励群众监督，并建立群众举报中心,作了一些试验。这样，就把惩治腐败同民主、法制初步结合起来了。现在正在继续总结经验，准备在较大的范围和较高的层次上一步一步推开。
对待学生游行这一事件本身，我认为，也同样应该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来解决，在理性和秩序的气氛中解决。现在需要广泛地进行协商对话，同学生对话，同工人对话，同知识分子对话，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对话，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在理智和秩序的气氛中，交换意见，增进理解，共同探讨解决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

现在最需要的是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党和政府准备这样做，我相信，学生会赞成这样做，各界人士也都会赞成这样做。大家都这样做，我们就一定能够达到维护稳定的目的。我相信，这将是新的、更高水平上的团结。在稳定和团结的基础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一定会进行得更加顺利。我对中国的政局的稳定和改革的前途持乐观态度，中国的投资环境将继续改善。

我希望我介绍的这些情况能够有助于你们对中国的了解。

附录三

《五月十九日在天安门广场的即席讲话》

五月十九日在天安门广场的即席讲话

1989年5月19日

赵紫阳

同学们，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了。你们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

我这次来也不是请你们原谅我们的，不是这样。我想说的是，同学们的身体现在已经是非常虚弱了，你们绝食现在已经到了第七天，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绝食时间长了，对身体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伤，甚至有生命危险的。这个大家都知道了。现在唯一的、最重要的就是尽快结束这次绝食。

我也知道，你们绝食是希望党和政府满意答复你们所提出的要求。但是我觉得，要得到满意的答复，我们的对话渠道是畅通的。有些问题还是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解决。比如你们提到的性质、责任问题，我觉得终究可以解决，终究我们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你们也应该知道，什么事情况都是很复杂的，需要有一个过程。你们不能在绝食已进入六天、七天的情况下，现在还坚持一定要得到满意答复才停止绝食。但是到那个时候就晚了。你们还年轻，同学们呀，来日方长，你们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的那一天。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国家和你们的父母培养你们上大学不容易呀！现在十几、二十几岁，就这样把生命牺牲掉哇！稍微理智地想一想呀。

我今天不是来与你们对话的，而是劝同学们理智地想想，现在是什么样的严重情况。你们都知道，党和国家非常着急，整个社会可以说忧心如焚，整个北京都在议论你们这个事情。另外你们也知道，北京的情况也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我们这个城市，也是首都，各方面严重的情况一天天在增加。同学们都是好意，为了我们国家好，但是这种情况发展下去，不能够控制，造成对交通、运输、生活等各方面的影响。总之，我就是这么一个心意。如果你们停止绝食，政府不会因此把对话的门关起来，绝不会！

你们所提的问题，我们可以继续讨论。慢是慢了一些，但一些问题的认识正在逐步接近。我今天就说这一些，主要是看望一下同学们，另外说一说我的心情，希望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这个问题。还有组织绝食的同学们，你们也冷静地想一想。这件事情在不理智的情况下，是很难想清楚的。大家都这么一股劲，年轻人么，我们都是从年轻人过来的，我们也游过行，卧过轨，我也知道当时根本不想以后怎么样。最后，我再次恳请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今后的事。现在已经六天、七天了。难道真正还要到八天、九天、十天吗？有很多事情终究是可以解决的。你们就是为了等到这一天，等到回答你们满意的那一天，你们也应早些结束绝食。

谢谢同学们。



附录四

《关于"六四"事件的自辩发言》



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

1989年6月23日

赵紫阳

这次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将对我的问题做出组织处理，我欢迎同志们对我进行批评。这些年来我的工作有不少缺点、错误、失误和不得力的地方，辜负了党、人民和同志们的期望。现在我想仅就我所犯错误的一些事实做些说明和进行自我批评。

（一）一些事实及我当时的思想

我先说学潮和动乱以来的一些事实以及我当时的思想情况。

4 月中旬以来，学生游行发展愈大，我和大家想的都是使事态尽快平息下来。我讲过，对于学生不按法律规定申请，就上街示威，我们历来是不赞成的，对罢课绝食更不赞成。我一再呼吁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我还讲过，即使按法律可以批准的游行，学校领导人和党组织还是应当积进行说服和劝阻工作，尽可能引导学生通过正常渠道用其它方式表达意见。我的这个态度一直是很明确的。

但是，我也看见这次学潮有两个很值得注意的特点：一是学生提出要拥护宪法，推进民主，反对腐败等口号。这些要求跟党和政府的主张基本是一致的，我们不能拒绝。二是参加游行的人和支持他们的人非常之多，各界人士都有，北京城人山人海。在这种情况下，我当时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要想平息事态，必须首先着眼于多数，把多数人的主流肯定下来。广大学生要求改革、反对腐败的热情是可贵的，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同时还要接受群众的合理意见，采取积极的整改措施。这样使多数人的情绪缓和下来，使多数群众理解、支持党和政府的做法，然后对少数坏人的问题才好解决。

与当时这个想法联系，我还觉得4月26日社论有个问题，就是没有肯定多数人的主流，而是从整体上做了一个多数人难以接受的笼统的敌我矛盾性质的定性，极少数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混水摸鱼，肯定是有的。但是几十万人的行为，只用少数的人操纵是很难完全解释得通的。学生们认为4月26日社论给他们戴上一顶帽子，情绪变得激烈起来。因此，我曾主张对社论做些改变，松一松口。我的这些看法，只是在中央常委的会议上讲过，只在这个范围内同少数中央领导同志交换过意见。我当时考虑，我的这个想法对不对是一个问题，在党的会议上可不可以提是另一个问题。我觉得，我的这一个想法无论如何是可以在常委会上提出来的，提一提是不应该有什么问题的。当然后来大家也都意识到这个问题。讲话的口气、提法实际上也逐步在变，也都讲了一些肯定广大学生爱国热情的话。我觉得如果一开始就把这些话写在4月26日的社论里，而不是做一个整体的敌我矛盾的定性，多数人们可能不会那么激怒，再加上我们的其它工作，事态可能不致闹得那么大。这是我当时的想法。

总之，我是想把广大青年学生和社会上很多同情者的行为，与极少数人的企图利用学潮混水摸鱼、制造事端，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行为严格区别开来，避免把整个学潮笼统地作一个敌我矛盾性质的定性（"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着重采取疏导的方针，避免激化矛盾，尽快平息事态。我的不同意见的主要之点就是在这个地方。另外说明一下，我没有反对过用"动乱"这个词。我认为动乱只是指学潮规模和对社会秩序的影响程度而言，并不说明性质，可以是自发的，也可以是敌对的。我在五月十七日常委会已讲过这点。

（二）做的对和不对的地方

我仔细回想了自学潮和动乱发生以来这些日子，我是怎样做的，那些地方做的对，那些地方做得不对或不妥。

一、在胡耀邦同志的追悼会举行以前，常委内部没有什么分歧，至少没有什么大的分歧。成千上万的学生聚在天安门广场，大家的心情确相当紧张和焦虑，我当时分析，恐怕有三部分人：绝大多数人是出于对耀邦同志的悼念之情，一部分人是对我们工作不满，想借题发挥，少数人反对党和社会主义，想故意把事情闹大。我说，党中央在治丧，学生们也要悼念，我们不好不允许他们悼念。因此，我主张，除对打、砸、抢、烧、冲的违法行为要依法惩处外，一般应当采取缓和手段。我记得当时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在追悼会前，唯一的一件事是4月19日夜，李鹏同志给我打电话，说学生在冲新华门，怎么还不采取措施？我说乔石同志在第一线，准备了各种预案，他会临机处置的。随后我打电话告诉了乔石同志。我记忆中就是这么一次。其它没有听到常委中间有什么不同意见。

二、追悼会结束后，我提出三点意见：

（1）追悼活动已经结束。社会活动应纳入正常的轨道，对学生游行要坚决劝阻，让他们复课。

（2）对学生要采取疏导方针，应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和各种形式的对话，互相沟通，增进理解。

（3）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如果出现打、砸、抢、烧、冲的违法行为要依法惩处。

李鹏同志和常委其它同志都同意。事后听说，李鹏同志将这三条意见报告了小平同志，小平同志也表示同意。4月23日下午，我离京访问朝鲜，李鹏同志在车站送行时间我还有什么意见，我说就是那三条。

三、4月24日到30日晨，我不在北京，对这一段具体情况不太清楚。我是在4月26日凌晨在朝鲜看到小平同志谈话和常委会议纪要电传的（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并未电传过去）。我当即覆电表示"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对付当前动乱问题所作出的决策"。我理解，小平同志决策的总精神是要稳定，不要动乱。这一点，对我们国家太重要了！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应当竭尽全力来做到这一点。

四、我在5月3日北京纪念"五四"大会上的讲话，事前经过了政治局、书记处同志的审阅。送审时，不少同志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根据这些意见，我们对稿子做了多处改动。在我记忆中只有两位同志提出要加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位提出要加上反对精神污染的意见。我当时考虑，稿子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已有了较充分的阐述，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这一概念，指的就是反对四个坚持。因为意思是一样的，不加也可以。另外，从技术上考虑，整个稿子是正面讲纪念"五四"的，两位同志的意见插到那里都觉得文字上不太顺，因此就没有吸收。我们历来讨论修改稿子，都不能把每个人的每个意见完全吸收进去。

五、我5月4日会见亚洲银行理事年会代表的讲话，本意是想促进学潮的平息，同时也想使外资增强对中国稳定的信心。讲话发表后，开始听到的是一些好的反映，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有什么问题，李鹏同志也对我说，话讲得很好，他在会见亚行会代表时也要呼应一下。这次讲话的调子比较温和，我当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矛盾。因为在我访朝尚未回国之前，李鹏同志批准发的《人民日报》的第二篇社论（4月29日），调子已经缓和了。后来在国务院授权举行的对话会上，发言人也明确表示第一篇社论（4月26日）不是针对广大学生的，反复肯定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学生是好的。学生提出的一些要求也正是政府要解决的。我5月4日的讲话，特别注意到了这些情况，与上面的调子大体保持了一致。另外有些话（如反对动乱的问题）我在5月3日的讲话中已经讲了不少，觉得可以不重复了。我这次讲话的新内容只有两点：一是我分析了群众对党和政府又满意又不满意的状况。我仍然认为这种分析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二是我提出了在冷静、理智、克制、秩序的气氛中，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我想今后遇到这些问题，仍然应该争取在这轨道上去解决。我的这次讲话，从当时各方面的反映看，效果还可以。后来，同志们批评我的讲话未经过常委讨论。这是事实，不过中央各位领导同志接待外宾时的谈话（除正式会谈方案外），历来都不提交常委讨论，一般都是根据中央的方针自己去准备。就在第二天（5月5日），李鹏同志会见亚银年会代表的讲话，也没有经过常委讨论，其调子也和我讲的差不多。
尽管有以上这些情况，但我的这篇讲话仍然引起了一些猜测，这是我事先没有料到的。如果我更慎重些，早考虑到这些情况，当时可以不讲这篇话。

六、关于5月8日的常委会和5月10日的政治局会，4月27日的大游行后，学生们坚持要我们改变4月26日社论的定性。我非常为难。我当时的想法是先绕过这个难题，在廉政和民主建设方面办几件好事，使群众看到我们真正在做出努力，事件也许会逐步平息，等到大家都冷静下来以后，也许比较容易取得统一意见。因此，我在这两次会上，提出了向人大常委报告清理公司的情况，公布高级干部的收入和身世，取消80岁（或75岁）以下领导人的特供，由人大常委依法组织专门委员会对涉及高干及其家属的举报案件进行独立调查（万里同志考虑得比我周到，他建议由人大成立有权威的廉政委员会），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制订新闻法和游行示威法等等。我的这些建议，在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上都只是提了一下，以后还准备再讨论，并没有正式做出决定。我的基本想法是，把廉政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件大事来抓，并把廉政同民主、法制、公开性、透明度、群众监督、群众参与等密切结合起来。5月13日上午，我和尚昆同志在小平同志处汇报时，向小平同志报告了这些想法。小平同志赞成，说，要抓住这个时机把腐败问题好好解决一下，要增加透明度。

七、关于我同戈尔巴乔夫谈话的问题。十三大以后，我在接待国外党的主要领导人时，曾多次向他们通报：我党十三届一中全会有个决定，小平同志作为我党主要决策者地位没有改变。我的目的是让世界更明确地知道小平同志在我们党内的地位不因退出常委而发生变化，在组织上是合法的。这次访朝，我也向金日成主席谈了这个问题。我跟戈讲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惯例了。问题在于这次作了公开报导。我从朝鲜回来后，听说小平同志4月25日关于学潮问题的讲话广泛传达后，社会上引起很多议论，说"常委向小平同志汇报不符合组织原则"，还有一些更难听的话。我觉得我有必要加以澄清和说明。

在戈尔巴乔夫来访的前两天，我与工人和工会干部座谈对话时，会上也有人提出这类问题。当时我根据十三届一中全会的决定作了说明，效果很好。他们说，我们过去不了解，现在知道了就好了（乔石、胡启立、阎明复等同志均在场）。在此之前，陈希同同志就针对人们有关"垂帘听政"的错误议论，向大专院校工作的同志们做了解释，说明了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有关决定的情况，效果也是好的。陈希同同志在4月28日的常委会上还汇报过这个情况。因此，我就考虑，如果通过公开报导，把这一情况让群众知道，对减少议论可能会有帮助。我当时向戈尔巴乔夫通报的内容是：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作出一个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我有意识的没有讲可以召集会议，和由他拍板的话）邓小平同志也总是全力支持我们的工作，支持我们集体作出的决策。照理说，这些内容的话，是不会给人以一切事情都是邓小平决定的印象的。我实在没有想到，这样做，反而伤害了小平同志。我愿对此承担一切责任。

八、关于5月16日夜问的常委会。我从朝鲜回来以后，听到各方面对4月26日社论的反映很大，已成为影响学生情绪的一个结子。当时我曾考虑，可否以适当方式解开这个结子，以缓解学生的情绪。5月4日我和李鹏同志谈了我对这个社论的一些意见，李鹏同志表示反对。因此，我觉得，要重新考虑是很难很难的。我又同尚昆同志商量，我考虑先绕开这个难题，对性质问题淡化，逐步转弯子。当时小平同志正在集中精力考虑同戈尔巴乔夫会晤的事，我们不便打扰，就把这个意见告诉了小平同志处工作的同志，也以个别交换意见的方式分别在几位常委同志中谈过，想把这个弯子慢慢地转过来。但是到了5月13日，几百名学生宣布绝食，其中一个主要的要求，就是改变那篇社论的定性。我感到事态十分严重。这个问题已无法绕开。因此才在5月16日晚在常委会上提了一下这件事（这是第一次在正式会议上提出）。李鹏同志说，社论中所说的"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是小平同志的原话，不能动。我当时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我认为，社论主要是根据4月24日常委会精神写的，小平同志的话是听了李鹏同志主持的常委会的汇报后说的。小平同志的一贯态度是全力支持常委工作的，只要是常委集体做出的决定，他历来都是支持的。所以，责任应该由我们承担起来。我在5月16日晚的常委会上表示，我已从朝鲜打回电报赞成小平同志的决策，所以我对4月26日社论也应该负责。当时我只是提出这个问题请常委考虑，不要求作出决定，同时时间已晚，没有谈下去。

九、5月17日，在小平同志处召开的常委会上，李鹏、姚依林同志批评我，把学潮升级的责任全部归结到我5月4日在亚银年会上的讲话，其激烈的程度，出乎我意料之外。这次常委会再次肯定4月26社论的定性，并作出了调军队进京戒严的决策。我表示：有决策比没有决策好，但我非常担心它将带来的严重后果。由我来组织执行这个决策很难得力。我是在党的会议上坦率地讲出我的担心的。会后，我再三考虑，很怕因为我的认识水平和思想状况而影响和耽误常委这一决策的坚决贯彻执行。我在情绪比较急躁和冲动的情况下，便想提出辞职，尚昆同志知道后，立即劝我，说如我辞职，将在群众中起激化作用，并说常委内部还能够继续共事的。我反复考虑了尚昆同志的忠告，觉得他的话是正确的。在当前的局势下，我无论如何不能做使党为难的事。因此辞职信没有发出。但情况的发展仍使我忧心忡忡。5月18日我又给小平同志写信，要求他再次考虑我的意见，并打电话给尚昆同志，讲他再向小平同志说一下。我觉得无论如何，在党内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是允许的，身为总书记有不同看法如果不提出，并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现在回想，辞职信虽然没有发出，但当时产生这个念头，从全局来看，就是很不妥的。

十、关于5月19日凌晨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的学生。原来在学生绝食三天后，我就准备去看他们，后来我又几次提出要去，但都因种种原因而未去成。5月19日学生绝食进入第七天，有死人的危险，已经到了紧急关头。党内外各界人士要求我和李鹏同志去广场劝说绝食学生的呼吁像雪片一样的传来，人民群众也对我们迟迟不出来做工作强烈不满。有些同志说，周总理如果在世，早就到群众中去了，我觉得我们如果不再出来，将无论如何无法向人民交代。尽管我当时身体已感不适，但我还是下了决心，一定要去。因为学生已绝食七天，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去了以后，除了动之以情，劝说他们停止绝食外，还能说些什么呢？在我们看望之后，当天绝食学生的情绪已有缓和，并于当晚9时，宣布停止绝食。我不能说我的讲话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起码是没有起反作用。看完学生回来后，我已觉得自己的病情加剧。

十一、关于我没有出席5月19日召开大会的问题。我要说明，那天我是因为有病向常委请假的，乔石同志在会上也是这样宣布的。我的请假信是到开会通知之前发出的。请假信在先，接到开会通知在后。我开始时是眩晕、头痛、站立不稳，入夜后心脏病发作。实情就是这样，我请了三天病假，假满以后，我就没有工作可做了，也不让我参加任何会议，情况我也不知道了。

从上可以看出，我对处理学潮和动乱的问题，当时总的想法就是设法缓和与学生的对立，争取学生中的大多数，使学潮逐步平息下来。我十分担心已在同多数人的矛盾尚未缓解的情况下，采强硬手段，特别是动用武力，将很难避免发生冲突和流血事件。那样就会使事态更加扩大，即使把学潮平息下去，将会留下很大的后遗症，现在回想起来，这些想法也很可能是"一厢情愿"，不那么现实。即使当时对"4•26"社论的定性作了松动，也不一定就能缓解矛盾，可能又节外生枝，提出新的难题，最后矛盾激化，仍然无法避免。

最近小平同志发表了非常重要的讲话，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他说，这场风波的来到，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影响的必然结果。还说现在来比晚来好。如果从这样的高度观察问题，我的原来的那些想法，当然就成为多余的了。我当时确实没有认识到这样的高度和深度，我愿意结合学习小平同志的讲话，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

（三）经济工作中的问题

对于经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及其责任问题，小平同志讲过，李鹏同志也讲过。

我的态度是，从我到国务院工作后，直到十三届三中全会之前，经济工作中的失误，应该主要由我来负责。一九八九年李鹏同志的向人代会的报告，在政治局会议讨论之前，曾专门送给我征求意见。由于报告初稿中讲到失误原因时，连续用了几个"多年来"，我建议对过去几年来的问题、要采取分析的态度。如预算内的基建规模，85年已经得到了控制，没有控制住的是计划外部分。笼统地说改革急于求成，也不符合实际情况。李鹏同志听后说，那就集中讲88年的问题，作为本届政府的年度工作报告，可以不讲过去几年的问题。我听后未表异议。有的同志批评我不让李鹏同志在报告中讲过去几年的失误，把过去几年的失误推到李鹏同志的头上，我要说明，没有这回事，我从来没有这个想法。

1987 年以前，我国的经济状况总的是好的，是充满活力的。这是改革、开放的结果。几年来，经济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有不少的缺点和失误，作为在第一线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我对这些失误应当负责。基本建设规模压缩，但是年年控制不住。对计划外基建和过快增长的消费基金，一直还没有找到有效的控制办法。农业问题，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先念同志、彭真同志等都提醒过，但是直到去年农业会议之前，我们长时间没有采取比较得力的措施。这些失误，责任在我。

1988 年以前，我国没有明显的通货膨胀。当然也积累了一些可能加剧通货膨胀的因素。去年发生明显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对前年情况估计过于乐观，在物价已经开始不稳定的情况下，又准备加快物价改革步伐，并公开宣传物价改革，宣传开放物价，引起人们的恐慌，造成了群众对物价上涨的强烈心理预期。这个问题，凡是搞商品经济的国家都非常重视，而我们当时不大懂得。人们对涨价的心理预期过高，我们又没有及时提高存款利息，解决储蓄保值问题，因而就发生了抢购，尤其严重的是造成了储蓄率的大幅度下降，使银行的钱少了，被迫多发票子。着重讲清1988年发生的这些事情，是为了正确分析出现问题的原因，并没有任何推卸责任的意思。因为1988年的这个失误，也应当由我来负主要责任。这里顺便说一下，李鹏同志代表四位常委的报告中，批评我不加分析，不讲条件地鼓吹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自己"创收"。这与事实不符。去年上半年，我曾专门打电话给江泽民同志，要上海纠正党政机关建立公司搞"创收"的问题。报告中还批评我"一再宣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腐败现象"不可避免"。我不记得在哪里讲过这样的话。自从我去年初在广东提出"党政机关的廉洁"以来，我开始认识到制止腐败，解决廉洁问题的重要。从那时以后，我对防止腐败和廉政问题讲过不少次话。我讲过，从许多国家的经验看，在发展商品经济的初期，容易发生腐败现象。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应当而且可以把腐败现象限制在最低限度，提出"经济要繁荣、党政机关要廉洁"。当然，如何防止腐败，保持廉洁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虽然书记处会议专门研究过，还开过一些座谈会，也总结过一些地区的经验，但至今还没有能够找到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如何有效整治腐败现象的办法，如果要讲责任，也要由我来负。